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5月，巴黎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这座城市再一次为城中为数众多的贫民而困扰。几个月以来，记录者们持续关注着城市中日趋紧张的态势。两年之前，1747至1748年，饥荒又一次席卷了王国内的一些地区，平日里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受此驱使开始了逃荒之旅，绝大部分人最终来到了首都。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什么？或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首都之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财富，一份工作，一次命运的转机或者仅仅是与同样是处于生存边缘上的人们的接触。但是，他们的出现却成了引发焦虑和不安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浪汉、懒汉、流氓以及其他的无业游民正聚集在公共场所，在路堤和城市的其他地方打牌、玩球。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用木棍打碎窗户和路灯取乐。危险潜藏在这些为了打发时光而进行的无所事事的举动和恶作剧之下，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的群集性。这些声名狼藉的人在巴黎没有任何权利，却占据着巴黎的空间。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当局者的应对措施也是一成不变。自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的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的运用。新的权力使之不断完善，警察可以用逮捕、囚禁，甚至有时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来清除街头流浪者。1749年的王室法令重申了这些已有的条款。随之而来的是，巴黎人民对低级警察（archers）[6]和巡警（exempts）[7]产生敌对情绪。当群众站在流浪汉一方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时，这些警察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小规模冲突。在1749年12月至1750年4月之间，这些镇压措施似乎得到了增强并且执行起来更加严厉。巴黎人民对于这些措施的反应也毫不逊色，在这五个月期间共爆发了15次暴力冲突，相互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8]一则谣言开始在城市里传播：警察不仅逮捕流浪汉，而且还绑架儿童向其父母索要赎金。这时的谣言仍然很微弱，以至于当时的日记作者对此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尽管他们一直都对城市中的诸多弊病十分警觉。事情到此为止还显得不是那么有趣，直到1750年5月，事情才突然有了转机。
5月1日，在圣劳伦郊区，大约有20多个年轻人聚集在路边的排水沟旁玩乐。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勒勃朗的当值警官奉命逮捕了其中的6人来“以儆效尤”。这些孩子的年龄在13岁至15岁之间。当人们开始反应过来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开始警觉起来。一些法兰西卫队[9]的士兵目击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此事事态严重，最后公开介入并对抗逮捕。他们亮出刀剑，经过一番推搡、混乱之后，一些人受伤了。但是，当值的警官最终还是将这些孩子关进一辆将他们送往夏特莱监狱的马车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察和士兵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事实上，这些冲突在接下来的数天里持续存在。在5月16日，巴尔比埃（Barbier）律师最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便衣警察在巴黎的多个街区四处游荡，绑架6岁至10岁或者年龄更大的男孩和女孩，将他们装进早已停靠在附近的马车里。这些被抓的儿童中有工人家庭的孩子，也有那些奉命去跑腿或去往教堂路上而在附近游走的孩子。由于警察穿着平民的衣服并且他们探查不同的区域，这项行动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0]
