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座标志着达官贵族的荣誉与平民老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它叫法兰西王国，于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晚上终于倒塌了。那天晚上天气十分闷热，一个星期以来人们的怒火上涨不止，国民议会完全沉醉在兄弟博爱的狂欢当中。直至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将他们花了三百多年得到的古老权力与特权交了出来；普通大众宣称他们赞成人权理论，这给以后的民主自治奠立了基石。对法国来说，这代表着封建制度的灭亡。一流的人事实上就是最具有进取心的社会人士，他们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人，决定着整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贵族都情愿退出公职，在政府部门里担任一个冠冕堂皇的教士的职务便心满意足了。目前他们仅仅适合在纽约的第五号街上喝茶或者是在第二号街上开饭店。所以旧的法兰西死亡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福是祸。不过它死了，同它一起灭亡的还有一个无形的最残忍的统治，自黎塞留时起，这样的统治一直被教会强加于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后代的身上。毋庸置疑，人类又得到了一次机会，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满腔的热情激励着一切诚实的男女们，这不言而喻。太平盛世已离得很近了，又或是可以说已经到来。
独裁政府的专横跋扈还有很多邪恶都要完全彻底地从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永远清除干净。向前冲吧，祖国的后代们，暴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它的后果能多说一些。随后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好多不公平的事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所有的一切都重新开始。可是这一切都过去后，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不宽容”，它身穿无产阶级的马裤，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式，和检查官并肩坐到了一起，度过它自己罪恶的晚年。一年前，假如有人说当权者不过是依赖上帝的垂青来度日的，偶尔也会出差错，“不宽容”就会将他们送往断头台。现今，无论是固执认为人民的意愿并不一直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这样的玩笑多可怕啊！可是这个玩笑（人们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上百万无辜旁观者的牺牲。可悲的是，我要讲的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从古典作家的著作里大家能够找到表达相同意思的较为文雅的词语。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这样的问题一直明显地存在、并且极有可能会一直存在着两种迥然相异的类型。少部分人不停地学习和思索，努力探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于是他们能领悟出一些平和的哲学结论，最后摆脱常人的苦恼。
然而大部分人对精神上的“淡酒”并不满足，他们希望可以找些刺激精神、把舌头烫坏、割断食管、令他们突然振奋起来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不重要，只要可以起到上面所提的作用，能运用直截了当的方法并且数量上没有限制就行。这样的事实历史学家似乎不大懂，这让很多人感到失望。恼怒的大众才把过去的城堡摧毁（当地的黑罗多弟与塔西提热情而又及时地报道了这件事），便立刻让泥瓦匠将旧城堡的废墟运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再新建一个地牢，它与旧的堡垒同样可恶、暴虐，也是用以进行镇压和恐吓。刚好这时，一些具有很强的自尊心民族终于把“一贯正确的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打开了，可是他们立刻有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就在旧的掌权者一身仆人装扮骑马向边境出逃的相同的一天，自由党占领了这座遗弃了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弃的皇袍，又陷进了让他们的前任流离失所的错误和残暴当中。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沮丧，可这是我们故事里真实的一部分，应该告诉大家。不用说，那些直接导致法国大动乱的人本意是好的。
《人权宣告》制定的原则是，不可干预所有公民根照自己的观点，“宗教观点包括在内”，静静地追寻自己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打乱经各种法令与法规制定的社会秩序便可。不过这并非说一切的宗教派别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从此之后新教被允许，新教徒不会因不同天主教徒在相同教堂里做礼拜而受到任何牵连，可天主教依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教。在认识政治生活的本质方面米拉博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明白这个远近闻名的让步并不彻底。他企图将一次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变革，不过壮志未酬就死了。好多达官贵族与主教对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给出的宽宏大量表示非常后悔，于是开始运用设障碍的方法，他们的国王主子也因此付出了致命的代价。直至两年之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时间，这对于一切实际目的而言都太晚了），全部宗教派别，新教徒和犹太人也包括其中，才获得了完全对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都享有相同的自由。从那个时候开始，诸多角色都颠倒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总算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定了宪法，要求教士们不管有着怎样信仰，都一定要宣誓忠于这样一个新政体，如同同胞学校的老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者和海关官员一样，要将自己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对这样的做法表示反对。新宪法关于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同一五一六年法国与罗马教庭签署的各项正式协定相违背。可是国民议会没有过多考虑先例或是条约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要么教士宣誓效忠于宪法，要么就撤职饿死。好多主教与教士接受了这样一个看似无法避免的命运。他们双手交叉，执行了宣誓手续。不过绝大部分教士是老实本分的人，他们不愿发假誓。他们已迫害了胡格诺教派好多年，而今他们又学着胡格诺派的样子，在废弃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进行思想交流，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而且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去他们以前教民的家中秘密拜访。通常来讲，比起新教徒在类似的状况下的生活他们算是好多了的，原因在于法国的秩序已杂乱无章，就算采取对付宪法敌人的敷衍行事的措施都无法顾及。
因为似乎他们都不想冒失去性命的危险，因而那些出色的教士——往往人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顽固派——很快就大胆要求官方承认他们是“能够被容忍的宗派”，并希望得到特权，可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也恰好是他们坚持不将这样的特权交给他们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如今我们处在无任何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觉得它既冷酷又滑稽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官方那个时候并未因他们的要求采取任何明确的措施，那是因为议会很快已被极端激进分子全权掌控了。因为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之国王陛下愚昧地同外国联盟，结果一个星期不到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至地中海海滨的恐慌，它造成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到七日的一系列大屠杀。从那时开始，革命注定要堕落成恐怖统治。饥饿的大众开始怀疑他们的领导人正在进行一次大阴谋，要将国家出卖给他们的敌人，此时哲学家们循序渐进所获得成果的打算化为乌有。以后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都见怪不怪了。在如此大的危机当中，处理事务的权力极易落入冷酷无情的人的手中，对历史认真学习过的学生都非常熟悉这样的情况。
