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交易在美国、欧洲及中东的壮大进一步推动了毒品产业的扩张。
大麻这种过去只是美国人中相当小的一撮人（主要是嬉皮士、城市黑人和墨西哥人）才沾染的东西，如今成了大众消费品。消费的繁荣立即对墨西哥种植者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获得了稳定的价格与平稳的需求，以及豆类、玉米这些传统作物无法匹敌的市场优势。单靠锡那罗亚已经无法满足那迅速增长的需求，农民们开始在相邻的杜兰戈州种植大麻，接着是哈利斯科州，然后是瓦哈卡和格雷罗这样的南方州，最终使大麻生产从锡那罗亚一个州的低调行为转变为遍布12个州的大规模国家产业。到1975年时，整个墨西哥供应的大麻占布拉沃河北部全部大麻消费的95%。
鸦片世界中也在发生着同样的转变。直到此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国贩毒网”还一直靠科西嘉黑帮将在土耳其合法购买的生鸦片运到马赛的实验室，将其提炼为海洛因，然后运往纽约，在那里黑手党将毒品注入美洲大陆的商业流通体系之中。这个复杂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47年，就像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已经证明的那样，多亏了当时才创立不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西嘉黑帮与法国共产党对马赛码头控制权的争夺战中支持了黑帮。到1960年代末，美国80%到90%的海洛因都是通过这个网络流入的，此时，对共产党的忧虑早已消退，对海洛因贩子的忧虑却在增长，同时打击毒品的力量也占据了上风。1972年，在美国的鼓励下，土耳其禁止了鸦片种植。虽然他们在1974年撤销了禁令，但此时相关产业的满目萧条已经严重抑制了这个网络，引发了美国东海岸城市的海洛因短缺。
这个时期还有一大标志就是蔚为壮观的腐败案。1971年，电影《法国贩毒网》反映了警察在纽约破获毒品的一起真实案件，片中，缴获的海洛因绝大部分都从纽约警察局证物保管部门神秘消失，被人以面粉和玉米淀粉掉包。后来，又有一批重300磅、价值730万美元的库存海洛因和可卡因流出警局，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盗窃案。纽约警察局特别调查组的大批精英（人们口中的“城市王子”）都因腐败被撤职查办。
联邦政府官员也遭到了腐败的侵蚀。就像道格拉斯·瓦伦丁指出的那样，安斯林格治下的美国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因贪腐而千疮百孔。他一直紧盯着事态的发展，直到1962年退休时才放松警惕，没承想问题却在1968年的一次调查中爆了出来，有证据表明，该管理局本身就是海洛因的主要供应者和保护人。这份报告虽未公开，但正如爱德华·爱泼斯坦所言，实际上，纽约分局的每一位雇员都受到了起诉并被判有罪，随后遭到解雇或者被迫辞职。安斯林格手下的其余人等在1968年被并入美国司法部管辖下的麻醉品及危险药品管理局（BNDD）。很快，这个继任机构也充斥着腐败现象，其数量之多迫使局长只好求助于中央情报局，请他们来帮这个“被欺诈与腐败因素严重渗透，据信与毒品走私产业关系密切”的机构清理门户，中央情报局同意了。墨西哥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麻醉品及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办事处与墨西哥当地黑手党达成了合作关系，定期收受他们的贿赂，只逮捕大型犯罪集团指定的毒贩，这样既可以让联邦官员积累起可观的逮捕记录，获得快速升迁，又能为那些帮派清除不必要的竞争者。
由于法国贩毒网被切断，毒贩们开始向别处寻找批发供应商。墨西哥便是一个明摆着的选择，因为它毗邻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愿意为毒贩保驾护航，而且墨西哥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很理想，可以生产出优质产品，还有大批贫困的底层农业工人可以雇用。于是，地点迅速切换到了墨西哥。一种类似柏油的棕色海洛因——“墨西哥泥巴”开始流入北方。根据1972年的估计，墨西哥供应的海洛因占美国市场的10%到20%；到了1975年，这一数字已高达70%到90%，同时这个市场本身的规模也翻了一番（威廉·沃克尔在其《美国的毒品控制》一书中如是说）。
起初，来自墨西哥的走私情况比欧洲的更分散，因此警察打击起来也更困难。无数不起眼的走私者组成了许许多多小规模的团伙越境经营，即便被抓住，其代价也可以降至最低。涌入锡那罗亚腹地的美元让那些种植者发了财，使他们逐渐被人们称为narcotraficantes或narcos，亦即西班牙语中的“毒贩”，这一称呼意味着他们地位的提升，从单纯的鸦片种植者变成了富有的国际走私者。于是，这些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与其新地位相匹配的行事风格，在库拉亚坎，他们打造了一个名为“铁拉布兰卡”的街区，盖满了招摇炫耀的房子。
