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使人忧郁，不好招架。某种友谊也象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住在上海拉斐德路一个小弄堂的二楼上。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我正在自己住处那个小小房间里，为《读者月刊》写一篇《创作回忆录》，觉得生活记忆中充满了各种河水。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各种河流，似乎正一一从心上流过。河面还泊了灰色小船，漂浮了翠绿菜叶。实在说来，这世界地面上有若干小河两岸，都和我发生过不可分离的关系。我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河水上面得来的。当我回忆到各种河水，思路正从从容容，为我生平极少有的舒适，还以为至少可以一气写个五千字。刚把那文章写到第二行时，只听得楼下后门有人用不纯粹的北方话语询问娘姨，象在找寻谁。那四川娘姨正在自来水龙头边洗衣，把头昂起向上面问：
“找甲先生，在屋里不在？”
娘姨一听楼上有人开门，明白我并不出去，不待我启口说话，就要那来人上楼。来人便即刻从那黑黑的窄窄的楼梯走上来了。在楼梯口觌面时，原来是个还不识荆的白脸少年绅士，服装潇洒，仪表不俗，手中还照海上绅士那么拿了个“文明棍”。一见我时就问：
“我找甲先生。他在家不在家？”
从那种语言神气看来，显然他不会以为面前的一个，就正是他所要找的人。既然见了主人还问主人，想来这个陌生不速之客，预备晤面的事，也不过是“久仰”，且希望见到的人，应当是比目前的我更象个主人的一位了。我当时为尊重客人的感觉起见，只好装点愚■，请客人在房中坐坐，自己走出房门，到楼梯边站了那么一会儿。回到房中时，恭恭敬敬的回答客人：
“甲先生先前一会儿还在这里，不知怎么的一来不见了。你驾有什么事，是不是要紧的事？”
大约先前这人还只“疑心”我是仆人，现在算已“明白”我是仆人了，见我问他，就大洋洋的说：
“我刚从北京来，不久就要到外洋去留学。我也是——一个作家。久仰你先生的大名，问了许多书店，才探听明白这个住处，特意前来拜访！”
说过了这些话后，来客似乎即刻发觉他所说的话，原只应当是同主人说的，如今和听差说来，殊无意思，实在也不须乎。就做出太守对当差“王贵”、“汤怀”说话的神气，向面前的我询问：
“我是你先生的同志。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没准儿。”
来客游目四瞩，各处看了一会，同拍卖行办事人估价样子，把房中每样东西在心上记上。各事弄清楚后，俨然大事业已办妥，应当休息休息，不必主人相请，就大模大样，选定了一个靠窗边的椅子坐下了。坐定以后，喝了我为他倒上那一杯清茶，气色也稍稍从容了一点，一时又不想走路，见我畏畏缩缩的站在屋角，似乎安慰我不要怕见“大人物”，就向我攀谈起来，完全用的是个什么长官和下级谈话神气。
“先生客多不多？”
“平时并不多。”
“你们自己做饭吗？”
“自己不作，房东作。”
“你跟他多久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笑笑。
“你认字不认字？”
“认字不多，写个账单儿还勉强。”
“你先生是大作家，怎么不跟他学写小说？”
“先生说，写小说是河水告他的。”
“怎么，河水告他的！什么河水井水？他同你说笑话！他这个人很humorous。他一定跟姓贺姓何的读过书。你不懂，说什么河水井水。”
“他说的是河水。”
“他说河水告他？那你怎么不到河边试去问问河水？河水也会告你的！试试看吧！”
“我生长在河边，河水告我……”
那绅士见我那么说话，感觉到对面一个相当顽固，不觉有点不愉快。便向我望着，微笑着，好象我笨得动人怜悯。大约见我样子委委琐琐，且有点儿戆，进一步发生了兴味，便带玩笑似的询问我一些生客不作兴询问仆人的事情，向我探听这房中主人的一切。我随口而答，答得倒巧。到后就问我：“你先生是不是在霞飞路当真买了一幢房子？《小时报》上说的，那幢房子值七千！”
听到这话我真是又惶恐又忧愁，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最谦卑的微笑应付下去。我不作声。
