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星期五
也许存在着我尚不能衡量的内在变化，如果是这样，它一定与玛莎、玛丽塔和我共同创造的信任和爱有关。她们今天要离开了。昨天她们给我安装了空调，我们一整天都在等待电话公司来人把电话线延长，这样我就不用起床去听电话了。那很有用。她们给花园浇了水，每晚都做一顿可口的晚餐，我们倾心长谈，谈我们的生活和愿望，有时泪水会流下我们的面颊。她们说她们是我的家人（她们每人的父母都还活着，但这是另一码事，是她们在像母亲般地照顾我，虽然她们比我要年轻20岁）。
要玛莎来是非常难以开口的……她已经来了三次，并坚持说如果需要她会“毫不迟疑”。但是她和玛丽塔刚刚在特拉华河边买下一处村舍，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她们在刻苦工作，剪辑胶片；而玛莎的论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不愿意向人提要求，但最后我还是那样做了。很清楚，术后头两天一直在照顾我的卡伦如果接着留在我这儿，就会错过她的加利福尼亚之行。这些日子唯一的一件难事就是请求年轻人的帮助。我应该记住让·多米尼克很久以前教导我的，优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是所有人必须学习的最后几门功课之一。这样机智地去理解帮助，的确给了我启示。也许它在教导我埋葬掉狭隘心理，那讨厌的婴儿需求使我必须依赖什么人，依赖我的朋友。也许它在教导我安然地在许多手掌组成的棕榈叶上休息，这些日子就是这些手掌如此轻柔地把我托起，一种曾经有过的感觉流过心头。在住进医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随身携带着一束无形的鲜花，那就是我亲爱的朋友们。
7月1日，星期日
这不是最容易的时候，但我认为至少作为一个肉体存在我干得很出色。现在是九点半，整夜都在下雨，我们非常需要雨，我对焦干的花园的忧虑可以放下了，那是一种解脱。从七点起我吃了早餐，洗了碗，洗换了床单，浴室里换了新毛巾，伤口上的包扎也换了新的，又去地窖打开秧苗上方的灯，现在我穿好衣服来到三楼打算写上几个小时。此时最难的事情是写信，因为这些日子我的头脑比身体还糟糕。似乎可用的精神汁液已经不多——但手术后这才仅仅过了十三天。
关于肉体我想了很多，它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肉体自身就是一个宇宙，必须像对待任何神圣造物一样地把握它，像每一只神奇的鸟、甲虫、蛾子和老虎。忘记神圣的肉体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如此，毁损，一个伤口的毁损，或者单纯老年的毁损就可以把精神消灭。一副老去的肉体在被爱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件神圣的宝贝；对我而言，性本身也必须始终作为圣礼来到我们中间，并且要这样使用，否则便会毫无意义。肉体是被精神充满的，在做爱的时候忘记了这点就会导致玩世不恭和绝望。
我现在与之战斗的是抑郁，我认为，它并不全然（也许根本不是）是身体的一次大手术所造成的。肉体能以惊人的恢复力来对付打击。打击唤醒了隐藏的力量。
事实是我心中有种贬值和被抛弃的感觉。我有时感到每个人都在成长，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强地生存，而我却仍然是个脆弱得可怕的婴儿。有诗歌在我心中活跃时，我可以触摸它，使用它，感到自己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当诗歌的声音在我内心死灭时，比如现在，痛苦完全堵塞了源泉，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出生时就完蛋。这荒谬的失恋过激反应。
7月2日，星期一
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那个发着脾气、大哭小叫的婴儿，试图接受她，有时很有智慧的老妇人和她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也一直在想我的生活中有两个人，他们通过作品发现了我，作为欣赏者来到我身边且成了我亲密的朋友，但最终却不能接受整个的我、一个有缺点的人，因为他们爱上的是一个形象，忘记了一个活生生受苦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她喜怒无常，如有人说的那样“没有表面”，这使他们幻灭了。
我再次在佛罗里达·斯科特－马克斯韦尔（Florida Scott-Maxwell）的《我日子的度量衡》（The Measure of My Days）中寻找安慰，我马上发现了这样一段：
经历并熟悉我们天性中的黑暗面似乎是普遍的需要。也许我们几乎就要说罪恶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它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个时代将见证罪恶的同化作用，由此发现新的智慧。几世纪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罪恶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可以根除的，它只是善的缺席，有罪的总是别人；如果别人是有罪的，我们便无罪了，或者少到无关紧要。现在罪恶使我们神魂颠倒。开始变得清楚的是，罪恶是生命的一半，生命的极致就是真正的罪恶，是这样吗？我们是否了解到没有善与恶的冲突，生命中就不会有活力？也许人类的两次残酷战争是罪恶的高潮，它使我们看清了始终在逃避的真理。如果获得了这种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的颓废似乎就是一个新现实的开始，甚至是一种新的道德。
多么危险的道德。人性能应付得了吗？
有人盲目经历他的混沌，有人自觉忍受天性中的冲突，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后者将获得澄澈、深化的意识，他将实现生命中诸多方面的责任，但大多数时间，这两者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最后的一句话引起我多少沉思！
这些日子我常常感到自己处于启示的边缘。昨晚我醒着从一点躺到四点，生命、意图、思想把我充满，我感到巨大的力量像电流穿过我的身心。也许克服困难确实带来了新的力量。但今天早晨我为那几小时的不眠付出了代价。我明白，但我没有力气全部写下来。
7月5日，星期四
我夸大其词了，我已失去以前谈到过的那闪光的能量线。安和芭芭拉星期一来吃晚饭，带来了用自己种的菜做的沙拉，并替我做了全部的活计。但在四小时热切的交谈后（多么亲密多么受欢迎），我感到筋疲力尽。不巧的是两名热情的崇拜者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而来，邀请我第二天出去共进晚餐。我极为欣赏她们，四号晚上也就是昨天我还在海蒂那里吃了一顿棒极了的晚餐，有鲑鱼和她园子里出产的新鲜豌豆，那是我术后头一次开车外出。但是今天我却累垮了，憩室炎又发作了，它夺走了我所有的精力。也许我该躺下睡上一小时，现在做完了家务也穿戴整齐了。然后我可以带塔玛斯去散步，取邮件，也许下午的时候会去爬一座小山坡，有更多的热情从那里纵览世界。
7月6日，星期五
昨天我没能到达精力的小高峰，却从下午一点一直酣睡到五点，我猜这个可怜的老身体迫切需要休息。今天我好多了，有望在明天早晨带塔玛斯去梳洗。那似乎要费很大劲，但这可怜的宝贝披覆着浓密的毛发，如果现在不梳洗一下，天热的时候会很难受。
今晨我把水龙头拖到能够得着菊花的地方——一切都干燥极了，但谁又能抱怨这样的天气呢？晴朗而凉爽，恰是上好的天气。自我来这里后，采摘园中就有奇异的天然播种的罂粟，它们正在绽出生气勃勃的粉色花朵。在几株高高的深紫色和白色飞燕草旁它们显得很壮丽。此外还没有什么可以采摘的，但每一天都会有日本鸢尾开放，然后是茉莉，于是花园充满了希望。
乔伊·斯威特（Joy Sweet）曾到医院里看我，并在这里与玛莎和玛丽塔一起过夜。我回到家时发现了一封她写的短信，里面有一段里尔克的话让我始终难忘。“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认识，即在最亲近的人之间距离也永远存在，一件美妙的事就可以随之并肩成长，如果他们能爱这种距离，他们就能够在天空下看清彼此的全部。”
那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景象，但我怀疑里尔克是不是那种真正需要距离的人，那种无法应付亲密的人，被亲密摧毁或者分散以致感觉不到完整自己的人。他反而能够在一定距离外通过非凡的敏感、通过书信来包容“他人”。
我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期望与其说是能够理解我，不如说是能够接受我的瑕疵及一切，让我在做完全的自己时感到安全，哪怕在性情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感觉“安全”的意思是知道我在哭泣或愤怒的时候不会被驱赶出去，是一种深刻的能够被接受的感觉，因为对方理解了爆发有其积极的一面。
过去一年中我有时感到，至少在一个对于我的内心生活非常重要的人面前，我成了一个带来灾难的人……这灾难就是感情。她自己如此畏惧感情，或者说是她的感情，仿佛它们是危险的潮汐，能够把她吞没。她最后把我视为敌人，这股她无法承受的潮汐的主人，因为她吓坏了。于是她设下路障来对抗我，我因此感到自己被贬值，成了没意义的、不可接受的带来灾难的人。
“教我们去关心，而不是去忧虑”——说得都很好，但在涉及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有可能在我们达到分离程度的时候，这关系本身似乎根本不值得花那么大的努力去维持，在弥合距离的尝试中所遭受的痛苦也变得不那么值得。
