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诗刊》等刊，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散文集《沙漠之书》、《生死故乡》等近十部。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故乡的责难（代序）
几个人相约在我们家院子聚拢。挑头的有三个，一是铁柱叔。论起来，他父亲和我爷爷是亲兄弟。二是赵二爷。是村里仅剩下的一位“爷爷”。三是刘东哥，当年与我父亲一起光屁股长大。另外几个，也是本村的，有堂哥也有大伯，属于跟风凑热闹的。统共五六个人。那是2008年初冬的一天，草木败尽的南太行乡域莲花谷村沉浸在淡阳冷风之中。我母亲正抱着我弟弟第三个孩子，在院子里来回颠动转圈。哄她不要哭。弟媳妇正在庭除。弟弟常年被人雇佣，往返于河北沙河和陕西神木，主业是运送煤炭。
“献平咋能干这样的事儿呢？还是不是咱村人？”铁柱叔劈头就说。献平是我的名字。爹娘就生养了我和弟弟。十八岁那年以参军的方式去了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孩子哭得让我母亲的心情跟旧棉絮一样。铁柱叔劈头一责问，母亲先是怔住，抬起脸，惊诧地看着他们。
自我记事起，因为房基地、田地浇水等等生存琐事甚至空穴来风的几句闲话，爹娘就常年处在高压状态中。铁柱叔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近三十年时间，他母亲、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就和我们家时常摩擦，恶语相向、拳脚相加。铁柱叔一家倒和我们一家相安无事。
我爷爷奶奶只生养了我父亲和姑姑。农村人争斗，吃亏的肯定是人少的一方。祸延子孙，仇及全家，是中国人的一贯思维，也是传统中最凌厉的打击和“消除异己”手段。在与我们家的矛盾当中，铁柱叔嫁到几里外村庄的两个妹妹也同仇敌忾，与他母亲，即我的大奶奶、两个哥嫂并肩作战。在这力量悬殊的漫长“对垒”中，我们家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我个人的成长时期也被暴力笼罩、仇恨贯穿。
赵二爷早年当过村支书。其一个儿子在政府部门任职。若在旧时，肯定是一位有名望的乡绅。他二儿子和我同岁，还同学。与我们家基本没有过冲突。2005年到2010年，在其他人的蛊惑下，赵二爷以其官宦之家的“影响力”和“威力”，与村里其他人合伙，提出要瓜分我们家名下的一片橡栎树坡地。那时候，整个南太行乡域都被板栗的效益带领，人们纷纷将石头深嵌、荒草遍布的山坡刨松软，栽种上板栗树。板栗树苗刚成活，他们就开始闹。大队和乡干部也参与其中。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养尊处优的老人家，怎么还会在乎那点荒坡呢？刘东哥性情直率，有名的大老粗，他参与甚至主导一些事情，背后站着的往往是他老婆，一个凶悍而又有心计的乡村妇女。
“恁家献平在报纸上，网上写咱村的事儿，说俺们不好，说咱家乡不好！这不是败坏咱村、咱家人名誉吗？”铁柱叔说。赵二爷本来瘦小，做了胃癌手术后更为羸弱，也掐着腰说：“好歹也是这儿生的人。”刘东哥说：“老人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咱这再不好，可也是咱家啊！”其他人附和说：“就是，就是，献平做这个事情太没有道理了！”
可能是在乡村受委屈和欺辱多了的缘故，母亲也怕，一看这么多人到自己门前兴师问罪，顿时慌了，全身颤抖，抱着孩子，一脸惊恐地说：“俺不知道这事儿啊，啥时候俺问问他。”赵二爷说“这个错不了，白纸黑字都在这儿！”一边说着，一边扬扬手中攥着的一沓白纸。刘东哥也说：“这不是，上面还写着咱村名，二大爷的名，赵二爷的名，……咱莲花谷的人事儿都在上面。这把人都丢到全国世界去了！”其他人嗯嗯说：“可不就是！这下可好，咱莲花谷的坏人坏事可有名挂号了！”
“是？”我母亲皱纹而又黑红的脸上漾着惊恐、疑惑和不安。其他人以肯定的口吻再次加强了刚才的语气。“那聚平回来了，俺让他问问献平。”母亲语气怯怯地说。
众人说：“教育他以后可不要再像这样了，咱都是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老人们说了的！”