在同一天，圣灵降临节[11]（Pentecost）前夕，一辆可疑的马车沿着诺奈蒂耶尔大街行驶。马车上坐满了警察和一名当值的警官，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人察觉。一名妇女用手护住她的孩子，大喊“这些无赖正在寻找机会绑架我们的孩子”。一场波及全区的骚乱随之而来，所有人都闻讯赶来攻击这些警察，对付他们的手段极其残忍。[12]事实上，这些警察被迫逃往警察局长[13]罗什布恩的住所避难，那里的当值警官赶过来解救了他们。这次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更严重的是，此次事件波及从玛莱区到大教堂区的所有区域，人们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警察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恐惧和愤怒。一名躲在啤酒馆的警察无意中听到追捕他的妇女抱怨道：“他们中的一个还在这里，这个无赖。我们要抓到他！他必须死。”当他露出头时，他们大喊，“他在这里”，然后就试图攻击他。
在任何时刻，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第二天有两位无辜的过路者在波尔舍龙被群众捉住并殴打。仅仅因为他们是闯入这个街区的陌生人。
当晚，一切恢复平静，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没有再生事端。整个城市处于恐惧之中，人民忙于武装自己来对抗绑架儿童的人。墙上贴满了学校教师告诫家长提高警惕的海报：“警告家长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单独去学校，除非有人看护或者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将无法负责。”[14]在圣热尔韦教堂中负责教育贫苦孩子的教士助手门下，正常情况下本来有85个孩子，结果只到了12人，这12个孩子都“吓得浑身发抖”。各地的人们都自发组织起来。装玻璃工人梅内特拉在40年后仍然记得他父亲与“7个强壮的、肩上扛着一根撬棍的桶匠”一起来到学校将他带走。[15]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并且在巴黎的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就是在这种恐慌和怀疑的气氛下，叛乱在5月22日至23日真正爆发了。叛乱不止在一个地方爆发，而是分散在多个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区。叛乱发生在哪里或许并不重要，因为叛乱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随机发生的，例如一个儿童认为他正在被跟踪、一个警察密探被认出、一个值班警察路过等。暴力在各地都一触即发。人民与警察的冲突像发脾气一样突然爆发。零星的骚乱时断时续，逐渐演变成波及全城的全面叛乱。
5月22日，在巴黎的6个不同街区内爆发了6起严重的冲突。它们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分布于塞纳河两岸相对独立的区域，叛乱的场面都大同小异。唯一有差别的是参与叛乱的人数和事态的严重程度。从早晨到晚上，下列地区依次爆发叛乱：圣让德拉特兰修道院，圣丹尼郊区，玛莱区的大舍讷街，圣马丁区港口，左岸红十字会区的十字路口以及最后的新桥。
叛乱的开头往往都是相同的：街头事件迅速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一次事件中，一名伤残退伍老兵在荣军院举行完退役仪式后喝得烂醉，强迫一名街头音乐家在四国区的学院外演奏手摇风琴。这种行为使得一些人叫嚷道：“他不是一个士兵，他是那些绑架儿童的流氓便衣警察中的一员！”当时围观的群众前一秒还在取笑这位老兵滑稽的动作，听闻此言后立即以向他投掷杂物并试图对他处以私刑。他只有选择逃跑才是最安全的。在所有类似的冲突中，人们一呼百应，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战斗。仆人们聚集在窗边，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下楼，整个街道的人马上全员出动参与追捕。如果一个“窃贼”被抓住，马上就会被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或者投掷石块。逃命者只有到达一处地方才有一线生机：通常是警察局长的住所。即使他成功逃到了这里，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受到保护或者摆脱了干系，因为追捕者会包围警察局长的住所并要求局长将他交给他们。像在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港口的个案中，当值的警官通过与叛乱者谈判平息了骚乱。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都充满着暴力。根据警方的说法，叛乱人群的规模达到四千到五千人，他们砸毁门窗，破坏公物，搜刮当地的商店寻找武器作战。当然，这其中也必然有趁火打劫，但只有在一起事件中事态才进一步扩大。几伙年轻人离开了正在发生冲突的德拉卡兰德尔大街，没能成功闯入圣米歇尔桥的武器店。一名目击者事后确认，这些年轻人喊着“我们需要用枪立即杀了这些恶棍”。[16]叛乱者慢慢散去，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巴黎才重新恢复平静。