7月8日，星期日
前天晚上勒内·摩根不期而至，在二十四小时中做完了我筹划了几个月但一年都完不成的事情，重新安排了厨房的碗碟橱柜，这样猫食和狗食就不再乱堆在台子上了，还有半打类似这样的事务，包括帮助我拖曳着水龙带到处跑，因为我们需要雨。昨天下午勒内走了之后，我为如何独自应付感到畏惧，能得到大量帮助的时候总是如此，但我确实设法自己换了水龙带（我头一次有这个力气，因为解开水龙带需要胳臂扭曲着，那样很痛）。今天早晨我醒来时试图回忆叶芝的《傻瓜之歌》（ “Song of a Fool”）：
一只花猫和一只驯兔
在我炉边进食
也在那儿睡
它们两只仰望我一个
提供知识和保护
如同我仰赖天恩一般
我从睡梦中惊醒，想到
会有那么一天我忘记
它俩的吃食和饮水
或者，家门敞开
兔儿可能跑掉，终至
听到甜美的猎角声，觉察到猎犬的牙
我背的这担子真可以考验
凡事循规蹈矩的人
我能怎么办，我这
心神恍惚的傻瓜
只能祈求老天爷，减轻
我肩上这重大的责任
昨天我确实带塔玛斯去梳洗了，开了三刻钟的车，午后我还得再开车去接它——保持生活前进的普通活计实际上要耗去多少精力！但是梳洗完的塔玛斯绒毛蓬松光洁，散发出甜美的气味，很值得花力气。它和我昨夜睡得都很沉，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而布兰波却整夜待在外面，在满月下游荡。
通过手术我获得了这样一个洞见，生理残疾激活了意志，这意志如此强烈，似乎在克服生理残疾时有额外的能量投入了，这能量甚至超出了需要（我想起了患急性骨髓灰质炎之后的罗斯福的例子）。然而抑郁、精神苦闷摧毁了意志或使之麻木。所以它们更难对付。在去年的经历之后，我有时怀疑，是否有一天我能恢复自我的感觉，恢复作为作家和作为一个人的力量。似乎精神的中心发动机已经损坏了。何时我才能让它重新运转，达到最大速度？
7月10日，星期二
很高兴听到朱迪的家人对她的需要如此敏感，他们极其负责，两周前终于做出决定把她转到一个较小的养老院，那里制度化的气氛更少一点。她妹妹康妮一天大约去看她两次，发现她坐在客厅的轮椅里吃草莓脆饼，吃得津津有味。最好的消息是她现在不再用镇静剂了（在大养老院无疑是过量的），一旦可以开那么远的车，我就想去看她，也许是为了消除数月前留给我的影子，她孤独地坐在房间中，转过头去，满脸悲剧性的茫然表情。自从手术后我就非常想念朱迪，我天空中的吉星，她能够并且确实爱我本身，接受我的一切缺点，是永远的支持者和朋友。
昨天摩根·米德来，带着午餐，他自己做的奶油浓汤和美味的火腿三明治。像往常一样，我们有这么多的事要谈，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与年轻人在一起的巨大快乐是他们还在成长。摩根对生活充满了罕见的温情，我高兴地听到他说愿意结婚。他希望做父亲，对女人也怀有富于温情的爱，想帮助她们……多么宝贵！他离开时带走了《幸福终生》（Happy All The Time），多年来我读过的少数几本吸引人的小说之一（是劳丽送我的）。他说在听到我手术的消息时他很震惊。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让我感动得落了泪。他信中说：“我需要你，我爱你。”
我在考虑列一个清单，列出对处于手术恢复期和虚弱状态的人不能说的事情。其中之一肯定是“多往好处想”——仿佛这样做悲剧就会打折扣。另一件是强调成百上千的人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就像对一个跌破了膝盖的孩子说： “很多孩子每天都这样。”你不能把人们混成朦胧的一大堆，那样就是泯灭每个人的自我。没有相同的爱，也没有相同的死亡，相同的损失：这些路我们是要独自走的。
对每个妇女来说，乳房切除至少暂时会在最脆弱的地方打击到她的女性气质，作为女人使她在自己的眼中贬值。她不得不迎接这个打击，以自己的方式重塑整个的自我。（我确信，对于年轻妇女来说这更难，原因很明显。）
从来不说错话的人是海蒂。在经历这一切时她始终是最能支持你的朋友。
7月16日，星期一
胡尔达已经来了两天了，足够不幸的是天气突然起了热浪，所以，她在花园里工作真是英勇。她完成了两三件大活——剪枝锄草。于是，从躺椅上向外望去一片秩序井然。这使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改变，她的短暂来访让我鼓舞。
现在房子里感觉空荡荡的——寂静过于寂静了。她走后一直有雾，这使我不用浇水了，雾也使我感觉这里像监狱。在胡尔达的激励下，昨天下午我自己拔了一会儿草，但这是个错误，因为我的左臂疼了一夜，现在还在疼。我的步子迈得又太大了，我必须有耐心。但忍耐是很难的，杂草正在大批大批地发芽，你知道你等待得越久，事情就越难办了。
7月18日，星期三
我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微弱的挣扎，我感到术后我直接领略到的欢乐正在退潮，那时我为肉体的恢复力而震惊而欣喜，仿佛我做到的一切是一个奇迹。此外，虚弱、经常需要躺下以及“推掉”必要的家务和回信，这些都在我内心创造了一定的单纯的自由。现在杂草就在那里疯长，而信件又堆积起来，恢复、维持和前进的巨大努力才真正开始。
在第一次除草的尝试和因为胳臂疼痛而无眠的两夜之后，我昨天去看了医生。他很放心，我的进展使他高兴，他告诉我只需像运动员那样尊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做得太多，但在另一方面也要向前推进，有时用一点力没什么害处。老实说我害怕会把胳臂一截截扯掉。但凭借道医生的良好建议，我昨天下午去花园里处理了可怕的杂草。半小时足够了。然后作为对自己的奖赏我采了一束灿烂初开的橘色和黄色的金盏草，把它们和粉色红色的甜豌豆花混在一起，非常墨西哥化的色彩搭配。这使人有复活之感。
我感到自己并不喜欢写这部日记。它每天早晨躺在那里等我，我希望把它打发掉。但今天我将给自己以勇气，再抄录一段佛罗里达·斯科特－马克斯韦尔，没有认同的震动我从不打开她的书（《我日子的度量衡》，第二十一页）。这次是这一段重重击中了我：
忠于你内在方式的严酷考验一定位于所有磨难的前列。就仿佛你处于某个人的权力之下，你力不能及，你无法了解或者移动，他永远不会放你走；他既坚持让你接受你自己，又似乎知道你是谁。做你自己是很可怕的。如果你真的达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摆脱了你的同伴。但这是辛苦的。尽管这类个体的珍贵无法估价，其命运却让人恐惧和逃避。许多人确实要承受很少的一点独特性，这足以使他们些微免疫于人群的传染，但普通人却避之不及。他们以舒适为名遵从本能的警告：“赞同吧，不要与众不同，那很不安全。”相信为做你自己而经受磨难是值得的，这绝非易事，但我们确实知道那是我们的天职。
近来我不同寻常地不愿接受别人的要求，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通过作品认识了我……他们期望，甚至要求从我这里得到深层次的回应。我过去觉得我有责任有问必答，多年来这样的回答已经耗掉了我的创造性能量，达到了不能允许的地步。一年多以来我似乎一直在为自己而战，来恢复我身上的那个创造性自我，基本上是为了保持活力，不被“义务”淤塞，因为那是在逃避写诗著书这项更重的义务。我也在与我爱的某个人战斗，她惧怕这个本质的创造性生物和其中的恶魔。手术开辟了使我成为一般人的道路，不给每个人回信，不允许内疚进入那片领土。问题在于那是消极的。积极的事情，通向能够证明自身的诗歌的大门，尚未开启。它会再次发生吗？
7月21日，星期六
身体不适有巨大的乐趣——我起床晚得令自己吃惊，大约七点半了，但是塔玛斯在六点半时想出去，所以我爬起来，然后又回到床上度过了天堂般的一小时，半睡半醒，听着早晨的声音，海洋微弱的低语声，飞行的金翅雀那嘁嘁喳喳的音乐，林鸽重复的咕咕声，以及蓝苍鹭飞往池塘时低低的沙沙声。此处的寂静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寂静，在一个没有任何机器声的房间里醒来是多么难以置信……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每天都轰鸣着盘旋，偶尔也有一架战斗机从皮斯空军基地飞来。否则唯一的机器声就是捕龙虾船每天凌晨发出的柔和的轧轧声。
如此寂静，我能听到猫在楼梯上走动。
花园被杂草窒息了，但它也开始给我提供甜蜜的欢乐……金盏草开了。那些明亮的橘色和黄色花朵，花瓣光滑新鲜，柔软得像鸟的羽毛，重重叠叠，给屋子里带来了新生命，这些潮湿的日子里，除了这些花所有的色彩似乎都淘汰、暗淡了。茉莉开始绽放，还有黄色的藏红花。每天我躺椅边的小碗里都有一小束玫瑰。两三天前确实下了点雨，但现在我必须再次开始拖曳着水龙带到处浇水了，现在弯腰仍很困难，但我乐在其中。还有比给干渴者饮水更大的乐趣吗？这满足了某种要照顾人的返祖性需要，而一想到干渴的根正在喝水精神也随之恢复。
最近另外的乐趣是一封九十二岁老妇人的信。她一直在读《海边小屋》（The House By The Sea）。这是个充满活力的老人，虽然失去了六十年的密友，但仍能应付自如。我惊奇为什么非常老和非常年轻的人的来信最使我愉快。前一种情况也许是因为比别人年轻，你可以让对方高兴；而后一种情况则是你虽然比对方年老很多，但仍能和他们交流，这也很好。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我多次醒来时认为自己是五十七岁，吃惊地感到我已经活了那么久，实际上已经六十七岁，比我以为的还多了十年！去年的苦涩经历已经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我必须被剥夺一些东西，与另一个人共享激情的门已经永远关闭。那时，毁伤的身体似乎就是事实的证明。但是再次从火焰中飞起的凤凰告诉我，事情正好相反。身体越是辜负我们，精神就越是渴求、越是赤裸，我们也越会变得开放和可爱，只要不害怕我们自身及我们的感觉。我还不是凤凰，但在灰烬之中，那痛苦可能主要是因为新的翅膀正在试图冲破灰烬而升腾。
7月23日，星期一
每个人的墓志铭
我的心比世界所了解的
更可耻，更孤独，也更勇敢。
哦行人，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
