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源 整理
时间：1989年10月31日
地点：南京中山大厦
主持者：《钟山》与《文学自由谈》
徐兆淮（《钟山》编辑部）：今天和《文学自由谈》联合开会的议题是：新写实小说的研讨。从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历史来看，这几年确实出现了一批新的小说，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先锋派小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小说潮流，代表作家像刘恒的《伏羲伏羲》《黑的雪》，李锐的《厚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等，还有我省的叶兆言、周梅森、赵本夫近期的系列小说。他们所写的小说，与传统的新潮的小说有不同的面貌，我们称之为新写实小说，现在我们还很难在理论上说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有很强的生命力，比较适合中国目前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需求，所以我们倡导这样的小说，在栏目上作出了显殊的安排，准备集中发表此类小说，就今年几期的实效来看，已经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刘静生（江苏作协创研室）：写实，本身是个传统的概念，现实主义翻译时也有译作写实主义的，有时把自然主义也列为写实主义的。总的说，写实是倾向于再现的。新写实，新在何处？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本身就是新，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经济承包，包产到户，生活中充满了“新”，作家描写今天的新生活，必然不同于旧的现实主义。所以，不能把新写实小说理解为“写实”加一个“新”字，成了一个词组，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就是新写实小说，这样传统现实主义也可以了，嫌不够还可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写实”不应是词组，而是一个新的整体概念，必须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这也不是由评论家来划定与规范，让作家们去遵守，而是应从当前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作品的实践中去归纳与总结，探索它们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近几年在小说形式上花样翻新，五花八门，但是真正在内容上却没有出新，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不易的。总之，新写实小说不能只是形式上的翻新，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新，要从这新写实中，看出人生、社会和时代来，当然这“实”也包括心灵上的实，但心灵也不是封闭的自我状态，而是与时代相感应的，由外部世界引发的，必然会与社会相沟通。与社会相隔膜的静止的密封的心态是很难达到真正的深度，也是难以具有社会价值的。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认为新写实小说不仅是再现型的，而是表现与再现的融合、相交，主要是作家主体性与人物主体性两个系统的相交。作家的主体性在新写实小说中是隐形的内在机体，统摄着整个作品的情调，人物主体性是作为叙事角度而存在，从人物本身、情节的需要和心理的需要，从各个不同视角来进行描写。前者是动体的话，后者就是载体，这表现与再现就在作品中形成反差。如方方的《风景》中，作者作为现代文化人来关照整个作品，同时他的视角是个城市平民，这两者在作品形成一种冲撞，作者往往是用反讽的笔调来写的。在新写实小说中这种反差是比较明显的。
在描写技巧上，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点：①背景是淡化的。这一点与新潮小说是靠拢的，新写实小说不是没有背景，而是不故意去写，在作品中可以隐约地看出背景。②情节上，传统现实主义重视故事情节，新写实小说有情节，但情节本身是乱序的，靠读者自己重新去组合排列情节，新潮小说则是不讲求完整的情节。③在细节上，新写实采用新潮小说反小说的手法，不讲求“绝对的真实”，采取夸张、变异，如刘恒的小说。④人物上不是典型化的。非典型化不是概念的抽象，而是人物进入自然状态，是一种生命的要求，读者由此看出人生社会。作家是写人的生命的冲动，对生命本真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回归到自然主义上了，酷似左拉，如刘恒、方方的一些小说。
丁柏铨（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实主义不是自始至终一副老面孔，确实是有变化的，我主张用大现实主义来概括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概貌。新写实小说是大范畴中的分支，体现出新的生机来，很难找到它的开创者，最近几年刘恒、刘震云、方方以及江苏的一些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似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更靠拢了自然主义，但不带贬义的，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写到晚上十一点，完全像记流水账那样的写法，按时间顺序，按生活本身流动的过程与状况来加以描述，违反了原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我们从中看到了某些自然主义的东西，那就是大量地描写生活当中许多烦琐的现象，而故意地不作典型化的加工。这篇小说有些细节也是相当地真实，保留了大量生活的原生态，这样写按传统现实主义的要求就不是表现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池莉在《烦恼人生》中不追求什么“本质的真实”，然而却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确实达到了较高的的本质真实，写了中国人人生的一天，实际上通过一天表现了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有中国人都像主人公那样生活得很累，很烦，很痛苦。新写实小说就是这样通过人生、人性的真实，逼近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比起过去那种阶级的、理想化的本质真实，要来得更有力更实在。