翌日，5月23日，星期六，在圣三一节[17]（Feast of the Holy Trinity）的前夜，叛乱再度爆发。这一次，叛乱集中发生在包括圣罗克教区在内的右岸的一个区域内：在圣端诺累市场和罗亚尔宫之间。叛乱持续了一整天，暴力愈演愈烈。从警方的档案和相关法律文件对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最初是什么事件使得叛乱者群情激奋。事件的开端似乎是一名叫作拉贝的警察试图在玛丽桥抓捕一名11岁的男孩。这个场景恰好被法兰西卫队的一名鼓手发现并发出了警告。一群人立即赶到现场解救了那名男孩，然而这名警察却逃脱了。但是对于拉贝来说，这只是一次漫长追捕的开始，他最终在晚上死于谋杀。
他将追捕他的的人引向了他所属的辖区：圣端诺累市场，希望在此能够得到庇护。事后证明这是一步昏招，他马上就被人认出来并被追捕。拉贝在两次摆脱叛乱者后最终被困在一间阁楼里，藏身于床下。当值的警官在他即将被处以私刑前及时赶到并解救了他。他随即被送往附近的德·拉韦尔热局长的住所。拉韦尔热发表声明说这次逮捕是有备案的。但是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场面开始混乱。过了一段时间，局长在审理法官（examining magistrate）的面前就当时的紧张态势给出了他的解释，他的表述像是在打官腔：
……我们进行了调查，向当时在场的人询问有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拉贝）在早上抓捕了一名妇女的孩子。随后，我告诉当值警官把书房的门打开，问他们有谁知道那名妇女，当时有好几个人说已经派人去找她了。随后我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够听明白的方式回答了他们：“我的朋友们，我将主持正义，将此人（指拉贝）送入监狱。”他们看起来对此十分满意，没有在警局内再为难我们。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只看到一群愤怒的群众和我们十几名在场的当值警察，我告诉在场的一名中士，让他告诉街上的人群，我们将要把这个人送往监狱。但是，那名中士马上回报说街上的人不听他的解释，他们只想杀了拉贝。当值的警官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后，关闭了囚车的门，但随即被人群打破。人群中有几个人将拉贝带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退回到警局，如果人群强行闯入，他们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从我的住处望去，人群在打破囚车的门的同时也破坏了邻近酒馆的门，这使得警局与街道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群开始向我们投掷石块。当值警察用刺刀指着人群与他们对峙，警惕地防止他们闯入，突然人群之中有人从门底下开了两枪。当值警察开了一枪，人群中又传来一声枪响，警官随即开了两枪，正是这两枪驱散了人群，他们开始到处施暴。当愤怒的人群开始用手撕扯拉贝时，当值的警官决定将拉贝送往警局而不是送去监狱，一部分警察认为自己孤立无援、自身难保，逃到了另外一侧。后来我们才知道，拉贝奋力从人群中挣脱，但在圣罗克大街被重新抓住、殴打，最后被石块砸死……[18]
但是，拉贝的遇害并不意味着集体复仇的终结。他的尸体被拖到警察总长贝里耶的住所前。贝里耶掌管着巴黎警察局，国王责成他驱逐城市中的流浪汉。叛乱的人群准备上演另一场围困，但是贝里耶成功地从他的花园逃离了人群。一大队守卫恰好在此时赶到增援，迫使叛乱者不得不就此作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当晚，当警察们用梯子将遇难者的遗体运往太平间时，叛乱的人群一路上都紧紧地跟随并嘲弄他们。
这一整天的叛乱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局者才最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凡尔赛的德吕内公爵是一位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宫廷生活记录者，他很不情愿地在教士们的钩心斗角和国王的打猎记录的间隙中记录了这件事：“最近几天来巴黎还有过几次叛乱……”[19]但是其他的记录者开始更加严肃地看待此事。[20]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事态愈发严重。政府感到焦虑不安，不能再将此次事件只交给警察处理。
