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里住了九十七个来自纽约的广告商，长途电话线总被他们霸占着，五〇七房间的那个姑娘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她要的电话才算接通。这段时间她倒也没闲着：读了一篇登在袖珍女性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性：乐园抑或地狱”；把自己的梳子和牙刷洗了一遍；想办法去掉了米色套装裙子上的那块污渍；把她那件萨克斯衬衫上的纽扣挪了地方，然后用镊子拔掉一颗痣上刚冒出的几根汗毛。接线员打进电话的时候，她正坐在窗台上涂指甲油，左手就快涂完了。
她属于那种听到电话铃完全不动声色的女孩。那副样子就好像自从进入发育期之后，她房间里的电话铃就再也没停过。
她拿着小刷子在铃声中涂完小指，沿半月白勾了一道，然后拧上指甲油的盖子，站起身，左手——油还没干——临空甩了几下，用干的那只手拿起窗台上一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走到床头柜边上，那是放电话的地方。她在一张单人床上坐下，房间里有两张收拾好的单人床。她拿起电话——这时铃声已经响了第五还是第六次了。
“喂。”她说，左手的手指尽量向外跷着，以免碰到白色的丝质晨袍，她身上只有这件晨袍，和拖鞋——戒指放在浴室里。
“您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员说道。
“谢谢。”女孩一边说一边在床头柜上腾出地方放烟灰缸。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穆丽尔？是你吗？”
女孩把听筒从耳朵挪开一寸。“是的，妈。你好吗？”她说道。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打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天和前天晚上都想给你打的。但是电话一直都——”
“你没事吧，穆丽尔？”
女孩加大了听筒和耳朵间的角度。“我没事。就是热。今天是佛罗里达最热的一天——”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电话？我担心得要——”
“妈，亲爱的，你别冲我喊。我听得清楚着呢，”女孩说，“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还有一次就是——”
“我跟你爸说来着，你昨晚可能会打电话来，但是他不听，非要——你没事吧，穆丽尔？跟我说实话。”
“我没事。别再问这个了，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女孩说，“你先别激动。他开得很好。我都没想到。”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的——”
“妈，”女孩打断她，“我不是说了嘛，他开得非常好。事实上，一路都没超过五十。”
“他有没有又跟路边的树过不去？”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好，妈。求你了。我要他贴着白线开，他都听懂了，也照做了。他甚至努力不去看路边的树——我能看出来。顺便问一句，爸的车修了吗？”
“还没。他们要收四百，只不过就是——”
“妈，西摩跟爸爸说了，修理费他来付。没必要再——”
“好，再说吧。他到底怎么样——在车上，还有下车以后？”“挺好的。”女孩说。
“他还管你叫那个吗？那个吓人的——”
“没有。他有新主意了。”
“叫你什么？”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妈？”
“穆丽尔，我想知道。你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一九四八年精神流浪小姐’。”女孩咯咯笑起来。
“这一点也不好笑，穆丽尔。压根儿没什么好笑的。听着吓人。听着叫人难过，真是。我一想起——”
“妈，”女孩打断她，“我问你呀。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的那本书吗？就是——一些德语的诗。我把那书放哪儿了？我绞尽脑汁也——”
“这书在。”
“你确定吗？”女孩说。
“当然。在我这里。在弗莱德的房间里。你把书留在家里，我没地方放——怎么了？他要这书吗？”
“没有。只是他问起我了，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他想知道我读了没有。”
“那是本德语书！”
