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挽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生活、游走、瞻望、冥想和拜谒。这里是乌孙、大月氏和匈奴故地，偶尔在戈壁上看到一根白骨，或者马缰，甚或生锈的刀片和马蹄铁，就会想起匈奴——匈奴的悲剧与后来的西夏异曲同工，在今天，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只能在墓葬及其文物中被人想象和猜测，惋惜和悲恸。
在内心，在灵魂，我想我一定与匈奴有着某种联系，它不直接，却若隐若现；它无证见，但与我有着神启般的辉映。匈奴人的苍狼习性是群体性的孤傲之诗。夜里，在空旷的河西走廊，四边都是寂静，风中的尘土打疼脸庞。众多的坟冢、墓碑之下，沉睡的不仅仅是当世之人，更多的骨殖和灵魂下面，还是骨殖和灵魂，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遗忘的战利品。
在前人笔墨下，匈奴始终透着一股“被记述”和“被偷窥”的轻蔑与妄断——司马迁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匈奴列传》摒弃了作为当时的先进文化持有者的优越感，从低处或者对面，记述了自淳维至且鞮侯单于时期的匈奴历史。它是早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一次自觉比对和映照。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这种说法似乎更贴近匈奴起源事实。至于黄帝战蚩尤时的“趁机南侵的荤粥”，可能是斯时生活在今河北与山西交界地带的另一支游牧部落。
有一次，在山丹路易·艾黎博物馆，蓦然看到一柄匈奴弯刀和一支残缺鸣镝，锈迹斑斑，内里泛红，在不怎么明亮的灯光下，像是层层泛起的黑色肉痂。这两种冷兵器在当世的激烈的暴力体验，已经与那些被它割断的生命浑然一体。可以说，它们的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承载自己，也承载匈奴所有的逝者及其亡灵——真相不断损耗，灵魂却会越来越清晰，以致于这把刀子真正呈现的时候，只能以沉默的姿势和表情，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忽然觉得了生命的仓促和时间的迅猛。
再后来，与朋友两度登临焉支山。一次是盛夏，牧歌之上，山地浩荡，峰峦迭起。匍匐的青草在无声流水的周遭蓬勃，青翠、柔软得令人心疼。站在任何一座山丘上，极目远望，浑圆的苍穹澄碧如洗，不断飞临的鹰隼发出骄傲、嘹亮的叫声；犹如岩石的羊群，在生死间咩咩而鸣。放养它们的人穿着厚厚的大氅，细线一样的辫梢刀锋一样晃动。
一次是初秋，满山的油菜花黄得铺天盖地，置身其中，就像瞬间跌落在黄金堆砌的梦境。笨拙的旱獭在草丛中奔跑，响亮的云雀一次次把闷头采蘑菇的妇女惊醒。激烈鼓荡风中，耳边一次次响起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歌声有着无尽的悲怆力量，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些曾经在焉支山上纵马奔腾、蹲在牛马胯下挤弄奶水、骑羊射箭、在马背、草丛和雪窝中端坐、抬头望天等典型的匈奴生存风景。
晚上，在一位诗人朋友的书房，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背挎长刀，骑马射箭的人，从一片松树林疾驰而来，马蹄溅起黑泥，一边弯弓射击，嗖嗖的响箭穿过透明的空气……醒来，夜幕漆黑，从焉支山吹来的风灌入窗棂，歌声一样浇澈灵魂。
随手拉了稿纸，我在诗歌中写道：“焉支焉支。小小的匈奴/佩戴焉支的匈奴，风中的闪失/没有人的深夜，羊皮，帐篷和松脂灯/单于那挂马鞭，长过了黎明//似乎是一些赤身的孩子，在马背上/在草尖上，弯弓射箭。他们的叫声和呼喊在骨头里面/然后看见刀鋋和血腥，饮马的河边/纵容的匈奴，携带箭簇、女人、烈酒和胭脂/在突然的风中，沿着雪花的方向/战争。饮酒。做爱。衰老。不知所终。”
匈奴，这是一支饱含苍狼习性、掠夺和杀伐欲望的远古民族，他们在今天的蒙古高原艰难生存、崛起、强盛和败退、乃至消亡，他们的历史就像整个人类的命运，在马蹄和长刀、鸣镝和木车轮番倾轧的高原上，所有的事实都被时间淘洗成了乌有的传说、甚至在不存在的、空气中凝固的雕像。
匈奴：令人生畏的民族
