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像一场拉了幕的大戏,研究所的大会暂时就没了高潮。人们只有在议论于奎的时候才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对张道福 表现的热情要次之。
我草草地结束了大会。
庆子来我办公室。他没坐下,站在我办公桌边上,亲切地劝我:“去跟胡厅长谈谈。”
我不解地看着他,希望还能听到更多的内容介绍。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我欠你一个人情,所以,你最好今天就去跟胡厅长谈谈,交交心,就像你跟刘托云那样。”
庆子说完走了,我认真起来。刘托云这个名字提醒了我,爱着的人比不爱的时候更容易害怕,怕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可能破坏爱。
胡副厅长亲切地接待了我,再三表示,对我上次谈话中表现出的幽默,尚未忘怀。
我开门见山地引出了主题:我从研究所听到的看到的,难道都是真的吗?
“哎呀呀,小胡啊,我怎么跟你说好呢?”
“直接说。”我好像从天外借来了许多胆子。
“直接说就是,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
我真的不懂了。
“你知道情况突然有了变化。”
“又有人告了你。”他停了停说,“你还是刚来研究所,两次告你间隔又这么短,厅领导就重视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是听说了嘛,调查组的事。”
“可我没有什么值得调查的。”
“这可能只是你我的看法。”
“那怎么才可能不是真的?”我问他。
“你不仅有幽默感,记忆力还特别好。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事关我的前途埃”
“你离开研究所,如何?”
“当处调儿?”
“你不是不愿意去那儿吗?而且现在,那地方也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我还是不愿意当处调,但忍不住好奇心。
“新厅长的新想法。”胡副厅长像外国人那样耸耸肩膀,即使做作,还是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那我可能的去处是……”
“博物馆。”他轻声说,好像怕正厅长从隔壁房间听到。
“如果我去博物馆,就不用派调查组进驻研究所了?”
“你要是离开了,就有借口了,可以说,调查组去你新单位查了。”
我笑了。
“对,”胡厅长继续做着外国味儿的表情,“下面告,上面笑,你没贪污,所以可以笑啊,可以不怕埃”
“你怎么知道我没贪污?”
“哎,小胡,这点儿信任我还是有的。”
回到研究所,我找到庆子,让他开车拉我出去。
把车开到了路上,庆子才问我去哪儿。
“庆子,这是第一次,我让你开车带我出来办的不是公事儿。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找个好点儿的地方。”我说,“我请客。”
“别,让他娘的研究所请客。”庆子说着狠踩了一脚油门儿。
庆子把我拉到张道福带我来过的那个饭店,进了包间儿。
“千万别叫大燕二燕。”
庆子笑了,他说,你放心,我们不用那一套。他的话再一次把我拉近了。
我们要了便宜而清淡的菜,没有肉,外加啤酒。连干了几杯之后,我们的脸都上了颜色,好像谈话可以从此开始了。
我说了我对他的“钦佩”,他能准确地观察出表面之下的真货色。
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穷司机,既没前途,也没奢望,所以就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角度:什么事都不往自己身上联系,得不到好处,坏处自然也没有。
我说,我还钦佩他的镇定,好像他什么都不怕。
他说,我什么都怕,但你怕的时候,想想别人也怕,就好多丁.“你是不是小时候硬汉电影看多了?”
“就是,所以我不当硬汉。”
“你碰过大燕二燕吗?”
“吴副研究员比她们强多了。”庆子不无骄傲地说。
“我觉得,刘托云比她还强。”
“你说得没错。”庆子喝一口酒又说,“你的眼力比我的好。”
“所以我是所长,你不是。”
“对,为你是所长我不是。干一个。”
我又为我们倒满酒,再次举起:“为我和刘托云干一个。”我说。
“干。”庆子说。
“我爱上她了。”
“能看出来。”庆子说,“跟什么谈了?”
“博物馆。”我边点头边说。
“答应了?”
我摇头。
“了解博物馆吗?”
“那儿有文物吧?”
我们都笑了。
“来,为博物馆还有文物干一个!”
“去博物馆,是让你当书记对吗?”庆子问我。
我点头。
“博物馆的头儿是整个文化厅最难剃的脑袋,这人胆子太大,又有背景。如果上面不给他安排一个书记,一旦有什么问题,体现的是党的领导的缺乏。可是没人愿意去当那儿的书记,在那儿你能得到的最实惠的东西就是提心吊胆。懂了?”