不过，一项打破常规之举是他们的总部设在了杜兰戈。埃雷拉兄弟会从1950年代起就经营这桩买卖，已经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人员由不断壮大的庞大帮派的其他成员组成。现在，由于美国方面的需求高涨，这个前哨站开始膨胀为大型组织，并且到1970年代末，每年经手毒品10吨以上，零售总额达20亿美元。埃雷拉兄弟会的海洛因大部分会藏在密封的汽油桶里，从杜兰戈运往芝加哥（49个小时不间断行驶）。作为这条“海洛因高速路”的终点站，“风之城”芝加哥最终取代了纽约长期以来在批发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大约三分之一的货物留在了芝加哥，其余的则通过商业航班运往全国。在杜兰戈，这个如今被称为“墨西哥贩毒网”的组织由15个彼此有关的墨西哥家族监督，在族长杰米·埃雷拉·内瓦雷斯的领导下高效运作。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农民的雇用、罂粟种子的分配、新种植区的开发、鸦片膏的收集、实验室的管理、鸦片的收割与运输。收益会返回墨西哥——以现金的方式用同样的汽油桶走私回墨西哥，后来日益通过电汇（使用汇票和西联汇款）转入杜兰戈城的金融机构，其数量之大相当于美国任何工业城镇的一家全资子公司的收益。除去工资、贿赂（卢普莎与施莱格尔估计每年有1亿美元）之后的净收入被投资于牧场、地产、牛奶场、公寓和度假村的发展。毒品贸易虽然违法，对墨西哥经济来说却有巨大的好处。
在北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1969—1974），美国耗费了大把力量去对抗持续涌入的毒品。尼克松重启了哈里·安斯林格的打击毒品的计划。精神药物再次与一个不安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这一次，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开始抽大麻，在看午夜电影——安斯林格时代的《大麻狂热》[23]（1936）时放声大笑，兴奋到飘飘欲仙。即便是尼克松也不相信大麻会驱使人去强奸、杀人，但他仍像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认为大麻确实在让社会变得越来越糟，而这将危及美国文化本身。
1969年7月14日，尼克松就“控制毒品与危险药品”问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称“毒品滥用”正在“全国范围内对千百万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总统相信，美国人尚未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紧急协商一项国家政策，以妥善处理这个不断妨害美国公共福利的威胁”。
与此同时，尼克松派出行政官员去墨西哥，劝说对方向大麻和鸦片作物喷洒除草剂。墨西哥当局拒绝了这项提议，就连那些同情尼克松计划的人也担心此举会造成生态恶果：他们提到了越战中使用橙剂所产生的可怕的副作用。受挫的尼克松在1969年9月发起了一个阻断毒品的计划（Operation Intercept），由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监督、G. 戈登·利迪（两人后来因“水门事件”而出名）策划安排，目的是（不打招呼地）恐吓墨西哥乖乖接受此事。2000名稽查员开始一丝不苟地彻查每一辆过境的汽车，搜查（有时是脱衣搜查）每个人、每辆车、每件行李（包括手提包和饭盒），由此造成交通堵塞长达数十英里，实际上等于关闭了边境。在经历了痛苦的20天并饱受各方的猛烈攻击和抱怨之后，尼克松叫停了此次行动。但就像安斯林格的做法一样，它已经奏效了。墨西哥以强硬手段发起了另一场“伟大战役”（就像1948年那次一样），这一次他们恭顺地将其命名为“合作行动”。尽管如此，墨西哥（将这次联合行动称为CANADOR，大麻和鸦片的首字母缩写）仍然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在手动扫毒方面的努力来阻止美国提出的在空中喷洒除草剂的要求。墨西哥士兵获准用棍棒或砍刀去除鸦片和大麻作物，其代价是允许美国执法部门进入墨西哥，监督他们的操作。[24]
此时，尼克松转向了立法行动，1970年通过了《药物滥用综合预防控制法案》[25]。这一法案巩固了联邦政府之前的地位，强化了联邦禁毒特工的权力。其第二部分——《受管制药品法案》——为打击毒品的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竞选连任的临近，尼克松艰难前行，挑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道德恐慌。他无视美国大麻与药品滥用委员会（他自己于1971年建立的）发现的令人尴尬的结论——其报告称，没有证据表明大麻是有害的或者会让人上瘾，并且建议将持有大麻非罪化，（在当年6月）以被过分夸大的统计数字为依据，坚称“贩毒是公众的头号敌人”，对此“我们必须举全部政府部门、全国乃至全世界之力予以打击”。