可是这个戏剧的主人翁竟是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完美化身，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法国开始看穿新主人的真正面目，已为时晚矣，这就仿佛在协和广场的绞刑台上枉费唇舌说一些过时的警告一般。到此为止，我们把这场革命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组织这几个方面研究了一番，然而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反之亦然，我们才可以真正明白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们决定了全民族的命运。有的人觉得是爱和光明支配着整个世界。有的人则认为人类只尊重一样东西：野蛮力量。从现在到几个世纪之后，在这二者之间我们能够作出一个选择。不过有一点似乎是绝对的，在社会学的这所试验室中，法国革命是一切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对暴力的崇拜。有的人希望运用理智建立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可他们要么寿终正寝，要么就是被他们原想赞美的人们给处死。伴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消亡，新至善论的愚昧倡寻者们成为了掌握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可是这项神圣的使命被他们弄得糟透了。
在这些人统治的最早阶段，胜利完全掌握在宗教敌人的手中，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对基督教的象征极其痛恨。在过去教士当权的时期他们默默忍受巨大痛苦，只要见到穿着黑色长袍的教士便愤愤不平，迷人的香气让他们的脸色发白，勾起他们早已不记得的狂怒。还有人觉得能够用数学与化学这两种学科来反对上帝的存在。他们联手开始摧毁教会和它全部的作品。这件事毫无希望，最多不过是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不过这是革命心理的某一特点，正常的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如家常便饭一样每天发生。所以一纸国民大会的公文把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被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一样被废除，还有星期和月份，再次将一年分为十天一段，每十天就是一个异教徒的安息日。然后，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再次出现了，世界变得没有主心骨了。可这一时期维持得并不长。在空空如也的雅各宾俱乐部中，不管如何滔滔不绝地作着怎样的解释与辩解，这样一种虚无缥缈的理念依然没有多少人接受，大多数人连两个星期都无法忍受。
旧上帝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为何不效仿摩西与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与时俱进的新上帝呢？就这样理智女神诞生了！她的确实身份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给她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合乎大家的要求。这样的女士是从前国王的芭蕾舞团的演员中找寻出来的，在适当的情况下，人们将她很隆重庄严地送往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的高大祭坛上。要说圣母，几百年以来她一直高高地站在祭坛上，用她慈爱容忍的目光温和地凝视着灵魂受到创伤的人们。现今她也消失了，在把她送往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一双怜爱的手慌忙地藏起了她。取而代之她的是自由女神的塑像。这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塑像是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的。可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到了别的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与一个屋顶，象征着“哲学殿堂”，在国家的重要日子那儿就变成了新舞神的宝座。在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没有主持仪式、不接受虔诚的追随者的崇拜之时，哲学殿堂便燃起高高的“真理的火炬”，喻意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可“世界末日”不到六个月便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的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再一次被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再次被公认是信仰中的一条。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经死去的让·雅克·卢梭遗下来的旧材料匆忙拼凑出来的）正式在期盼已久的信徒们面前亮相了。罗伯斯比尔穿着崭新的蓝色马甲，致了欢迎词。他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一个三流城市里的法律执事一跃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高级教士。甚至，一个可怜的精神失常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数以万计的人拥为上帝真正的母亲，由于她刚宣布了救世主马上就会到来，甚至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位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怪异服装，高傲地向上帝宣称说从此他所掌管的小世界绝对会更加完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时隔两天后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一切被怀疑犯有叛国与异教罪的人（这两者再次被视为一体，如同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所有自卫措施。这样的方法十分奏效，在随后的六个星期当中，有一千四百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掉了脑袋。余下的事情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罗伯斯比尔自认为他是一切认为美好的事物的完美化身，品质上他是机智的狂热者，所以不能承认别的不够完美的人有同他一样生活在地球上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张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使得法国在人口灭绝的边缘中徘徊。后来，因为担心自已的生家性命，美德的敌人进行回击了。经过短暂的你死我活的搏斗，正直得可怕的信徒毁灭了。此后，法国革命的力量被削弱了。当时法国人民所采用的宪法承认不同宗派的存在，他们都享有平等权利与特权，至少来说共和国官方是不会干涉宗教有关的事情的。
那些想建立教堂、公理会以及同盟的人能够没有约束地去做，不过一定要在对自己教士与牧师支持的同时，承认国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个人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那个时候开始，法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了。确实天主教会一直都没有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它依然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而且支持那些企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体制或者是帝国的政党，想东山再起再次掌握大权。然而通常这些战斗都是在高级官员太太的私人起居室里或是在退伍将军和他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狩猎的山林小木屋中进行的。他们给有趣的读物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但事实说明他们不过是徒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