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辑
宋代的绿色革命
宋朝的农业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者，还是在一些先进地区实行精耕细作，扩大复种制，因而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这显示了人口多而耕地少的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方向。
复种制是指同一块耕地上实行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等，因而成倍地提高了耕地的利用率。中国古代发明的复种制，是举世公认的一项重大农业技术成就。
实现复种需要较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故中国历史上的复种制，是自南而北，逐步推广与发展的。复种并非创始于宋朝，例如南北朝和唐朝已有少量记载。
宋朝是中国经济重心自北向南转移的时期，也正好是大江南北复种制有较大范围推广的发展阶段。宋时的南方复种制主要包括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
宋时长江以南，稻米普遍有早稻和晚稻之区分。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并非创始于宋，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一首诗名为《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但从后世收获时间看，九月成熟者不应称早稻。在唐诗中也有一些早、晚稻的记录，如陆龟蒙《刈获》诗有“廉廉早稻才遮亩”之句，唐彦谦《蟹》诗有“晚稻初得蟹如虎”之句 。宋代除早稻和晚稻外，还出现了中稻。据《宝庆四明志》卷4说，在今宁波一带，稻米生产竟以中稻最丰。当然，当时中稻的种植限于部分地区，并不普遍。早稻、中稻和晚稻的栽插和收获期不同，但在长江流域一带，尚不能在同一块耕地上实现复种。故耕田便有“早田“和“晚田”之别。陆九渊在《与张季海》信中说，今江西“金谿西北近临川处率多早田，耕必三犁，秋乃可望” 。宋朝有一部记录刑事诉讼判案的书，叫《名公书判清明集》，此书卷4和卷5记录田事诉讼，其一说，有名范僧者，“分得晚田，卖与夏秀才”，其二说，有“赵宅买罗琛庚难字号晚田一亩二角二十二步”。早田和晚田的区分正说明早稻和晚稻不能复种。
宋朝，特别是在南宋，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愈来愈普遍。叶梦得介绍江东路一带，“惟有二麦收刈後，合重行耕犁，再种晚禾” 。虞俦《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诗说：“腰镰刈晚禾，荷锄重新麦。” 陈造《田家谣》诗说：“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 杨万里《江山道中蚕麦大熟》诗说：“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 范成大《刈麦行》诗说：“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多病经旬不出门，东陂已作黄云色。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朝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 当时种植越冬小麦和大麦，一般收获于四月，五月正好晚稻插秧，可在时节上实行循环复种，而早稻或中稻则不可能同冬麦实行循环复种。现代习惯上一般将秦岭和淮河作为南北农业之自然分界，宋时其实已有类似情况。南宋前期，有庐州（今合肥）知州吴逵上奏，说淮南开荒田，“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这证明宋时的稻麦两熟制已扩展至江北淮南一带。
宋代的双季稻生产还局限于闽广一带。北宋前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岭南潮州、雷州、海南等地稻可再熟，大约唐、五代以来即是如此。《永乐大典》5343《三阳志》对潮州介绍更详，说本地好的粳米和糯米必须用膏腴地种植，一岁一熟。但秋成后，其田“半植大、小麦，逾岁而後熟”，即是稻麦两熟。然而糙赤米则可一年两熟。《岭外代答》一书说，宋时岭南地区早稻正月和二月栽插，四月和五月收获，晚稻五月和六月栽插，八月和九月收获，这正适于同一块耕地中实现复种。福建看来也只有部分耕田种植双季稻，卫泾在《福州劝农文》中说，当地“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 。
复种制提高了亩产量，自秦汉迄隋唐，传世的亩产量记录不多，有的记录也难以凭信。宋的亩产量却有一批确切的记录，大致是北方一宋亩产粟麦一宋石，南方发达地区一宋亩产米二、三宋石。宋人谈论亩产量只是以一次收种为准，并无现代按每年每亩收获总量估算亩产量之习惯，在有复种制的地区，两种亩产量的计算标准自然有明显差异。