新写实小说另一种情况是：基本上以再现为框架，保留了故事性、情节性，也有必要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再大量吸收许多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像《走出蓝水河》有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但与传统现实主义很不一样，特别在时空的处理上差异很大，而是把主人公在三个时间段里面的行为与心理交叉进行描述，最后才点明是一个人。在《钟山》所发的大联展中，朱苏进的《在绝望中诞生》、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范小青的《顾氏传人》比较好，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则跟传统现实主义完全离谱了，我感觉应算作新潮小说。
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两股道上向前发展的。值得推敲的问题是，在作品中保留生活的原生态时应把握怎样的度，怎样顾及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是不是毫无选择，是不是应给人以尽可能多的美感享受。另外，吸收非现实主义的方法时怎样有机地融化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不要给人生硬与拼凑的感觉，有些人为用非现实主义手法而用之，像王朔这部长篇就有这种缺陷，让人读不进去。
王玮（常州市群艺馆）：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还不如说是为了解决与新潮小说的区别。新潮小说发展到此，继续前进已存在问题，新写实小说的崛起，实际是近年来新写法小说的拓进，它既不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也不是新潮小说的变种，它们跟新潮小说的区别恰恰在于那个“实”上，研究它与新潮小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也许更切题。为什么新写实小说能轰起来呢？关键在于我们文坛感觉到对生活远没有写透写够，文学还需要面对生活，对生活采取掌握的姿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才是主要的推动力。
新潮小说让人看不下去，新写实小说让人看得下去，这是个接受方式的问题。写实，这个“实”，或叫意义层面，应为人们提供一些我们不曾知道或感兴趣的东西，也即对于接受者来说相吻合的鲜活的意义层面。新潮小说主要关心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通过我的语言组合，改变你对这个事情的感受，往往只提供形式的层面、语言操作、信息感受，即使那意义内容方面已被一万人写过，但通过他的符号系统构成全新的、不可言喻的感受，也能得到一种意味，而不是意义。新写实小说则必须在生活经验的理解上把握上有它的新东西，比我们看得多，看得深，大于接受者。
写毛茸茸的原生态的东西是新写实小说的一大特征，还有一点就是以新的世界观对生活采用新的考察角度。刘恒的小说就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他引进了人文科学的新成果，于生活具有独到的见解，造成了处理生活观念上的突破。就作家的主体来说，原生态的感知方式，这就是新潮小说的写法，还有一种是作为对象的原生态，细节的全部真实性与可靠性。总之，展望一下，新写实小说将如何发展？现在新世界观引来的对生活的新角度考察，已无话可说了，或没法说了。生活原生态的开掘倒是需要拓展的。新写实小说家很可能倒回到他们曾经是新潮小说的方向上去，即借助于语言符号操作的技巧，使他们已经掌握的生活层面产生新的审美层面。
汪政（江苏如皋师范）：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似乎与一种人的自然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就我个人感受来说，那是在新潮小说已在很长时间内心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之后，这时人需要换一种方式来感知与接受，就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但这不可能是回归，也不是重复，而是每次摆来摆去就不同了，出现了质的变化。新写实小说正是适应了文学发展这种摆来摆去的自然规律。
吴调公（南京师大中文系）：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但总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给新写实小说归纳特征不应从概念出发，而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新写实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发展，这样提更侧重于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自身的一种新的质变，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其次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意识上要来个改造，摆脱传统的观念与方法，即有个当代主体意识的更新问题。另外，新写实小说在体验生活和艺术构思，把内在意向外化为符号时，吸收了道家思想、现代派思想，和当代人的呼吸息息相通，讲真话，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以，他们的心灵空间比较广阔，能用多角度来反映现实，并由此在情节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清规戒律。新写实小说也吸收了某些自然主义的因素，有些生活现象往往是我们没有感觉或认知到的，透过现象，能使人得到过去没了解的深意，甚至是本质的真实。在这些描写中，是无序中的有序，不是没有意味的。大家说的毛茸茸的东西，也表现了人性的真实，也表现了某种吃不准，朦朦胧胧的。这种原生态有时是和变态心理相结合的，广义的变态心理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两者要统筹兼顾。
