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非在——初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是一本异端的书，外国作家喜欢通过对性的描写来阐述个人美学，深度分析人性。无论是读村上春树还是D．H．劳伦斯，性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早已风行。区别于村上的知性美和劳伦斯的荒诞美，昆德拉的小说是另一种让人深陷其中的美学。既然如此，我也尚且“媚俗”一下，迎合大众。
走进布拉格，刺破蓝天的塔尖，行云流水的路线，蜿蜒的伏尔塔瓦河，素年锦时如繁花飞渡，岁月凝析了所有平淡与琐碎。
轻与重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这是一个偶然，托马斯递给他的，远不只是这张名片。还有所有偶然——书、贝多芬、数字六、小公园的黄色长凳？？一份有重量的爱情的降临需要所有的偶然，就如同小鸟一起飞落在阿西西圣方济各的肩头。
而他爱的起点是鄙贱的，对他而言，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如同一个轮回的开始。昆德拉在书的开篇引用了尼采的永恒轮回之说：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可以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
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永劫，姑且认为这是一个谬论，仅有一次的生命才是绚烂而残酷的。无穷进的重复只会让历史成为悲剧，喜剧，或者是可笑的连续剧，一个愚蠢的硬疣。正因为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也正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所以生命才显得沉重不能负荷。
托马斯对特蕾莎初始的爱仅仅是同情——compassion，就是对那遭受痛苦的人的同情之心。这会引发蔑视，不是真正的爱，但却是最高级的情感，因为怜悯一位妇女，就意味着处境比她好，也就意味着屈尊俯就而与她处于同一位置。他理解特蕾莎对他所谓隐私的侵犯（托马斯对她不忠），他不仅无力责怪她，反而因此更喜爱她了，仿佛能感受到她指尖的痛苦。
然而特蕾莎出走后，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得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的确，没有什么比同情心更重的了。为了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痛苦会随着想象而加剧，在千百次的回荡反射中越来越重。托马斯顿悟了自己对她的es muss sein——非此不可，爱情的分量足够重，重到足以改变生命的性质。
多少人曾因爱而感到眩晕，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中无力抗争，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最终酿成悲剧，生的悲剧可以用“沉重”来比喻，我们受得起，便是胜利。这一点萨宾娜做到了。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因为她想离开他。只不过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个与个人情感毫无关系的男人。
轻与重的选择是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一边是美德，一边是堕落。轻逸的享乐和沉重的美好一样会让人感到幸福，因而昆德拉并没有轻易肯定轻重选择与否，托马斯放浪的一生漂浮在轻与重的两极之间。作为医生和丈夫，这种责任感迫使他与萨宾娜发生关系来寻求刺激，却无法抛弃与特蕾莎沉重的感情，因而他在萨宾娜肉体的轻和特蕾莎灵魂的重之间一再徘徊。
爱，终究是轻与重的调和。
轻与重，终究是最模棱两可的对立。
伟大的进军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当心灵在说话，理智出来高声反对，是不恰当的。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专制。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能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天平的两端，一端放着粪便，另一边放上什么东西才可以让它平衡，媚俗也许是。
媚俗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以至于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上。
弗兰斯是典型的媚俗者，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自我陶醉，终在一次被誉为伟大的进军中“牺牲”。而萨宾娜则嫉妒憎恶清教主义，要求真实，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有着强烈的征服欲。
萨宾娜口无遮拦，信马由缰，独立于世，拥有着绝对自由。可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当特蕾莎要求萨宾娜拍裸片时，萨宾娜没有拒绝，慷慨解衣，相机下，萨宾娜无可遁形。特蕾莎像一个杀手，而萨宾娜则是个受虐者。但萨宾娜随后便以同样的行为“报复”了特蕾莎，她不允许生活欠她一毫厘，也无惧亏欠生活。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萨宾娜痛恨媚俗，她拒绝任何束缚而走上宿命般背叛的逃逸路程。她背叛家庭、婚姻、情人，甚至祖国。背叛可以让生命变得轻盈，即便是死了也要让人们把她的骨灰撒向空中。
只是不断背叛的旅程，终点却是虚无。萨宾娜还是无法摆脱媚俗，直至收到好友死亡信件时的潸然泪下，她失去了绝对自由，暴露了脆弱的本性。
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有抗击媚俗的决心和勇气是另一种更大的媚俗。媚俗不可避免，所有沉重而艰难的决心都因此轻若鸿毛。
媚俗也是所有政治家、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并不是政治媚俗，而是政治需要媚俗。在某个政治运动独霸整个权力的地方，人们便一下子置身于极权媚俗之王国。颠倒是非，只源于一个人人都鄙弃的词语——“媚俗”。所谓的政治运动并非理性而夯实，只是以固定的套路构成了这种或那种的政治媚俗，构成了人类的生存困境。
苏军坦克开进布拉格，一辆辆坦克被愤怒的人们涂上了纳粹的标志，从尸体上驶过。这无疑又是一场政治媚俗。“布拉格之春”后，苏联扶持的捷克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清除民主化的思想。发表过反苏言论和拍摄侵略照片的托马斯和特蕾莎也受到了政府的“特别待遇”，托马斯甚至被要求签署道歉信。人拼命地在逃避当权者的宠幸，却无法逃离。
每一种政治媚俗都有一个“伟大的进军”梦想，拉着全世界的人共同奔向天堂，十字军东征，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的屠杀？？伟大的进军只需一个自诩博爱、平等、正义的理由，再踏上壮丽的征途。
