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投错胎是多么可怕的事。
我经常做梦回到小时候，父母两个人在吵呀吵，父亲大吼大叫，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喊，整栋楼、整个小区都能听到，我常常感到无地自容。
我过十岁生日那天，半夜，我被争吵声惊醒，从床上爬起来，懵懂地站在房门口，惊恐地看着他们争吵，扭打。他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连看都没有谁看一眼。
那一刻，我突然听不到任何声音，像电视瞬间被关成静音一样，然后，我就不记了。
父母后来说，他们吵着打着突然发现我晕倒在门口，也不知道我晕了多久。反正，就这样停止了因为生日宴席上某件事情的相互指责和大打出手。
我不想要这样的场景，但又常常不得不面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和和气气过日子，就那么难吗？
不想讲了，太多了（哽咽）……”
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心理咨询师吴明趁着空隙，正在整理咨询纪录。他今年38岁，一晃做心理咨询已经12年了，已经习惯被人称作“吴医生”。
正拿在手中的资料，是三年前已经结束的个案，现在看着，还想起当时咨询的场景：
这是一个23岁的男孩，大学毕业后几次求职都碰壁，他在人际关系上很糟糕，胆小，自卑，有时说话都带着结巴，为此十分焦虑和痛苦。
他认为这些都与自己的家庭有关，特别是从小父母就一直吵架，在家里从来就没有过安全感，因此使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十分敏感，害怕冲突，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想谈恋爱，对找工作也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
他找吴医生咨询了半年时间，然后一点点地爬出心灵的雾霾，终于在外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从而结束了心理咨询。
吴医生看着以前的这些纪录，心想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在职场上是否打拼顺利，有没有恋爱甚至结婚？
在咨询纪录中，吴医生以“Z”为自己的代号，以P为来访者（病人）代号。所以，在他的咨询纪录中，出现的对话总是Z与P......
他的记录很详细，包括对方的主诉，主要对话以及自己对个案的分析。
对于那些不再会出现的来访者，吴明忍不住设想，假如他们再来咨询，我会怎么处理呢？
有些遗憾是无法挽回的，咨询就像现场演讲一样，注定是一门遗憾的技术。但只要来访者得到帮助，这就达到目的，而不必拘泥于每次的咨询是否尽善尽美。
无论怎样，做过心理咨询的这段经历，或多或少都会在来访者的人生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正在吴医生遐想之际，响起敲门声，助理王女士走了进来。
王助理是一个50岁的妇女，从国有企业提前退休，因为对心理学感兴趣，参加培训并取得三级咨询师资格证书，主动来这里应聘做前台接待和接热线电话。
“吴老师”，王助理说，“刚才有个电话，是警察打来的，过一会儿他们就要过来。”
“警察？什么事情？”
在吴医生的职业经历中，警察来咨询并不少见。
警察同样会遇到普通人的各种心理问题困扰，比如焦虑、抑郁、情感问题以及亲子关系等。
吴医生接触的第一个警察来访者，是一个刑警。
这名刑警在一次抓捕嫌疑犯时开枪射击，子弹打中对方头部，当场死亡。
虽然这次开枪合法合规，但当刑警面对死者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时，他的内心还是忍不住内疚，总是想：如果当时不开枪，也可能会制服他，即使他逃跑了，也可以在追逃时把他抓回来，可自己现在亲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人死不能复生，留下了他的老母和幼子......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一遍遍地在心中对自己说：我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一个人......
他很焦虑紧张，一段时间来，经常做开枪追捕的噩梦，总是被自己的枪声惊醒。他在梦中一遍遍地杀人，然后醒来后一遍遍地洗手，出现洗手的强迫性行为。
为了处理这名刑警的心理创伤，吴医生使用了快速眼动、自我意象对话以及精神分析等各种心理技术，最后总算成功地让这名刑警走了出来。
他把这次咨询治疗写成了一篇论文，在一次专业学术研讨会上还进行了主旨演讲，博得业内同行的赞扬。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警察病人，是一个交通警察。
他走进咨询室时一脸憔悴，自从几天前处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他再也无法忘记当时那血腥的场景：
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初中女生骑电动车被渣土车压过，车轮把脑袋和脖子压碎，血和脑浆溅了一地。处理完这个事故后，他总是感到心慌，多梦，那个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反复在脑海里面出现，挥之不去，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总是觉得心慌气闷，常常恶心和想呕吐。在同事的带领下，他来到吴医生的咨询室。
在治疗他时，吴医生反复为他做放松和催眠训练，在放松冥想中以积极的意象替换血淋淋的场景，在他的情绪安定之后，又以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去分析他内心的死亡恐惧。
吴医生在心理咨询中是一个整合主义者，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人本存在主义以及格式塔、家庭系统排列、绘画音乐疗法等心理技术，什么有效就用什么。所以，他为自己起的代号“Z”也包含着整合的意思。
吴医生经常受公检法机关的邀请，为民警上情绪管理和心理训练课，也与公安、监狱合作研究有关警察心理健康、违法犯罪人员心理，因此对民警和犯人的心理工作是驾轻就熟的。
接触了越来越多的警察后，吴医生强烈地感受到：警察甚至比普通人更多一些心理情绪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深为抑郁、焦虑所折磨，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处理，甚至会产生自杀或其它极端行为。何况，他们手上可能还有枪！
在美国警察自杀率高于普通人群的自杀率，每年因自杀身亡的警察比执行任务时遭受暴力牺牲的人数还要多。Z医生也想在国内做这样一个课题，他正在联系一所警官学院的心理教研室，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当王助理对吴医生说有警察要来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民警来心理咨询。但王助理接着说的话，使他产生的疑问。
“他们不是来咨询的，是说要调查一个人，是我们的一个来访者牵涉到一起案件。”
“案件？”
吴医生有些吃惊，也本能地有些紧张。因为警察来调查的案件，最大的可能就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不用警察来呀，这也就牵涉到犯罪的问题。
他的脑海中快速地闪现各种可能：是来访者本身牵涉到的案件，还是来访者或家属控告自己的案件？有什么能够让他们进行刑事指控？他当然更担心后者，比如，有人认为咨询处理失当，导致来访者自杀、自残？或者，控告自己侵犯来访者隐私，或者性猥亵等预想不到的案由？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自己会遇到麻烦。没有人希望自己成为被告，特别是刑事被告，更别说被法律惩罚了，这是人之常情，心理咨询师也不例外。
吴医生在心里想了想，最近也没有发生处理失当或强烈移情的来访者，更别说有性搔扰或性侵犯嫌疑的事情呀？！
“会不会是你的哪个来访者犯法了？”王助理说，“只不知是以前犯法了呢，还是来我们这咨询以后犯法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病人来咨询以前犯罪还好，只不过是配合调查而已；如果是咨询之后犯罪的话，那么就会有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