按一宋尺约为31厘米，一宋亩为6,000平方宋尺计，一宋亩约相当于0.8649市亩。又一宋石约折合三分之二市石，一市石米为150市斤，小麦为140市斤，粟为135市斤。依此折算，宋代北方亩产量，约相当于一市亩产粟104市斤，小麦108市斤。南方发达地区亩产量，相约当于一市亩产米230至345市斤，依稻榖70%折米率，约折合稻榖329至493市斤。长江流域一带稻麦两熟，另加每宋亩产麦一宋石，约折合每市亩产量437至601市斤。宋时广南属不发达地区，耕作粗放，但福建发达地区，其双季稻依每宋亩年产米四宋石，约折合每市亩产稻榖658市斤。
关于南方稻米亩产量，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3说：“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一宋斤约合1.2市斤，则一宋石粳米为110市斤。依此折算，南方发达地区产米约合每市亩254至381市斤，约折合稻榖363至545市斤。另加每宋亩麦一宋石，则约折合每市亩产量471至653市斤。福建双季稻约折合每亩产稻榖726市斤。宋时在今宁波一带，还有每宋亩一次收获六至七宋石稻榖的高产记录，后者约折合每市亩一次产稻762市斤。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所以产生差异，是由于古代度量衡很难精确地折算成现代度量衡。但是，宋时因实行精耕细作和复种制，其南方发达地区的亩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可观水平，应是无可置疑的。
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实行复种制，自然需要在单位面积投入更多的劳动量。宋代两浙路、江南路、福建路、成都平原等为地狭人稠的发达地区，人口稠密，正是推广复种制之前提条件，而复种制之推广，又对解决上述地区的吃饭问题起着重大作用。当时的贫苦百姓不能仅靠稻米糊口，还须兼吃麦类，而地主出租稻田，也有相当比例不收麦租。
中国汉唐之际，以北方为主体的农业发展，着重于用牛耕取代耒耜，实际上是横向开拓生产广度。据宋人说，“牛耕之功”为“钁耕之功四倍”。汉唐北方耕地面积随着牛耕普及大增，但粟麦的亩产量并无多少提高。南方农业的崛起主要实现于宋代，着重于纵向开拓生产深度，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宋时在牛耕的条件下，北方一个农业劳力可耕田四十宋亩，而南方一个农业劳力约可耕田二十宋亩 。若按前引亩产量折算，南方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高于北方。
现代国外风靡一时的所谓绿色革命，究其内容，无非是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以成倍地提高粮食之亩产量。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珍珠小史
圆润可爱的珍珠天然就是一种理想的装饰品。中国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中，已有穿孔蚌壳、海螺壳等做装饰品，人类有可能因此而发现珍珠。商代墓葬中亦有蚌饰。由于古代珍珠的实物无法保存下来，从文献记载中看，用珠玉作为珍宝，大约是在周代。《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庄子?让王》篇也追述说：“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古公亶为周文王的祖父，当时是否已将珠玉作为珍宝，如今只能将战国时的追述，姑备一说。春秋时代的《穀梁传》鲁隐公元年说，贵族死后殡葬，口中要含贝玉，“贝玉曰含”，后人注释说：“口中珠，或大夫用珠也。”《庄子?外物》说：“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吕氏春秋?节葬》说：“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其意为死人“含珠实口”，“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可知春秋、战国时含珠殡葬，成为富贵之家流行的奢靡之风。所以有“含珠实口”的殡葬，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珠玉既是财富，又是神物。《荀子?劝学篇》说：“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就是将珍珠视为神物的一例。
春秋时，《左传》哀公十一年载：“疾臣向魋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与，由是得罪。”《墨子?辞过》说“当今之王”，“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同书《耕柱》篇称当时的宝物有“和氏之璧、随侯之珠”。战国时代有关珠的记载更多，《荀子?天论》说：“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礼义。”《庄子?列御寇》篇说：“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上引记载都证明珠之贵重。《韩非子?和氏》篇说：“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同书《外储说》说：“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战国策?秦策》说：“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史记》卷78《春申君传》说，赵使“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而“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将珍珠用作刀剑鞘和鞋的装饰。但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吕氏春秋?侈乐》也总结说：“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 故《庄子?胠箧》认为：“擿玉毁珠，小盗不起。”