1973年，尼克松在再次安然入主白宫（他以为）后，下令建立美国缉毒署（DEA）。这个由腐败不堪的麻醉品及危险药品管理局和其他一些机关合并成立的机构，被赋予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发动一场全面打击毒品威胁的全球性战争”。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但美国缉毒署却比它的创建者存在得长久，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对毒品展开持久战。成立之初，美国缉毒署有1470名特工，一年的预算不足7500万美元。而今它拥有5235名特工，在国内设有227家办事处，在62个国家设有驻外办事处，每年预算约有25亿美元。
尽管尼克松羞辱了墨西哥，但他在墨西哥并非无人支持，尤其是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德斯（1964—1970），其对于尼克松有关文化影响力的观点颇为赞同。奥尔德斯总统个人极其厌恶抽大麻的墨西哥学生，称那些大学是“藏污纳垢之所”。但是，与尼克松一样，他对毒品有着更深的忧虑，这不仅源于其强硬的个人作风，还因为他察觉到了毒品对革命制度党权力的挑战。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将一党制国家视为专制者，认为在其精心粉饰的社会主义外表之下，实际上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与尼克松一样，偏执的奥尔德斯总统将政见分歧视为共产党的阴谋，并攻击那些呼吁民主改革的人——作家、记者、编辑、愤愤不平的工人，尤其是学生。
1966年，奥尔德斯总统派空降兵占领了一些大学，这些学校的学生曾经举行过示威活动。1968年，就在墨西哥要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几周前，不听话的街头抗议者威胁要抹黑墨西哥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被激怒的迪亚斯·奥尔德斯命令全副武装的卡车驱散宪法广场上的数千露营者，当时的场景令人想起了与苏联坦克对峙的布拉格年轻人。接着，迪亚斯·奥尔德斯精心策划了对毗邻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科（Tlatelolco）文化广场上的示威学生的大屠杀，他下令军队、警察及准军事武装放开手脚，用步枪、火箭筒、机关枪从各个方向向人群开火。2000人被包围，被剥去衣服毒打；其中一些人失踪，估计死者多达300人，由于尸体被卡车运走并焚烧，这一数字并不准确。此次屠杀激起了墨西哥全国上下以及国际社会的愤慨。
1970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因抗议尼克松将越南战争扩大至柬埔寨而遭到警察开枪射击，尽管此次事件激起了超过400万学生的全国大罢课，但比起特拉特洛科大屠杀实在是小菜一碟（在俄亥俄有4人被杀，9人受伤）。同样，“地下气象预报员”[26]的出现以及他们在1970年代早期搞的爆炸活动，是墨西哥城市游击队转向以武力对抗他们认为残忍而又麻木的统治者而采取的一种相应的行动。由于墨西哥农业部门的危机不断增长，农村出现了叛乱，这种情况是美国那边所没有的。
在格雷罗州山区，毕业于阿约特兹纳帕学校的卢西奥·卡巴纳斯，从教师转变成了革命者，他打造了一小支被称为“穷人党”的武装力量，致力于绑架、抢银行，为武装暴动提供资金。到1971年为止，新一任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1971—1976）已经向该地区派出了1.2万人的部队。虽然他与智利和古巴的社会主义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又为臭名昭著的“秃鹰计划”[27]的受害者提供庇护，但他仍然坚决反对游击队在墨西哥发展壮大，还派国家安全理事会的特工向各种左派组织渗透。1974年，在卢西奥·卡巴纳斯绑架了一位千万富翁、革命制度党参议员兼州长候选人之后，总统将该地区的军队人数增加到了2.4万人。部队在当地展开了扫荡式围捕，刑讯逼供，秘密处决了一些人。仅在阿托亚克—德阿尔瓦雷斯一市，军队就让约400人人间蒸发。卡巴纳斯本人也在这一年死于与军队的枪战中。
