一道公开的暗杀令从四川传到了北京，震惊中央，暗杀对象是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与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南辕北辙的是，甘大璋这些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他们上书中央，请求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过程中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钱、权两空，是川汉高层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暗杀令的背后，是日渐紧张的局势……
1暗杀，暗杀
向甘大璋发出暗杀令的“恐怖组织”是旅居省城成都的“潼川同乡会”，其成员则是甘大璋的乡亲们。这家人数不详、成立年份不详的“同乡会”宣布甘大璋为“卖国贼”，声称要“削其属籍，掘其祖坟，系其妻孥，倾其产业”。
潼川（今绵阳三台县）是川中重镇，在遍地辣椒、花椒的四川，此地却以清香鲜美、滋润化渣的豆豉出名，“潼川豆豉保宁醋，荣隆二昌出夏布”，潼川豆豉成了川中一大特产。但在既得利益者煽动和裹挟着民众大闹“保路运动”的1911年，整个四川成了一锅只有麻辣、只允许麻辣的滚烫火锅，在很多人看来，“潼川豆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甘大璋给中央送了一盘“潼川豆豉”，他建议中央全面接收川汉铁路公司高达700万两的余款，将川路公司用款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对川省、川民、川路而言，这盘“豆豉”不仅可口、而且营养价值极高，但对于地方既得利益者们而言，这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决心毁灭这盘不识时务的“豆豉”。
一切向钱看
从接到中央的铁路公司文件后，川路公司的高层，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争款”之上，争取从中央获得最好的补偿，将手中的烂摊子卖个高价钱。
绅商们的“争款”其实有两层诉求：一是款项补偿的范围，他们要求中央认可、接受并完全补偿川路公司的所有开支，包括其在上海违规炒股造成的近300万两巨额亏损；二是补偿款的管理权限，他们要求所有补偿款及川路公司节余的700万两现金，仍归自己全权管理，另组团队，开发四川的其他公共设施。这两层诉求，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钱无权、或有权无钱，都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而钱、权两空，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甘大璋提交给中央的建议，就是从根子里同时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钱和权，踢中了他们的命根子，也难怪他们要玩命。
中央宣布的川路国有方案，于情、于理都相当优厚。川路公司筹备多年，只有宜昌-万县段已经开工，且进展缓慢，其已经开支的400多万两，一律换发国家保利股票；浮冒、浪费巨大的各项办公经费等，清查后鉴别剔除，可以换发国家无利股票；至于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中央并没有宣布接收，而是由川路公司自行决定，既可以入股国有铁路公司，换取国家保利股票，也可以自行管理，用于川省其他公共事业建设，但需等待股东大会投票决议。只有对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中央一概不认。
这样的条件，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们并不买账，他们借口中央对外签订的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丧失利权”，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试图争取更好的补偿条件，由中央承担那300万两炒股亏损。
在爱国的名义之外，保路派们还充分挑动省籍情绪，说中央政府在补偿条件上“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侮辱川人甚”，《西顾报》社论甚至宣称：“惟川人之性质，向以怯懦闻，政府之对于川人，亦以其易与也，凡事非强施压力，即淡漠置之。”
连老外都看出了这些“爱国者”们醉翁之意所在，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布朗向驻北京公使及伦敦外交部报告，川路股东们其实并不担心引进外资、且以岁入担保，他们只是为了“尽量获得政府的让步起见，决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要求取消借款，并将铁路交还给该省办理，这项要求被提出来作为双方妥协的基础”。这其实就是“漫天要价”的老套路，指望着政府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至于“就地还钱”。
而曾经长期为张之洞担任铁路顾问的日本专家原口要，也敏锐地看到，只因政府无法承担那些“不是用于修铁路的钱款”，“由此惹起不满及反对，大暴乱就是以此为契机的”。
半个世纪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则认为：“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而在不久后资政院弹劾盛宣怀，甚至要将他处死的奏折中，也承认：“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邮传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此实激动之原因。”