“是的，亲爱的。这没关系，”女孩说，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他说这书恰巧是本世纪唯一一个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应该买一本英文版的。要么学学德语，他就这么说的。”
“作孽。作孽。听着难过，真是。你爸昨晚说——”
“等等，妈。”女孩说。她走去窗台边拿她的香烟，点了一根，然后回到床边坐下。“妈？”她说，吐出一口烟。
“穆丽尔。你听着，我跟你说。”
“我听着呢。”
“你爸跟斯维特斯奇医生谈了一次。”
“怎么说？”女孩问。
“你爸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至少，你爸是这么告诉我的——你知道你爸的。路边的树。窗户的事。他跟奶奶讲什么她的去世计划。百慕大那些照片，多好的照片啊——一五一十全说了。”
“那又怎么样？”女孩说。
“这样的。首先，医生说军队让他离开医院完全是不负责任——我敢保证他是这么说的。他很肯定地告诉你爸有可能——很有可能，他说——西摩会完全失去自控力。我敢保证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边宾馆里就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女孩说。
“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叫里泽还是什么的。据说很厉害。”
“从来没听说过。”
“反正据说他很厉害。”
“穆丽尔，你别犯傻了。我们都非常担心你。你爸想给你发电报，让你昨晚就回来，事实上——”
“我现在不回去，妈。你别那么紧张。”
“穆丽尔。我发誓，斯维特斯奇医生说西摩有可能完全失去自——”
“我刚到这里，妈。我都多少年没度假了，我是不会这就打包回家的，”女孩说道，“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法走。我晒伤了，一动也动不了。”
“你晒伤得厉害吗？我放你包里的那一罐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就放在——”
“我用了，但还是晒伤了。”“真是的。你晒到哪里了？”
“全身上下，亲爱的。”
“真是的。”
“死不了。”
“我问你，你跟那个精神病医生聊了吗？”
“嗯，算聊了吧。”女孩说。
“他怎么说？你跟他聊的时候，西摩在哪里？”
“在‘大洋厅’，他在那里弹钢琴。我们在这里的两个晚上他都在弹钢琴。”
“那么，医生怎么说？”
“哦，没说什么。是他先跟我说话的。我玩宾果[1]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他问在隔壁弹钢琴的那位是不是我先生。我说是的，他就问我西摩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所以我就说——”
“他怎么会这么问？”
“我怎么知道，妈。我猜是因为西摩的脸色吧，那么白，”女孩说，“不管怎么样，宾果结束后医生和他太太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喝一杯。我就喝了。他那位太太真是吓人。你记得我们在邦维特橱窗里看见的那件难看得要命的晚礼服吗？就是你说除非屁股很小，很小——”
“绿色的那条？”
“她就穿在身上。只看到屁股。她不停地问我西摩跟那个苏珊娜·格拉斯是不是亲戚，就是在麦迪逊大街上有一家店的——女帽店。”
“那他到底怎么说的？那个医生。”
“哦。也没什么，真的。我是说我们都在酒吧里。吵得厉害。”
“知道了，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西摩跟奶奶那把椅子的事？”
“没有，妈。我没有说什么细节，”女孩说，“也许我还有机会再跟他谈一次。他整天都在酒吧里。”
“他有没有说他觉得西摩有可能——怎么说呢——胡来之类的？对你做点什么？”
“没有，”女孩说，“他得有事实依据，妈。他们得知道你的童年这一类的玩意儿。我跟你说了，我们几乎没法说话，那里太吵了。”
“好吧。你的蓝外套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去掉了一些衬料。”
“今年流行什么样的衣服？”
“吓人得很，不过很亮眼。连亮片都能看到——什么都有。”女孩说。
“你的房间呢？”
“还行。只能说还行。战前那样的房间是拿不到了，”女孩说，“今年这些人都很吓人。你要是看到吃饭时坐在我们旁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就知道了。我们旁边一桌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开着卡车来的。”
