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个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国度，“公司”怎么可能奢望成为一种力量呢？它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1853年，上海风紧。
在广东商人刘立川的率领下，“小刀会”联合本地的天地会，发动武装暴动，攻占上海县衙。
枪炮声过后，上海的外商们惊喜地发现：大清海关不见了，没人征税了。但是，一个英国“戆大”（上海话“傻瓜”）却站出来，终结了英国商人的美梦。
这位“戆大”，就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中国教科书上著名的“帝国主义急先锋”。阿礼国表示，作为英国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维护英商合法权益外，还“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他宣布，即使中国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并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必须缴付完结各种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是少数比较对等的条款之一，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但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 Dugdale），连中国海关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迂腐”的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引发中外侧目。
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丢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暹罗、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国再算是强龙，也毕竟不能替代“地头蛇”大清政府，对别国走私商人采取任何行动。自己的领事“里通中国”，英商们便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请愿”。
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因此，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尽管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中国海关的走私现象在洋干部们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丧权辱国”的海关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并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政、高效的机构。
这场代收关税的小小风波，似乎没有给当时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但几年之后，恭亲王奕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城下之盟，令大清政府震撼的是，洋鬼子居然真的相信这一纸合同，立即撤兵。恭亲王自此对这些“蛮夷”的“守信”刮目相看，也就此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
作为西方契约精神的最典型代表——“公司”，就将在恭亲王的推动下，成为大清国一个时尚的名词。
太平天国的大动乱，给西方公司提供的绝好机会，当然不只限于上海走私，而且还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战火中，长江航线上原有的华商船只几乎难以营运，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上升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货运价格飙升到单程每吨25两，客运则单程每人75两，船只只要能够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既不怕官军、也不怕“长毛”的，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巨大商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英国远东舰队，组织本国商人，由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代理领事官巴夏礼(H．S．Parkes)亲自率领，在全副武装的军舰护航下，冒着纷飞的战火，实地考察航线及战争进展。英国的小兄弟美国也不甘落后，派遣军舰带着商人们一头扎进了长江。
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在西方公司之间爆发，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就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
在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速度赛中，美国公司最终拔得头筹，而其秘诀在于动员华商附股。1861年1月，美商琼记洋行引进的“火箭号”轮船，在上海正式开航，揭开了长江航运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这艘载重量为678吨的客货明轮，造价共10万元，其中华商投资1万元，占了10%。正是在华商的支持下，琼记洋行不仅率先开拓了这条航线，而且有本地股东竭力拓展市场，获利极其丰厚，当年盈利高达14．8万元，超出成本近50％，因此该公司在第二年就又提出一个就地筹资80万两白银开办轮船公司的宏伟计划。
与此同时，另一家美国公司旗昌洋行也向华资敞开了大门。根据旗昌洋行测算，如果在上海汉口之间配备3艘轮船，每周开行两次定期航班，这条航线年利润可达34．2万元。他们将筹款的目标定为100万两，而华商则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资本金。远比琼记洋行成功的融资，令旗昌在1862年3月27日正式挂旗营业后，迅速成为长江航线的龙头老大。
雪片般的订单，从上海飞向了世界各地的造船厂，长江航线已然成为世界航运市场的焦点，最终，长江上飘扬起20多家外商的旗号，时人感慨道：“看来好像一个商人的名誉还有某些缺欠，除非它拥有一、二只轮船供他使用。”
在长江的云雨之中，中国资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国旗下的掩护下，体会着“公司”带来的全新快感。中外资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从悄悄牵手开始，双方终于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
面对文化、习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场，西方公司不仅需要中方伙伴协助处理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显规则”和“潜规则”，而且也需要吸纳本地的资金，以保持拓展业务的速度。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向买办、并通过买办向中国的钱庄借贷周转，成为在华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为西方公司在华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拥有华人股东，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最好办法。
红火一时的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中，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它从伦敦金融市场募集到了36万英镑（约97万两）。1862-1873年，注册在上海的外资轮船公司主要有：旗昌（美资）、公正（英资）、北清（英资）、太古（英资）、华海（英资），他们的实收资本金共为255.9万两，而华商在其中占到了20%即50万两。
随着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火爆，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并且华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琼记洋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都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竟高达80%。
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了董事会。华商资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如经营长江货运保险的“保家水火保险公司”，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5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资组建，它的股东不仅可得10%的年股息，还可以得到60-80%的年红利，以至于门庭若市，公司最后不得不规定：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能申请入股。
另一家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设立于香港的火险公司“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金，每年盈利就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达到过400％。
至于轮船公司等，虽然不能如保险业那样获得暴利，但利润不仅高，而且稳。
其实，华商附股并非为了“傍大款”，在利益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作为内部人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这其中，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底的商人，得不到公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投奔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这被太常寺卿陈兰彬（后来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公使）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但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轮船公司，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大清国公权力的盘剥。
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保驾护航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内资与外资眉来眼去、投怀送抱，当然不是大清国的“爱国者”们所乐见的。爱国者中的一部分想动用家规族法，拆散这种“跨国婚姻”，但奈何力不如人，只能干瞪眼，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公司”制在大清国救亡图存中的伟大作用，决心起而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