两天后，我正在办公室为一篇公文手指舞动，心如钢铁。电话响。一看是弟弟，语气也十分沉肃，感觉像警察审讯嫌疑犯。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写过咱村的人事儿。我说确实写过！他又问，是不是发表在报纸上，还有网上？我说是！
“哥，可不要这样了啊，赵二爷、铁柱叔、刘东哥等七八个人到咱家里来了，跟咱娘说，你写文章骂人家，还说咱村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我也震惊和惊慌。震惊的是，我老家人居然注意到我写的那些东西，惊慌的是，我在外地多年，家乡人再凶，也拿我本人没招儿，可爹娘和弟弟一家还在那里生活，弄不好，我惹的祸会转嫁到他们头上。
一人惹祸，迁怒于其家属，与一人获罪，诛杀九族如出一辙；前者是民间法则，后者为庙堂律令。我立马上网搜索。那些文章都还在，有中国作家网、八斗文学网、榕树下及各种文学网站和论坛。我找到网站和论坛的联系电话和信箱，逐一要求他们删除。心情很激动，也很惶恐，不是怕家乡人如何对待我，而是担心家人。我知道故乡人对待冤家的手段。一种明着来，上门或在田间、路上相遇进行言语攻击或者使用肢体语言；如2000年春天，弟弟就在田间遭到了铁柱叔二哥及其两个儿子的痛击，几成脑震荡；二是暗着来，一损坏对方庄稼、房屋、树木等财产为主要手段，或用手脚拔掉新栽的树苗、践踏庄稼，或以浇灌硫酸的方式，使成材的大树腐烂枯死。
“让他们找我来！”在电话里，我给母亲和弟弟壮胆。弟弟说：“他们不敢找你，就找咱娘！”我叹息一声，心里满是后悔。我最初写那些文章，也是出于一种愤怒心理，还有悲哀、恨铁不成钢、希望借此警告并促使他们文明一些等想法。当然，写具体人事时，也受痛恨情绪影响，将之说得十分可恶而又卑劣，尽管有些也是事实，但总有夸大成分。席勒说“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宁静的”，我觉得写人物一定要冷。表面的热和情绪化会导致情感变形甚至虚假。而那时候，我却是热的、激烈的，甚至是仇恨的、鄙夷的，受情绪左右明显。导致了文章的偏狭、失真和不公正。
与之相对，那些年，几乎所有关于乡村的文章，都是唯美的、与世隔绝的，无一不是诗画田野，梦里桃源，干净、古朴、素美、简单、自在、与世无争、人心温暖、草木有灵等等。我写那些充满原始暴力和自相戕害的文章，显然与大的文学环境不合拍。但又觉得自己没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作为传统文明集结地与堡垒的乡村就开始崩溃了，“向钱看”“抓到手里就是自己的”成为全国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和群众运动，作为城市文明余孽的乡村虽然在这方面迟钝一些，但也很快加入了这一声势浩大的集体合唱。
人们找矿像疯了一样，我故乡蓝峡乡内外的数百座大小山坡都被铁鞋踏破，凡是有些铁矿石、石英石的地方，哪怕用?头刨、架子车推，也要弄出来，变成钱。有了铁矿石之后，就要建选矿厂，黑水就趁势加入了泱泱向下的河水，从蓝峡乡到沙河市之间的数十座村庄被“黑线串起”。几乎与此同时，早些年很少听说、鲜有人罹患的细病（即癌症）汹涌而来，几乎每十个逝去的人当中，有4个亡于癌症。
1995年之前，家乡人走出农门倒城市谋生的似乎只有考上大学、由乡政府一跃而到县城部门任职、参军转干这三条通道，几乎与选矿厂同时，村里选择到城市谋生的人越来越多，主要以开杂货、摆小摊和打工等方式，在城市寻求立锥之地。更多的人选择打工，砖厂、煤矿铁矿石膏矿，成为了一般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人口也不断增长，先前一口人一亩地的格局被打破；新生了孩子的人要求重分田地、荒坡和树木等，逝去亲人的人家则想保持原状，便于继续得到逝者“恩泽”。矛盾由此产生，村人扎堆成伙儿，各不相让。先“嘴仗”，不果，再“战斗”，整个村子仿佛火药桶，杀伐的力度虽然以不出人命为主，但亲邻之间的“仇视”和“仇恨”是人心当中最大毒素和“杀手”。我每次回家，几乎都要参与其中。不是小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是一家和另一家之间的怨仇清算。
我们家西侧有一道山岭，底部是老坟地，再向西有一面小山坳，是一个盖房子的好地方。先前，小队把那地方分给一个叫赵二成的堂哥。赵二成住在老村，房子旧了，就想在那儿盖几间新房子，动手平整房基地时，遭到铁柱叔二哥一家阻拦。两家各不相让，一方举起了?头洋镐，一方抄起了铁锨棍棒。肉搏战即将展开。忽然，铁柱叔的母亲迈着八十三岁的小脚，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看着赵二成说，你要在这里盖房子，除非把我这个老娘儿们砸死埋掉！