“嗨，哪儿都一样。你那双软底鞋怎么样？”
“太长了。我跟你说太长了。”
“穆丽尔，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妈，”女孩说，“我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你也不想回家？”
“不想，妈。”
“你爸昨晚说，如果你想自己去个什么地方，把事情想想清楚的话，他很乐意给你出钱。你可以坐趟游轮，那多好。我们俩都觉得——”
“不用了，谢谢，”女孩说，把架起的腿放下，“妈，这个电话贵得——”
“我一想起整个一场战争，你就一直等着这个人——我是说，你想想那些士兵的老婆一个个都——”
“妈，”女孩说，“我们该挂了。西摩随时可能回来。”
“他现在在哪里？”
“在沙滩上。”
“沙滩上？他一个人？他在沙滩上没出什么洋相吧？”
“妈，”女孩说，“你这样说他，就好像他是个疯——”
“我可没那么说，穆丽尔。”
“好吧，你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就是躺在那里。他连浴袍都不脱。”
“他连浴袍都不脱？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猜是他太白了。”
“我的天哪，他需要晒晒太阳。你就不能逼他脱吗？”
“你知道西摩的，”女孩说，腿又架了起来，“他说他不想让一群傻瓜盯着他的文身看。”
“他哪有什么文身！他在军队里文了一个吗？”
“没有，妈。没有，亲爱的，”女孩说着站了起来，“听着，我明天再给你打，也许吧。”
“穆丽尔，你听我说。”
“听着呢，妈。”女孩说，身体斜着，重心落在一条腿上。
“他一旦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荒唐的，你马上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听到了没有？”
“妈，我又不怕西摩。”
“穆丽尔，我要你给我保证。”
“好吧，我保证。再见，妈，”女孩说，“跟爸说我爱他。”她挂上了电话。
“西摩·格拉斯，”西比尔·卡朋特说，她和她妈妈一起住在宾馆里，“你西摩格拉斯[2]了吗？”
“咪咪宝，够了。妈咪听得都烦死了。别动，请你别动。”
卡朋特太太正给西比尔抹防晒油，沿着肩膀到后背，抹过她瘦瘦的、仿佛翅膀一样的肩胛骨。西比尔坐在一只巨大的浮水气球上，气球吹得鼓鼓的，西比尔摇摇欲坠，面对着大海。她身穿淡黄色的比基尼泳装，其实上身部分也许她要再过个九年、十年才用得着。
“那真的就是块很一般的丝手帕——你走近点就能看到，”坐在卡朋特太太旁边那张沙滩椅上的妇人说道，“我还真想知道她是怎么扎的。真是好看呢。”
“听起来就不错，”卡朋特太太附和道，“西比尔，不要动，咪咪宝。”
“你西摩格拉斯了吗？”西比尔说。
卡朋特太太叹了口气。“好吧，”她说，一边盖上防晒油瓶的盖子，“去吧，去玩吧，咪咪宝。妈咪要去宾馆里和哈布尔太太喝杯马蒂尼。我会给你拿橄榄的。”
妈妈刚一松手，西比尔就朝着开阔的海滩奔去，然后朝“渔夫帐篷”的方向径直走去。她只停下一次，一只脚踩进一座已经倒塌的浸湿的沙堡，很快她就走出了专供宾馆住客使用的沙滩区。
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之后，她突然斜插着往沙滩面海的方向奔去。跑到一个仰面躺在沙滩上的年轻人身边，她停了下来。
“你要去水里吗，西摩·格拉斯？”她说道。
年轻人吓了一跳，他抬起右手，握住毛巾浴袍的翻领，翻了个身，脸朝下，眼睛上卷成一股的毛巾掉了下来。他眯着眼看向西比尔。
“嗨。你好，西比尔。”
“你要去水里吗？”
“我正在等你呢，”年轻人说，“怎么样？”
“什么？”
“怎么样？有什么新节目吗？”
“我爸爸明天要坐一个飞机过来。”西比尔说，脚踢着沙子。
“别朝我的脸踢，宝贝儿。”年轻人说，伸手抓住西比尔的脚踝，“他是该来了，你爸爸。我时时刻刻地等着他呢。时时刻刻。”
“那位女士呢？”西比尔问。
“女士？”年轻人伸手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抖落沙子，“这很难说，西比尔。有一千个地方是她可能去的。在理发店里，把她的头发染成深褐色；或者给穷人的孩子们做洋娃娃，在她自己房间里。”他趴着，两只手捏成拳头，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下巴搁在拳头上。“问我点别的什么吧，西比尔，”他说，“你的游泳衣很好看。要说有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那就是一件蓝色的游泳衣。”
西比尔盯着他，然后低头看看自己凸出的肚子。“这是件黄色的，”她说，“这是件黄色的。”
“是吗？走近点儿我看看。”
西比尔向前靠了一步。
“你一点儿没错。我真是个傻瓜。”
