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1979年5月，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了全国规模的、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对有关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不同评价是1979年提出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的传统观点是，洪秀全在1837年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843年应试落第后，创立拜上帝会，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新的一种见解与旧说的不同，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认为洪秀全的思想发展过程是：青年时代追求功名；1843年后功名失败，信从《劝世良言》，希望通过拜上帝以改造世道人心、拯救社会；1847年后在现实阶级斗争推动下走向革命道路。第二，认为洪秀全的著作中并没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它们不是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相反，洪秀全决心反清后，修正了早期著作中宣传的不杀、忍让、安贫乐命等思想，转而采取了某些适合于农民战争利益和需要的观念，其纲领是平均主义的，也是专制主义的。
这种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不同见解，不仅是对太平天国革命兴起过程的不同认识，而且还涉及太平天国的性质、面貌等问题。它值得继续深入研究，而且需要把这些不同见解同太平天国整个过程联系起来考察。
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近年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的论者认为在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已经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有的认为它还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但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几乎已经完成了封建化。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是从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土地政策等方面来立论，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在这些方面的封建性因素。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刚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发生的，它的各个方面从开始就带有封建性，是不言而喻的。研究者抛弃了过去某些不切实际的看法，注意到它的封建性表现，这是很必要的。当然，除了这些封建因素，它是否还有与旧的封建政权不同的因素，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权问题，还有同志从政体方面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虚君制，以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后来杨秀清逼封万岁，企图把军师和君主权位集中于一人；杨、韦死后，洪秀全把军师职权抓到自己手中，成为专制君主，这样就先后破坏了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虚君制，导致农民政权逐步向封建主义转化。这一新的研究对太平天国政治制度方面许多具体情况的考证和阐述，是富有学术价值的。当然，对太平天国政体及其性质的概括是否恰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事实上也已引起了不同的意见。
联系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的认识，对太平天国在1856-1857年发生的内讧分裂事件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当时发生内讧是由于政权的逐步封建化和领导集团的思想蜕化，热衷于追求个人权力和生活享受引起的。它是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路线斗争。这种新的看法，同长期以来流行的"反革命政变"说、"人民内部矛盾"被"敌对分子"利用说等等都有不同，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近年来，评价太平天国领导人是一些史学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大家对前几年那种神化洪秀全和对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有意丑化罗织罪名的做法，坚决反对；要按照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评价是非功过的正确学风，得到了重新提倡。很多人认为不应该由于石达开、韦昌辉的阶级出身而先验地判断他们是混入太平天国队伍的。对于石达开，人们争论他在大渡河的失败是否属于"变节"。对于杨秀清的评价，争论的问题似乎仍在于他的行为是否可以称为"逼封"、"篡权"。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作出某种政治鉴定，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还是"变节行为"等等，似乎被当做了这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戚本禹所传布的这种恶劣影响，往往使历史人物的评价纠缠于这些政治概念的争论，从而降低了科学研究的性质。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如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一些研究者不去争执他应该定为"变节"还是定为"动摇"，而是对他的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李秀成是在天王已死、事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继续流血才要求敌人允许他解散残部，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致。另一种意见认为，农民阶级和秘密结社的美德是忠心、义气、"不事二主"，而李秀成突出的思想是"各为其主"，所以他在主死国亡的情况下就另事新主，这不能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解释。
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稍嫌冷落，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讨论。其主要点仍与评价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关。如有的意见认为，1860年以后在征收田赋上对地主阶级妥协退让，强制佃农交租，使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政权没有根本区别。有的论者认为后期的土地政策是前期的继续，仍然是革命的。另有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平等平均思想的具体化，但它阻碍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受到工商业主和手工业工人的激烈反对，而且也不受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和富农的拥护。从1853年冬开始，太平天国改变了政策，放弃了土地公有，承认土地私有，恢复和保护城市工商业，这样，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里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对《天朝田亩制度》等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太平天国革命和政权的性质及其转变。
对太平天国宗教观念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又一进展。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基本上回避了宗教问题，或者忽视宗教对运动的影响，或者对宗教在运动中的作用仅仅进行简单的斥责。近年来，这一无形的禁区已开始有所突破。有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同正统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洪秀全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以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有的认为外国宗教之所以能与中国的农民革命发生联系，是由于拜上帝会的上帝不仅保留了中国宗教的传统成分，而且允诺农民可以无灾无难，有衣有食。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太平天国历史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和因素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这不应该是将农民起义简单化，简单地使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概念，而是应该研究当时各种社会成分、社会现象及各种矛盾的复杂情况，才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克服了思想僵化，扩大了视野，丰富的课题就在眼前，等待着研究者努力探索，作出贡献。
198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