费振钟（《雨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强调语言的故事生成能力，故事中包含的不是过去那种狭隘的因果关系，而是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向各个方向发展，叶兆言的《早晨的故事》就是不停地改变故事叙述的方向，打破了故事的封闭状态。新写实小说更多地注重在叙事感知方式上的变化，不同于典型化的人物，而是重视人的生命本体，形而上的意味比过去加深了。新写实小说很难说它们最后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味，是一种反规定性本质的、反规定性的意义，展现了生活本来的面貌，是对生活的一种更新认识。
当代小说写到1985年之后走上了绝路，作家们在现实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看法。中国作家实际上缺少写实的训练，没有严格的写实力。从寻根小说、新潮小说的发展来看，主要是在语言方面的贡献，恰恰是回避了写实的问题，带来了阅读的麻烦，造成了小说的困境。一部分作家觉悟较早，就回到了写实方面来，这是小说走向困境时的行动，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作家写实力的再生。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新潮小说与现实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而新写实小说则是拥抱现实，创作主体直接介入对象。但是，新写实小说对现实采取一种重新审视的态势，过去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社会认可的共向的观念，而新写实小说家要改变和打破这种恒定的共向观念，提供一种更新的观念，不是简单地肯定所描写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而是在日常世俗生活中重新发现其价值，这才是新写实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做法，是作家对生活的现实精神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这种现实精神和技巧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是两者的重合与平衡，而不能单纯从技巧形式上来看。
赵宪章（南京大学中文系）：《钟山》倡导的新写实小说，与实际上发的是不是一回事？第五期上的《逍遥游》就令人失望，我感到看不懂。没有提示，真不知道是写“文革”的事，判断不出是些少年人。背景模糊，表现出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不健康的情绪，这不是作品中人物的情绪，而是作者的情绪，一些无聊的人干着一些无聊的事，对“文革”的思考有哪些启发呢？看不到，并没有作者的新的发现和思考，也没有达到引向语言形式的思考。这样的作品如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我不敢恭维。
这几年新潮小说以来，对语言形式的追求，对本体的崇拜，作为艺术符号来处理，把读者引向语言本文的思考。传统现实主义把我们引向作品本文的内容，新写实小说应是文学结构关系的重建，关于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再现与表现等关系，一方面吸取传统现实主义，一方面又吸取现代主义，进行重新的调整与建构。新写实小说写的均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人们往往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视而不见，作家从中发现生活的深刻意味。这种非典型化可用陌生化来表述，通过陌生化使我们感受到被人家忽略的未发现的深刻含义。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走向退坡就在于逃脱社会责任，不敢面向人生，陷入形式主义，新写实小说若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较好的结合，我是赞成的。如果翻该来翻过去，还一味在艺术技巧上做文章，就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效果。
沈义贞（南京师大中文系）：《钟山》提倡的新写实小说，的确有其独特的地方，究竟区别在哪里，探讨清楚了就能对新写实小说有个明确的界定。传统的现实主义都有个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或是儒家观念，或是人文主义，或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运用典型化的手法把生活表现得更高更强烈。新潮小说则表现自我，因而带来了形式上的种种崇高。新写实小说的支点，我认为即是他们有意识地对生活进行某种“定格”。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社会的方方面面令人困惑。新写实小说家的创作目的，就是观照他们自己画框里的种种生活，从而复现我们当代人的生存环境、逼真的生活背景。叶兆言的《艳歌》就是非常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大学教师当前的生存背景，所写的人物、背景，都是重于表现本色，回避典型化的创作原则。新写实小说家既用现实主义的技巧，也用现代主义的技巧，一切技巧都是为表现定格后的原生态的生活服务，并对现阶段的人性、社会性，给予恰如其分的真实描写。
范小青（作家）：新写实小说怎样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又区别于新潮小说，这首先有个背景问题。传统现实主义往往背景很大，通过作品揭示一个很深刻的主题与内容，表现一个历史过程，像巴尔扎克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整个阶段。这是由作家固定的传统的道德观念所决定的。而新潮小说往往背景是虚幻的，与现实有距离的。我们既有传统的东西，也感到要打破这种束缚，但对新的价值观念又把握不准，所以作品本身提供读者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我自己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过来的，让我跟着别人去写新潮小说，写虚幻的东西，也不甘心。我的背景比较狭窄，没有很厚很深的历史东西撑着自己，但又不能摆脱现实生活，所以在语言上技巧上要花大功夫，使自己能反映出更多的东西。
