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上司，几乎每月都要孝敬，如此一来，哪里的官员能够承受如此重负呢？此外还有一些临时的殷勤，如送时鲜土特产等。年节喜庆时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据《官场现形记》描述：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又写到按规矩送礼：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和不得罪上司，都必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告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可见孝敬上司的并非是一个小数目。有一个官员说道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官场同辈份之的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出丧，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分金”、“分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
凑份子变成了敛钱，相干不相干的都要来一手，而且这成了一种规矩，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有一首诗中说到：“同官同乡请分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分子原应该。”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情谊的厚薄。
如此繁多的送礼也让许多官员难以承受，为了弥补这些支出，那些官员往往要向有钱人打秋风，无论认识与否，只要有钱就会开口借，说是借，但是很少有还的，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