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峰
什么,你要写我?别逗了。我可没什么先进事迹可写。要写,你写写别人吧!像史桂英,写写她准行,她可是你们“秀才”写作的大材料,她是咱大陆矿开拓区第一个出席东煤公司家属先进标兵表彰会的。不行?那你再写写阎文秀,63岁的老太太了,还和我们年轻媳妇一样到井口拆洗被褥,为工人缝补作业服。也不行?那你写写李桂兰、胡桂英戴月霞她们……怎么,偏偏要写我?因为我过两天参加东煤公司模范经验交流会?问我是怎样同子明结合的?怎样帮助子明的?我说免了吧“秀才”!好,真磨不过你。告诉你,我这可不是什么先进事迹,你千万不要记,我随随便便给你说两句,你得先放下笔。这是老百姓的话,上不了纸面的。
一
我和子明是197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子明是谁。你这“小秀才”真逗。子明是我丈夫,你叫大哥。你问什么职务?什么职不职、务不务的,工人。咱鹤岗矿务局大陆矿开拓区705队的副队长。他这个副队长吗,一半是我的功劳。怎么,你不信?那你哪天去705队问问你大哥和队里的工人。你看我这个人……咱把话从头来讲起吧。
那年初,经人介绍,我和王子明认识了。当时正是大雪飘飞的隆冬季节,我第一次到明子家的情景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进明子的家中,我那火热的心便被一盆凉水浇灭了。一进屋,不平的地上摆着地桌,地桌上放着破竹皮的暖瓶,两个掉了漆的瓷缸倒放在桌面上。炕上堆放着两床脱了套的棉被,炕头上躺着身患肺癌正哼哼的子明父亲。小弟、小妹们东一个、西一个偷偷看我,眼神中不时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虽然介绍人在此之前就给我介绍了子明的经济条件,家中老少三辈10口人,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种情形。我的心真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怎么说呢,别人家的姑娘姐妹找对象都找父母当官的,亲戚有钱的,我的心当时真是25只猫抱在怀里——百爪挠心那!我简单地应酬了几句扭身就往外走,介绍人一看急了,急忙跟了出来,一个劲向我介绍子明这个人心眼如何好,为人如何老实,工作如何能干等等。我脑子昏昏到了家。父母问我怎么样,我没吱声。父母以为我不同意,就张罗再给我介绍对象。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想心事。论条件、子明家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好,子明是家中的长子,子明父亲患的是晚期肺癌,光住院治疗就借了2000多元,进这样的家无疑是往火坑里跳。再一则,姐妹们平时找对象互相比,找子明这条件的,姐妹们背地笑话不说,父母能同意吗?但子明恳切的目光把我吸引住了,尤其是子明父亲躺在炕上的呻吟声把我的心弦震颤了。是啊,我们是年轻人,为什么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事,难道不应当为别人牺牲一些而取得自己的幸福吗?我深深地感到子明一家需要钱。我的思想慢慢地倾向了后一种。我背着父母又同子明见了面,通过两个人的交谈,我看出了子明诚恳、厚道、朴实。当我把同子明继续处下去的意见告诉父母后,父母、姐妹、兄弟立即炸了营似地,纷纷说我“痴了”“傻子”,你一句、我一句向我打起“机关枪”,我一捂耳朵,谁的话也不听,铁心跟了子明。1975年初,我与子明接了婚。结婚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结婚花了不到三百元。问我后悔不,不后悔。我这个人认准了的事几头老牛也拉不回。好日子不是享受来的,是用汗水和奋斗换来的。这话对吧,“秀才”?