2004年6月，我又去了焉支山——这一次走的更多更深。我发现，祁连山绝对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和疆场：深山密林适合逃遁和藏匿，草原是练兵巡游的绝佳舞台，严酷的生存环境与神出鬼没的猛兽是锻炼游牧民族意志和巩固其民族狼性法则的天然训练场。难怪匈奴骑兵“去如闪电，收如飞鸟”，这么阔大的背景，怎么会演出慢吞吞的情景剧呢？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城不远的一道山坳里，我有过一个夜晚的醉眠——清晨，雨水从帐篷顶上像银子一样滴在眉心，敲得骨头和灵魂不由得一片清澈。早上，旭日初照，密密艾艾的没膝草尖上，飞舞的都是白蝴蝶。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仙境——在山上，所有的俗世凡念如风遥远，整个身心干净得似乎只剩下薄如蝉翼的灵魂。
在康乐草原（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从车窗看到几只笨拙的旱獭，在草丛中的跑，就像滚动。在松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裕固族叫做金露梅、银露梅的细碎花朵，一种红，一种黄，站在森林边缘，背靠坑洼不平的大石头，像一个个匈奴小居次（公主），娇弱而野性。在马蹄寺的傍晚，看到一袭红衣的喇嘛站在危崖上，心神顷刻虔诚起来。有一次，伫立在流水激荡的红水河边，仰望冠盖缟素的祁连主峰——落日似乎是一位慵懒而又性感的妇人，将白雪镀成了美轮美奂的天堂抑或是这世上最宽敞和最具创意的洞房。
看着逃跑的夕阳，坐在一块墨绿色的巨石上——想到从前的大月氏和匈奴——在祁连，他们是最早的主人，恪守以力为雄的暴力传统；是骚味儿浓郁的部落联盟和以猎人头为军功的凶悍军事集团。他们月圆之夜相互攻伐和杀戮——强时进，弱时退，以战止战，以战养生——他们一边骑马，一边射箭，成群的蝗虫一样轮番发动攻击；善于闪开道路，诱敌深入；更善于组织和导演大规模兵团作战、围歼来犯之敌；他们是闪电战专利的创造者和持有者。F·B·于格和E·于格叔侄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中说：“匈奴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民族。其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有骚味儿的人”。世人对他们的蒙昧行为，很难相信。在他们之中，唯有一个带来许多敌人头颅者，方会受人尊重。在草原上，这些战利品堆积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垒成了灾难的纪念碑。”
2006年到曾是匈奴右贤王驻牧地的额济纳（出自匈奴语）达来库布镇，刚进入无边际的大戈壁，看到现已时断时续的弱水河，忽然想到：公元前103年，年轻的李陵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弱水河（额济纳河）支流，和他的五千步兵向北行程5千余里，寻击匈奴主力，在峻稷山（阿尔泰山中段）遭遇8万匈奴骑兵，死战数日后被俘。公元前124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弱水河附近的狼心山集体斩杀了不肯随浑邪王降汉的8千匈奴将士——还有征讨西域失败的壶醍衍单于及其大军，也在这里遭遇暴风雪，大军损伤过半。还有远征大宛得胜班师回汉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也曾在这里遭到匈奴伏击。
我想：每一寸土地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与远古的亡灵相遇，甚至重叠，在一个方位站立，在同一粒沙土上呼吸和冥想……我们的一切都建立在先民之上，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往返不尽的重复——包括骨头和鲜血，文化和品性，生活及命运。我觉得荣幸，在消失的匈奴故地，现在的中国版图，我似乎还能够嗅到浓郁的苍狼气息和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铁血精神与持之久远的无奈悲情。——作为华夏民族别支的匈奴，在分离和融合间，在高寒的北部边疆，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因为失败，他们销声匿迹，忍气吞声。等再次强盛，他们适时变换角色，四面出击，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原王朝的武力干预、掠夺和冒犯，才使得自己的部分历史得以被他人记载和流传。