但是，巴黎在5月24日周日这一天出奇地平静。看热闹的人在叛乱发生现场四处走动，在场的守卫也无法阻止这群充满好奇心的人。此时已经不再是公开叛乱的时机。但是在当晚将近10点的时候，一小群人聚集在位于布杜蒙街女房东洛琳住处的窗下。她曾经是拉贝的情妇，拉贝曾经在这里住过。也许是想起了这个遇害的警察没有进行临终圣事，一种充满嘲弄意味的仪式开始在街头上演。在篝火的光芒下，他们割开了一只猫的喉咙，然后开始模仿宗教仪式。他们用排水沟取来的水将那只猫“祝圣”，唱起了“哀悼经”（De Profundi）和“拯救我们”的弥撒（libera nos），然后在讥讽中将那只猫的尸体扔进火里，威胁说所有警察的密探的下场都会“同这只猫一样”。[21]
随后而来的是战斗后的暂时平静，在此期间，5月事件中的伤亡情况也调查完毕。参与事件的双方都开始谴责叛乱的始作俑者。警方着手汇集整理案件的卷宗并且很快指出，“在示威的人群中有一伙强盗在进行煽动”。城中各地都有对抗警长和他们的密探的传言，有些人的名字开始被公开。绑架儿童的谣言仍然在广泛流传，甚至传到了樊尚、巴尼奥莱、维特里以及圣克洛德等郊区，根据卢索警长的说法，“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谣言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了”[22]。
事情仍然悬而未决。5月24日，警察总长、国王律师以及高等法院院长一同开会试图恢复秩序。他们处理的余地十分有限，一方面他们要处理叛乱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也要追查引发叛乱的起因。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高等法院发布的裁决书充分证明了此次事件的复杂性。[23]参会的高等法院法官（councilor）塞韦尔负责从三方面展开调查。他试图深入调查叛乱，从中找到引发暴力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找到那些散播奉命绑架儿童的谣言的人”，他们应当为之后听信这些谣言而产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负责，最后还要同时调查一下是否真正有绑架儿童的人。高等法院还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首都内秩序的公告。
至少可以说，这份裁定是模棱两可的，它在试图处置这个充满恶意的谣言的同时，还假设谣言可能是真的。在公开审理的结果出来之前，高等法院的裁定必须如此，既要顺从当局的意愿也要消除民众的恐慌。从那时起到7月初，采集到的证据既包括从案件发生时及后续中直接搜集到的证据，也包括从惊慌失措的父母、儿童等其他目击者口中，我们得来的一整套证词。这些翔实的证据为我们今天理解整个事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24]
叛乱的片段
接下来的这份关于巴黎1750年叛乱的报道增补了之前已有的记录。[25]这个故事可以随意被简化或者添油加醋。这份报道的资料来源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因为这种报道通常都会将真实叛乱中的零星事件重新捏合在一起，使之变得连贯而有序。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书写会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一个叙述的顺序，一连串事件如果有了开头和结尾必定会存在逻辑关系。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无论这个暗含的顺序有多么隐蔽，它都会明显不同于1750年5月那些天的真实经历。事件当中真正的主角往往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看到亲自参与的战斗或叛乱，很少看到那些远离他们熟悉环境的事。这种对叛乱最真实描述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很难完整叙述整个事件。这类事件很容易被贴上标签，事实上，在叛乱发生之初对此就有了多种解释。诸如此类的事件犹如池塘中冒出的气泡，使巴黎平静的表面泛起波澜，总而言之，很难有一个全面的描述。
事实上，一些当时的报道者认为没有必要对细节加以描述。5月29日的《阿姆斯特丹日报》对巴黎事件的报道十分简略。在这份简短的报道中，我们无法知晓叛乱的真正规模，很明显，个中详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从此次事件中得到的政治教训已经超过了事件本身：
巴黎 1750年5月25日
国王于周五从舒瓦西返程，今天抵达并将在这里停留三天。王后已经从数日之前感染的风寒中痊愈。
巴黎 1750年5月29日