在汉代，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载，“太后被珠襦”，这是“贯珠以为襦”，即用珍珠袄作为高级华贵的服装。女子的头饰多用珍珠，如刘熙《释名》卷４《释首饰》提及当时有“穿耳施珠”的习俗，是从南方少数民族学来的。有一种首饰名叫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步摇的首饰沿用很久，如《全唐诗》卷435白居易《长恨歌》诗形容杨贵妃有“云鬓花颜金步摇”，大约也是用金做笄，上面垂珠。
珍珠自发现和使用以来，一直是一种重要财富，并且是重要的进口物资，如宋朝时，见于《宋史》卷186《食货志》的记载，作为海外贸易进口的“宝货”，又与犀角、象牙等用于对辽朝的贸易。贩卖珍珠当然也是赢利很高的商业。《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说，宋高宗的吴皇后之父，号称“京师珠子吴员外”，是个大富商，“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当时商业的同业组织称行，买卖珍珠的称为“珠子行”。医官王继先为宋高宗合壮阳药，得到宠信。《三朝北盟会编》卷230记载：“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轻，继先受其珍珠货赂，遂与其求嘱大理寺官，因得释放。”《武林旧事》卷９记载宋高宗到大将张俊府中游宴，张俊进献各种珍宝，其中包括“珠子十二号，共六万九千五百九颗”。可见他家藏珠之富。到南宋后期，据《梦粱录》卷13介绍，当时临安的珠子行已经更名为“珠子市”，“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可见贸易额之大。这无疑是在南宋首都商业各行中地位很高的一大行。
中国珍珠的重要产地是在南海一带。唐宋时记载，采珍珠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如《全唐诗》卷398王建《海人谣》说：“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描写广南沿海的居民，有以采珠和养象作为每年的赋税负担。《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45至47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记载，在五代十国时期，盘据广州一带的南汉，“於其管内海门镇招置兵士二千馀人，目为媚川都，惟以采珠为务。皆令以石硾足，蹲身入海，沉水而下，有至五百尺深者。咽溺而死者无日不有，所获真珠充盈於府库”。南宋中期，方信孺《南海百咏?媚川都》也介绍了南汉媚川都的遗址说：“至今东莞县濒海处往往犹有遗珠。”其诗说：“漭漭愁云吊媚川，蚌胎光彩夜连天。幽魂水底犹相泣，恨不生逢开宝时。”开宝是宋太祖的年号。
宋初虽废罢媚川都，但在容州（今广西容县）、海门镇仍设采珠场。宋太宗时，“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十斤，径寸者三枚”。宋太宗一度下令废罢“岭南诸州采珠场”，但后来不但恢复，危险的采珠业还扩大到福建。宋仁宗时，“诏闽、广州采珠场听民户采取，止收税钱”。《铁围山丛谈》卷５说，“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断望地近交趾，产珠尤美”。“俗言珠母者，谓蚌也。凡采珠必蜑人，号曰蜑户”。此书记载的采珠作业，也与媚川都相似。“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絙至海底，名曰定石。则别以小绳系诸蜑腰，蜑乃闭气，随大絙直下数十百丈，舍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絙上，出辄大叫，因倒死，久之始甦。或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釂，于是七窍为出血，久复活”。有时“徒得珠母，虽合数千百，既破开，略无一珠。群蜑独环之大哭”。但当地官府“勿恤”，“又加配率，开告讦，凡桎梏而破产者，大率皆无辜，千里告病”。可见当时采珠业的危害和给民间造成的痛苦。
此外，据宋徽宗时寇宗奭的《图经衍义本草》卷31说：“河北塘泊中亦有围及寸者，色多微红，珠母与廉州珠母不相类。但清水急流处其色光白，水浊及不流处其色暗。”北宋与辽朝交界处，为防备辽朝骑兵侵轶，利用自然水势形成许多塘泊，其中也产珍珠，大的甚至有一宋寸，约合九市分多。
珍珠作为药用，最早见于晋朝葛洪（283—363）所著的《抱朴子》，是道家著作，讲究炼丹和养生。《抱朴子》内篇卷１１《仙药》说，“真珠径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长久。酪浆渍之，皆化如水银”云云。当时的一寸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市分，但无疑也是十分罕见的大珠。这部著作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以上，可见我们的祖先发现珍珠可以药用的时间相当早。
