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顺笔墨店
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曾永顺笔墨店原是一家著名的老字号，开设于清初，专制笔墨，兼营石板、石砚、石膏，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曾永顺笔墨店的先祖早在江西抚州就开设笔墨行，大约在嘉庆年间迁居安化东坪，从事笔墨和土纸买卖。曾永顺创建于清末光绪年间，老板叫曾卓芳。他年轻时远在江西临川的老家学习制作毛笔技术，长大后入湘，一度还去京津参加过义和团，后帮在安化经营书纸笔墨的父亲打理商铺。维新运动以后，商铺因生意不景气，遂从安化迁到桃江，不久再迁益阳，最后在大码头上首河岸边开设了这家文化用品商号。商号采取自产自销方式，积沙成塔，靠自我滚动发展起来。
毛笔制作是曾永顺笔墨店的立足之本。作坊在创设之初，就有笔工五六十人，年产量达六七十万支，效益相当可观。于是，笔墨店在原基址四周购进旧居，进行大规模拓展。改扩建后，商铺采用砖木结构，一共三进，前店后厂。门面为两层，下层为铺屋，上层为店员居所；中进为三层，最高层为家居用房，中层为制笔生产工场，下层为食堂仓库；后进旧房作制墨工场和厨房杂屋之用。随着业务扩张、管理完善以及资金的充裕，也因为需要提升品牌形象，扩大知名度，1911年，曾卓芳派其弟至省城长沙太平街朝阳巷的斜对门开设了一家分号。五四运动以后，各地掀起抵制日货热潮，一种蒙童推广的习字板首当其冲。这是一种日本在中国产的薄铁皮制成品，随着新文化运动普及而来，在国内学堂很畅销。曾卓芳看准时机，即在县境桃江许家洲舞凤山建起文具工厂，利用当地质量上乘的青石制作石板、石砚和石笔等产品。由于携带使用方便，练字效果也较好，石板很快在县内的众多学堂推行开来，加之又辅以“抵制日货，发扬国货”的宣传，销路特别广，“获利甚丰”。
曾永顺笔墨店在创业之初，就积累了一套自己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善于抓住商机，狠抓产品质量，销售讲究信誉等。对产品制作要求严格，务求精益求精。如生产毛笔，从原料开始，用的兔毛和黄鼠狼的尾毛，必须是西北地区所产。曾卓芳认为，这些地方是草原区，畜类生长的锋毫未损，以此制笔，不仅书写流利，刚劲而柔软，而且笔锋秀丽美观，坚韧耐用。而南方的毛皮出没于山林，锋毛受损，质量难以保证。羊毛则须江北江苏一带挺括的淮毛，而不可用寒区卷曲的绵羊毛代替。又如制墨，原料均选用西烟、牛皮膏等材料，其著名的龙门牌墨，配料还加入猪胆、冰片和元寸等成分。此墨在砚池里磨研，气味芬芳。书写的墨迹，色泽美观且有凸突之感，墨色光鲜，久存不变质。而用资水上游木材加工的土烟，质量逊色不少，仅供加工一般用墨之需。由于特别注重信誉，质量有可靠保证，清代末年，益阳“曾永顺”、长沙的“桂禹生”、“彭三和”和湘阴的“虞云和”被誉为湖南四大名笔。
在管理方面，曾永顺一向要求苛严。它的生产成品要注明工序制作人姓名，可溯其责。以做一支笔为例，它包括做头、上杆、整理和刻字等四道工序。如售出后顾客发现质量问题，可按工序追查归谁负责。在分配报酬上，采取多劳多得方式，技术好的，一个月工资高达银洋60～70元。
抗战期间，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分店遭受不少损失，加之日寇不断进犯长沙，分店只好紧缩回益阳。其时，老板曾卓芳已逾80高龄，店业基本由其子曾镛丰负责。由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许多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机关迁往重庆，大批学校以及文化机构随之内迁，益阳一度成为避难之所。因交通阻滞，各类教育文化机构所需笔墨等高档文化用品难以获取，只好到益阳曾永顺笔墨店购得。因曾永顺笔墨店在湘省声名鹊起，所以不少远在重庆的慕名者来函来电邮购，业务量颇大。此时，工人有200多人，光制笔工人就有100余。特别是每逢开学之际，笔墨供不应求，加班赶制已成常态。因此，同益阳许多别的商号一样，曾永顺笔墨店在国运艰危时获利不少，企业发展至鼎盛。但因曾镛丰嗜好鸦片，耽于酒色，抗战刚结束就死了。后来商号只好由其一妻一妾共同掌管，堂侄曾广祺负责管理对外业务，直至新中国成立。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永顺笔墨店股本仅剩银洋6 840元，职工55人。
50年代初，随着钢笔和蓝墨水大量推广普及，延续2 000多年的毛笔及相关产业日益萎缩，曾永顺笔墨店也被划入人民印刷厂名下。此后，在现代工业的挤压下，缺少扶持的传统笔墨业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只能走向衰亡，定格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