在首都的多个地方发生的群体骚乱是因为一则由心怀不轨的人散播的虚假谣言产生的，他们宣称一些人正在奉命绑架儿童，此举的目的是扰乱公共秩序。直到本月23日，这些暴徒仍在作乱，高等法院院长已经于当天前往凡尔赛参加一个由国王亲自主持的特别御前会议。在25日，高等法院召集会议，法庭宣布以下法令：（法令全文已经在前文引用）。
国王在24日前往舒瓦西，现在正返回凡尔赛参加一系列圣餐礼。
《阿姆斯特丹日报》的报道强调了维持秩序。它没有提供关于叛乱本身的任何事实或背景，只是在一味地归罪，这为高等法院即将采取的司法行动提供了合理解释。在6月2日，由靠近上层的人在巴黎出版发行的《历史与政治信使》（Mercure Historique et politique）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番明显不同的描述。这份报道习惯性地采用信件的格式，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最近，这座城市公众的目光已经聚焦到了一次骚乱上，事件的起因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及时的镇压措施，这次骚乱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低级警察毫无缘由地在街上绑架儿童，他们的处事方式十分残暴、鲁莽，这引发了玛丽桥附近的叛乱，叛乱像闪电般波及圣安东街。叛乱从这两个熙熙攘攘、人口密集的地区扩散到两个毗邻的街区，很快整个城市都卷入其中。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做出过激的举动，趁火打劫在所难免，当地守法的居民关闭了商店和房屋待在家里。20个步兵和骑兵守卫中队在没有接到最高命令之前无法驱散叛乱的人群。他们被迫开火，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在兵力加倍过后，叛乱开始被镇压，直到夜幕降临之前事态才最终平息。此事已经在高等法院以及御前会议上得到处置。
这份报道敷衍了事、充满偏见，但是它涵盖了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故事的所有典型特征，这些故事经常出现在小贩的传单和小册子上：少数“真”相，警察进行迫害的故事，一个容易辨认的地点，再点缀上一些亦真亦假的细节，这就足以成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叛乱故事的基本框架。在《信使》中的信件没有表明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勾勒出一个叛乱全局性的框架，再往里面加上一些真假难辨的细节。为什么没有人想知道更多？他们能够知道什么？记者通常的回答是“的确是发布了一些关于叛乱的法令和判决，除非你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否则我是不会向你透露相关细节和后续事件的，只有我得知你有想追踪事件进展的愿望时我才会报道”。
这些报纸当时行文仓促。此外，它们还受到政治力量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很多报纸实际上根本没有对此事进行报道。我们仍可以从草根阶层的记录中找到所需的信息。由高等法院主持的司法调查的目的在于从所有此前在叛乱发生现场的、身份经过核实的人口中直接得出记录。这些信息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这是一份由目击者的证词和调查法官询问的问题组成的零碎记录。此外，这份记录显得十分碎片化，这是因为这份记录只是搜集到的个人口述的只言片语，这些人对于细节过多的描述令人感到更加困惑。
这些目击者随时都注意将自己置身于事外。一个名叫阿德里安娜·布歇的鱼贩，5月23日当天在盲人收容院（Quinze-Vingts）的市场，她没有否认当时目击到了“打斗”。她不认识拉贝，但承认看到了拉贝“满脸是血，穿着一件红色的夹克或上衣”。他从肉铺另一边的通道逃跑，人们追着他涌进了市场，一时间人满为患。这些细节是精确的，场景是真实的。但是当法官接下来问道：“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她狡猾地表示既没有看到任何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看到他从房子里走出来，是因为我当时在忙于保护自己的生意。”[26]这种推脱的策略同样被克洛德-约瑟夫·弗里宗运用，这个年轻的学徒目击到拉贝死亡的场景。他的确看到拉贝正在遭到攻击，但是“这种场面吓得我魂不附体”，所以他扭头就跑，“不久拉贝就死了，我看到他的尸体被拖到贝里耶大人的住所”[27]。
这是一种简单的策略，一个人知道得越少就说明这个人没有卷入其中。一个叫约瑟夫·雅凯的马车夫被指控参与了在罗什布恩局长住所前的骚乱，他采取了这种最简单的策略，他宣称“我没有干任何事，也没有在巴黎看到任何叛乱和冲突，即使在圣端诺累大街也只是看到了一具尸体”。[28]虽然有时候目击者会隐约地承认他们当时在事发现场，但是他们不愿指认在场的任何人。当时也在现场的女房东玛丽-弗朗索瓦兹·勒孔特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在那样一个人口密集、鸡犬相闻的社区，没有人会一直是一个陌生人，她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事，但她仍然宣称“不认识任何人，当时只有一些衣衫褴褛的成人和男孩还有其他不认识的各色人等”。很明显，目击者最主要的目的是不要在询问中透露任何信息。