赵本夫（作家）：我过去的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我在创作中不愁没有故事，也没有生活枯竭的感觉，但上了鲁迅文学院之后，也渐渐感到按原来的路子写下去不行了，倒不是为了赶时髦，也决不愿意赶时髦，只是觉得原来的思维方式、表达方法已不适应我们要反映的生活，即使写出来了也不是自己想的，所以憋了有十个月没写东西。后来写了《涸辙》，自己感到跟过去的作品有变化，写出了生活的“原滋原味”。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我是很能接受的，特别是表现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是一致的，一方面可以细到毛茸茸，一方面又很大很朦胧，把生活本身丰富的原生态再现出来。我长期生活在苏北农村和城镇，那里人民的生活给我一种很沉重的感觉，他们活得很艰难、很屈辱，却又活得顽强，在最窘迫的处境中也要活下来，这跟知识分子活得很累不一样。我的小说写黄河改道后的一个村庄，虽已改道一百多年了，仍有着黄河的影子，甚至比黄河在时更强烈，经历了多少年代的沧桑，一百多年来就是为了要活下来、繁衍下来，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表现出了强盛的生命力。正是在“人怎么活下去”的大背景下才能对其他的社会发展、制度、文明、斗争等等看得比较清楚，对人民具体生活的烦恼也看得比较透彻，我的作品总是力图把人的生存危机说得更重一点、更清醒一点。这就是我当前的创作意识，也许比较符合新写实小说倡导者的想法。
陆建华（江苏省委宣传部）：新写实小说是总结前几年小说创作的情况后崛起的，前几年在新潮小说铺天盖地之时，创作界好像耻于谈现实主义，而大量新潮小说使纯文学脱离了群众，只有少数人在搞，冷冷清清，把长期的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好传统丢弃了。新写实小说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又有所发展，但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翻版，是符合与适应中国广大读者的阅读情绪，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当然任何一种新的流派兴起之后，不要又贬低其他的流派，这种走极端倒来倒去的做法是不对的。关键是要实践，不断地丰富、充实。
包忠义（南京大学中文系）：新写实小说一时是难以界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是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是个很大的成功。新写实小说也要放在这个大环境里来考虑，我觉得新写实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调和，另外，自然主义也是非常讲究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也吸取了自然主义的因素。过去反映生活强调典型化，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求很明确，实际上作家是在感觉中写作的，他不可能道理很明确，讲得很明确了就不是作家了。所以反理性，是反对传统的理性，那些已经过时了的观念，新写实小说再现生活的原生态，就是一个特点。
徐兆淮：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对其概括与理解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从三个层面来说：一是从创作思潮看，现实主义基本上是反映论，新写实小说则不仅适用一种单一的哲学观与思维方式，而是多种思潮多元互补的结果。二是新写实小说作为创作精神，也显示了新的风貌。传统现实主义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直面人生，不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新写实小说则比反映真实生活更进一步，着重在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特别是对人性的揭示达到非常逼真的地步。像周梅森一些作品中对人的兽性的揭露，超越了一般的写人生。三是描写形态、叙述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人物的非典型化、背景的淡化、多视角的转换等等，新写实小说明显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与新潮小说。
范小天（《钟山》编辑部）：前几年青年评论家的注意中心是新潮小说，然而这十年主力还是写实的，受到评论家和编辑部的认可，在中国文坛是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作为编辑部来说，新写实小说的框子还是宽泛一点为好。我们搞这个大联展，不提新写实主义，而提新写实小说，就是并没有什么定论，未作理论界定，是个大笼统，目的是让有志于此的作家们集中在我们《钟山》上来发，将来写成什么样子，还要看评论家与读者，还要让实践来说话。总之，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有别于新潮小说，我们就容纳进来。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创作精神，也照样发新潮小说。
丁帆：不能宽泛到无边的现实主义，把高晓声也框了进来。
王干（《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这个概念很好，没有“主义”的嫌疑，少了很多麻烦。“新写实”的名词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引进，只不过那时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不是一回事。1985年以来当代小说革命我以为有三次浪潮：一是红色浪潮，这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指前几年锋芒毕露的很走红的新潮小说；二是绿色浪潮，像《小鲍庄》《桑树坪纪事》之类的小说，还有韩少功那些作品；三是悄悄出现于文坛并逐渐形成气势的新写实小说。这几年是写实小说多，新潮小说少，真正搞实验小说的见不到百分之一，但弄得满天飞，好像新潮遍地开花，其实不过是集中在那么几个刊物那么几个作家那么几个评论家，现在的气势已大不如前两年了。新写实小说的崛起也是红色浪潮退潮之后的必然。
