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在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并且促进自身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把握几个问题。首先，要在现有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制定科学的政治纲领。能够制定出一个合乎各自党派特点、既认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与纲领、又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有着显著区别；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党情的纲领，是参政党成熟的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部必须为全党所赞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9页。列宁也曾指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的意义，“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这样的道理对参政党也同样适用，参政党只有科学地制定反映自己政治主张的政治纲领，才能有明确的奋斗方向，才能把自己团结到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上，才能带领自己的成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才称得上是成熟的政党。参政党在制定政治纲领时，一方面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前提，同时也要正确认识自身的性质与任务，正确处理参政党的前途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中，对参政党的存在与发展进行说明，对参政党的性质与任务进行阐释，对参政党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路径进行合理建构，从而为自己的成员树立一面旗帜，把自己的成员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共同奋斗。其次，要正确处理被领导与独立参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是我国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了的。同时，参政党也具备宪法规定的平等地位，要为发挥相对独立的、实质性的参政作用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对参政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参政党的独立参政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解释，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维护参政党的组织独立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以帮助参政党成员在现有政治框架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要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反对全盘西化。2004年8月21日，李长春同志在全国纪念邓小平100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新华社2004年8月24日电）。参政党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要反对把西方思想理论教条化。尤其是西式教条主义的问题，对参政党的政治敏锐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反映，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服务的。参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照抄照搬西方思想理论，是非常有害的。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我们既要吸取其精华，也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和第123页。总之，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批判吸收，才是我们对待西方思想理论应有的态度。这对参政党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全盘西化论者，大都假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两院制，这实际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图谋的曲折表现。为了使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彻底破产，参政党应该具有足够的警觉性，并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特别是要教育好自己的年轻党员，因为年轻的参政党成员既是“西化”图谋的易感人群，又代表着参政党的未来，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加强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就成为参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方面。对待已经被这种西式教条主义所蒙蔽的成员，我们要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帮助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从而使他们彻底从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培育参政党文化
参政党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对于什么是政治文化，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定义，按照政治文化研究开创者阿尔蒙德的解释：“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政治文化对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一定政治体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基础，并且影响到政治发展进程。参政党作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一方面积极接受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参政党文化，使自己的成员在良好的政治文化的浸润之下，对把自己建设成适应二十一纪要求、适应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参政党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在思想建设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参政党文化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参政党思想建设组织层面的目标还是从党员个体层面的目标来看，培育良好的参政党文化，发挥文化的管理、教育与引导作用，以支持和支撑参政党的政治行为和理想，都是参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方法。
从政治文化的形态上看，参政党文化应该是参与型政治文化，而不是被动卷入政治生活的臣属性政治文化，也不是没有公民意识做支撑、缺乏政治参与热情的地域型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应该是积极肯定参政党成员的公民意识，鼓励参政党成员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并且教会参政党成员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从而使参政党成员的政治行为具有较高的政治功效，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匹配的政治文化形态。只有在这种文化形态下，才能充分调动参政党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奠定基础。也只有这种文化形态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根本价值标准。
从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来看，按照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和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这些内容来分析参政党文化的建构与培育，我们首先应该强化参政党成员对现有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等活动的认知，鼓励参政党成员关心政治，并且向参政党成员传播相关政治知识，从而使参政党成员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进程保持较浓的兴趣，对中国的政治参与具备较强的能力，这对参政党成员提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是大有裨益的。其次，从政治文化的情感成分来看，我们要从正面鼓励参政党成员对现有政治系统的积极肯定的情感，包括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自己所属政党的归属感，对国家民族的自豪感，对执政党的理解与支持，对政治发展的关心与介入，对政府期望合理等等，参政党成员只有对现有政治系统保持积极肯定的情感，才能积极参与政治过程，从而为参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服务。第三，从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来看，参政党成员在对政治体系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合理的、正确的。因此，参政党文化的建构与培育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参政党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并且积极加强理论建设，突出参政党特色。除此之外，参政党文化的培育与建构还应该关注公民责任感、公民能力感、参政党的社会责任、对参政党的归属感等内容，使参政党成员有更加积极的参与意识，使参政党成员对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更多肯定的情感和评价，对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着准确的判断而不是妄自菲薄，从而立场更加坚定，参政更加主动，能力更加进步。
参政党文化的建构、培育与传播，对宣传参政党的纲领，影响参政党成员的政治态度，培养现有政治系统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参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方法，这需要参政党积极加强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加以配合，需要参政党积极借助大众传播工具，通过新闻报道、舆论渲染、专题讨论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念，影响成员的政治情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参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靠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奏效的。
三、建设学习型政党
当今世界，加强学习已经成为各政党、各组织、各企业的共识，中国共产党适应这一世界潮流，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切实落实好这一战略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在全党形成崇尚学习、重视学习的浓厚氛围，更掀起了建立学习型政党在观念转换和路径选择上的探索热潮。这是中共中央在党建工作上的新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值得参政党学习和借鉴。对参政党而言，要在思想建设上取得成绩，也需要把自己融入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大潮中，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学习，在全党形成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气氛，从而把参政党应有的政治理性认识和价值观念为全体成员所共享，打开参政党思想建设的新局面。
“学习型政党”这一概念由“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这一系列概念演变而来。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罗勃特·哈钦斯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在《学会生存》这份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形态正式推出。在此基础上，199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圣吉博士的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了未来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必将是学习型组织的观点。由此，“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现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国也不例外。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构筑终身教育体系”的主张。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后，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机关等纷纷被写入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的文件中，全国各地有关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吸收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主张，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