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和、安静的人，便这么被驱往颠沛和离乱。日本人的战火，把老舍从“绅士”态中赶出，他再也找不回来“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的闲详独逸。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未到汉口之前，我一向不大出门，所以见到文艺界朋友的机会就很少。这次，一会到便是几十位！他们的笔名，我知道；他们的作品，我读过。今天，我看了他们的脸，握了他们的手。”（《快活得要飞了》）
久仰久仰，相见恨晚，把臂欢言，情至意尽，买醉同归……一下子掉在朋友堆里。
多次在作品中流露过对群体方式、群体行为抵触心理的老舍，现在终于加入进来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经验之谈。倘能以一支笔“挣饭吃”，以老舍的本性，似乎永远不会入什么江湖。如今，日本人把他逼得只能入江湖。他只身从千里之外恓惶出逃，投奔朋友，只能靠江湖。到得江湖上，便做江湖人。
文坛这江湖，也和金庸笔下的武林一样，英豪各路，门派林立。约而括之，则不外正邪两派。眼下，为着抗敌救国、共御外侮，正邪两派暂停争斗，联手击寇。话虽如此，领导权问题还是不易摆平。两派中任何一派做盟主，对方皆有不甘。这时，出现了一个向来无门无派、人品资望都还不错的人，遂一致推其为主事者。
1938年3月27日，全中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并任总务组组长。“文协”不设理事长，总务组组长盖即总负责人。国共两党、右左两翼，至少当时比老舍名头响的大有人在，老舍自知轻量，再三推辞，说：“我算老几，怎能担此重任！”（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可这是国共双方邵力子、周恩来反复协商的结果，想推，是推不掉的。
文坛边缘人，忽然成了盟主。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这是老舍的原话：“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这一年的笔》）此中有热忱，有高贵的爱国心。尽管如此，也有朋友婉转地表示了不赞成。1944年，胡风写文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年，针对老舍“曾写过许多应酬式的文字，连别人出题目的剧本也写了一两个”，提出“‘救急’的工作并不能和艺术创作的工作截然分离，真正能够收到‘救急’效果的工作一定要通过艺术创造”的意见。
道理上胡风是对的，但毕竟是民族存亡的非常时期，老舍亦属迫不得已，只要非常之态不变成常态。老舍当时正是这么看的，友人间交谈时，他“常常说过，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意思是，在抗战当中，只好做些‘救急’的工作，忍痛牺牲掉创作的志愿”。（胡风《我与老舍》）但事与愿违。到50年代，胡风在1944年的提醒，真的成为老舍写作的基本特点。追溯起来，这转变最初还是拜日本人所赐。老舍自己讲得清楚，若非这场战争，他“无论怎样”、“绝对想不到”会把写作变成宣传，产生“艺术么……都在其次”的想法——“抗战改变了一切”。
胜利后，他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在那里一住三年半。美方的邀请，原本为期仅一年。期满，同伴曹禺准时单独回国，老舍却留下来。此后便无美国官方资助，需要自掏腰包维持。尽管如此，老舍仍选择留下。从当时在美与老舍有过从者的叙述来看，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那样的愿望，在他心中已存了好几年。而遥远的祖国，他离开后数月，就又陷入战乱。
在美三载，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他重新回到战前那种安静而单纯的文学状态，写作质量亦同时回升，标志就是巨著《四世同堂》的最后完成。还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改编短篇《断魂枪》为三幕四场英文话剧，在人协助下将《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译成英文。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座中没有老舍。文代会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筹备期，这么长的时间里，以郭沫若为首的筹委会有无与在美国的老舍联系，联系的情况又如何，不得而知。现在知道的情形是，文代会期间，周恩来提议应该把老舍请回来，于是文坛名公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余人，联名致信，请他回国。联名信的形式，比较官样，老舍有无答复，如何答复，不明。
经考虑，周恩来改换方式——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委托与老舍有特殊情谊的女作家赵清阁写信，明确转达来自周本人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一周，老舍出现在美国西海岸，准备从那里搭船经香港回国。著名翻译家乔志高（高克毅）及家人，是最后目睹他登上“威尔逊总统号”的人。分手前，老舍对乔志高表示，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老舍在美国》）出此之言，不知是刻意说给乔志高听的（乔本人是自由知识分子，但与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关系密切），还是表明他自己心中盘旋着的一些问题。
可是，一下船，他就以崭新姿态在新中国亮相——当时，黄裳热情地赞扬说：“老舍已经不是从前的老舍”。黄裳的这篇《老舍在北京》（《文汇报》1950年2月28日），或许是最早向读者报告归国后老舍近况的文章。在那里面，老舍似乎始终在表达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鄙夷、嘲讽和挖苦。“别提美国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气！”其中有一部分是真情实感，不过，这样集中强烈地渲染，大约不仅仅为了表达对美国的印象，否则无法解释1946年6月5日他在致同行吴祖光信中所发出的感慨：“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黄裳还写到一个场景：“那天吃饭，他端起杯子来，向对面的吴晗副市长干了一杯，提起了嗓门，当场表演了两句：‘第一位民选的市长，他叫吴晗！’字正腔圆，获得了满屋子的彩声。”不知道为什么黄裳会使用“表演”这个词，可能老舍念那句话时，带上了戏剧道白的口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