掌禹锡等人编《补注神农本草》，在《图经衍义本草》卷３１中有所引证：“禹锡云：按《药性论》云：‘真珠君治眼中翳障白膜。七宝散用磨翳障，亦能坠痰。’”认为珍珠医用的重要功能是明目，医治白内障。关于《药性论》一书，据《本草纲目》卷１《序例?历代诸家本草》引掌禹锡之说，“《药性论》凡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一本云陶隐居撰”，“疑非隐居书也”，陶隐居是南朝梁人，而李时珍考证，认为是唐朝甄权所著。按《旧唐书》卷191和《新唐书》卷204的两份《甄权传》说此人高寿，活到唐太宗时，“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而并未记载他著有《药性论》。只是《旧唐书》本传记载他的弟弟甄立言“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但《旧唐书》卷47《经籍志》载有“《本草药性》三卷，甄立言撰”，《新唐书》卷59《艺文志》载有“甄立言（一作权）《本草音义》七卷，又《本草药性》三卷”。甄立言所著其实与他哥哥甄权所著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知李时珍的考证有一定道理。中国人发现珍珠可治疗白内障大致是在一千四百年前左右，或者更早。
李珣的《海药本草》六卷，著录于南宋初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２，原书已经失传，但宋朝的《图经衍义本草》和明朝著名药典《本草纲目》多所引证，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１《序例?历代诸家本草》说，李珣是唐朝“肃（宗）、代（宗）时人”。据以上两书引用《海药本草》说，珍珠“主明目，除面，止泄，合知母，疗烦热、消渴，合左缠根，治小儿麸豆疮入眼”。“为药须久研如粉面，方堪服饵，研之不细，伤人府藏”。强调了珍珠必须磨成粉，方能食用，这当然是一千二百三、四十年前重要的珍珠药用经验总结，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使用珍珠粉。
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马志等人所编的《开宝本草》，今亦失传，但据《本草纲目》卷46，此书将真珠列入药典，定名“珍珠”。当时另有一部本草，《经史证类本草》引“所出经、史、方书”作《日华子本草》，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卷１《序例?历代诸家本草》作《日华诸家本草》，其实是同一部书。原书已经失传，但据《图经衍义本草》卷31引证说：“《日华子》云：‘真珠子：安心，明目，注颜色也。’”应当说，在一千三、四十年前，中国人已经把珍珠的主要药用功能说清楚了。
宋仁宗嘉祐时（1056—1063），掌禹锡等人编《补注神农本草》，《文献通考》卷222有所记载，但此书也已失传，而在传世的本草书中有所引证。再晚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本草》卷20和宋徽宗时寇宗奭的《图经衍义本草》卷31，都记载了珍珠的药用效能。后一书说：“真珠，小儿惊热药中多用。”更晚而集大成者，当然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46中有关珍珠的记载。此类药典的特点，是罗列以往药典本草书的原文，并加以补充。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珍珠的化学成分以及医疗保健功能，作了科学研究。珍珠主要含有碳酸钙以及硬蛋白等，确实有补钙，延缓衰老，预防和治疗晶状体浑浊等功能，使古代医书的记载得到科学的解释。
天然珍珠的产量当然有限。近代发展起来的人工珍珠养殖业，在技术上愈来愈成熟，才得以进行珍珠的大批量生产，充分满足人们对装饰、保健等需求。
袜的故事
今人看来，袜是一件太普通、太平常的用品。然而人到老年，方渐知袜的重要。脚底的穴位代表人的全身，而脚受寒或发冷，就会得病，所以愈来愈懂得脚必须以袜保暖。我出生在大城市，幼时也听说，穷的地区有几人合穿一条裤子。直到1964年，我们在山东海阳县当“四清工作队员”。此县在全国大约属中等水平，我们所在的蜜蜂涧村，多数农民虽然粗衣粝食，尚能勉强温饱，也有少数农家十分穷困，确有全家三口合穿一条裤子，丈夫召来开会，妻子和女儿只能拥被子坐炕。另有一家孩子多，在层冰积雪时节，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只穿一条单裤，赤脚在冰冻的地上行走，脚冻得发紫。这个场面给我印象太深，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觉心酸。然而原始人类自然无袜，跣足行走了约上百万年。即使在中国夏商时代，是否有袜，也还难以考证。