新写实小说出现的重要原因恐怕是新潮小说对传统小说的刺激与冲击，使一批原先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不愿意向新潮小说认同，一方面又不愿原地踏步，必然自身进行自我调整，寻找新的道路。这些小说家又不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方向发展，所以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来，比如赵本夫与范小青就不一样，一个着重在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一个倾注于平面化的叙述，不搞太多的思考。我觉得新写实小说1987年就已经悄悄形成潮流了，当时的《上海文学》就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并提出要增加小说的社会含量与生活含量，其实这就是新写实小说的先兆。但是，作为小说思潮的整体来说，新写实小说这场革命还未完成，还在向前发展，还需要产生自己的代表作。似乎有一种错觉，在推崇或倡导新写实小说的同时，把现代主义看作破铜烂铁，而新写实小说则能够造出坦克。这样理解是不对的，若然没有新潮小说，肯定也没有新写实小说的发展。二十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始终是平行发展的，谁也不应排斥谁。
吴秀坤（《钟山》编辑部）：作为编辑，究竟什么样的作品算是新写实小说，它究竟是现实主义的拓宽，还是另一种新型小说，在理论上一时也很难说清，比较朦胧，我们比较讲究作品有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有时这种新的东西是潜藏在作品之中，连作者自己也不一定很明确地意识到的。我主张都来面对现实，要做点实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在概念上争论不休，要对新写实小说做结论为时过早。我以为，新写实小说的概念应宽容点，不要框得太死。
范小天：宽泛到什么程度，的确是很难把握的，比如第六期有三位作家的作品算不算新写实主义，严一点的话，是不能算的，算的话那么基本上写实的作家都算进去了。
丁柏铨：恐怕不能认人，而是认作品。
汪宗元（《文学自由谈》编辑部）：今天听了一天的会，确实很受启发，我谈几点感想：（一）新写实小说这一话题的提出，是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必然。前几年新潮文学铺天盖地而来，红火了一阵，这几年在读者群甚至在文学圈里也都不大热乎了，新潮小说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这个还没吃撑了的民族来说也许是有点儿超前了，所以，文学必然要回到写实的基点上来。回顾五十年代，我看过不少日本与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当时二次大战后日本、意大利是帝国主义战败国，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交集，这两个国家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换时期，这些电影正是真实的写照。目前，我们这个国家正面临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也正处于历史转换时期，各种矛盾也很集中、复杂，反馈到文学艺术方面，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就是必然的了。尽管新潮小说也带有进步的时代色彩，推动了当代文学多方面的萌动与嬗变，但是否很符合我们的国情呢？恐怕实践已作出了答案。最近，我们都在思考文学向何处去？有同志估计，可能又会走向新潮，钻到文学的象牙之塔中去，似乎触及现实会更加艰难。我不这么看，这几年文学读者的兴趣已转移到报告文学的热潮中去，随着报告文学热的消退，不可能回到新潮小说，中国仍然需要写实主义，需要思想的启蒙与激励，文学主要应该表现人民的爱憎、人民的情绪、人民的意愿，那么新写实小说恰恰在这个契机上可能得到大发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二）新写实小说的内核与实体不是舶来货，而是具有非常浓烈的本土性。新潮小说大都是引进与横移来的，即使是才气非凡的新潮小说家，也总摆不脱模仿的痕迹，大量现代派赝品充斥文坛，实质性的创新极少。新写实小说则不然，它们所复现的多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当代人的生活困境与心理风貌，它们也运用种种新手法、新视角、新观念，这一切是为了表现此时此地的原生态，而不是去渲染一种超然的静止狭小的自我之梦。因此，这种深深扎根于本土的新写实文学潮流是有希望的。（三）新写实小说不是老树开新花，而是一种“非驴非马”，是在新的时代土壤上栽接再生的新的文学品种。应该看到这一批小说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这棵老树上，开出了新花，而是从现实主义乃至新潮小说等多种文学传统中摄取出的因子，进行重新组合后栽种在我们这个转折时代的生活沃土上。我不认为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回归，那就没多大意思了，有的人总想回到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不管发生了什么风波，历史总要过去的，生活总是要发展的，新写实小说适应新的时代生活，内核充满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全新的叙述方式、人物、语言，所以，生命力是很强的，而且可读性也很强，接受面还很广，将会得到群众认可，能唤起他们内在的共鸣与深思。（四）新写实小说本身的概念是逐渐发展的，充实的，又是多元的宽泛的，谁也不能像法官似的判定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就是新写实小说，实际上真正的大家是什么都写的，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派或什么主义。新写实小说应该与任何小说潮流不相排斥的，应该是同步的，共进的。（五）新写实小说需要理论的研讨与探索。中国人为什么理论老要搬外国的呢？过去是搬苏联的，现在又是搬西方的，唯独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呢？我希望《钟山》抓住这个契机，多发一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打出自己的旗帜。（六）新写实小说需要一批主流作家，一批主流刊物。只要看准了，即使是连发一个作家的作品，也要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真正花大力培养出几个新写实小说的大家，才能成大气候。否则吹乎一阵子，就会自生自灭，那是很可惜的。谢谢大家。
（阿源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