我点点头,想了想又点点头。
“你知道黑丽说我什么?”
庆子笑了。
“笑什么?”
“她说你的话多了去了。”
“有一句是最本质的,她说,‘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文学小坐喝完酒,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没醉,庆子也没醉。庆子把我扔在一条叫胜利的大街上,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说,想一个人走走。
可惜,我一个人没走出多远,黑丽说的那句话又在耳朵边响了起来:“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这太烦了,她的话比她本人更让我烦。我经过一个小店,看上去既像酒吧又像咖啡馆儿还像饭店,招牌上写着:文学小坐。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写过小说,爱过文学,能不进去坐坐吗?!
我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多恶心,我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栽了,我是说理智。
“哎,进来吗?”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我说,“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
“这儿是什么?”我进去。
“文学小坐。”他大声大气地说。
“我知道,我是问,是酒吧,还是……”
“什么都是,是酒吧,有酒,马丁尼和二锅头都有。是咖啡馆,巴西爱尔兰海南岛咖啡都有。是茶馆儿,红绿花,什么茶都有。是饭店,兰州抻面和意大利面都有。你想干什么?”柜台后的男人一口气说完,店里的另外两位大笑起来。
好像这儿应该叫“文学大笑”。
我扭头看看他们,他们没有坐在一起,估计不是一起的。我选了另一个位置。对柜台说:“来瓶日本清酒。”
他看我半天,然后说:“就这个没有。”
“那就从有的里面随便来瓶酒吧。”
“青岛干啤?”
“行。”我选了个地方坐下。
我的干啤上来后,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三个男人喝闷酒,柜台上的那个男人不停地东擦西擦,擦柜台,擦酒瓶,擦,擦……
过了一阵,我心里的无奈有增无减。坐在我右边的男人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我多少有点紧张,不想搭讪。
可他经过我,走到了我左边的男人那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啤酒。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写小说的李大轮子?”根据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写小说的,糟一点儿是个写散文的。
“没有‘子’字儿。”李大轮说。
“反正你是吧?”
“你想干吗?”李大轮问。
“跟你说句话。”
“说吧。”
“真说了。”那个男人像孩子恶作剧似的说。
李大轮轻蔑地笑了笑,好像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他每天都见,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你写的那些小说,狗屁都不是,软不拉叽的,不清不楚的,黏黏糊糊的,还弄了那么多本,还叫什么实验,可别逗我们老百姓了。冲那软劲儿,给老娘儿们看还行,可老娘儿们又看不懂。我真不懂,你干吗要那么写?”
李大轮站了起来,引得我紧张起来,都是东北人,一站起来事情可能就麻烦。
“来,干一个。”李大轮端起酒杯。
“我操,你有病?”那男人虽然是东北人,还是有点没想到。
“有啥病?你刚才说的话,是我一直想说一直都没说的,这还不值得干一杯?”李大轮说完就先干了。
那男人一看赶紧也跟着干了。
“哎,一看你就是东北人,爽快。”
李大轮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哎,”那男人说话喜欢用“哎”起头,“我看那帮傻×说得不对,你这人挺好的。”
李大轮尴尬地笑笑。
“哎,我看你将来准能写出点别的来。”
“还有啥好写的,当作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哎,比如你写点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还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呢?!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东北出的汉奸最多了。”
“真的吗?”那男人受的震动不小,“你这资料准吗?”
“咋不准?!我在图书馆查的。”
“你在哪国图书馆查的啊?你可别是在日本图书馆查的啊!他们日本人净埋汰我们东北人。”
“你别说东北土词儿,埋汰,他听不懂。”李大轮说着指指柜台的男人,“他是牡丹江来的。”
“埋汰就是贬低,说你坏话,懂了?”那男人对柜台男人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哎,你说,那日本人净埋汰咱东北人,那咱们汉奸不是白当了?”
“那还不白当,当汉奸你还想得奖状啊?!”
“说的也是。”他若有所思,“不过,你别太悲观,咱东北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还怕没写的!你写个吓人的,落后的,残酷的,说不定就能让张艺谋看上,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一拍电影,外国人就能注意你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个诺贝尔提名啥的。”
“行了,我看你还是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说来说去又归到外国那边儿去了。”李大轮咕哝着。
“哎,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我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咋拐着弯儿骂我呢?”