匈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在史书上，他们的故事总很简单明了，在夏商周时期，常以獯鬻、猃狁、戎狄等不雅称谓出现，这肯定与他们的蒙昧习俗和嗜血习性相关，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显然是一种言辞侮辱和文化上的嫚渎。因此，在读与有关匈奴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疑问、天马行空的猜想和无来由的感伤。
1、周幽王在骊山“烽火戏诸侯”（前770年），周平王岳丈申侯联合击杀周幽王的“犬戎”是不是匈奴在彼时的称谓？抑或犬戎是匈奴大部落联盟中另一个民族的称谓？2、春秋战国时，匈奴与燕国、晋国、赵国有过长时间的“摩擦”。燕国的将军秦开打败过他们，并在今北京密云和天津蓟县一带修筑了不长的城墙。晋国是他们的臣服者或者盟友。赵国的武灵王以强大武力将东胡、楼烦等慑服，控制了游牧与农耕地带的大片地区，是不是也和匈奴有过正面冲突。3、后来的名将李牧，他的命运叫人唏嘘不已——李牧不但是一个深谙战争要领的将军，还是战国后期为数不多的谋略家——他在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大同一带对匈奴采取“坚壁不出，不令所获”的战略，看似懦弱，实际上是在为赵国积蓄更多的战争力量。可李牧也没有逃过王翦的反间计，赵幽穆王的昏庸和郭开的贪而卖国，致使唯一可以强秦抗衡的赵国瞬间崩塌，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如若李牧不死，赵国即使会亡，但肯定不会那么迅即。
4、再后来的蒙恬，其对匈奴打击力度之大，功业至伟——迫使匈奴后撤千余里，并在河南地（河套以南）设置九原郡，辖44县，移民屯边，在河套地区广置亭障，联通赵、晋、燕三国旧长城，拓开秦直道……但蒙恬个人命运似乎更值得后人叹息。我一直有一个错觉：扶苏死后，蒙恬不可能回到咸阳后被逼“吞药自杀”，而可能带着扶苏尸骸远走西域，隐姓埋名多年后老死大漠，且与冒顿有过某种联系。依据是：从冒顿一系列武功作为上，依稀可以看到蒙恬谋略的影响。5、关于头曼——匈奴历史上第二个留下名字的单于，他如何使得自己的冒顿“弑父篡位”阴谋得逞？单凭其“所爱阏氏”蛊惑，果真能促使头曼下定“废冒顿而立少子”的决心吗？6、冒顿被质于大月氏，重兵看守，千里长路，何以轻松逃脱？冒顿在严训“万骑”时的“非常之为”，头曼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既可察觉，怎么又会自投箭头呢？7、还有白登山之围，“天之骄子”冒顿为什么要放弃这一诛杀刘邦，入主中原的千古良机呢？司马迁“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史记·匈奴列传》）的理由远不能服人。
匈奴后期的颛渠阏氏、呼韩邪单于及其岳父乌禅木，还有北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呼图吾斯等人，顓渠阏氏开启了匈奴阏氏干政的先河，且为人极其淫荡，压制先贤掸而终至其降汉；在单于庭大搞宗派斗争，点燃匈奴内部分裂之火。呼韩邪单于对西汉的依附，实质上是自取族灭的自私行为，尽管从大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再度融合。乌禅木同样心狠手辣且工于心计。郅支骨都侯单于呼图吾斯应当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他以数千人纵横西域，震慑康居及桃槐、大夏和西域城廓诸国，收编失散的十字军余部，乃至最终死在陈汤和甘延寿军中等一系列激烈反抗，不仅构成东方匈奴最令人热血激荡的历史，且为后世西方匈奴大帝国乃至阿提拉的崛起种下了资质优秀的种子。8、汉武帝时期受命与匈奴作战的大多数将军的个人境遇并不都像卫青霍去病那么好，赵破奴等人在“巫蛊案”中受牵连被杀，贰师将军李广利也未能幸免，降匈奴被匈奴杀。
可匈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形貌呢？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转引威格尔的一段话说：“他们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頷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大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
