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波士顿抵达黑森兰德酒店时（来接替阿尔卡，顺便——我估计哈——将我从后者的“欢笑护理”中解救出来），我很自然地以为她是楚丝·马丁内兹。不然我还能怎么想？因此，当她提到，她要跟我解除一个大大的误会时，我有些迷茫。可能我会觉得挺奇怪的，她说，但一年前，在巴塞罗那，她迫不得已扮成了她的领导楚丝，因为这是后者的要求，请她临时篡用她的身份，生怕我因楚丝没亲自来赴约而大光其火。我能否原谅她们的欺骗？
我当时就怔住了。稍后，我反应过来。当然，我原谅她们，我道，但在她们心目中，我有那么敏感易怒？难不成有人告诉过她们，六十岁后，我变得刻薄了起来？是谁走漏的风声？
我装不在乎，其实不甚理解：这种身份变换太反常了，几乎及得上见我车驶过便停下看我、评断我确已来到的卡塞尔市民。不对。巴塞罗那那天，波士顿顶替楚丝的举动怎么都说不通。即便如此，我决计不去在意她们的骗局。我还掂量着，若是较真了，我或许就会被看作某个神经兮兮、不懂变通、对人性的弱点毫无宽容心的人；尤其是，我还冷落了我的文学所实际捍卫的东西：游戏、身份偏移、做别人的乐趣……
我试图表现得无比自然，便向波士顿询问起皮姆·杜兰。我真想晓得，皮姆会不会也是她，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她是我助手，波士顿说，就跟我也是楚丝的助理一样。我随即问她知不知道她领导在哪儿，这人就不怕——现在可比一年前更有理由了——仍旧没能见她的我大发雷霆？
是这样的，波士顿连忙解释道，当天早上，万事缠身的楚丝无奈去了柏林，但我不用着急，周四她正好能回来和我共进晚餐，就定在八点整——她极力想让我记下来——约尔丹街饭店；一切已计划完备、安排妥当：典型日耳曼式的一板一眼。
我又问起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作品的所在地，吐出这些名字时就好像他们是我一辈子的铁哥们儿似的，实则我对他们是谁毫无概念。
提诺·赛格尔在此次文献展上的作品，波士顿告诉我，就在酒店旁边的那栋楼里，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陪我去。它叫“这个变化”（This Variation），也是卡塞尔的所有展品中唯一离我近在咫尺的一件，就位于这座酒店已然废弃、被临时征用为文献展展馆的那栋古旧的附楼里。我是赛格尔的粉丝？我更愿道出那悲哀的真相：我对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一无所知，事实上，我对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任何一位参展人都毫无了解。
“这可太‘当代’了！”波士顿惊呼。
她指的是，在现今世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所有真正当代的东西全无所闻。此外，她接着和我说道，这句话还是对提诺·赛格尔最近在马德里组织的一场表演的致敬：某家博物馆的几位保安——把参观者们吓了一跳——猛地活跃起来，开始舞蹈，而后指着赛格尔的一件近作唱出了那句话：这可太“当代”了！
这位红极一时的艺术家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波士顿说，在他眼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似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作品本身。
是时我尚未结识赛格尔之伟大精妙，因此我唯一的想法便是，把工人当作艺术品也谈不上什么创意。说到底，谁还不曾留意过呢：那些博物馆保安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将生命置于艺术跟前，我觉得很好很健康，但那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随后，赛格尔开始慢慢吸引我，尤其是当我发现，他的主题思想或为：“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倡导的是，只有参与了表演，才称得上看过了他的作品。仔细想想，这很棒。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完美。
我与波士顿来到街上，走进那幢与黑森兰德酒店紧挨着的废旧附楼，而在穿过一条略短的走廊之后，我们身处一座小小花园，左手边便是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只要谁愿意，即可冒险突入那原原本本的黑暗，看看会发生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在等待着他。那是栋大黑屋，波士顿提醒我，谁进去时都以为里面空无一人，顶多有哪位先我们而入的游客，但只需稍待一会儿，就会发现——哪怕我们谁都看不清——有几位年轻人，算得上年轻吧，正如异界的幽灵般歌唱起舞，仿佛生活在屋内的暗影中；他们便是那些表演者；他们的行动间或神秘莫测，间或行云流水；他们此时阒寂，彼时狂热，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落行踪。