“哎呀,你就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我们不是一条路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算个球,你这人真不怎么样。我看那帮人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大傻×!”
“你再说一遍?”李大轮站了起来。
“我再说一遍,你能把我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你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了,你是一个大傻×!”
我扔下酒钱就跑出来了,没有受伤,但是,那个绝词儿一一“傻×”,就像一把大锤把我的心情砸开了,把我的理智砸碎了,把我砸醒了。
我随便走进了一个理发馆儿,让他们把我脑袋上还剩下的那么一点头发剃净了!
团结起来到明天我仿佛在肚子里迎来了一种理解,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制的锁链挣开了,说不出的轻松,从里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于是,没什么再是诱惑,也没什么能产生压迫。
我在街上给老婆打了电话,她现在住在人家家里的事实这会儿没有带给我额外的不安。
她说:“胡东,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说,行吗?”
她让我等一下,一段寂静之后,她又回到电话里,告诉我,不行。
“我跟他说说行吗?”我请求着。
又是一段寂静。
“他说,算了,以后也许还有机会,跟你电话里聊聊。”老婆说,“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见见你。”我说。
“不用了,胡东,这已经是我们可能有的最好的结局了。”她仍然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这陌生将在我们之间永存。
“那好吧,我就电话里跟你说说吧。”
她没有接我的话,好像对我将要说的话并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换了。”
“你什么意思?”她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短暂地回溯了一下我们过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常这样责问我。
“房子你都留着吧,我不要了。”
“你疯了?”她说。
“有一点儿,不过没全疯,所以想补偿你一下。跟我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打过你骂过你,但也没给过你幸福,也没让你有个孩子,不管怎么说,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湿了,想马上放了电话,可她突然说:“我不要整个房子,换开吧,换开吧。胡东,我不恨你,因为你不是坏人,所以你不用这么做。在婚姻中的时候,我想不开,现在我都想开了。你留着房子吧,留一半儿。”
“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说的办吧。”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说话,没有别的意思,他中风了,嘴斜了,说话不方便。”
“明白了,再见吧。”
“再见。胡东。”
这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个从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开始总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于不叫名字,就不能表达感情,无论是愤怒还是伤感。这也是行为艺术的一种,含义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刘托云家里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样。我跟老婆说把房子都给她了,就觉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没有惯常那样的激动,也不平静。我双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还能再打扰我,我可以向前弯腰,向左低头,没什么需要掩饰,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证噙着一丝那样的笑意:有点儿坏,有点儿甜,有点儿认真,有点儿放荡……什么都有一点儿。
我想着和刘托云在床上的某些细节,想着她家昏暗的旧时间颜色,想着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发疯了,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种社会体制下的产物,除了共产主义),想着她随时把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想着她看见我的光头时的表情,想着,想着……
怎么想,我都不担心,我都不害怕。为这个,我该感谢谁,该热爱谁?是谁给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差不多快说,我真他娘的幸福埃
刘托云看见我的光头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风趣地说:“这至少可以让我们家明亮一点儿。”
我因此答应她不戴帽子,永远,无论是冬天夏天,无论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们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她马上就像我一样高兴起来。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正经说,还是不正经说?”我问她。
“正经说,也不正经说,把什么都说出来,包括你最阴暗的心理,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让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尽管它们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她说,尽管这不必要。我们躺到床上,尽管对彼此还没有欲望。
“你准备好了吗?”我说。
“准备好了。”她说。
“那我开始说了。”
“你说吧。”
我要给黑丽一个耳光,然后再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对不起。
刘托云给了我一个善意的嘲笑,她说,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爱又恨。
然后我就永远不理睬她了,就像从没认识过她一样,既不恨她,也不爱她。
刘托云脸上对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难过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坏男孩儿。这是让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视,如果它不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女人的脸上。
我希望于奎丧失性能力,那样他就不能那么张狂,有时间就上街遛遛电线杆子,看看治疗阳痿的广告。