李陵的悲伤与游牧民族的胸襟
公元前100年，李广利大军在漠北遭到匈奴毁灭性打击。时为酒泉骑都尉的年轻的将军李陵主动请缨，带五千“荆楚弟子，奇材剑客”从今酒泉出发，沿着弱水河，即在甘肃金塔县境内的黑河，过狼心山，至居延再出塞，在空旷大漠中寻击匈奴主力。李陵是李广的孙子，父亲李敢。李广声名赫赫，因为早年受“梁王印”，一生战功卓著，但致死没有封侯不说，还被卫青气得自杀。李敢虽然被封为关内侯，但不过几个月，就被霍去病怀恨射杀于甘泉宫。作为英雄的后代，李陵的梦想一定是要做一个建功于沙场，击逐匈奴于大漠高原的卓越军事统帅。
但时不我与。李陵之所以能成为酒泉的骑都尉，多半来自祖上的荫蔽。李广的声名和人格至今是军事者的一个标杆。假若李陵贪图安逸，完全没必要向汉武帝请求带兵出战，好好地在酒泉做他的骑都尉也就可以了。可是，李陵身上流动的是的勇士之血，身心激荡的是英雄梦想。他也应当知道，战争从无常形常势，将军及其部队一旦进入战场，包括生死的一切都要根据战场环境来决定。也就是说，李陵的这一行动，本来就是冒险的，甚至干脆就是冲动的结果。
即便如此，李陵及其副将乃至全部将士的决定，也是值得称道的。作为将军，安乐死应当是一种耻辱。作为英雄后代，不想为家族荣耀再打造亮色金环是没出息的甚至败坏的表现。正如《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匈奴八万主力部队的围攻。五千人对七八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李陵却以五千人的力量与匈奴八万人激战七昼夜之久。其副将韩延年战死。五千人也死了4000多人。最终，李陵趁着夜色，让属下剩余将士突围，自己却被匈奴活捉。对李陵的这一军事冒险行动，钱穆《秦汉史》中有一段话评价甚为得当。他说：“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而李陵将勇敢五千人屯边，陵称其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徒步出居延北千余里，独挡单于八万骑。转战八日，杀伤过当。及陵降，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其时陵副韩延年战死，军人脱归者四百余人。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作为后人，对李广家族之风尚，自然也是想慕不已。至于李陵为什么投降，投降之后会不会再如赵破奴一样回返汉庭，继续为汉朝效力，也很难说。但今人可以从司马迁为李陵所说的“辩护词”中揣摩一二（《汉书·李广苏建传报》），“臣素闻陵事亲孝，……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这番话，体现的是一个同僚的拳拳之心，也是一个有远见与正直之心的仁者才能说出的话。当众人顺从震怒的汉武帝，唯独一个太史，当堂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司马迁此一作为，已经令人足够敬仰了。然而，汉武帝下令斩杀了李陵全族。这一点，历来被认为是李陵不再回返故国的根本原因。但在匈奴那里，他们却对李陵敬仰和尊重有加。一个年轻的将军，以五千人兵力牵扯其左右贤王八万大军，这是何等的英武与勇敢之举？
对于“以力为雄”的游牧民族来说，敬重和爱慕勇士也是他们的天性和传统。在这一点上，匈奴做的要比汉武帝更为英明，包容英雄，哪怕他不为自己效力，也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和地位。仅此而言，匈奴是令人敬佩的。在“胡地”的李陵是伤心的，也是绝望的。可以说，李陵是千古第一悲剧人物，他比他祖父李广更为令人惋惜；他在匈奴的孤独天地无可包容，朔风无法吹散，千古无人可解。至唐时，曾有一个中亚民族——夏戛斯遣使前往长安，自称是李陵和匈奴居次（公主）之后，向李世民要求认祖归宗。但没被应允。这对于李陵来说，也是一个迟到的安慰。尽管时过数百年，他的后代还记得自己的来处，愿意向唐帝国表明态度，也是一桩幸事。人都是有心的。游牧民族也不例外。这就是血缘、文化与精神认同的非凡力量。
北匈奴最后的单于