虽然目击者都心存戒备，但是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当时现场发生的真实情况。有一个人只能认出一张脸，“他看起来像戴着荆棘冠的耶稣（Ecce Homo）”。另一个人则回忆起被撕破了上衣的颜色。这些真相总是在报道中偶然出现，互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候，紧急的事态使他们不可能记起所有的事。法庭的书记员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所有这类只言片语：“他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听到有人说这个人偷了一个孩子。”“他只是跟着人群听到有人说这个人藏在女房东的家里。”“他对整个叛乱一无所知，只听到所有市场内的妇女都在谈论这件事。”“她在洗衣房听到有一个叫尤斯塔歇的女人……”这份记录一部分是传统的口耳相传式的街谈巷议，一部分是大量随机的细节，它们不加分类整理地堆积在一起。所有的记录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很显然，有一些陈述被收录是因为警方有意使之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结论很明显只有仔细检查所有陈述后才能得出。在这些个人的陈述中，没有任何可以辨别出的顺序。整个故事是由一系列真实的或看起来真实的片段构成的。从那些口述中得出的记录仍然是零散的，没有被捏合成一个整体。不同层面的信息还在不断涌现，有时候一个关于姿态或颜色的细节突然出现，它的意义虽然一时间不是很明显但会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这些目击者的口述与街头谣言或城中的流言蜚语一样具有自发性和欺骗性，真相与道听途说相互交织在一起。
还有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介于媒体报道和目击者的口述之间，那就是当时人的日记和记录。达尔让松（d'Argenson）和巴尔比埃的记录是最好和最丰富的，他们在叛乱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记录并做出了评论。这次事件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桩新闻，更是他们研究的重要材料。他们没有像新闻记者那样对此不屑一顾，也没有陷入细枝末节之中。与目击者不同的是，这些日记作者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书桌。他们的视野没有被眼前发生的紧急事件所局限，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这些天发生的令人困惑的事件描绘出一幅连贯的画面并从中得出教训。记录者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这个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他们跟随着事件发展的节奏添加新的信息不断改变、完善着整个画面。[29]新信息的流入容易让人联想到小道消息带给人的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从巴黎得到的消息……”“有一则谣言说……”“我们刚刚得知……”“昨天有人告诉我……”“我从一些信件中得知……”[30]日记作者依靠这些最新的信息、事态的变化以及不断的修订使得整个故事具有了准确性。作者在记录中经常采用诸如“据说……”这样不确定的语式或套话来处理新闻中存疑的地方。
仅靠这种行文方式并不能提供答案，日记作者还需努力进行整合才能提供一个关于叛乱连贯的叙述。达尔让松侯爵远距离观察了整个事件。从地理上说，他远离5月事件发生时的巴黎，当时他正在自己的乡村庄园中，他能够及时获知最新消息的优势在于他有一个担任警察总长的兄弟。达尔让松当时还远离政坛。这个伟大的贵族哲学家将首都中的叛乱视作是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机会。自从辞去在外交部短暂工作的公共职位后，这位前部长就有了一个很深的成见：他毫不留情地公开指责路易十五的统治。他用最严厉的语言来批判路易十五“挥霍无度的混乱状态”以及“国王和他充满欺骗性的统治”。一言以蔽之，达尔让松很容易将这次叛乱解释为一次根本上剧变的开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谈论到王国内到处存在的不满时，他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预言道：“所有的因素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次骚乱可以演变成一次叛乱，一次叛乱会引发一场全面革命……”[31]然而，他太过执迷于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认为这种不可阻挡的进程可以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事态发展不如他预料的那样时，这位固执己见的侯爵很容易陷入犹豫不决中。