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中央发布国有方案当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仅成立了所谓的“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且致电其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不得将公司的账本及余款交给政府。李稷勋回电说，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账及核查工程，并未表示要接收财务。总公司干脆回电指示，拒绝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账及勘工。
对于这种对抗方式，李稷勋并不赞同。他在7月初给总公司发了一份长电，赞同“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但他要求总公司尽快自行查账，内部理顺，而不是无谓地与政府对抗和僵持。他对那些认为高喊口号、认为川路应当继续商办的人嗤之以鼻，此类人“言及筹款，莫不挺身担任，一经征收，往往十不得一”。
李稷勋举例说，湖北当年为了争取商办，有断指的、有在政府门前痛哭愿意一死的，闹得很欢，而一旦成功地争取了商办后，无论在筹款还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因此，这次收归国有，“上年争路诸君”都蔫了，“非复当年意气，其情可见”。李稷勋认为，中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下令停收租股，而没有租股，川路商办断不可能，再恢复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目前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年开支高达300万两，一旦资金链断裂，“款项不继，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争款”才是重点，其中“坏账”很难让中央承担，而“杂费”一项已开支400万两，虽然对于仅仅修建了几十里的铁路来说，过于不成比例，但还可以向政府争取，毕竟其间不少开支属于基础性开支，可等全路完工后摊销。他建议各分公司尽快将开支账目汇拢，以便与政府商谈细节。
“你办事，我放心”？
与川路高层“争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干部们，也在全力进行政府公关，争取中央能够承认并负担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开支，包括坏账在内。但是与川路高层南辕北辙的是，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礼部记名丞参、“四川铁路议会”议长）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联名上书中央，在争取中央“全额认账”的同时，请求中央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
京官们担心的是，如果发还股款，“中饱侵渔，层层剥削，较初时尤甚”，小民百姓依然无法拿回股本，“款为下逮，已归乌有，仍与亏倒无异”。而如果集中交给现有的腐败管理层经营，难保不再发生更多更严重的亏损。而“现在国家帑藏空虚，筑路一事，与其多借款于外，何若多分利与民”。国有铁路应该为民间资本的“附股”开个口子，一方面“停其按亩抽租”，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仍存正式募股”，让民间可以自由入股，分享铁路发展的利益，并“隐寓实行国债票之策，即预为备款赎路之资。为国为民，兼全之计，莫善于此”。毫无疑问，这一建议不仅充分考虑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三者利益，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当然，也撼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根基。
在京官们看来是“政府与民共利，大公无私”的建议，却被既得利益者们看成是一道宣战书，他们将此方案解释为“夺路劫款”。而攻击的方式，就选定为指责甘大璋“招摇”，“希图煽惑”，川路公司及董事局从未委托任何人表态同意附股，“川路股东众多，断不能据十数人之私言，即为有效”，并通过四川“护院”（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渠道，上奏中央表示坚决反对。
甘大璋等46名京官向中央提交的只是建议，并未如“保路派”们那样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但这并不妨碍既得利益者们动用各种手段，痛斥甘大璋等“以私人资格，支配川路股款，实为违制营私，妄诞之尤”。
以川路总公司名义发出的电报说：“十万余人痛极，同请削甘大璋籍。”“开除乡籍”这一处罚很是充满创意，既于法无据，又难以执行。吊诡的是，连堂堂的四川咨议局也附和，致电“北京同乡京官”，认为甘大璋“窃名送款，除由公司径电邮部取消外，请除籍并严究”。一个立法机构平日宪政法制不离口，居然不经过议会表决，就要因一份公开的建议书而处罚自己管辖之外的京官，而且动用的是法所不载的“除籍”，这也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一大奇闻。而且，这一奇闻长久以来都被后世主流史家看成是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革命性抗争，这就更是怪事了。
以泛泛的“各界股东”署名的电报，也发到了邮传部和内阁，要求对甘大璋“查明严办，以杜煽惑而儆贪邪”。川路公司在凭空指责甘大璋冒用股东名义的同时，自己却处处以股东代表的口气说话，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自居的股东代表、人民代表，以“多数”的名义开始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当在京川人集会，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万慎为甘大璋辩护几句，就立即被众人“呵斥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