我经常想起弗朗西丝·康福德（Frances Cornford），和她极其简洁的抒情诗。我对它们的赞赏难以言表，因为它们以自己的技艺使不可忍受的变得可以忍受，而这当然是诗歌的作用之一。这些天自己不能写作，我读了大量的诗歌，它们使我渴望再次被那大风充满。
但这首墓志铭出现在我脑海有另外的原因；社会风气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我相信表露感情、承认失败是好的而不是坏的。还存在另一种观念，英国人和清教徒把人的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基本上相信表达感情是承认软弱，在本质上是“有损尊严的”。关于这种观念有许多东西要说。它形成了严格的自我约束，不给眼泪“让路”，能够真正显示出英雄主义的僵硬上唇，濒死的士兵嘴上还挂着玩笑（而且，我立即想起了有些英雄更了解纳尔逊[42]的“吻我，哈迪”）像我这样继承了比利时和英国传统的人能够同时理解两个方面。我非常理解英国人对“青蛙”[43]的轻蔑，那些法国人讲话时如此激动，并且在游行时泪水迸溅。还有所有的大众神话和说法，如“静水流深”之类，都在暗示沉默是力量，而诚实地说出来就是软弱。我想，当回忆起对我影响最深且因某种原因而伟大的人时——吕涅－波、伊迪丝·肯尼迪、让·多米尼克、柯特连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朱丽叶·赫胥黎（Juliette Huxley），更近的有米尔德丽德·奎格利（Mildred Quigley）和珀利·科尔（Perley Cole）——我发现，他们都是极有尊严和勇气的人，但也都极其善于表达，不惧怕感情和表达感情。例外的是安妮·索普和格雷斯·埃利奥特·达德利（Grace Eliot Dudley），两人都是新英格兰人，足够奇怪的是两人都是亲法者。他们的保守是骨子里的，是他们力量的一个内在部分。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但我相信“静水”流浅而非流深是真的，感情外露和希望放任自己并不总是贬义的柔弱的象征。
我愿意相信，在我死去的时候会把自己奉献出去，就像树会在每个春天播撒种子，却从不计较损失，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损失，而是在增添未来的生命。这是树的存在方式。它或许是深深地扎下了根，却仍在风中播撒财富。
7月27日，星期五
潮湿的天气仍在不断继续。整夜不停的雨和雷声，我想象我们最后醒来时有一片清新如洗的天空，再次取代紧锁的浓雾。人会感觉自己的骨头里好像灌了铅一般。在我的书房中装上了空调，它给我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除了机器从窗户抽进空气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响动。莫扎特五重奏让人透了口气。
术后第一个在我这儿过夜的客人一小时前走了。埃伦·海尔德布兰德住在南卡罗莱纳，所以我们很少见面，差不多有十年了。但她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这所房子里充满了她这些年为我制造的东西，在艰难的时期，我们在电话上倾心长谈，互相依赖。真高兴能在这里欢迎她和她的朋友埃莉诺，享受这两位祖母之间的爱和理解！我们昨晚狂欢似的一顿畅谈，甚至在晚餐前还沐浴从海上刮来的微风，在露台上坐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已给三个应当回信的人写了明信片……科罗拉多州一名负责照顾濒死者的护士说：“分享你的诚恳和意志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拯救——我只能这么说。”第二个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年轻妇女，她在读了《报应》中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后获得了解脱。第三个是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的一名妇女，她的话吸引了我，她说，“你选择的词语，你的词语的声音……许多个夜晚在我忧烦或失眠的时候，我就拿着你的书去我家的后门，坐在我的天竺葵和晾衣绳边大声朗读——诗歌或文章的片段——只是为了听到它们，听到那些词的声音。那就是它们所意味的一切。”
听到这样的事还不够吗，知道你的作品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是的，这就够了。而我今天的精神比以往很多时候都要好。
7月31日，星期二
我在沉默，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工作，编一本诗集，修订，调整顺序，以求最后定稿。几年以前，苏·赫尔辛格和洛伊丝·布赖恩审查过手稿，提出了许多小的建议。接受询问有巨大的帮助，可以在一首诗写下之后很久重新做一次努力。这工作再次让我的活力焕发。我把单独的诗句记在脑子里，像要解开的谜语，在开车或洗盘子时不断地琢磨。昨天是寻找合适的形容词代替“灿烂”来描绘微笑。
当然这本书是一次大冒险……我的哪一本书又不是如此呢？说冒险是因为这些都是纯抒情诗。没有比这个更不合时宜的了。但事实上，单纯的抒情诗是我关心的诗歌类型中最珍贵最罕见的。这些诗达到了最大的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格外单纯，使用的是最单纯的词汇。它们根本不聪明，也许是一种“老妇人的诗园”，参照史蒂文森[44]的《孩子的诗园》（Child’s Garden of Verses）。冒险也是因为它可能会显得荒谬，一个老妇人出版一本单纯的爱情诗。当然对此的回答是，真正的爱使我们不老，它把我们送回最初的感情，纯净赤裸仿佛最初的爱，而不是最后的爱。这是怎样的奇迹！
一旦我真的开动，就可以忘记这些诗从中缘起的经历，它们像浓密的灌木丛一般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并发生了改变，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有同样的感觉了。我重新感觉到这些诗是可信的，它们是确实发生过的某事的记录，是有根据的记录，那件事在年龄、性别各异的许多人身上发生过，我又开始相信它们了。
我一直想说说多萝西·布赖恩特（Dorothy Bryant）。去年四月我在伯克利的时候，她组织了一群妇女和我进行了一次长长的夜谈——我们已成了朋友。凭借她的小说《阿塔家族正在等你》（The Kin of Ata Are Waiting For You），她让我克服了对小说中幻想内容的不信任甚至讨厌（到现在为止马德琳·勒恩格尔[45]是个例外）。有一段时间她的作品很难在纽约的正规出版商那里出版，在一部小说数月等不到回音之后，她决定自己动手，为了把自己推出来，她在丈夫的帮助下成立了阿塔出版社。一件看上去像自杀的行为结果却打开了门户，她的作品正在得到某种认同，如果在正规出版商那里，她就会在每年数以千计（五千，也许更多）乱糟糟的小说中被遗漏掉。最近在《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多萝西成功的冒险。必须说的是，与那些不成功的作家最后纯粹为了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而自费出版相比，这是颇为不同的一件事。多萝西自己着手出版是在《阿塔家族正在等你》已经由兰登书屋推出之后。她已经“打开”了正规出版商通道，但她开始认识到正规渠道的作用是多么的小，出版已经变成了轮盘赌游戏，为了一本“畅销书”的推出，会有一千本书被埋葬。纯粹是为了避开恐怖的“媒介”，多萝西才直接把她的作品呈给读者。我只能说“妙极了”！
自从我搬到缅因州以来，还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潮湿燠热，没有凉爽的东风吹散毒气。它使人有奇怪的被围攻之感，尤其因为这是多虫的季节。我们暗淡时它们就繁殖。我出去时无法不受到蚊云的袭击，甚至采摘悬钩子都成了一种考验（如此的款待），我放弃了带塔玛斯穿过树林散步的企图，那里的鹿蝇太凶了。大黄蜂就在露台下面造了一个纸巢，拿它没有办法。有一天雷蒙德（Raymond）在剪除到处蔓生的野蔷薇时被蜇得很惨，这时我们才发现黄蜂已遍布花园的每一个缝隙。他的右眼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还有他的右臂。我十分震惊。
这使我不能宁静地采花了。鱼尾菊现在花事正浓，还有金盏草、“单身汉的纽扣”和花烟草也都在园里怒放着。但是如果我采下一束，一天左右花就枯萎了。很显然，现在还看不到解脱。我梦想着十月，剧烈的风，深蓝色的海洋，它会到来的！
8月2日，星期四
新的声音出现了，那是盛夏的声音，草中的蟋蟀。它们短促的唧唧声整夜都在响个不停，这是这些日子唯一受欢迎的昆虫，只是它们太客气了。这声音甜蜜而抚慰，像遥远的波浪催我入眠。昨夜无风，甚至在一场剧烈的暴风雨后也是如此，但在我们目前的困境中，风暴没有使空气澄清，反而使它变得更潮湿更沉闷。大约凌晨三点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便把大风扇打开。它掀拂着塔玛斯的毛，让我凉快起来，于是我拉上了一张被单。
不知道是不是手术的影响，这些日子我十分恋家。最后我叫来一个人量了卧室中窗帘的尺寸，几天前去朴次茅斯选了布料。我喜欢旧窗帘，这是我搬进来时就有的，但它们碎成了片片，甚至以我的口味来看都显得过于破烂了。我讨厌看上去太新的东西，而且马上意识到我想象过的蓝白条（马杰森店里就有）太明亮太僵硬了，时髦但不适于家居。我选择了一款柔和的花色图案，褪色的蓝色和棕色。它保持了房间的格调，我希望安妮·罗伯特（Anne Robert）会赞成。以后我会将房间铺满蓝色地毯。塔玛斯被滑溜溜的硬木地板吓坏了，有时待在门口不进来上床。既然现在我抱不动它，这就是个问题了。
8月3日，星期五
