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在家，我看了部讲述强大新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而当我老婆回房睡了，我查找起卡塞尔的讯息，从而得知，在受法式风格影响颇深的橘园宫里，所有望远镜都对准了阿尔巴尼亚人安利·萨拉之作、被置于两公里外卡哨尔州立公园内的“钟形的透视”（The Clocked Perspective）。望远镜旁的一组钟表间悬挂着G.乌尔布莱特于1825年完成的一幅城堡绘画，画里嵌入了一座真实的钟，但城堡是侧着的，钟却与画布齐平。安利·萨拉——无疑正是我的赫塔菲友人在最近邮件中提到的那位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用他的雕塑修正了这一错误：是他的那座钟在倾斜地反映时间，与乌尔布莱特的画作遥相呼应。
两小时后，我酣然入睡，想象去卡塞尔求索那业已迷失且不可复得的宇宙奥秘；不仅如此，此行更是对代数诗歌的启蒙、对倾斜的钟表的探寻。我梦见有人执拗地问我，我是不是不信对图像世界的现代化热爱恰是源自阴暗的反智。这问题还能提得更简单些吧，我始终怀抱着这样的思虑，但那梦中的诘问只是变得愈发扭拧，而这自扰式纠结属智的那面则让我心乱无比。最终，一切成了搅扰，指向当代艺术先锋之迷宫中心的旅程教我疲惫不堪，在那儿，我遭遇了纯粹的梦魇、一池魔怔似重复着同一运动的泥潭：泥潭变成了鲜红的中式房间，而谁都无法阻止其中的我以怀疑的视角无休止地推敲着“家”与“以此为家”的概念。
这噩梦的精神线索是如此芜杂，以至于醒来时的我欣然发觉，真实世界要简单得多，甚至换句话说，白痴得多。
那是早晨五点，睡意尽失的我走进书房，重读起那本我多年不曾打开的旧版藏书：《万里长城建造时等》。在书中，在那个“等”里，我找到一则我全无记忆的故事，题为《回家》，作于1923年的柏林。我至今记得开始读它时的感动，因为我发现，它给出了一种解释：他为什么在致女友的信中写下了那个神秘兮兮的句子，称自己本是个中国人，且正在回家。实际我有种感觉——当下的时辰大大助长了这样的想法——那个1923年的故事正是为我而作，只待光阴轮转，某日，要去到德国中部一家中餐馆里的我偶尔读到以下这段话：
回到那儿，我穿过门厅，举目四望。这便是我父亲的旧农庄……我到了。谁会迎接我？谁会在厨房门后等我？炊烟袅袅，有人在为晚餐准备咖啡。你是否感到亲密？你是否以此为家？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在门前犹疑愈久，人就愈觉陌生。如果此时有人开门问我个问题会怎样？我岂不就像个意欲掩藏秘密的人？
这是给我写的吧？为什么不呢？记得卡夫卡曾自问过一个异常天真简单的问题：“人真的可以用写作绑住一个女孩？”极少有谁如此纯朴、如此精确、如此深刻地提出过文学的本质，这也是卡夫卡赋予作为整体的“书写”和作为个体的“他的书写”的任务。因为与众人以为的相反，写作不是为了娱乐，即便文学是世上最有趣的行为之一；写作也不是为了所谓的“讲故事”，尽管文学里满是精彩的故事。不是这样。写作是为了绑住读者，摆布他，诱惑他，奴役他，进入他的灵魂并住在那里，感动他，征服他……
弗兰兹·卡夫卡，商人赫尔曼·卡夫卡之子。在那儿，在他父亲的庄园中，他似有感觉：撇除表象，那个家甚至不属于他。于是人们便能轻易想象自己一连数小时地在旧宅前踟蹰，终未踏入，转而固执地找寻起某个地方、某个家园——或许永不会在归乡时找到，却有可能在某日的半途中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