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伦理学教材的重要性在于，它努力使人们确信道德问题的真正现实性以及反思性思想在研究它们时的价值。为了这一目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一些历史材料；第二部分讨论不同类型的理论解释；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构成当今特色的典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经验表明，学习道德理论的学生的困难在于：他们无法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一领域，因而无法把其中的问题看作真正的问题。行为是如此私密，以至难以分析；但它又十分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看待它的视角已无意识地被先前的训练所塑造。作者们的课堂经验已经证明，历史的探究方法是解决这些困难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追溯道德生活在各个典型时期的发展轨迹，可以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习惯性立场中包含了什么；它同时也展现了论题的具体内容，可以成为分析和讨论的素材。
道德理论的经典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们阐明了道德生活的含混之处并且给学生提供线索，使得他们能够自行地探索它。但是，当学生们突然接触到这些理论观点时，总会遇到教条主义或脱离实际的危险。这些观点为理解道德事实提供了工具，更可能成为这些事实的替代品。如果把它们作为现成的理论传授给学生，那么，这些理论的敏锐性和技巧性可能会获得推崇，但它们实际的可靠性和可应用性却会遭受怀疑。对历史的引介，会让学生亲临那些理性工具产生时的社会情境。他会理解这些观点与引发它们的环境的相关性，也会被鼓励把它们首先运用于简单的问题上而不是立即面对当下更为复杂的问题。通过对渐进发展过程的了解，他能够获得对这些观点及运用它们的能力的信心。
第二部分更为专门地对道德理论的主要观点加以分析和批判，这部分的目标因而并不在于灌输某一学派的观点或者一个现成的体系，而是从日常行为的问题和体验中展示理论的发展，并且表明这些理论如何成功地应用于一些实际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检验，因此我们能够表述某些原则，并相信它们会得到普遍的认同。例如，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对科学的陈述行为的要素颇有贡献，即便它们无法成为一个自我封闭和最终的体系。在讨论康德（Kant）和穆勒（Mill）、西季威克（Sidgwick）和格林（Green）、马蒂努（Martineau）和斯宾塞（Spencer）之后，我们可以断言：在道德生活中，理性和幸福各有其位置，有义务的位置，也有评价的位置。我们不把理论看作互不相容的竞争体系，从而必须在整体上接受或排斥它们；而是把它们看作研究行为问题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方法。这一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评估和确定不同因素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生能够自己判断行为问题。这一对个人判断的解放和启蒙，是理论部分的主要目标。
这一研究领域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对本书第三部分所讨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没有什么既定的研讨方式。然而，把对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的考察引介给学生们，是相当有价值的。当整个文明世界致力于正义和民主的意义及价值时，如果那些对伦理学感兴趣的学者仅仅满足于现成的观念，仅仅涉及最无需怀疑的行为方面而不涉及当下紧迫的问题，那么，这便是无法容忍的空谈。此外，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联对彼此也是有益的。一方面，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验主张相反，对我们而言，当前最需要的是应用更为审慎的分析和实验的方法。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贬低对当下秩序的任何审察，而狂热的激进分子对研究者批判性的、看似迟缓的研究进程则会失去耐心；但那些仔细考虑过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的人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信念，即不再需要用较原始的试错方法、历史悠久的偏见方法（method of prejudice）以及党派论战的方法，完全支配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他们希望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福祉和进步的问题上。反过来说，参与促进道德秩序和道德进步的实际工作的科学应当得到刺激和试验的有价值的反馈影响。在其形成过程及已确立的价值上思考道德，会使科学更富有生命力。无论对于论题的效用如何，只要学生远离了那些困扰其同时代人心灵的问题，他就很难充分地理解他的研究材料和方法。
受时间所限的教师们无疑更喜欢自己选择材料，以下建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方法。在第一部分讨论希伯来、希腊和现代发展的三章中，任何一章都可以被看作对方法的说明；第九章的某些部分对初学者来说，可能会在分析上过于详细。在第二部分，第十一、十二章可以省去而不会影响对整个论证的把握。在第三部分中，任何一个特定的主题——政治国家、经济秩序、家庭——都可以被看作是独立于其他主题的。一些教师可能喜欢选择一个完整的部分来讲述，在这一情形下，他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两个主题。
对于本书两位作者各自负责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部分由塔夫茨先生撰写；第二部分由杜威先生撰写；第三部分的第二十、二十一章由杜威先生撰写，而第二十二—二十六章[1]由塔夫茨先生撰写。不过，为了让本书在整体上成为一部真正的合著，两位作者对彼此所撰写的部分提出了充分的建议和批评。
勿需赘言，我们没有列出本书的所有参考书。在注明所引著作出版日期时，总的考虑是：对于最近的文献，我们给出最新版本的日期；而对于一些经典文献，则给出原始版本的日期。
最后，我们要向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赖特（Wright）博士、塔尔伯特（Talbert）先生和伊斯门（Eastman）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帮助校对了全书并提出了其他的建议。
约翰·杜威
J·H·塔夫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