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自从二十九年前她去世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这怎么可能？）打开信夹，读了几封她写给我的信。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看她的信，但它们给我带来的不是悲伤，而是深沉的快乐，是对我们之间关系的再确认。它自由得如此罕见，仿佛我们是亲密的朋友，胜过母女。我三十一岁生日时她写给我一封短信：
亲爱的心肝，昨晚我在想你——我想着你出生的时辰和我在花园中播种的美好日子，藏起我的疼痛（直到很晚了还不怎么厉害）。我独自在厨房和花园中，可以在温暖阳光下长满苔藓的小径上蜷卧一会，直到疼痛过去，然后径直向前！我多么想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长得什么样子，你会不会像爸爸一样聪明，会不会在长大以后几乎不需要我，如此等等，无止无休地想着，但并不痛苦（我并不真的怕你）。这是一种梦一般的惊奇，一个温暖的秘密，深信你将和我非常亲密，无论你是谁，是男是女……我是对的，不是吗？亲爱的鸽子，难道我没有紧紧地拥抱你吗？因为我把自由当作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也一直这样为你争取它。
那年的秋天她给我留下了另一个纪念：
你好，亲爱的梅。今天早晨，秋天悄悄而明确地在钱宁（Channing Place）落脚了——每一种潮湿的气味都涌进敞开的窗户。虽然不再有雨，但有滴落声在继续，浓雾凝在叶尖，有的叶子随透明的水珠一同坠落。被雨浸透的黑色土地，撒满了这最初的落叶，它们五颜六色如此可爱，你一定会跑出去做一份“收藏”，假如你还是四岁的话。你还记得那些“收藏”吗？你把它们铺在埃文街十号的圆桌上.你出去带回越来越多的叶子，每一次都比前面的更可爱，你也越来越难以找到“美”了。你贪婪而兴奋，我也如此，仿佛它们是神话中的珍宝，为了让我们愉悦而突然魔术般地撒满了街道。我想它们带来了一种陌生的、也许有点自私的意外之喜，其他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它们的价值和美。我仍为街上的枫叶而驻足——最初的稀疏的落叶，可以看出一种类似于我那日本小书中的图案——它们花一般的红色变幻多端，从深红、朱红、洋红到最纯粹的橘黄色。昨天钱宁的街上有了一些落叶，但再没有拾捡落叶的小女孩了……然而她住在我的心里，安全而快乐，而我，像你一样，有时会在那里遇见她。
在那年的六月，母亲决定做扁桃体切除，那时爸爸和我都不在，是安妮·索普送她去的医院，陪伴她度过了艰难时刻。她四天后用铅笔写信给我：
哦，我亲爱的，他们出去了，我在这里，安全地待在我们宁静的家中。我的窗户充满了绿色，映衬着一片花一般湛蓝的天空，爸爸亲切的眼睛在门边向我微笑。当他去书房就寝的时候，被这一切弄得有点手足无措（于是就把猫们放进来赶出去，以此来避难）。
你和我去了医院（汉斯[Hans]的两幅照片）。在他们用车把我推出来时我向你挥手，我看见你和怀里抱着猫咪的爸爸，这是我从乙醚中苏醒后最先看见的东西。然后就是十六小时的地狱，但它过去了，重新回到这里胜过了天堂。医生们敏捷、高效，无限地仁慈。他们让我第四天就出院回家，让我保证卧床休息不见任何人。我仍很疲倦，但是一切都会过去。讲话时我的喉咙会痛。我不得不把C夫人赶走，但在其他方面她却是个天使。
安妮是我的支柱。写封亲切的信感谢她吧。星期二下午她来接我，待了一个小时。星期三我打电话叫她来，让她负责把事情告诉爸爸——一份不轻松的责任。爸爸在纽约，星期四回来（乘船）。安妮在我们家里迎接他，那天他来看了我两次。我还不知道他是否赞成，但我确信我是对的，我不能为此忧心。他把整个做决定的责任留给了我——没有去向医生问原因，所以我必须承担那个责任，让他免受术前术后可怕时刻的折磨。在某个方面他比我还要害怕，疑虑重重，隐藏不住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做到这些并非易事，但我觉得这对我们两个都是最好的。通常这种手术是非常不重要的，但我有些并发症。
花园中繁花簇簇——你送给我的鸢尾花是最美的，有蓝色紫色和奇异的深红色，还有一些纯净的微微发绿的白色。
昨天回家的时候你的一封信就在我的桌上等着。哦，我亲爱的，我不再焦虑，不再对你不快了。这情绪似乎离开了我，面对这次磨难，它似乎已不再重要了。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灿烂、鲜明、有福，因为我此刻正在为你祝福。
8月4日，星期六
昨天一整天都是庆典。下午我休息片刻后去园子里奢侈地采了一束花，有红、黄和橘黄的金盏草、鱼尾菊，一两枝深红色的大波斯菊和白色的花烟草，然后摘了一小碗悬钩子。我一直想着母亲，想着如果她知道我住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会感到高兴，我并不完全把她当作我的母亲来想念，而是当作她自己，一个独特的人。她的信展示出她一直在无休止地与疾病战斗，但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总是生气勃勃的，从不“脆弱”或表现出经常有病的样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和深思的。那从不干涸的勇气和快乐的清新泉水从何而来？母亲死时罗莎琳德·格林（Rosalind Greene）给父亲写信说，“她诚实的天性发散出永不暗淡的光——她所有对美、对人的热爱，因这不灭的完美而强烈。”她的力量来自内心深处，与自律或控制毫无关系。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人物，但直到最后仍保持着丰富的天性，对生活敞开胸怀，能够应付巨变并欢迎它。
昨天发生了一件似乎是奇迹的事，我终于从一种长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许很久以来我都意识到，尽管在母亲弥留人世的最后几个月中我已尽己所能，但从某一角度我仍不能忘怀一件事情，这些年它一直纠缠着我。有一天她要我在她身边坐上一会，而我说“我不能”，并流着泪冲出房间。我在《报应》中试图暗示的东西，就是寂静中对他人的那种需要，也许是打破寂静的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来自那艰难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即我未能做到的事情。
昨天我发现了有关我母亲的信，有一小捆，是在她去世的时候写的。其中有一封来自安妮·索普，有福的安妮写道：“在你母亲珍贵的信中，她快乐地谈到你和她一起分享过的生与死的讨论，既富于想象又美妙。”
现在了解这一点是好的。但是我相信万事有定时，也许我应当在昨天得到那礼物，而不是在以前。失败无法抹去。它留在了生命中并帮助我们成长。失败无法抹去，但它可以被理解。今天我认为母亲是理解的，而那使一切都不同了。
8月6日，星期一
我六点时醒了，睁开眼睛，看见天空中一大片橘色和深红色的大火，三周来的第一次日出，三周来的第一个晴天。天气终于凉爽而明亮起来，当我此刻上楼来到书房，听到风在搅动树叶，那潮湿的声音雨一般凉爽。现在我几乎等不及了，我要去花园里沉浸在艰巨的工作中，把露台下面篱笆边丛生的杂草铲平。这一直是办不到的，因为最近的闷热使蚊子大量滋生。
尽管这些日子允许同性恋者进入生活之流的门都开着，他们不再作为流浪者永远被放逐在死水中，不再被当成最好是装做不存在的贱民，但仍需完成许多文明化的工作。整体上，社会本身对某些字眼的反应仍是愤怒。“好人”在使用某些词语前畏缩震颤；这些词语恍如带电一般，它们能引发“钱”在我父亲那里产生的激烈反应。必须讨论钱的时候他就会脸红，仿佛他正在忍受一种感情折磨，这使得理性的讨论成为不可能。今天的“女同性恋”就是这样的一个词。
这些沉思起源于阿德里安娜·里奇的散文新著《关于撒谎、秘密和寂静》（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中的一个注脚。她在其中一篇论文中写道：
我相信是每个女性内心的女同性恋在受到雌性能量的驱使，在被强大的女性吸引，在寻找一种能够表达那能量和力量的文学。是我们心中的女同性恋在驱使我们去富有想象地感受，刷新语言，把握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全部关系。我们心中的女同性恋富有创造力，而我们心中那个父亲的乖女儿只是个廉价的雇佣文人。
在论文的末尾有一条长长的注脚，阿德里安娜·里奇讲述了这段文字在她的女性读者中引起了怎样激烈的反应，以及继之而起的争论。里奇接着说：
我相信，在准备发表那些言论时，我没有考虑到“女同性恋”这个词的丰富内涵和所有那些衍生出的意义，从“厌男症患者”、“变态”到我试图唤起的概念——那些自我选择的女人，女性间被禁的“原始激情”，还有拒绝服从的女人，对父亲说“不”的女人……这种体验使我比以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甚至对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个词也有着许多的谐振。我们有的人愿意把这个词彻底毁灭。其他人想把它变形，而另一些人则在许多年无法发声之后饥渴地说出它、主张它。
弗吉尼亚·伍尔夫倾向于“萨福主义者”（Sapphist）这一词语——也许是因为“女同性恋”的内涵主要是性，这使该词语令人害怕。大多数人背负着感情的重负，把它埋葬掉或装作没有它，因为它太痛苦、太令人担忧如何应付了，或是因为它包含有不可忍受的罪恶。例如，对父母的愤怒。还有什么比被同性强烈吸引更可怕的事呢！