公元前36年秋日的一天，大火熊熊，一举烧毁了郅支单于呼图吾斯费时两年修建而成的郅支城。这一匹匈奴最后的苍狼，也在乱军之中被一个汉军军佐砍掉了头颅。自此，驰骋西域十多年，威震葱岭内外的匈奴王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相呼应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姍则一心归复西汉，并很快收复了郅支单于的故地。自此，匈奴狼性尽失，冒顿开创的匈奴极盛时期的威武与闪电姿态渐渐暗淡，以至于被后来的曹操分解成五部，安置于今安徽、山西、陕西、河北、河南一带。
可以说，郅支单于当是历史黎明时期匈奴大部落联盟中最后一个嗜血的王者与最勇决的战争之王。先前，匈奴内乱，九王争立，堡垒从内部被自己人摧毁，北匈奴郅支单于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是最终胜出的两支力量。郅支单于虽有一段时间也曾依附于西汉，但最终毅然决然地向西独行，在今新疆和中亚地区，以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残忍的杀戮，使得康居、乌孙等部落和国家屈服其下。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的陈汤、甘延寿二人在未得到汉中央政权的允许下，尽起本部汉军并西域城廓诸国等依附于汉政府的部落兵马，对郅支单于进行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围剿。
郅支城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江布尔市，全部为木质结构。陈汤、甘延寿并西域诸国联军久攻不下，最终采取火烧的方式，使得郅支城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尽管郅支单于当场战死，其头颅被悬挂在城头示众，直至腐烂、干瘪。与此同时，陈汤、甘延寿等人上书汉元帝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匈奴的种子并没有因为郅支单于的死亡而熄灭，正如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所说，北匈奴在郅支单于带领下，开始了悲壮的西征。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四百年后，北匈奴后裔阿提拉横扫欧洲，尽管时间很短，但再一次以强劲的动力，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从人道的角度看，嗜血、暴力、杀戮都是对生命的严重摧毁和戕害，也是野蛮与蒙昧的表现，但对于早期的游牧民族来说，“以力为雄”“以战止战”“以战养生”不仅是他们的一种民族传统，而且，这种传统的形成必然与其生存环境有关。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大都生活在高海拔地区，“逐水草而居”，生存环境严酷恶劣，要想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生产条件不够，生产资料缺乏，他们必须相互掠夺。在早期的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逐鹿的疆场，相互吞并和军事威服的舞台；所谓游牧民族的历史，从来就是一种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淋漓表演。
郅支单于呼图吾斯的悲壮西征和最终的失败，体现的是游牧民族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也体现着早期游牧民族那种凶悍而决绝的、敢于牺牲的天性。尽管杀戮不可取，暴力让人痛心，相互兼并不可为。可是，从郅支单于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勇敢无畏，是一种处于绝地而不妥协的奋发动力。以往，我们总是将匈奴作为外族来看待，认为中原帝国与其他游牧民族的摩擦和冲突都是国与国的战争，但在当下全球化日益加剧、民族风习和文化兼容甚至趋向大同的年代，再以这样的论调或者眼光去看待历史，尤其是早期游牧民族部落和中原农耕帝国的关系，是有些狭隘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民族和民族，不应当成为一种认知的标示，而应当以“人”和“国家、人类的一员”来看待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今天，才是真正的开放与兼容，大度与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