“你要去水里吗？”西比尔问。
“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呢。我正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呢，西比尔，你听了准高兴。”
西比尔戳了戳年轻人不时用来垫脑袋的橡皮筏。“这个要充气了。”她说。
“你说得对。这个需要很多气，我不承认都不行。”他放下拳头，下巴磕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很好看。见到你真好。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他伸出双手，同时握住了西比尔的两只脚踝。“我是摩羯座的，”他说，“你呢？”
“莎朗·利普舒兹说你让她跟你一起坐在钢琴前面。”西比尔说。
“莎朗·利普舒兹跟你说的？”
西比尔用力点点头。
年轻人松开了她的脚踝，收起两只手，脸靠在右臂上。“嗯，”他说，“这种事怎么发生你是知道的，西比尔。我坐在那里，正弹着琴，而你又不知去哪里了。然后莎朗·利普舒兹走了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我又不能把她推开，你说是不是？”
“你能的。”
“哦，不能。不行。我不能那么做，”年轻人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了什么。”
“什么？”
“我假装她是你。”
西比尔突然弯下腰，在沙子上挖起洞来。“我们去水里吧。”她说。
“好啊，”年轻人说，“我想我能照办不误。”
“下一次，把她推开。”西比尔说。
“把谁推开？”
“莎朗·利普舒兹。”
“啊，莎朗·利普舒兹，”年轻人说，“又是这个名字。记忆与欲望的混杂。”他突然站起身。望向大海。“西比尔，”他说，“我有个主意。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抓一条香蕉鱼。”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他说，然后解开浴袍上的腰带。他脱下浴袍。他的肩膀白而窄，四肢发青。他把浴袍竖直对折，再前后一折三。他展开用来盖眼睛的毛巾，铺开放在沙子上，然后把折好的浴袍放在毛巾上。他弯下腰，拿起橡皮筏，夹在右胳膊下，然后，左手拉起西比尔的手。
两人向着大海走去。
“我猜你已经见过不少香蕉鱼了吧？”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摇头。
“你没见过？那你住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西比尔说。
“谁说你不知道。你肯定知道。莎朗·利普舒兹知道她住在哪里，她才三岁半。”
西比尔停住脚步，用力抽出被握着的手。她随便捡起一颗贝壳，煞有介事地盯着贝壳看。她扔了贝壳。“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她说，然后继续往前走，肚子挺得老高。
“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年轻人说，“是说你住的地方靠近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吗？”
西比尔看着他。“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住在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她向前跑了几步，左手握住左脚，然后跳了两三下。
“你可不知道这下我有多清楚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下脚。“你读过《小黑人桑布》[3]吗？”她问。
“你这个问题真好玩，”他说，“我刚好昨天晚上才读完。”他又伸手握住了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他问她。
“那些老虎都围着那棵树转了吗？”
“我觉得它们永远不会停下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老虎。”“只有六只。”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你管那叫‘只有’？”“你喜欢蜡吗？”西比尔问。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蜡。”
“很喜欢。你也喜欢吧？”
西比尔点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是的。橄榄和蜡。我到哪儿都得带着这两样。”