“他们说有些地下河的力量比尼亚加拉瀑布还猛烈”，有一天一名妇女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每天的邮件中我不断地看到这样的真理。也许一周我能收到两三封“普通妇女”的来信，她们不是怪人，不是虚夸的人，而是某个家庭中勤勉劳作的母亲，有时是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年妇女，她们在自己的私生活中遭遇了地震，因为她们爱上了女人。她们没有离婚的想法……这些是负责的女人，觉得有义务站在丈夫和孩子的身边直到最后。但是她们渴望成熟的理解，渴望温柔，渴望沟通。谁能把这个叫做“有罪”？这些是强大的人，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中它会给人施加内疚的重担。不忠的罪（尽管这当然存在）还比不过“古怪”的罪，在某个方面它是变态、神经不正常，是越界。我愿意对这些妇女说，我的作品始终是一种安慰。她们也许认为我是个还不错的、有威严的老妇人，我能够接受女人的爱，把这种爱当作对自己创造力的鞭策，公开地描写它。但是她们通过作品也知道，我是个非常热爱家庭生活的人。我并不吓人。我希望是这样。
8月7日，星期二
昨天下午我来到了露台下面的树丛，狂欢似的拔除了薄荷（那伟大的旅行家）、车前子、含酸液的植物、荨麻——这些名字组成了一个愉快的连祷——并且解放了多年生植物。结果我自己的呼吸也轻松多了。这些是快乐的日子，因为天气在好转。昨晚我为布兰波和塔玛斯的温暖感到高兴，在月光中醒着躺了很久，满月清冷的光浸透了房间。今天又看到了地平线，一片真正的蓝色大海，没有使一切模糊和死寂的雾气。
我醒着躺了很久，想着我昨天写的东西。是否一切都能归结为对感情的信任？信任一个人的自我，无论世界会说什么或相信什么？与社会风气对抗是很难的，如果你是日本人那更是不可能的。对于日本人来说，羞愧代替了罪恶，而羞愧与别人所认为的错事有关。半夜时我起身找到了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日本人的书《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读了她关于羞愧与罪恶的话。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首要的是羞愧，正如在任何深深感到羞愧的部落或民族中，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以公众的判断来看待自己的行为。他只需幻想将有什么样的裁决，就能使自己适应他人的裁决。
现在的危险是，当人们在感知超出社会风气的事物时，羞愧就在逐渐取得主宰地位。我不相信喜欢女人的女人感到自己有罪，但她们的确感觉到了羞愧:“我的孩子们会怎么想？还有我的邻居？”据我所见，是羞愧而不是罪恶造成了矛盾。
如果一段二十年的婚姻中除了分担责任外已所剩无几，如果没有共同的内心生活，爱也很少有，如果双方都积聚了怨愤，如果没有给予和索取，那么这伴侣中的一方去婚姻外面寻找安慰和作为支撑的爱，你能说是行为不忠吗？我们到底忠于什么？我们必须对什么忠诚？肯定不是那种拒绝成长和改变的忠诚观！
忠实于自我要比看上去更难。我看到周围有一半的人在这方面已经失败了。他们为了逃避痛苦而妥协，或是因为缺少勇气，或是出于责任感，为了保护他们已经不再爱了的什么人。仅仅在尽责的女人很少成为生活的给予者，甚至对她们的孩子也一样。如果一个妇女不快乐，满腔怨恨，关闭了她最深层冲动的大门，无论那冲动是什么，是写一本书，是在婚姻之外与某人共享爱情（男人或女人），继续她自己的旅程（内在或外在的），她就是在剥夺她孩子的某种珍贵之物，最后孩子们会感到内疚，仿佛他们正在从她那里夺走什么东西。谁想要一个不快乐的怨愤的母亲呢，如果她做饭铺床不是为了快乐，而仅仅是出于责任感，还为此感到生活阻碍和欺骗了她的话？
8月9日，星期四
昨天是我术后第一次真正的出行，这证明我全好了。我开车去了韦尔斯利，去庆祝埃莉诺·布莱尔的八十六岁生日和玛格丽特·赫西（Marguerite Hearsey）的八十七岁生日。我主要是担心巧克力饼会化掉，虽然放了冰袋用太空毯盖着。它没有化，部分原因是我打开了空调。这是个闷热的日子，但走进埃莉诺可爱的房子，发现她容光焕发，我又高兴又兴奋，因为她已经把顶楼改成了公寓并找到了极好的房客。每次过生日（这些年我们一起过了很多次）她都会向我提起在钱宁的那一次。当我们从我的书房走下来时，我母亲站在楼梯底下，捧着一束从花园釆来的鲜花唱着生日快乐。
母亲忘记了那天是我的生日，直到埃莉诺到来才知道，当我们像她常说的那样在楼上“抢劫”时，她冲到花园里摘花。永不枯竭的兴致，她眼中的快乐，给予时的优雅——埃莉诺记得所有这一切。这些日子我不常见到认识我母亲的人，所以这是个宝贵的时刻。
每次见到埃莉诺我都是满怀鼓舞离开的，她在生活中发明的小东西，她对生活的巨大想象力都会给我勇气。离开她后我和玛格丽特·赫西及基茨·怀廷（Keats Whiting）度过了活跃的三刻钟。像往常我与这两位在一起时一样，我们的话题覆盖了宇宙，或者总是看起来如此，从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暧昧关系，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他的难题，到我在医院中的经历，再到我走时基茨塞在我手中的西特韦尔[46]的传记。如此饥渴的交流吸引着我们，几乎每一件事都能吸引我们！
与比我年长的朋友在一起还有一项特别的乐趣。它使一切再次均衡并赋予我希望。变老并且给予比你年轻的人以勇气是多么奇妙！
8月10日，星期五
天在下雨，缓慢轻柔的雨，催眠的雨。多么受欢迎！昨天下午我意识到有些一年生植物看上去很虚弱，好像就要昏倒的人，当然我马上打开了洒水器，但随后我认识到整个花园在一周的凉爽和艳阳之后已经烤得焦干。所以这雨是一次赐福，我希望草坪会再次变绿。一切又显得整齐有序，因为总有人来修剪，每年夏天都这样，这应归功于玛丽－利的好意，这地方才保持了应该有的样子。
当露台外墙边的法国丁香被再次剪成整洁的圆形，当危险攀缘的紫藤从门廊和屋顶被剪断，一切显得焕然一新！他们把大橡树的两根大枝条折断，那意味着花园里能透进更多的阳光。我能够在那里腾出个地方搭配黄花菜……贝弗利·哈勒姆（Beverly Hallam）那个沿墙边的大花坛一直非常成功，而在这过渡季节，我在房子里养了一些黄花菜，以便四季不断有花开放。
昨天我看了医生，他为我的状态而高兴，确信我真的做得很出色。这比手术的康复更重要。这也归之于我一直待在家里，有时间思考、工作，没有过度的压力。我开始感到精神在集中，而且从内心深处更加自信了，比两年来更加自我了。我真的相信手术有净化作用，因恢复所需而迸发的能量已经溢出，汇入了心灵的能量中。我狂热地期望在夏末的时候能够开始为一部新小说做笔记。某一方面证明日记是有益的，我可以在其中进行思考并诚实地谈论女性。这样做很难。我有时坐在桌边思考一个小时，再开始谈论某些困难的事情，困难是因为它们不是大多数人想要听的事情。但我和新小说之间存在的巨大障碍构成了压力。如果我能在日记里克服这种压力，也许通往小说家创造之路的大门就会重新打开。
有的小说家为一个主题写作，劝导和改变人们的信仰，而我认为已脱稿的那个中篇的麻烦在于，它的写作是为了证明什么，为了打击一种社会风气，那并不是我的天赋所在。那不是我想要做的。我的小说中只有一部是为一个论题而写的，那就是《决定性的交谈》，它是我最不喜欢的作品，因为过于单一了。作为小说家我最终想要传达一种生活观，去保卫我自己的特质，而不是去打垮别人。
8月13日，星期一
八月一直是“发生意外”的月份，人们在新英格兰出现，每天都有人过来一会儿，我感到有点忙乱。但昨晚却是个意外的惊喜，亚历山大·斯库比（Alexander Scourby）打来电话请我明天共进午餐。他是我在学徒剧院（Apprentice Theatre）的一个伙伴，四十五年前我们在社会研究新学院[47]预演了十部现代欧洲戏剧——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年我在许多纪录片中听到过他美妙低沉的声音。
星期五菲尔·帕尔默（Phil Palmer）来进行我们一年一次的谈话。我非常意外，起初也有点失望，因为他带了一位卫理公会派牧师来，我并没有料到。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阳光下愉快地交谈，话题无所不及，最后我发现了他带朋友来的原因。他们来问我是否能在明年的八月参加他们年度的教区集会，作为三名讲演者之一在温尼珀索基（Winnipesaukee）湖的中央码头出席为期四天的集会。“要谈些什么呢？”我问，他们的信任、他们对我的需要让我感动。事实上，牧师、神甫和教士们常常用自己的理解来引导他们的圣会——较为自由。我设想我要说的，与这些日子令我的心灵动荡不安的事情深深相关，那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风气。明年的主题是“康复”。我推断，他们要我谈的是关于自我更新、自我恢复的问题，他们还要我“谈谈脆弱”。对于职业阶层的男人来说，最困难的是承认作为人的脆弱性，但是当他们能够做到坦然承认的时候，他们的沟通能力将大大增强——“真正的力量赋予脆弱者” 。
我相信那一点，我如此高兴地听到他们也相信。它可以归结为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当我们承认自己脆弱的时候，我们包容了他人；如果我们否认，我们就把他人排除在外了。关于耶稣最感人的一点是在最后他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教导人民，而且他成了一个人，把自己向自我怀疑和绝望开放。“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征服了世界。还有其他的宗教领袖如此坦白过自己的脆弱吗？谁有这么明显的充满热情的理解？
与这两人的谈话是一次美妙的福气，他们献身于如此艰难的一项任务，既有学识又开放。当然对于我来说，那种有用的感觉是很美妙的。
8月21日，星期二
我出去了一段日子，我和胡尔达在中桑威奇（Center Sandwich）饱览新罕布什尔的群山和溪流，现在我又回到了家里，八月用它积攒下来的事情抓住了我，它让你很难静下来思考。我感到自己像一匹手足无措的老马，试图把必做的一切都理清楚，试图如玛丽尼亚·法纳姆常说的那样“安定精神”。我头脑中是一片纷纭复杂的印象和感受，和我的书桌一样无序，在我打字的时候打字机两旁堆满了信件、书籍、纸张。结果产生了大量噪音，喧嚷和需要淹没了海洋轻柔的叹息，我突然记起让·多米尼克的朋友玛丽·加斯帕尔（Marie Gaspar），我的老师，她在变得不耐烦时习惯说：“扫除一切！”[48]但是在牵涉人类生活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到这点呢？