坏了点儿吧?刘托云说。
可能吧。我被他打动过,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动。不管怎么说,他属于我愿意忘记的人。这是真的,我一想于奎,就不安,好像我们无形中有什么联系。
我还希望邓远长胖一点儿,要不我长胖一点儿也行,然后拥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带男女之间的哕嗦,就是拥抱本身,一个胖一点儿的人拥抱一个瘦一点儿的人,甚至连温暖的企图都可以没有。
我相信你的纯洁。她说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中对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张道福一起去干件坏事儿,肯定会特别有意思。他是我这辈子里见过的最适合跟我一起干坏事的男人。
就像一个人老想干坏事但不是真正的坏人。刘托云说。
你怎么什么都能理解?真烦人。
我就是聪明,我也没办法。
下一个愿望,你无论如何猜不出来的。
说说看。
我想跟那个做按摩的张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顿好,能给她准备下的都准备好。跟张小姐,能过好就过,过不好,我就跑。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泪……
嘞嘞嘞。
只有上面的三个字是刘托云唱出来的。她说,她最喜欢崔健的歌,她说那是让人撒野,让人幸福的歌,尽管这幸福是红布下的短暂和虚幻,但是强烈,强烈得能在瞬间穿透世界的全部虚伪。
这三个字上面的歌词是我念出来的,我喜欢背诵崔健,不喜欢跟他唱。
刘托云又开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制止了她。
先别唱了,听我说完,我还没说完。这次你无论如何听我说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有一个愿望。
刘托云像有预感那样突然静了下来,安详地听我说了。
我想跟一个叫刘托云的女人结婚。我还想告诉她,我害怕她家里的昏暗的光线,害怕她家里墙壁上旧时间的颜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门把自己吓一跳,她和别人说的一样,是个疯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离了婚。我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干瘪的身体,就激动得不行,就觉得自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想和她睡觉,睡觉。
你疯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疯了,因为我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我被规则给甩了出来,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拦住跟我过去发型一样的人,我要告诉那些人我的经验:用那几根稀薄的头发你能遮住什么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别白费劲儿了。如果他不听我说,骂我是粪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当傻×。”她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不是。”她说。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我是处级干部,××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前所长。”我准确地给自己定义着。
“现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左顾右盼者。”
“红绿灯下的光头青年。”她大叫着。
“‘文革’时,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想法,绿灯停,红灯行。可惜没实行。”我说。
“要是实行了,用中国在野派画家的话说,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说。
“你说什么,在野派画家,你也够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改革开放以后也得改回来。”
“为什么?”
“穿达芙妮鞋,跟国际接轨。”
“那就更狠了,谁还买电视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满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热闹不怕热闹大。”我说。
“你怕吗?”她问我。
“你真是个精神玻”我说。
“我不是精神玻”她说。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这么说自己。”我说。
“胡东,你是个……”她举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声。
“胡东,”她接着又喊了一声,“胡东,我真爱你。”
“刘托云,你可别犯傻了,你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假装爱你吗?”
“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太愿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个大口子。”
“我也想。我们会是最佳搭档,比亨特和麦考儿还好一万五千倍。我们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对对,所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活得不对劲儿。”
刘托云,你听好,我终于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么了。你明白吧?
你是说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也不是博物馆的公章了。你想干什么?我想把你的房子卖了。让我和你一起去乡下?你可真会盘算,太狡猾了。种地,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从没想过当农民!不是当农民,是当我的人,当我未来的人。那还凑合。房子能卖多少钱?
我和托云离开了城市,变卖了那里可以变卖的一切。
我们住在一个小乡村里,她种花,我种菜,用卖得的钱,我们买粮食还有其他需要的东西。一切都很好,一切再也不用别人来评价。我们和邻里建立了新的关系,只谈谈天气和电视新闻里的时事。
一切都很好,说了你也不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说点儿别的,为了让尾声不那么短暂。
我向你描绘一下庆子的长相吧。庆子就是那个研究所的司机。
他不是小白脸儿,他的脸色就是在小白脸儿的基础上加了点儿黄色,加了点儿灰色,是个小灰脸儿。五官端正,眉眼看上去智慧,还有几分善良,属于那种最终杀不了人,也下不了狠心的人。
无论在哪儿,你与他相逢,都会觉得亲切。但如果你是个清晰而聪明的女人,很快就会明白,与庆子一起走不丫很远,不是他烦了,就是你倦了。
尽管这样,他还是与众不同。他最终不放过自己,所以,他威胁谁,谁都害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