永劫是不可能的。生命都只有一次，选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不选择媚俗，又能选择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每个人都是保守者。
媚俗在今天，成了一种美学、艺术，近乎哲学。它煽情，蛊惑人心，以作态取悦大众。各种低级趣味招摇过市，已失去了原有的理智，只为猎奇和谋取利益。
卡列宁的微笑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牧歌献给另一个人。只有动物能做到，因为它没有被逐出伊甸园。人与狗之间的爱是牧歌一样的。这是一种没有冲突，没有撕心裂肺的场面，没有变故的爱。
《创世纪》里说：“上帝派了人类去统治牛羊马。但不如说更有可能是人类发明了上帝，以便篡夺对牛马的支配权，并获取这种合法性。但是除了动物，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牧歌献给另一个人。”
所以在昆德拉的撒旦主义下，一种悖论、一种反牧歌之牧歌衍生开来，媚俗源于粪便，幸福源于被抛弃，爱情源于寂静，个人源于孤独和决绝。
托马斯和特蕾莎逃逸到世界的彼端，有如牧歌，有如伊甸园。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循环移动。它的单调并非令人厌烦，而是幸福。在这个完满、重复且意义不完全的世界，家畜拥簇，四季交替，始终与幸福相拥，哪怕那仅仅是伊甸园的最后一束回光。
而这不同于人类的时间，它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是冒险。因而人类不可能幸福，只因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这样的田园生活很美。
然而媚俗是天真的牧歌，美便是经验的牧歌。媚俗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美是对生命的遗弃。美并非人们所向往的，而是人们所回望的，并为之堕落。
那一条狗——卡列宁，取名于安娜·卡列尼娜。笛卡尔说，人类是所有者和主人，动物只是有生命的机器。动物痛苦时的呻吟，不过是一台运转不正常的机器发出的咯吱声。不同于尼采从一家旅店里出来后看见门口有一匹马，车夫正用鞭子抽打。他走到马跟前，一把抱住马的脖子，大声哭泣起来，就在他为马悲痛的瞬间，他的精神扭曲，与人类彻底决裂。
只是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特蕾莎在卡列宁得肿瘤的日子里对它的爱胜于对托马斯的爱，一种没有冲突和变故的爱。卡列宁快要死去了，她会觉得这世界就只有她孤零零一个。
托马斯摸着卡列宁的头说：“卡列宁，你做得对，我期待你的正是这一点。我一个人做不到，你得帮我。”这一点即是对特蕾莎的忠诚，一个人类做不到，而一条狗却可以。可又有谁知，即使有卡列宁的帮助，他还是无法让特蕾莎幸福。
死亡似乎是最好的归宿，不管是对于卡列宁，还是人类。它在祥和中突如其来。
命若草芥，轻若鸿毛。如同那走向毒气室的犹太人。
回到对生命或轻或重的猜测。托马斯和特蕾莎在那辆破烂的卡车里驶向轮回；满腹忧郁、留着吓人长发的贝多芬为伟大的爱情四重奏庄重重复“非此不可”；弗兰斯以他暴烈高昂的激情投身于虚伪的“伟大的进军”；垂死的卡列宁以平静的微笑还原了所有温馨而明媚的回忆。
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在与非在
存在，变成喷泉，在石头的承水盘中，世界仿佛热雨一般倾泻而下。存在，就此化作清泉，让穹宇融入雨水般的流落泉中。
这句话出自昆德拉的《不朽》，他说这本书更应该称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切事物的根本，便是“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不管唯心唯物。人生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生活，就是在这尘世中带着痛苦的自我。然而存在，存在就是幸福。
昆德拉的书有很重的存在主义倾向，在托马斯最终和特蕾莎回归乡村时，在田园牧歌间抚平过去时，却意外地扑向了盛大的死亡，原本真实的存在瞬间扑向虚空。存在之途到羽化之境，所谓轻与重，灵与肉，光与暗，最后都指向了虚无。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在直线运行的时间之虚无中飞行，可是我们身上还有一根细线将我们与遥远的、云遮雾绕的伊甸园相连。对伊甸园的怀念，就是人不想成其为人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永远是穷途末路。
特蕾莎与托马斯的一切都是偶然，人的生命充满了机遇和不确定性，人的生存困境就在于选择，而选择的正确与否，要用一生来验证，没有前世可以对比，也没有来生可以修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人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那么存在最终还是虚无。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就提出一个问题：面对生活，我们选择什么呢，是重，还是轻。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哪一方是重，哪一方是轻？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总是无法确认人生的是与非。人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面对的未来却是混沌而没有目标。盲目地走向未来，只知道人生的真实终结就是死亡。在时间的轨道上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世人都在孜孜于追求目标，殊不知，目标本身就是一种空虚。不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循规蹈矩，最终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前人。人类的历史最终将只剩下媚俗。
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后滚滚而去，现在的布拉格混杂着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各式建筑，只有卡夫卡知道这每一座不知名的老屋里的故事。这些“阳光的痰盂”在正午时分，会把从罗马式回廊院子里直落下来的阳光渗透百年的光阴，沉淀成街巷间的光影。
若干年后，特蕾莎又回到布拉格，入侵后的街道房屋都找不回原来的名字，所有城市的街牌被撤下，所有道路的指示牌被拔去，整个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名之国。他们的往昔也就此湮没。那是否真的存在过？这已经不重要，就像人世间无数的罗生门。
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是人的个性，它能深切体验到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暧昧不清、荒谬、动摇等的存在，它是最基本的存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人，性，人性。不管我们失去得到什么，也不管我们深爱痛恨什么，都是es muss sein——非此不可。对，非此不可。永不重来。
光阴交割，某年某月某时的圣米库拉什教堂广场，莽莽人海中，过肩回首一刹那，眼底是不动声色的流光溢彩，伴着一句轻声的：“你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