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医生打电话给胡愈，才知道他受外地某上市公司的邀请，为企业员工做团体心理辅导（EAP）去了，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回来。
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通过员工心理辅导，也可以发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优化管理系统。毕竟企业是由人组成的，管理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此外，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既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是拓展个体来访者的重要渠道。
所以，很多心理咨询师愿意从事甚至热衷于EAP。
吴医生从事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公检法机构的EAP较多，而胡愈却从来不与公检法单位打交道，他更愿意与企业做业务。
单纯的个体咨询，使心理医生的工作和生活表现得单纯和平淡，S的咨询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大石头，激起层层的涟漪。
做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心理医生，需要有强大的自我情绪觉察和处理能力，他们必须能够比病人走得更远，否则怎么帮助病人呢？
吴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呼出，心情就在腹式呼吸中一点点地平静下来。
他决定先不纠结S说的是真是假，当然也就不必纠结是不是要报警。他告诫自己，我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一切以来访者为中心，他需要帮助，我以专业的能力去帮助他就好了。
再过几天，看他是不是如期在每周预约的时间来，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像正常的咨询一样处理——继续采取共情、关注和跟随的态度。
S是一个特殊的来访者，但他的心理同样需要，甚至比别人更需要被理解、共情、分析和引导，而这些，吴医生都有信心做好。
S在预约的时间准时出现在咨询室，他没有再说上次的那个梦或者坦白，而是谈到了父亲。
“母亲出事半年后，父亲想再结婚，他找我说，怕我反对。
其实他错了。我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内心松了一口气。
一方面，我没有什么资格反对，那是他的生活。
我这么多年来，不是一直渴望父母不干涉我的生活吗？
我想要的，就是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
现在，他要再结婚，这是他的自由，我无权干涉。
另一方面，这样也好，他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就不会再顾及我的生活了。
我甚至想，如果我的母亲当时也有自己的情人，她或者会过得更幸福一些，不会那么压抑，甚至就不会死。
再说，父亲他会老，他需要有人照顾，而我可能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想起我做律师时代理的一个案件，是一起民事纠纷。
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丧偶后，看上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中年离异妇女，老人想结婚，但是儿子、媳妇不同意。
父子因此闹得很僵，最后在亲戚的劝解下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女方以保姆的名义照顾这个老人，但实际上在一起生活，包括同居，就是所谓的陪床保姆，每个月付工资。但是，如果女方出现重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老人去世，她就必须离开这个家庭。老人的儿子对女方没有其它任何义务，女方除了工资之外，也不能提出其它要求，不能继承老人的遗产......
双方在证人的见证下还签了正式书面协议。
四五年之后，老人去世了。去世之前，竟然到公证处公证了一份遗嘱，把几十万的现金和价值200多万的房产留给了陪床保姆。
老人的儿子媳妇就不干了，以前面有协议为由，不承认遗嘱的效力，因此与保姆双方诉到法庭。
老人的儿子找到我，想聘请我为代理律师，帮助他们取得财产。
这是一起家庭协议与遗嘱相冲突的案件。但是，当我看到老人遗嘱中的一句话时，我拒绝了代理这个官司。
老人在遗嘱中写道：是某某（那个女人）在我生命最后给了我温暖，让我在晚年过得充实快乐，走得没有遗憾——
我为老人的这句话感动，也理解了赠与这个女人财物的心理。
我想，同样的情形如果出现在我父亲的身上，我对他的处理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作为子女，父母晚年的幸福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位的吗？
谁给了他幸福，做子女的就应该感恩才是。所以，我的道义与我的职业要求相冲突时，我选择了道义。
我丝毫不恨父亲再婚娶的那个女人，如果她真能给我父亲幸福的话，我还需要感谢她。
那个女人是一个搞IT行业的博士，女博士，你没听错，是个女博士，比我父亲小20岁，只比我大6岁。
我父亲只是大专文化水平，在年过半百之后，竟然找了一个比他小一辈的女高材生。
说实话，她虽然学历很高，看上去很朴实，典型的理工女。
父亲再婚后不久，就又生了一个小孩，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了。
有一次我偶然看见了他们一家三口，心理突然感到很酸楚，对小弟既有同情，又有一些嫉妒。
我看到父亲看小儿子的眼神，是那么地温柔和亲切。
可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父亲这样对过我。
也许他曾经有过，但我忘了，或者本来就没有感觉到......”
这一次的咨询，吴医生只是专注地听着，而S的咨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只字未提最先的失眠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