这件事令我非常震撼。据我所知，先前，大奶奶也和自己大儿媳妇、二儿媳妇之间有过矛盾，甚至当场互打，头发拽掉一大把，头皮渗血，看起来比外人还要仇恨。可他们却有一个令村人佩服且惧怕的家族传统，即自家人打出脑浆也是自家事儿，别人一旦和自家人闹矛盾，他们就会马上捐弃前嫌，一致对外。这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民间传统，在大奶奶一家人身上体现得漓淋尽致。
这是最悲哀的，不仅仅是大奶奶一家，也不是我们莲花谷村，而是一个民族的顽症和痼疾。那块地大奶奶不用，也不准备在那里修房建屋。阻止赵二成的目的，是不容忍其他人在他们地盘上设置任何障碍，理由是“以后走路不方便”。这有点像狮子、老虎等，划定自己领地，一旦有其他同类闯入，必定以暴力方式解决。丛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便是胜王败寇、强者通吃。更奇怪的是，村人对大奶奶的作为一致赞誉，说那个老娘儿们，真是厉害！弱者和输者不但得不到同情和怜悯，反而被唾弃和嘲笑，甚至成为其他强人的“众矢之的”。
“弱者愤怒，挥刀向更弱者。”鲁迅这句话仍旧没有失效。我还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了一件往事。即邻村南垴有一户人家，总无故被邻人欺凌。这家人一个儿子，早年参加八路军129师（曾在太行山区活动），解放初期在部队当了连长。忽有一日，乡公所忽然召集群众召开大会。台上有人宣布，把南垴村的那伙人揪出来！几个民兵不由分说，就把还没分清东南西北的几个人扭送到台上。县长说：这些人长期无故欺负某某某一家。现在是新中国，他儿子又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全中国的部队干部。官兵在前方流血，为了我们的新中国。可在后方，他的家人还受自己村里人欺负……。县长最后宣布，这只是一个警告，如果再犯，就关进监狱，情节再严重的，枪毙！
讲的时候，母亲的表情特别振奋。
讲完又叹息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咱家受人那么大、那么多的欺负，怎么也没人管管？要是像当年那样，估计那些人就不敢再随便欺负咱了！我笑笑，也很想有公权力介入，对民间的一些事情做一些必要的调解和警示。尽管乡政府都有调解员，可基本上形同虚设，甚至附庸于权力和物质。
母亲有事直接说，从不会绕弯。讲究做事策略、注意说话方式、借力打力、攀附依靠等等生存方法，她永远学不会。父亲又是一个木讷人，除了干活、挣钱，从不管家里任何事。即使母亲和我被人当众打一顿，吐一脸唾沫，在场他也不会吭声。等我长大，这种情况还没有多大改变，母亲的屈辱是对儿子尊严和承受力的最高考验。而我又在外地。一个当兵的，在村人乃至更多人眼里，和外出打工的乡亲没有任何区别。
正因为这样，我才将自己的无奈和痛楚诉诸于文字。而且，对一个平民而言，能用文字来表达已经很奢侈的了。文字带有愤怒、偏狭也不可避免。直到我成为军官，我们一家在故乡的境遇才有了些许改变。但在赵二爷看来，一个部队的，管不到地方的。我又距离远，还不是一个军兵种，和北京军区、河北省没有任何关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因而瓜分我家荒坡、纠集人到我家“兴师问罪”。
但我本人回去之后，一切又风平浪静。那些议论和谴责销声匿迹，片帆不起。我知道因为什么，但很困惑。有一次，抱着与之辩论、说理和受诘难的心理准备，我去了铁柱叔家。他和我们家一山之隔，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两个儿媳和成年的孙子，“战力”还是很强悍的。说了一些家事、社会事、国事（南太行虽地处偏僻，但参与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很高，大致与北方长时间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传统有关）。沉默的空挡，我等着铁柱叔的责问。但他却没有。起身告辞。他们送我到院子外，态度还很客气。