昨天下午我和潮湿的大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角斗，移植了我从种子开始培育出的大丽花，今年它们长得好极了。它们结了很多蓓蕾，已经不适合集中在屋子里了，所以我决定把它们移植到露台的前边界，它们在那里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景致。然后我拔掉了占据花园另一块地方的黑莓，但用双手用力拖拉仍有点超出我的能力，于是在装满一次手推车之后，我放弃了这项工作，回到屋中。又能做园艺使我感觉很好。
凯瑟琳·贝克尔（Catherine Becker）和她的丈夫戴维（David），以及他们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租下邻门的小别墅已经有两周了。星期天凯瑟琳和戴维过来喝了一杯，凯瑟琳带来了一块苹果派让我当晚餐，还有她两年前画的水彩画，画中是透过法式门看见的封闭门廊内的风景，我独自一人在楼下时就居于其中。它有一点维亚尔[49]的味道（令人萦怀的室内，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或一种生活方式的概括），拥有这幅画让我欣喜若狂。至少有一段时间它取代了壁炉架上利特瓦克（Litvak）关于新泽西湖泊的一幅蜡笔画。
天气已足够凉爽，我们在书房里升起炉火，马上开始了一场完全令人满意的谈话。我还不认识戴维，他嗓音低沉、谨慎，胡须很重，谈谈他的作品是有好处的；他是一名版画家，创作蚀刻版画，他一年只制作一幅复杂作品，这很不寻常，在他给我看了一个复制品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它本身是称作“纪念碑”的完整的个人神话。凯瑟琳自我最后看见她以来已经成了一个美人，仿佛她真实自我的内心斗争已激发了她全部的女性魅力。让我惊喜的是这对夫妇是完全开放的，我们立即开始谈论真正的东西……与来到这里的艺术家对话总是如此。我在家里，在我的真实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交换彼此的恐惧和矛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相同的东西。每个艺术家都生活在不断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状态中，很多时候是接近绝望的。例如戴维，他的经销商总催促他多画点，但一个人是不能在一刹那就产生沉思的，而正是他作品的特质排除了快速“生产”的可能。凯瑟琳处于诗歌与绘画的分裂之中，现在两方面都受到了妨碍。感受她对他的欣赏是多么令人感动。“戴维是罕见的，他是一个罕见的人。”她说。她还说自我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这两年来，她已经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他，把他看成他自己。这是在双方经历了大量痛苦后得来的结果。戴维说：“凯瑟琳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把一个人看成他本身，而不是你对他的感觉，这需要智慧，而我必须承认那是超越了最初的激情和需要而升华的真爱的一部分。一路上会产生可怕的怨恨和愤怒，这是性情的内在差异导致的，结果许多婚姻或恋爱陷入了泥潭。一个人如何达到完全的超然？按原样接受一个人的本质，不求去改变，而是纯粹的接受，这样也许会达到某种程度的超然。
我希望我能像他们那么智慧，这两个艺术家，这两个朋友。
8月24日，星期五
前天我去了剑桥，中途停下，去朱迪的新“家”看了她。她的窗户对着大树，天空阳光明媚一派祥和。转院是明智之举。她没有认出我，“绿色田野里的潺潺声”，我将把它留在那里。
在失去亲人的感觉中，我颤抖着去吃午饭，和我一起的有朱迪的妹妹康妮（Connie）、她的外甥女特丽什（Trish）。朱迪的家人待我亦如家人，我像鸟归巢一样飞进康妮的小屋，满心感激在那个时刻能有一处避风港。康妮做每一件事都有高雅的品位；用切碎的葡萄和苹果做的鸡肉沙拉美味可口。还有野越橘松饼。这让我想到该有人为备受煎熬的人写一本食谱！
我从那里去了剑桥的科拉·迪布瓦（Cora DuBois）那里，休息了一下，然后与卡萝尔·海尔布伦在广场会面，一起吃晚饭。科拉和珍妮·泰勒（Jeanne Taylor）也是能为我创造避风港的人，我和科拉在花园里畅谈了一次，他们的虎猫赛拉斯坐在露台的墙上，蜷起爪子，向我们闪烁着它宽宽的绿眼睛。科拉像我一样，正在从外科手术中康复过来，她要求看我的伤疤让我笑得不行。还没人这么干过。第二天早晨我们像两个小男孩似的以一种友好的竞争方式交换了“意见”。
这两次外出访友使我想起了我的诗《避风港》（“Of Havens”）。写作这首诗是对嬉皮士的回答，我企图指出，对家的维护是不容轻视的，对于外来的陌生人和内部的家人，家都是一件难得的礼物。下面是诗的片段：
虽然我们梦想着永远不要有墙
阻挡那必须流动和通过的事物，
那没有藩篱的不受限制的自我，
我们仍然受另一个思想的约束：
无遮盖的不能遮盖，暴露的
暴露了别人；大开的房门
毫无意义，如果它不能合上。
那些创造了真正避风港的人是不自由的。
紧握，维护，扎根，掘出深井；
无论人喜欢怎样的避风港，
没有墙的遮蔽便没有自由。
当我们想象来来去去的翅膀
我们看见的是一座房子，和一扇大开的窗。
置身枝繁叶茂的剑桥是一种巨大的乐趣，我最喜欢的一直是剑桥的夏天，回忆着在钱宁的花园中喝茶的日子，黄昏时朱迪和我沿着古老的砖铺人行道在榆树和枫树下散步，仰望着高高屋檐下流溢灯光的窗户，一定有人在那里攻读。尽管世事沧桑，剑桥仍有着巨大的魅力。看到每条街上都有这么多面孔生动的人在行走是一种鼓舞，年轻的年老的，每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使你觉得一条街有许多不同的走向，而不只是两个。与卡萝尔一起穿过拉德克利夫方庭去费迪南德饭店吃晚餐又是一项乐趣，我曾试图在那里的一棵开花的苹果树下给一个班级上课，然后了解到在五月的户外恰恰是不可能教学的。当蜜蜂在苹果花里嗡嗡乱飞的时候，谁还能听你的话呢？还有路过的情侣，手挽着手，而打开的书上光影交错？学生们当然只希望去研究春天。
卡萝尔·海尔布伦和我很少见面，但每次见面都像是过节，我们交换彼此非常不同的生活，但有着许多爆发性的自然契合点，这种价值观的深层统一留给我许多滋养，我也渴望更多的交流。我们不谈文学，或者只是粗略地谈谈，这很奇怪。每次离开她我都会感到巨大的快乐，并感激她同意做我的文学遗嘱执行人……我有多么幸运，一位如此有天赋，对她的家庭、她的作品和学生如此负责的女性，愿意为我的利益承担起这样一项工作！
没有任何别的朋友能让我像和她在一起一样欢笑、欣喜，这是认同的笑，经常是对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生活所达成的共识。几个月前，星期天的《时报》对卡萝尔发动了没根据的残酷攻击，她也正在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从那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推想，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做的正是科拉和我所做的，彼此展示伤疤，为克服了如此严重的伤害而欢笑。
卡萝尔得出一个结论，当今真正的文学一定存在于媒体之外，凭借的是敏感的读者网络和分享他们发现的良好意愿。我衷心地赞同。
在一个人彻底理解了痛苦或磨难的时候，他是很容易笑出来的；在他感到没有理解的时候，笑则是不可能的。那时愤怒就会占上风。恐怕还会有自怜自艾滋生。
8月25日，星期六
多丽丝·格鲁巴克来这儿住了一天两夜，知道有一个作家伙伴在楼下工作感觉很好。很少有作家来逗留，这使我再次认识到，没有这特殊的经历，没有用词语表达过生活观的人，是不能真正懂得这项工作的，作家的每一天都是在冒险，即使像她这样以《室内乐》取得极大成功的作家：万一不能再次取得成功呢？能够自由地谈论这些寂静中的战斗而不被认为是荒谬、自怜或自恋，这是十分美妙的。经常都没有必要说完一句话，对方马上就会出于共识而笑起来。在这么近的时间内见到卡萝尔，现在又是多丽丝，对我真是一次节日，她们都是我欣赏并且趣味相投的作家。
很长时间没有碰到一本能给我那渴望信念和复活的灵魂带来滋养的书了。每天我们都能在报纸上遭遇这样多的灾难和恐怖。我们都被悲剧压倒了，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它最后变成了一座肮脏、绝望、沉闷的山。在人类自身中，何处能找到希望？于是我贪婪地读着菲利普·哈利（Philip Hallie）的《不要让无辜者流血》（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它写的是哈利有一天在仔细查看一份大屠杀档案时的发现，是关于法国南部一座新教徒村庄冒险保护和隐藏犹太人的故事。这故事像一记重拳击中了他，他发现自己在啜泣。他这样描述道：
我伸手从颊上擦去一点灰尘，我感到指尖沾上了泪水。不是一滴两滴；我整个脸颊都是湿的。“哦，”我思想的哨兵告诉我，“你又在丧失你对事物的把握。你没有去了解残忍，却正在成为残忍的受害者之一。你正在让它再一次发生。”我为自己竟然把情绪掺杂进去而厌恶。
于是我合上书离开我大学的办公室。回到家时，我的意大利妻子和吵闹的孩子们使我转移了注意力，他们总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几乎觉得那刺穿我的矛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那天晚上，当我仰卧在床上闭上眼睛，我更加清晰地看见了那使我流泪的景象。我看见两汽车笨重的法国维希（Vichy）警察开进村庄的广场。我看见警察头目逼视着村里的牧师，警告他如果不交出村人庇护的犹太人名单，他和他的牧师同事及其全家将因照顾过犹太人而被捕。我看见牧师拒绝指出他村子里的陌生人，哪怕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然后我看见警察能找到的唯一一个犹太人坐在除他以外空空如也的车里。我看见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牧师的儿子，把他一块宝贵的巧克力从车窗递给那个囚犯，这时有二十名宪兵在看守这孤独的囚犯。随后我看见村民们纷纷把小礼物递进车窗，直到那犹太人身边堆满了东西——大部分是食品，那正是德国占领期间人人都饥饿难当的日子。