埃切维利亚总统与美国的关系并不特别亲密，他一直极不情愿扩大其前任遗留下来的“合作运动”（即CANADOR）。但在1976年9月，正当埃切维利亚准备将总统权力移交给他选择的继任者若泽·洛佩兹·波蒂略（1976—1982）时，他的政府却这么做了。这一突然转变，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坚持；部分是因为对毒品产业的规模迅速膨胀的担忧，它后来覆盖了近6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大约30万片鸦片田，其中有些面积超过了40亩；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与贩毒有关的暴力不断升级的警惕。在库拉亚坎，街头枪战已是家常便饭，锡那罗亚的报纸上充斥着对日益增长的毒品威胁的抱怨。革命制度党也因农业土地上爆发的动乱感到惊惶不安：大规模的土地征收与绝望的农民对当局的武装反抗，还有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已经置身于毒品经济之中，准备拿起武器捍卫他们新的经济命脉。
政府决定展开彻底的地面打击，批准他们此前拒绝美国采取的空中喷洒药物行动，同时授权美国低空侦察目标地区。新上任的洛佩兹·波蒂略政府，其目标是“彻底铲除鸦片种植，并尽力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开展最大范围的合作”。墨西哥总检察长预计，毒品运输将在半年内终结，而他们没有公开表明的是在禁毒运动的掩护下镇压农民叛乱的决心。很快，这一计划被更名为“秃鹰计划”，以此为代号的这场由美国支持的政治迫害与暗杀运动，1975年后由南美国家的一群右翼独裁者实施，其对象是游击队、不同政见者、学生、社会活动家、工会与学者。在这场长达10年的“肮脏战争”中，上万人遇害或失踪。墨西哥方面的行动由约瑟·赫尔南德斯·托雷多负责，正是他下令军队在特拉特洛科实施了大屠杀。
1977年初，一万名战士对位于锡那罗亚、杜兰戈与奇瓦瓦三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发动猛攻。他们袭击村庄，踢开房门，拖走了数百名年轻人，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殴打和折磨（电击、火烧、往鼻子里灌辣椒水），上百人从此销声匿迹。军队还洗劫民宅，强奸妇女，掠夺财物，这些行为又加剧了农民的武装反抗。而在空中，美国提供的飞机开始向鸦片作物喷洒2，4-D酸[28]，向大麻作物喷洒有毒除草剂“百草枯”。最终毁掉了成千上万块土地和农田，查获了数百公斤毒品。
美国缉毒署和当时的吉米·卡特政府（1977—1980）为墨西哥的“模范行动”大唱赞歌，实际上“秃鹰计划”也的确极大限制了穿过边境进入美国的毒品数量。至1979年为止，进入美国的海洛因数量几乎少了一半，但这场胜利多多少少有些暧昧，因为供货者对短缺的反应是抬高价格（1毫克的市价从1976年的1.26美元，涨到了1979年的2.25美元），而这反过来又拉高了犯罪率，因为吸毒者为满足自己更加昂贵的嗜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29]
不曾预料到的后果还在继续发酵。当“秃鹰计划”冲击锡那罗亚时，毒贩的大头目们居然毫发无伤地幸存了下来，只是挪了个地方。[30]他们将生意从山沟里转移到墨西哥第二大城市：贾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他们在那里买下了富丽堂皇的别墅，以更大规模继续经营他们的买卖。“秃鹰计划”在无意间通过剔除小鱼，使毒品交易更加集中了，也使那些有能力收买警察、军队、国家安全理事会及革命制度党政客的大鱼的实力得到了壮大。
也许，最近这次“伟大战役”的主要成果就是巩固了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秃鹰计划”也提醒了黑帮谁才是老大，而当该行动在1970年代末变得懈怠时，毒品生意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并且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一些政府机构（特别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其立下的军令状就是打击毒品交易）在战略过境点设立了非官方批准的交易通道，毒品必须通过这些通道进入美国。控制“市场体系”的并不是犯罪分子，而是一个个检查站，联邦警察或军队在此迎接毒贩们的到来，也在此收受贿赂或者搜查（偶尔也杀死）任何不肯交钱的人。这个体系也使得他们可以囤积缴获的毒品，从而证明他们正在与毒品犯罪英勇斗争。实际上，国家的监管使毒品处于控制之下，弱化了其中的暴力，而同时又让监管者们获利丰厚。
在受监管者保护的区域，毒品中间商的野心不断膨胀。有些人开始组织更大规模，甚至超过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活动。他们不再从小型家庭农场购入大麻，而是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超大型种植园。其中一位最大胆的创新者就是拉斐尔·卡罗·昆特罗，一个来自锡那罗亚毒品王国的中心——巴迪拉瓜托的毒贩。卡罗·昆特罗出生于1952年，曾像他父亲一样以畜牧业为生，后来转行去开卡车，之后又在一个豆类和玉米的种植园里务工。1970年代中期，他搬到相邻的奇瓦瓦州，开始在他兄弟的农场里种大麻。随后的5年里，他扩大了经营规模，买下了当地的一些农场，积累了一笔财富。