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里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发烧，我又会糊涂了。现在我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她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神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像要集中思想似的。
“是的，”她开口说，“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心中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我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看这里，我的脚上、手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它们多么大啊！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她叫什么名字？她还要坏呢。我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了谢廖沙和小女儿去……不，你不会饶恕了！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了！不不，走开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情绪越来越混乱，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斗争了。他突然感觉到他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了一种他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臂弯里（隔着上衣，她的胳膊像火一样烫人），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她搂住他的光秃的头，更挨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
“那是他，我知道！那么饶恕了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啊，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拿开吧！”
医生移开了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她的肩膀。她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
“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饶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为什么不来？”她转脸向着门口，朝着渥伦斯基说。“来呀，来呀！把你的手给他吧。”渥伦斯基走到床边，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脸。
“露出脸来，望望他！他是一个圣人，”她说，“啊，露出脸来，露出脸来呀！”她生气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的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渥伦斯基的手，把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拉开，那脸因为痛苦和羞耻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给他吧。饶恕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手伸给他，忍不住流出眼泪。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呀，一点儿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壁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完结呢？给我点儿吗啡吧。医生，给我点儿吗啡吧！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
主任医生和他的同事都说这是产褥热，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救的。整天发烧、说胡话、昏迷。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随时都会死亡。
安娜之死
“瞧，又是她！我又全都明白了！”安娜说，那时马车刚走动，轻轻摇晃着，轰隆隆地驶过砂砾铺的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个接着一个交替地涌上她的心头。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力回想着。“索罗金，不，不是的。是的，是亚什温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因素。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她在心里对一群乘四驾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的。”她朝着彼得眺望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渥伦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神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而自豪，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又极力不要对我显得无情无义。昨天他说漏了嘴——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么爱法呢！这个人想要一鸣惊人，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的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儿里高兴呢！”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她的那种看穿一切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
“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疏远起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忌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忌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忌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也不爱吉提，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儿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给了我，我和渥伦斯基结了婚！”回忆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异常生动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睛，他的白净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哦，假定我离了婚，成了渥伦斯基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吉提就不再像今天那样看我吗？”
“不。难道谢廖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渥伦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摆脱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拧坏了。啊，一个抱着婴儿的乞妇，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我们投身到世界上来，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自己和别人吗？那里来了一群学生，他们在笑。谢廖沙？”她想起来了。“我也以为我很爱他，而且因为自己对他的爱而感动。但是没有他我还是活着，抛掉了他来换别人的爱，而且只要另外那个人的爱情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并不后悔发生这种变化。”她厌恶地回想起她所谓的那种爱情。她现在用来观察自己的和所有别人的生活的那种清晰眼光，使她感到高兴。“对于我、彼得、车夫赞多尔、那个商人和住在那些广告号召人们去的伏尔加河畔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她想着，那时她驶近了下城车站的矮小的房屋前，脚夫们从那里跑出来迎接她。
“打一张到奥比拉罗夫卡的车票吗？”彼得问。
她完全忘了她要到哪里去和为什么要去，费了好大的劲儿她才明白了这个问题。
“是的。”她说，把钱包交给他；把她的红色小手提包拿在手里，她下了马车。
当她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她的处境的全部详情和她的犹疑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在她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她那痛苦万状的、可怕地跳动着的心灵。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对她来说，他们全都是讨厌的）。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他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现在正在向他母亲诉说他的处境，以及她怎么走进屋去，她对他说些什么。随后她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她多么痛苦地爱他、恨他，而且她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筒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象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姑妈。”那小女孩喊着说。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
“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恐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来，留心地、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俩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后，他就用法语和他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的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蛮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的、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荡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叮当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天赋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