袜，古文往往作“襪”，而《说文解字》则作“韈”，列入韦部，看来最初的袜大约是用皮革做的。如果稍想一下，古时要依脚的形状，做成合适的裹足衣，也并非易事。《韩非子?外储说》追述周“文王伐崇，至凤黄虚，袜系解，因自结。”这还是西周灭商之前的事。是否当时已有袜的发明，只能姑备一说。袜系应是袜带。《史记》卷102《张释之传》：“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所谓“结袜”，也是说明有袜带。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之绢袜，即提供了汉代袜的具体实物。宋代《事物纪原》卷３《袜》引“《实录》曰：‘自三代以来有之，谓之角袜，前后两相承，中心系之以带。洎魏文帝吴妃，乃始裁缝为之，即今样也，以绫为之。’”可知原始的袜做得笨拙，要分前、后两半截，中间用袜带连结。唐宋《白孔六帖》卷12说：“袜有带，尚矣！今独亡。”后世袜的制作渐趋精良，大致自三国始，就不用袜带，形成一只整袜。今人称穿袜和脱袜，而在三国之前，由于使用袜带，故称结袜和解袜。
尽管发明了袜，但古人还是经常跣足，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例外。古人到屋里上席不仅要脱鞋，似也经常脱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嗀之，是以不敢。’” 《春秋经传集解》说：“古者见君解袜。”褚师声子不光脚上席，而是穿袜上席，虽然强调自己有脚病，会使君主闻到异味而呕吐，仍被视为不敬。《汉书》卷11《哀帝纪》说汉成帝的儿子中山孝王刘兴，“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韈系解”颜师古注说：“食而独在后饱，及起，又韈系解也。”汉成帝因此不喜欢刘兴。
《史记》卷96《申屠嘉传》载，汉文帝命宠臣邓通“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可知“免冠徒跣”，是汉时一种谢罪的方式。同书卷106《吳王濞传》说，吴王造反兵败，“胶西王乃袒跣，席槀，饮水，谢太后”。《漢書》卷54《李广传》引汉武帝给李广书说：“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也是同样意思。
即使在平时，跣足仍是习俗。《后汉书》卷10《伏皇后纪》载，曹操派人逮捕伏后，“后闭户藏壁中”，仍被搜出，“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可知她在宫中并不穿袜。《三国志》卷１注引《曹瞞傳》说：“公聞（许）攸來，跣出迎之。”说明以曹操之尊，平时也不穿袜。《世说新语》卷下《尤悔》记载曹彰被其兄魏文帝曹丕所毒，卞“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当时的井都用瓦罐汲水。卞太后在屋里显然光脚，为了救儿子，就“徒跣趋井”。《陈书》卷35《周迪传》说他“居常徒跣”。
做袜的原料，除了皮革之外，有所谓“布袜”。自宋之前，布一般专指麻布。《说文解字》：“褐：编枲袜。”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取未绩之麻，编之为足衣。”褐在古时或作为粗麻布袜。《太平御览》卷697载：“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细布袜二量。’” 《史通通释》卷８《人物》说：“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可知此信当在东汉。《魏书》卷109《乐志》记载，据三国时“魏景初三年（公元239）以来衣服制”，“武舞”者的穿着中有“白布袜”。《白孔六帖》卷12就专录“青鞋布袜”一词，在古诗词中，此词使用较多。《旧五代史》卷144《乐志》中，“舞人”也著“白布袜”。陆游《渭南文集》卷27《跋李庄简公家书》记载，南宋初参知政事李光自称不怕秦桧迫害：“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麻布袜在古代应是最普通的。
明代的棉织品已相当普通。《东林列传》卷22《叶茂才传》说，他“所居老屋数椽，薄田两顷，不殊寒畯。仰承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乡，青鞋布袜，以奉杖履”。此处虽然同样称“布袜”，其实应是棉布袜。明朝周顺昌《忠介烬馀集》巻２《与文湛持孝廉书一》提到“纱韈八双”，此处的纱应是棉纱，而不是古代的丝纱。
此外，如山西《嘉靖荣河县志》卷１介绍当地的物产，有“毡袜”，这当然是用羊毛做成，而保暖性能很好者。
在冬季保暖方面，古代还有连裤袜。据《宋会要》刑法７之９—10记载，宋代军队的冬服中就有“白绢绵袜头袴”，这是用丝絮作为衬里的连裤袜。
与布袜相比，高级的丝织品袜自然是绫袜、绢袜、罗袜之类。前面已提到魏文帝吴妃所制乃是绫袜。《全唐诗》卷894薛昭蕴《醉公子》：“慢綰青絲髪，光砑吳綾袜。”《宋史》卷152《舆服志》，《金史》卷43《舆服志》载“朝服”中有“白绫袜”。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卷21，卷182，《大金集礼》卷30也载有“白绫袜”。《元史》卷71《礼乐志》载有“白绢袜”。但绫袜、绢袜之类的出现应是很早的事，更高级的则是罗袜。《昭明文选》卷４东汉张衡《南都赋》形容女子在席上舞蹈，“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同书卷19曹植《洛神赋》也有“陵波微歩，罗袜生尘”之句。罗袜当然比绫袜、绢袜之类更容易穿破，大约只供统治阶级女子享用，古诗中使用“罗袜”一词颇多。
至于近代的机器针织袜，其工艺自然胜于古代的手工缝制袜，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