我再去刘东哥家。他家开着一个小卖部，我去看亲戚，或者买日用品都在他那里。进门，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抽了几棵香烟。他也没提。到赵二爷家。情况如前。我对母亲说，他们都没说。以后再遇到那样的事情，不管他，把一切责任推到我头上就好了。母亲舒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忽然放松。这个在乡村受苦，又在诸多的乡邻矛盾、倾轧和争斗中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笑了一下，抬手拢了拢鬓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想哭。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生存和生活的苦是注定的，无可非议。她自己也坚持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要受苦的，只要好好去干活，才能活下去。而乡邻之间的矛盾和诉诸暴力的解决方式，才是她真正悚怕和不应当经受的。
回家时路过另一个叔叔家。那位叔叔叫祝圆融，老家河南。1960年逃荒到我们莲花谷村后，被一个有一女而无子的爷爷收养，改姓为祝。在村里，他也是弱者之一。后来笃信基督，前两年在武安打工时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妻子很聪明，意识到自己实力弱，就依附于村里更强悍的人，一个是刘东哥，一个是赵二爷。瓜分我们家荒坡、指责我写文章丢村人丑等活动她也积极参与。但从不主动靠前，刘东哥和赵二爷怎么说、怎么做，她照葫芦画瓢，亦步亦趋。
我对母亲说，这就是一种生存智慧。当你自己力量达不到，甚至不能立身时，依附更强的人，未尝不是好策略。
活生生的例子，可母亲就是学不会。
学不会就得吃眼前亏。
2010年后，村子逐渐空了。不断有人去世，癌症；有些老了，或者身有重疾。自顾不暇，和我们家的摩擦也随之减少。我和弟弟年龄渐长，乡亲们也有了一些肯定和惧怕。永远向着强者低头，并顺从于更强者，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生存惯性。我也知道，所谓的惧怕，绝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我目前所能达到的某种效果和后果。比如，托一些关系去做一些让他们受损失，借助公权力让他们也得不偿失等等。这是最悲哀的，如同他们以人多势众这个“民间法则”或者借助于某个对公权力有一定支配力的人，对更弱者施以无端的打击和掠夺……他们自己也害怕遭到同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很多的儒学教条始终是空话，从没落到过实处。
我写故乡人事的文章，早期的有《我的故乡莲花谷》等十多篇。其中《我的故乡莲花谷》（至今还挂在中国作家网上）写得最差，将莲花谷人事和盘托出，没有一点提升。惹怒家乡人的，也是这一篇。现在再看，当时心境跃然纸上。其中愤怒和悲哀情绪简陋、直接还粗糙，语言和结构也差到极点。作为文学作品，它显然是劣等的。如果作为一种个人记录，倒有些时代特征和个人成长痕迹。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美化、诗化乡村的文章和宣传品就很反感。也觉得，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乡村发生了什么。即使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文革的那批人，也只是将阔别经年的乡村作为一种精神乌托邦，用极度怀念的心态，寻找“家园”的士大夫思维，强加给乡村一些子虚乌有的浪漫与简朴原始色彩。
我们的乡村一直在崩溃。农民作为最基层的社会人群，即使没有那些自相戕害，其现实生存也是艰难的，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间，是烈日毒照、雷电滚击、风雨兜头及地震、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唯有强体力劳作、祈天拜神，他们才能有的吃、有的穿。何来简朴诗意，何来宁静复古，何来恬淡幸福？有相当一些写乡村和边地的散文随笔，诗意的嘴巴里，嚼着的是农民和游牧民的现实苦难；伪饰的行头上，悬挂着农村和边地人群的疼叫与贫贱。而大批知识分子的美誉乃至无形的引导，更是雪上加霜。