这客人说得正好，但看看我只知道傻笑，又似乎觉得自己这么一种身分，同这样一个听差谈话真不合式，就把那双小生式眉毛皱皱，走到写字桌边去，意思似想看看主人桌上的情形。这一来真使我又急又窘，可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拦阻他一下。情急智生，我把书架上一个六朝白石佛头和一个汉代白石猪头拿到手中，招呼他看。那两件小雕刻还是一个朋友昨天刚从北京送来的。可是我的行为竟全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这时不需要赏鉴这个古雕刻。他仍然把我那篇文章看到了。他只默默的看下去。那上面我写的是：
我的教育全是水上得来的，我的智慧中有水气，我的性格仿佛一道小小河流。我创作，谁告我的创作？就只是各种地方各样的流水，它告我思索，告我如何去……
大概看了两三遍吧，看完事后，这个青年绅士才向在他身边显得有点窘迫的我说：
“你的先生说河水告他一切，说得真古怪。哪有这事情。”
我因为不明白用仆人身分，如何来答覆这句话，才见得措词得体，故仍然只向他笑了一下。但这客人却从我的微笑上，似乎感觉到一点小小不快处，话语即刻庄严了许多。他说：
“甲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上文学会开会去了，是不是？”
“他从不上那些会里去。”
“他爱看影戏？”
“他不看影戏。”
“他常常跳舞？”
“他不会跳舞。”
“他在恋爱。——小报上说过的。”
“他伤风有了半个月。”
每次回答都象不能适如客人所估计的样子，又好象有意同他想象作对，客人到这时节，一面把手杖剥剥剥的敲打地板，一面便问我来到了这里多久。我告他来此不多久。这一下我的把柄被他拿定了。
“你不知道你的先生。你先生在他自己的作品上，说过他自己的性情同嗜好；似乎还提到过你，就说家中有个用人，全不了解他。我问你，你是不是个‘司务长’？”
我说：“你是不是说军队中的‘司务长’？我不是。”
“我猜想你就不是。往年他有个当差的司务长，年纪比你大，比你有趣味。”他手中正拿着一本《新月》，那上面有篇小说叫作《灯》，故事中就有个司务长。
“你怎么知道？”我故意问他。
“我怎么不知道？”说过这句话时，客人似乎为了报复起见，就反问我：“你名字叫什么？”
我说：“我名字叫高升。”这倒真是我一个常用的名字，可是我说出口时，我瞧他那脸上做了一个古怪的表示。
大约就是这个俗气的名字，把客人谈话兴致索然，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因此他把名片夹拿出来，抽出一张小小名片，伏在桌上写了一阵。写成后，自己摇着头沉吟了一会，又象觉得不甚得体，撕去了。再换第二张。但仍然不成，又换第三张。名片写妥后，看看自己所写的话语，仿佛已很满意，便把那名片摆在桌上，用一个玉镇尺压定，又把我那文章看过一遍，把头点点，似乎明白了些先前所不明白的东西，这一回很满意了，方才向我开口：
“高升，我不等候甲先生了。我留下这个，他回来时你就告诉他，不要忘掉！”
“知道知道。”
客人一走，我便恢复了我做主人的身分，赶快走过桌边去，看看那名片究竟写了些什么，刚看完头上两句话“你是水教育的，我是火教育的”，忽然一个人訇的把门推开，好象是明白主人不在家，就不必叩门似的。一进门时见我正坐在桌边，似乎已知道我看过了他那名片上的文字，显得不很高兴的神气说：“高升，你怎么的！”又说，“我忘了件事情。”
我赶忙站起来侍候那客人：“先生，你要什么？”
他什么也不说，只走近桌边，把原来那张名片收回，换了一张新的，写了两行字，便又匆匆的走了。
我估计他已走出后门，推开小窗望望，就见到弄口俄国老妇人家那只小小哈叭狗，正追赶到这位年青体面绅士身后汪汪的吠着，那人却回过头来，很英雄的把手杖向狗扬起，用英文轻轻吼着“dog！dog！”
我把窗子关好后，放了一口气，走近桌边捡起那张名片看看，原来换了一张有北京某大学文学士衔的，可是却把我先前看过的那两句话去掉了。我想，“那么这人自己也觉得并不是火教育出来的了！”想到这些字句和这人一切，我很忧郁的苦笑了一忽儿。
我那篇文章，自然写不下去了。这客人此后从不再来第二次，大约已照他口上所说的那样，当真“放洋”去了。中国有许多这种洋学士，出国的多，回国的也不少。从此一来，我那篇文章，也永远不想作了。
我总是记着这个“用火教育出来”的人。每次写什么时，一想起他就把写作的气概馁尽，再也无从下笔。不知道什么“火”会教育他。算算日子，他应当在美国得文学博士学位了。
1933年4月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