虽然还有诸多辞藻可以用来描述那幢黑屋，但我大致可以将它概括如下——提诺·赛格尔在其中布下了他的“这个变化”：一处暗黑空间，一处隐蔽之所；一队人马在这里等待着参观者，以期接近他们，并在自觉合适的时机唱起歌来，给人以“将艺术品作为纯感官之物来体认”的感触。
波士顿提醒我，赛格尔拒绝将“具象的表现”视作为艺术之必然，也就是说，它不必是幅画，是座雕塑，是个装置等等；他同样对“作品配搭文字解释”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正如她之前所说，唯一足以认定自己看过赛格尔作品的条件便是亲临现场。就好比此件作品，它根本没出现在第十三届文献展的目录册上，因为赛格尔已事先请求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尊重他本人“不落行踪”的愿望。
好一个杜尚，我暗自慨叹，进而记起了这位大师在卡达克斯忙活了一整个夏天的那顶帐篷；最终，它得以为他遮阳蔽日，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住进了阴影——他最喜爱的领土。可现在那顶帐篷在哪儿呢？只存在于那些见过它，抑或因它而与暗影搭识的人的脑海中，但由于他们都已迈向死亡，不久之后——如果非说还需时日的话——那块布篷就将成为消失在生者记忆中的一项沉默之作。
是的，显然：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正是杜尚的一位优秀的继承人。但他创新了吗？他是否称得上先锋？
不，他没有。但从何时开始，革命成为了艺术之必须？恰还在思索着这个，我踏入了赛格尔的黑屋，“这个变化”。
（当晚，我偶然在电脑里找到了楚丝·马丁内兹的一个长篇访问——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脸——是她的那番话助我建立起了对“当今艺术家是否应以革新为己任”的考量。楚丝在访谈中说，第十三届文献展与其他展会不同，它不只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经历的。而当有人问起，今日艺术是仍有创新或只是在换汤不换药时，她答道：“艺术从不创新，工业才创新。艺术毫无创造力，也毫无创新精神。何不把那些东西留给制鞋、汽车和航天？那是个工业词汇。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但理所当然地，艺术都从不创新、从不创造。”）
那时的我尚不知晓，第十三届文献展是让人经历的，尤其是还不明白，“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我走进“这个变化”，在漆黑的大厅中前行，什么都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谁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这里可能有不止一个人，或不止一个幽灵。
我很快证实了我不是只身一人。骤然，此间的某个像是比我更习惯阴暗的家伙掠过我的身旁，有意擦过了我的肩膀。我反应过来，预备对下一次的碰触施以些许反抗。但它没有发生。而那次摩擦——这点确实——我一整天来都没能将它从我的头脑中抹除。
此后，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除了纯纯的黑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那位蹭过之人的远离，他舞蹈着去往了房间深处，与其他魂灵们重聚在一起，而后者在不可探知的晦暗中分辨出他的轮廓，便抛却了静默，开始与之共舞，同时呢喃起怪异的、仿佛是献给克利什那神的颂曲。
我走出房间，想着，这一切太诡异了，而且无论怎么看，被一个陌生女人——或男人——擦过肩膀的记忆竟会如此深刻，确认这点都足以让我心生畏惧。
“怎样？”见我出来，波士顿只问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她关心的是我在那阴森房间中的体验，可我实难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它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适才见证的不是讲述某事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抑或关于什么的艺术，这些都太沉重，我一辈子都想逃离它们却徒劳无功；我只觉我见到了艺术本身。可我不知如何跟波士顿解释，得再考虑考虑，于是打了个岔，告诉她，我想起了普瓦捷的一位牧师。
在这种语境下道出牧师一词似有些格格不入。哪位啊？她问。蒙田提起过的那位，我说，讲他三十年没出屋门，且为此给出了千奇百怪的理由。有点像拉青格啊，波士顿评论道，都说他从不迈出梵蒂冈那间办公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