5月26日：自从我离开后，巴黎经常发生骚乱，尤其是在5月23日，一天之内甚至有4次，它们都与一些儿童被逮捕有关。这着实令人费解。
到了5月27日，他似乎形成了自己对此次事件的解释。“人们仍然认为警察正在逮捕他们的孩子，巴黎的中心和四周同时都发生了叛乱。”这位侯爵显然不太相信民众，但是应该相信谁呢？
5月28日：没有人看起来会相信警察真的没有逮捕儿童，整个事件是惊恐、愤怒的民众想象臆造出来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可以提出令人惊讶的问题。起初为什么会逮捕儿童？为什么他们不抓捕强壮的男子和妇女来充实殖民地的人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故事一点真实性都没有的话，人们怎么会相信？谁会煽动挑起如此频繁、波及如此之广的叛乱？
三天以后他听说叛乱者是受“一些地位在民众之上的人”所操纵，但是他并没有相信这套说辞：“我无法解释子虚乌有的事。”在6月18日，他的记录值得注意：“人们一时间没有停止打斗、抢劫和呼喊。过去的骚乱经常会在接近午饭的时候停止，但是这次不是这样。”[32]很明显，达尔让松打算在此次事件中自由施展自己批判的才能，事实上他的确这样做了，但收效甚微。他保留的关于此次事件的记录是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最好来源之一，但这也使他变得非常犹豫不决。他受到自己认知的束缚，试图找出在背后操纵街头抗议的强大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明确地对整个叛乱提出一套完整的叙述。
巴尔比埃表现出相同的迟疑，但总体上而言，他是另一种类型的目击者。在45年当中，这位专精于司法咨询的高等法院律师一直在记录着巴黎。他是一名显贵，可以出入任何地方，尤其是夏特莱法庭和议会会议。充满巧合和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闻的爱好和天赋帮助他积累了大量关于这座城市的社会学知识。[33]他对这次事件同样感到不知所措，但他是第一个注意到在1749年年末正在发生什么事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月，巴黎街头一直有人被劫持……”这并不代表他相信在绑架儿童的传言：“这是一种民众的遐想。”巴尔比埃很清楚几个月以来巴黎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是他无法对这次事件进行定性或者分辨谣言与真相。在他的日记中，他经常在同一页中转变态度。前一刻他还在漫不经心地描述着事件：“他们说便衣警察在巴黎的多个地区游荡……”随后在下一段他事实上明显将传言当作真相：“今天，本月16日星期六，一名儿童被有意地从富尔西街和波沃区带走……”
巴尔比埃的日记紧跟事件发展的顺序，沿着官方调查的线索写成。他对于真相的探究使得每天都有新的、相互矛盾的细节出现。这个日记作者试图将整个事件压缩成一个能够给后代讲述的故事，但是他从不指向一种最终的结果。作为一个评论家，他想从那些无法想象的事中找出那些似是而非的事，从那些似是而非的事中找出真相，但无论是绑架还是叛乱对他来说都是天方夜谭。他认为绑架一说是不可理喻的：“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叛乱一说使得他此前对于首都的认知产生了怀疑：“这次事件尤其特殊，因为巴黎的人民通常是温和、非常和平的。这种动乱已经四十年没有见到了，即使在面包价格昂贵的时候也没有。”
在所有当时的目击者中，巴尔比埃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连贯、翔实的记录。他列出了推动事件发展的因素并在尽最大努力理解整个事件。虽然如此，他的记录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缺乏条理，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34]
通过一份又一份的材料，原本几乎无法讲述的街头骚乱现在变得没有人知道应该对此做何评论。尽管1750年发生的事件与其他重大事件5[35]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明白了当时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会对此事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