“你喜欢莎朗·利普舒兹吗？”西比尔问。
“是的。是的，我喜欢，”年轻人说，“我尤其喜欢她的一点是她从来不欺负宾馆大厅里的小狗。比如那个加拿大女士的小巴儿狗。你可能不相信，但有些小女孩喜欢用气球柄去戳那条小狗。莎朗不会这么做。她从来不起坏心眼儿。所以我才那么喜欢她。”
西比尔一声不吭。
“我喜欢嚼蜡烛。”她终于又开口了。
“谁不喜欢嚼蜡烛呢？”年轻人说，脚踩进水里。“哇！真冷！”他把橡皮筏扔进水里，“别，再等一会儿，西比尔。等我们再往外一点儿。”
他们继续蹚水向前，直到水没到西比尔的腰间。然后年轻人抱起西比尔，让她趴在橡皮筏上。
“你从来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道。
“别松手，”西比尔下命令道，“你抓住我，马上。”
“卡朋特小姐，别担心。我知道自己在干吗，”年轻人说，“你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今天是抓香蕉鱼的好日子。”
“我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
“这也不奇怪。他们的习惯很特别。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橡皮筏。水还不到他的胸口。“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他说，“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西比尔？”
她摇摇头。
“嗯，他们游进一个全是香蕉的洞里。他们游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鱼，但是一进洞，他们就变得像猪一样。你还别说，我就知道一条香蕉鱼游进一个香蕉洞里，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他一点点向前推着橡皮筏和上面的女孩，离地平线又近了一英尺，“很自然，等他们变得那么胖，他们就再也出不了洞了。洞口太小了。”
“别再往前了，”西比尔说，“他们后来怎么了？”
“谁后来怎么了？”
“那些香蕉鱼。”
“哦，你是说他们吃了那么多香蕉，出不了香蕉洞会怎么样？”“是的。”西比尔说。
“嗯，我不想告诉你，西比尔。他们就死了。”
“为什么？”西比尔问。
“嗯，他们得了香蕉热。那是很可怕的一种病。”
“浪头来了。”西比尔紧张地说。
“我们别管它。我们不理它，”年轻人说，“两个‘狗不理’[4]。”他抓住西比尔的脚踝往下一按，再往前一推。橡皮筏从浪尖上划了过去。水浸湿了西比尔金色的头发，但是她的尖叫充满了欢乐。
橡皮筏平稳后，她伸手撩开搭在眼睛上的一缕湿湿的头发，然后报告说：“我刚看到了一条。”
“看到了什么，亲爱的？”
“一条香蕉鱼。”
“我的天，不会吧！”年轻人说，“他嘴里有没有衔着香蕉？”
“有的，”西比尔说，“有六根。”
年轻人突然抓起西比尔垂在橡皮筏边上的湿漉漉的脚，亲了亲她的足弓。
“嗨！”脚的主人转过身。
“嗨，你！我们回去了。你玩够了吗？”
“没有！”
“对不起。”他说，然后把橡皮筏往岸边推去，直到西比尔跳下来。然后他就一路拿着橡皮筏。
“再见。”西比尔说完，毫无遗憾地往宾馆方向奔去。
年轻人穿上浴袍，裹紧翻领，把毛巾塞进口袋里。他捡起黏湿又碍事的橡皮筏，夹在胳膊下面，一个人踩着软绵绵、热乎乎的沙子朝宾馆走去。
他在宾馆给游泳客人专用的旁厅里搭乘电梯，一个鼻子上涂着防晒软膏的女人和他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到你盯着我的脚。”电梯启动的当儿他对女人说。
“抱歉你再说一遍？”女人说。
“我说我看到你盯着我的脚。”
“真抱了歉了。我只是碰巧看着地板。”女人说，脸对着电梯的门。
“如果你想看我的脚，你就直说，”年轻人说，“别他妈偷偷摸摸的。”
“请让我出去。”女人飞快地对操纵电梯的女孩说。
电梯门打开，女人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我有两只正常的脚，真搞不明白他妈的为什么有人要盯着它们看，”年轻人说，“请上五楼。”他从口袋里拿出房间钥匙。
他在五楼下了电梯，沿着大厅往前走，进了五〇七房间。房间里有新小牛皮行李箱和指甲油洗甲水的味道。
他瞥了一眼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的女孩。然后他走到一只行李箱边上，打开箱子，在一堆短裤和汗衫底下拿出一把7.65口径的奥其斯自动手枪。他推开弹盒，看了看，又插上。扳起扳机。然后走到那张空着的单人床边上，坐下，看着女孩，用手枪瞄准，对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