躺在床上，我又开始流泪。我想：“为什么要跑开，只因为它像一根矛一样刺穿了你？”躺在那里，我知道我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始终能看见穿着沾满血污的白大褂的男女，正在依次砸断六岁、七岁、八岁犹太儿童的骨头，纳粹们说，这是为了研究年轻人自然恢复的过程。我知道这一切。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快乐？为什么不给安慰留下空间？……
不顾妻子的惊慌，我起身下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穿好衣服，穿过无星之夜的黑暗校园，重读了关于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农庄的几页材料。出乎我的意料，那矛、那眼泪、那狂乱的充满痛苦的欢乐再次涌入心灵，那时，一种深沉的需要已被满足，或者一个深重的创伤正开始愈合。
于是，哈利决定前往这个村庄，访问可能仍在人世并记得此事的人。此书写的就是他此行的探索和发现。它告诉我们，在本质上，一个人，在此处就是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André Trocmé），仍能再次使世界恢复同情心，并重新确立每个生命都珍贵无比这样一种信念。尽管有极大的困难，他也能独自完成。哈利说：“为了从绝望的高压下救赎自己——也许还有其他人——我需要这种理解。”
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避开坏消息的大山，我们勉强见证那些山一样的苦难，挑选出一个人，总是一个个体的人，为烦恼的众生承担折磨。他们始终形成一个网络，他们代表大地上所有圣者的联合。他们要做的是把我们领出绝望的被动、混乱，把我们带回一个合乎道德的世界，正如特罗克梅为全村所做的一样。
8月27日，星期一
我喜欢星期一，在周末的平静之后潮汐再次兴起。多丽丝昨天早饭后离开了，而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年轻妇女到来（我忘了她要来看我），要带我去吃午饭。我本来希望空出一天让我自己集中精神，但就像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她的来访正是时候，这促使我思考精力的问题，在你疲倦的时候如何能够恢复它。简（Jan）有一份图书馆员的全日制工作，她还写诗，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很厌倦，像这样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又有一项要求颇高的副业，谁会不厌倦呢？
也许问题在于如何学会完全停下来。我足够幸运，下午能够躺上一小时，我用这种方法从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但是坐班的人不能采取那种方法，我也时不时地处于放弃的边缘，客人的来访和桌上堆积的信件分散了我的精力。有一天我感到厌倦，于是我起身到花园里拔草，一小时的劳动十分美妙，我感到整个神经系统平静了下来。从事园艺时我什么都不想；我彻底沉浸在体力劳动中，回到屋中时我再次感到，自己又是个整体，精神又集中起来了。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事情堆积起来的时候，人就与整个自我脱节了。前一件还没完，日历上的下一件又压了上来。这样压力越来越大。做园艺能倒空大脑。音乐也有同样的作用。“放弃所有行动”十分钟就会奏效。大脑里的结拆开了。浓云散尽，我再次恢复平静。
我们是如此复杂的机器，却又残酷地对待这部机器，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过多。机器，哪怕是复杂的机器，每次也只能做一件事情，它对疲劳的反应可能常常是勉强、接受。不断地使混乱变成有序就是生活，甚至包括最简单的家务，比如餐后收拾桌子、洗盘子之类。没人能够拒绝做这些事情，人们天天如此，但在涉及内在世界，涉及感觉与思考的世界时，许多人会把“盘子”留在那里几周都不去清洗，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会生病，会感到筋疲力尽。越是深刻的体验，越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激情之爱的一个伟大价值正是它的力量根除了混乱——非本质的东西消失了；非本质的焦虑消失了。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赤裸开放，而孩子们，在聚精会神方面当然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
秋天正在降临，蟋蟀唱着它们的秋歌。昨天带塔玛斯散步时我在路上看见了红叶。现在林中撒满了蘑菇，就像巴洛克风格，有点险恶的花。我看见一只山鹬，今年是第一次。它总是显得难以置信的怪异，它的长长的喙，扁平的小眼睛，还没有尾巴，让我愉快地发笑。荒谬、悦人的生物。
8月28日，星期二
昨晚我和凯瑟琳与戴维一起吃晚饭，这既是庆祝他们结婚十七周年（虽然我不知道），也是庆祝我早晨终于送走了那部新诗集。我们三人喜气洋洋，在舒适的房间里喝酒，等待煮龙虾的水烧开，这时光线预兆般地暗了下来，我们突然置身于巨大可怕的暴风雨的中心。我满屋跑着关窗户，抵挡雨箭和雷声之间那剧烈的白色闪电，同时凯瑟琳召唤着布兰波，她看见它从窗前疾驰而过。但是布兰波在露台上的灌木丛下找到了庇护，不愿出来。
然后四周突然全黑了——幸运的是龙虾已经下锅快要熟了！我找到了蜡烛和一盏厨房用的电池灯，我们安顿下来接着喝酒。烛光使房间显得分外美丽，两根蜡烛插在复活节时朱迪和我常用的银烛台上。昨晚烛光照亮了白色的百合，照亮了它们纹章似的形状和深红色的雄蕊，我们一起注视着，心中默默地赞赏。这柔和温暖的光落在花瓣上，使电灯光显得生硬和冷漠，风暴在窗外肆虐，而我们能在一起继续谈论世态，真是有趣。布兰波终于进来了，潮湿而兴奋，而塔玛斯在打盹。很奇怪，它不怕雷暴，比我们还镇静……所以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是它在安慰我。
今天早晨我很疲倦。我无法相信体力还没有恢复，我六点醒来，下楼去洗盘子，用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烧水，把咖啡和冷麦片端到床上。我曾想待在床上再睡一会，像床尾的布兰波一样。但随后就亮起来了，我感到桌上的工作在与我较量，在有客来访前一切必须做完。我在纳尔逊时的老朋友布卢·詹金斯（Blue Jenkins）明天要来住上两宿。
9月1日，星期六
在潮湿燠热之后，昨天发现天晴了是多么让人惊喜。今天仍是天清气朗，阳光在悄悄闪烁，只有远处的捕龙虾船发出突突声打破了寂静。这是内在的宁静，也是外在的宁静，因为贝克尔夫妇今天早晨离开了隔壁的小别墅，而昨天早晨我在朴次茅斯公共汽车站送走了布卢。
我悲哀于布卢在的那天炎热而压抑，但我们确实在长沙滩（Long Sands Beach）散了一会儿步，一些庄重的海鸥就在我们周围，一只矶鹞在波浪上掠过，而足以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认为这仍是八月。当然，我们俩需要做的是赶上季节的步伐，宁静地交谈几个小时，所以天气没有破坏我们的交流。我有三年没有看见布卢了，她现在已经做了祖母。
那天下午我准备去和凯瑟琳·贝克尔道别，我们约好四点半在露台上躺半个小时。为什么我很少这么做？天气凉爽而晴朗，此时鸟儿正好飞过，开始它们黄昏的差事。我畅饮着如魔水一般的寂静，想着住在这里有多么幸运，这常常是绝对的静止，感觉寂静确实在“降临”，这充实的一周里所有兴奋和快乐都悄悄沉淀，像杯中的残渣。
片刻之后，我开始思考这些日子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多么不稳定。我常常有一种坠落的感觉，往往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这感觉使我无法再次入睡，我们曾经认为坚固、可依赖、永远不变的一切已经开始消失，而我们，不可避免地，随之一同消失——地球本身就在耗尽，还有海洋，还有所有鱼类和哺乳动物都在慢慢死灭。这周的《纽约客》上有一篇关于基尤园圃（Kew Gardens）的文章，我从中得知，濒危植物甚至比数不尽的濒危动物还多。
当一个人反思人类自身及其破坏性的方式时（蒙巴顿[50]和他的孙子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我们的意识中浮现出乘船出逃的难民和他们绝望的呼救声，“还有更多，”正如电视广告中说的那样），就会很清楚希望是当今一件稀有的日用品。停止“行动”而开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许多人不能面对虚无，他们丧失了一个信念，即好的、建设性的事物仍有可能存在。
随后我想起了让·多米尼克，她经常引用贝玑[5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贝玑仍能谈论“小小的希望”，告诉我们，不管伴随着我们的是什么，都要有耐心，永不放弃。
9月2日，星期日
昨天下午我做了很大一件园艺活计，试着清理了鸢尾花坛，它长满了密密的杂草，花则被或死或活地埋葬了。这件工作我通常在六月里做，当然今年是没能办到。雷蒙德来了，拔除了松树下的黑莓——它几乎占据了那块地面，甚至抓住了生有块茎的秋海棠，撕扯着花瓣——草的野性！但是一小时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躺在露台上欣赏罕见的清新的天空、蔚蓝的大海和断断续续闪现的船帆，但这一切没有昨天的寂静那么滋润，因为我未能成为它的一件好乐器。