鼓吹乡村和边地宁静祥和，天人一体，大地寥廓、美景永在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真实生活境遇，有没有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当代农村和边地？
作为一种文学书写，大致是可以的（尽管会给大众乃至决策者以错觉）；如果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那就是罪孽，更是对乡民的真实生存境遇的遮蔽和篡改。我2000年前写故乡的那些文章，确实很偏狭，情绪化也很重，谈不上什么提纯和境界。曾有几年，我放弃了对故乡——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主要原因就是一时无法解决自己的偏狭认知和仇恨情绪。2009年3月，父亲罹患癌症辞世，我忽然放下了很多仇恨，心境从没有过的平和。在一个资源匮乏、生存艰难、劳动获得愈发艰难的乡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使得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像个人而已。尽管其中有些人性恶的具体呈现和实施，但那也不惟一时一地，一个和一群人，而遍及全人类。
人和人之间最理想的境界是宽容和理解，一个人最好的品质是宽恕。同情和悲悯是强者对弱者的。而中国农民，尤其北方，整体上都是弱者。弱者和弱者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合作，合作才会形成更强大的力量，合作也才会创造更符合理想的生活。
2010年之后，我又一次开始了对故乡的书写。采取的方式是安静甚至冷静的叙述和呈现，尽量不加入个人感情色彩，自觉屏蔽掉促狭心理，特别是那些对我们家人有过伤害的人，述其事，陈其情，把文章写得好看，能让人读下去，就是最好的效果。2012年，我写了《生死故乡》，以具体人的命运遭际和现实境遇为主要手段，较为艺术地呈现南太行乡域人群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其中一些篇章，自己相当满意；如关注乡村突遭他杀而不报案的《后事》；怜悯和表现乡村智障人群生活状态的《张刘家往事》；书写乡村光棍群体情感和生理乃至命运悲剧的《金戒指》；暴富农民在经济崩塌之后妻儿一夜之间消失的《灰故事》；回溯乡村民间历史和文化信仰及传统的《重回莲花谷》；记叙亲人之间仇杀的《奇遇记》等。
现在留在乡村的，大多数是学习成绩极差，进城无望及老、弱、寡、痴、因一时失误而坠入更底层、更贫苦层面的少数人，看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所谓的文学在他们看来不如厕纸，如果文绉绉地去写纪实文学，而且长篇大论、高举高蹈、再强加给他们一些所谓的高级思想、大套理论，我觉得那是对农民的一种架空和剥夺。尽可能地艺术还原他们的人生现实和悲怆命运，想必是尊重他们的一种方式，也是对那些无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群的一种体恤。
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家乡的一些孩子们，1995年后出生的，有些开始注意到我写故乡的文章。眼界和识见也令人欣慰和刮目相看。其中有一个叫王萌萌的在校大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谈了对我及我写故乡文章的看法。她说：“有一个南沟（我们莲花谷小队隶属于南沟大队）的同学告诉过我，他们村的人并不怎么喜欢杨献平。因为他将他们的生活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展览了他们的隐讳，（甚至）造了他们的‘谣’。人们面上敬他赞他，心里却有些怕他。这对一个热爱故乡的作家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他热情地歌颂着自己的村庄，用自己最美的文字最真的魂写下了一页页乡村掺杂着血泪的历史，然而他的故乡并不感激他，反而在精神上驱逐着他，使他的灵魂和身心一俱游荡在故乡之外，像一个再也找不到母亲臂膀的孩童般漂泊。”
每读至此，不由潸然泪下。但要声明的是，本书内容均为虚构，与具体乡域和人无关。无须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