到1980年代早期，他经营起了一个巨大的水牛农场——一片2500亩的沙地，约7000名工人在此劳作，实际上这里的情况如同奴隶制下的种植园，地里种植的无边无际的大麻作物需要25个足球场大小的棚屋才能晾干。其年产量——价值80亿美元——大得足以满足美国市场一年的全部需求。到1981年，卡罗·昆特罗已经能够轻松支付巨额贿赂给奇瓦瓦州警察部门的指挥官、当地政客、军队，尤其是米盖尔·纳萨尔·哈罗。这个卑鄙的家伙，因其在1968年特拉特洛科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而臭名昭著，又凭借他那支“白色旅”（White Brigade）死亡小队在“肮脏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于1978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领导。1980年代早期，卡罗·昆特罗紧跟产业集中化的新潮流，与另外两个一直努力开辟全新的毒品阵地的重要人物结盟。这一次又得感谢他们的北方邻居。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可卡因如野火般在美国大地上蔓延。如果说人们通过大麻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反传统、和平、爱和宽慰，那么可卡因这种迪斯科毒品则象征着魅力、速度、性、生意和金钱。大量的金钱——因为可卡因的利润远高于大麻，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一开始，这些利润并未流到墨西哥人手里，而是进了哥伦比亚人的腰包，因为这个国家的气候非常适宜古柯叶生长。哥伦比亚人不仅从事生产，还负责运送。麦德林（Medellín）的匪帮将大部分可卡因直接运往佛罗里达，他们跨越900英里的直线距离将货物空投到海上，再让人从那里找到货物，乘快艇上岸——禁酒令期间，走私的酒就是从停靠在朗姆酒线（Rum Row）[31]上的货船里运进来的，就在距离海岸3英里的海上。
哥伦比亚人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在1970年代初就启动了一项飞行员计划，致力于发展一条跨越墨西哥的备用路线。开始，他们依靠两个非墨西哥人来运作这一计划。他们的直接联系人是个洪都拉斯人，名叫朱安·雷蒙·马塔·巴列斯特罗斯，他将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再从那里转手给古巴裔美国人阿尔贝托·西西里·法尔孔，一个以蒂华纳为据点的歹徒，由他将货物运过边境。西西里·法尔孔绝非寻常的黑帮分子，他在1959年卡斯特罗访美之后离开古巴，来到迈阿密，在那里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参加对他前祖国的偷袭和武器运送。根据斯科特和马歇尔的说法，他在1972年又转移到了墨西哥，凭借与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关系——墨西哥的国家安全理事会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他建立起了一项业务：将马塔的哥伦比亚货物卸到美国加州。就在埃切维利亚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加大打击大麻与鸦片的力度的同时，一个年产值50亿美元的可卡因帝国随着美墨两国银行提供的洗钱业务诞生了。实际上，西西里·法尔孔在蒂华纳的经营基地“圆屋”（The Roundhouse），就是由国家安全理事会一伙配备了AK-47自动步枪的特工来保卫的。
在美国缉毒署的特工1976年渗透进这个组织后，西西里·法尔孔的好日子到头了。美国缉毒署教训了他手下的几个毒贩，又让墨西哥方面逮捕了他。这不是国家安全理事会与中央情报局在合作中第一次各自心怀鬼胎，也不是最后一次。定罪后，西西里·法尔孔被打发到监狱去了却残生，成了第一个被拿下的大毒枭。毕竟，他是个外国人嘛。
西西里·法尔孔已成历史，马塔又与锡那罗亚黑帮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们培养起了感情。其中包括拉斐尔·卡罗·昆特罗（人称“大麻主宰者”）、欧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还有地位最高的米盖尔·安赫尔·菲利克斯·盖拉多。1946年出生的菲利克斯·盖拉多，是个土生土长的库拉亚坎人，曾加入锡那罗亚的司法警察队伍，担任州长的保镖，然后悄悄地干起了毒品买卖，在“秃鹰计划”之后离开锡那罗亚去了瓜达拉哈拉。1970年代中期，马塔的贩毒网甫一建成，他与他的同伴就成了墨西哥运送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头号人物。然而，直到1980年代初，他们的转运量总计只占美国可卡因消费的30%。将他们推向超光速发展阶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