我知道悲哀的潮汐在上升，那悲哀像愤怒一样攫住我，它就是一种愤怒，我不知道怎样阻止它，于是我起身去釆花，做晚饭，看新闻，去做所有那些常常能挡住魔鬼的日常事务，或许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会因此消散，天空会突然晴朗。术后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击败，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它经常发生在大量问题聚集成堆，怒吼着抗议自己遭到抛弃的时候……也许这时候过度给予就会成为处理它的一种方式。这周一直很满。有太多的体验，而用来整理的时间又太少，一件事与另一件之间的间隔太短。然后在星期六我最没有准备的时候，命运给了我一击。数月前我为住院费用焦虑的时候，我要求诺顿公司预先支付到九月结算的两年一次的版税。他们给我的粗略估算为一万三千元。昨天收到的支票却不足九千。我指望能有剩余，为我的卧室预定了新窗帘（旧的已经破烂不堪），觉得仅仅有少量必要的富余就能使一个人感到“生活更加丰富”。等到支票寄到少了这么多，我感到局促，不再能够更自由地呼吸了。一周后多丽丝来我这里告诉我她的运气，应得的运气，《室内乐》收到了最后一笔款项，七万块的电影版税。我为她高兴，但这确实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在出了三十二本书之后，我仍然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上帝知道这个冬天的油钱从哪儿出呢？
我认识到并经常告诉自己已经有多么幸运，我能出版作品，能听到这么多人的反馈，说那些斗争是值得的，我的作品确实能给人滋养和支撑。能以写作为生也是幸运的，即使是这么不稳定的一份生活。而且我知道，没有了钱的焦虑我可能会发胖变懒，不再为发表而写作了。
但是无论如何悲哀并不全是那次打击所造成的。一个悲哀引发其他的悲哀。一种既不能给人以安慰也不能给人以支撑的爱，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使我成了替罪羊，被别人赞美并在其中找到滋养的事物折磨。今天早晨我醒来时想到，火与水不能相容，空气和火可以，土和水也可以。但是水能熄灭火，而火以徒劳的方式打扰水。那悲哀存在于我生命的核心已经两年了。
昨天带来风暴的第三个悲哀是过度给予，我指的是试图满足太多人的需要。这种反应恰恰与我做了太多的诗歌朗读，结果却陷入沮丧是一样的。过度给予没什么帮助，反而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于是我创造了第五个悲哀，我把所有这一切倾泻到可怜的芭芭拉的耳朵里，她和安一直待我如家人一般，她们也和我一样疲劳过度！电话可以成为暴风雨的危险出口，我昨晚的电话打得不好。
9月3日，星期一，劳动节
潮湿燠热，雨。现在已近十一时，地平线上出现一条宽宽的光带，苍白的太阳穿过漂移的云层。一早晨我都在瞎鼓捣，思绪飘忽不定无法把握，然后有片刻我俯视大海和蜿蜒通向悬崖的青草茂密的小径。这是最美的时候，田野中的草呈现灰黄色，像花边镶在曲折的道路两旁。对于我它一直是一条神奇的路。当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它似乎使我想起了前生，很大程度上是它促使我决定从纳尔逊搬来这里，和它生活在一起——一条芳草萋萋的小路通往海洋。
从我三楼书房的这扇高窗最适宜眺望它。它始终陪伴着我的思考，使我放慢步履，用信步代替奔跑，因为在我到达海洋——那尽头处的永恒之前，我还有时间。
直到现在我一直孩子气地觉得生活总在前面，准备在某处让我惊奇，仿佛有什么意外的事即将发生，生活确实常常这样。现在我逐渐懂得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或将近结束了。永恒的尽头达到了。这是丰富的一生，满溢着作品和爱，而我真的已有准备就此罢休。也许这就是劳动节情绪，它最多只是个沉闷的假日，夏天的尾声。
9月4日，星期二
一个黏稠而可怕的夜晚，如此潮湿，我流着汗躺在床上，最后打开大风扇吹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个噩梦，我这个周末写下的所有信件都在某人的口袋里给弄丢了。现在天空无云。这是个凉爽美好的早晨，我开始感到风鼓起了我的船帆，催促我第一次去岬角看看勒内的小房子。我知道两天两夜的离开会打断日记的线索。但在另一方面，在往返途中我有时间思考，也许我为一部新小说播下的几粒种子会发芽。
我真的渴望再次沉浸于创造一种或几种与我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是形式。它可以是一部关于漫长一生的大型常规小说，但我的本能告诉我，必须找到一种印象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删除、浓缩，通过简洁的小短文把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带给读者。我推断我正在创造中寻找庇护，因为我被自己孩子气的行为吓坏了，之前有天晚上失了态，还不思悔改；也因为我知道，恰恰是那些使我难以相处甚至丢脸（所有那些眼泪和愤怒）的因素，使我成了一个好作家。绝对的控制对艺术家总是有破坏性的，甚至伤及他的作品。必须有天使和魔鬼起作用的空间。如何能够完全开放又完全控制？这简直不可能。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把自己当作有用的创造者，同时也是难相处的人来接受（至少现在处于老年的我能相信这点），与此同时尊敬和热爱用重大的创造平衡自身的人。我记起维妮弗雷德·威尔金森（Winifred Wilkinson）曾经说过“我恨平衡的人”，而我必须承认，当平衡的人换个方式让愤怒释放出来时，我觉得他们可爱多了。这使他们更有人味了。完美是冰冷的，有时也是狡猾的，然而有缺陷的人格外令人喜爱。
9月8日，星期六
在出发去岬角之前我决定先领塔玛斯看看肿了的耳朵。星期二下午我用车把它送到了兽医那里，结果证明是挠出来的血泡，昨天手术后我去接它的时候，史蒂文斯医生告诉我塔玛斯的两只耳朵都感染了。无论如何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去，它可怜的耳朵上用U形钉固定着保护物。它不在时这地方多么空洞！我星期三早晨出发去岬角前，塔玛斯不在我身边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由于它的缺席，我的生活出现一个大洞。空缺，空间中的空缺，身旁没有它令人宽慰的身体，我睡得很不好。
它不到我的书房来，大多数下午它都在露台树篱下的秘密隐藏处消磨，所以我们白天经常不在一起，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偶尔听到一两声吠叫，仅仅是它的存在就能让人感到安慰——它的存在，像它在兽医处就诊时的缺席一样，是无形的，因为我能从空气中感觉到它是否在附近。
我在这里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的寂静或几乎听不见的存在组成的，海洋就是一个。在我离开和返回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仿佛有一张脆弱的网，脆弱得像一张蜘蛛网，已经被撕裂，必须在空中和思想中重新编织起来。
我认识勒内·摩根至少有十年了，但还没有去过她退休后在哈维奇（Harwich）建的小屋。我们在海里游了泳，海水温暖怡人，这是我手术后第一次游泳；我们沿岸边散步，海滩上撒满风暴留下的海草，我们听着磁带，沿着小径在灰鹅卵石岬角各种各样的盐棚间愉快地探索，我为地平线上的风景愉悦，有散落的两层小楼和零星的高树，还有已经变成金色的盐池。
但令我感动的是，短短四十八小时的相聚似乎就像我们友谊的丰收，使我思考友谊和它建立的过程。我一路上都在想我是个多么顽固不化的人，是否会有所长进，所以，当勒内说我比她最初见到时和在纳尔逊时要平静多了的时候，我真感到安慰。我们的友谊是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她为此耗费了大量的耐心，从一开始她就是少数几个真正想帮我的人之一，她每次来看我都会找到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好。我和她在岬角的时候她决意为我解决一个家务上的小问题，为我的鳕鱼角点火器的火石找一个铁杆。我们逛了好几家古董店和五金店，但一无所获。昨天晚上她打电话说她找到了解决办法，下次来她会带一个新铁杆来。这么多年她始终关注我的精神状态，经常打电话看看我是否安然无事，就像我说过的无形的存在一样，坚定可爱，贯穿始终。也许，那就是友谊。它的根基是对我作为作家和一个人的持久信任。
回报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值得的？她经常听到我发表关于艺术、宗教和政治的激烈观点，从没有被触怒。反过来我能给她什么？也许她重视与一个她尊敬的创造者之间的亲密关系，重视到足以同时接受粗暴和随和，知道在包含有如此张力的地方，粗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后来，当她和我都变老了，我就能够时不时注意到她的疲倦，并坚持让她在午餐过后、离开之前休息一会儿。一点一点她逐渐理解了我对她和她的价值观抱有怎样的尊重，我多么想分担她的忧愁，她的妹妹做过一次艰难的手术，这些年还患有心脏病，我已经逐渐融入了她的生活，她也融入了我的生活。这都不是一夜间就能实现的。友谊完全像爱情一样是要去赢得的，赢得它需要的时间比激情之爱在生活中扎根的时间还长。昨天我感到勒内和我已在彼此的生命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多么大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