二
我和子明结了婚,可谁知道,我们结婚不到两个月,子明的父亲就去世了。在子明父亲有病住院期间,为给老人治病,借了2000多元的外债。我们结婚后,对上孝敬老人,对下照顾弟弟、妹妹,全副担子落在了我和子明的肩上。子明那时一个月开不到90元工资,90元钱,全家10口人,2000元的外债,日子可怎么过呀?子明有些受不了了,他着急、上火,满嘴起了大泡。我是恨不得一下子把债都还上,家里也像别人家一样无忧无虑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但当前最主要的是照顾好子明,他是全家的顶梁柱呵。望着子明由于劳累、思虑、身体渐渐消瘦下去,我安慰他、劝他,在照顾好老人的同时,我几乎承担了子明在家的全部活儿。为了让子明下班后休息好,到井下安安全全生产,我这个家庭妇女顶起了半个“男子汉”。劈柴、挑水、买粮不说,甚至扒炕、掏火墙子这些爷们儿干的活我也干。别的不说,就说挑水。前几年我们挑一担水,往返得走五里多路,路儿沟沟坎坎、高低不平,连大小伙子都犯愁。我在家根本没挑过水,刚挑水时用毛巾垫在肩上,咬着牙挑了满满一担,走不了几步,压得肩膀直打晃,好象肩膀要掉下来似的,摇摇晃晃走不了四、五步,水桶的水洒了一多半。我这个气呀,真想好好哭上一场,在家哪遭过这份罪呀。不过,我这人就是这么个犟脾气,,别人愈犯愁的事儿,只要我认准了一定干到底。第一担水用了一个小时,挑到家只剩下了1/3,累得呼哧直喘。小叔子要帮我挑,我说什么也不干。挑第二担水,一路上豆大的汗珠直滚,我咬着牙,给自己数着数,第一百步歇一歇,到家歇了十五多歇,一担水挑回了2/3。我又去挑第三担,家里的婆婆、小叔子、小姑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了,我硬是又挑了一担。还好,成绩不小,挑回家歇了30多歇,一担水挑回了4/5。晚上睡觉,身子软绵绵的。子明下班后知道了责怪我,我说:“没事,又不是泥捏的。”子明替我扒开肩头,只见肩头压出了紫色的淤血,肩膀又酸、又木、又麻,右肩膀像掉下来似的。不过,第二天我又挑了水;第三天,我终于能完完全全把一担水挑回了家,晚上肩膀一片殷红。现在好了,我们那安上自来水了,不用挑水了。你别说,挑水真锻炼人的身体和意志,再说,当时小叔子、小姑子都还不到十三、四岁,我不挑谁挑?
为了帮子明早还上欠债,我领着小叔子、小姑子上山开了两亩地。早上天不亮就走,晚上深夜了才回来,一锹锹挖地、刨垄、耕种,种上了土豆、豆角、白菜,这样夏、秋两季不用买菜,冬天也有了过冬的菜。鼻闻眼见自己洒下汗水而成长起来的绿油油的菜,心中真是高兴,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一份辛苦,一份收获”吧。
为了让子明保养身体,我特意养了十几只母鸡。母鸡下的蛋供子明和家里的老人吃,我们娘几个吃窝窝头。矿工的亲人都知道:十个矿工九个有胃病。我把有数的大米、白面都攒起来给子明变样做,在他下班前饭菜做好,下班晚了饭菜也不知热上多少次。子明上班那么累,再没有点营养的东西跟着怎么行?宁可我们娘几个吃点苦,让紧日子慢慢松下来就好了。什么,债?现在我们债早还上了,子明一个月的工资就开200多元,再加上奖金钱,哪个月也开300多元。今年咱矿改革承包,生产形势又好,每个月光得奖金就得百八十元。有没有储蓄?有,银行里存了三、五千元。现在咱还不大富裕,富日子也得当紧日子过呀,手头没点积蓄还行。
三
子明的进步有我的一半功劳,别这么说,这是组织上信任他、同志们帮助他的结果。但话说回来,我在子明身上也没少费力。矿工的妻子嘛,不和矿工同呼吸共命运还叫矿工的妻子?子明干起活来是没说的,工作吃苦耐劳,像头黄牛似的,脏活、累活、险活他抢着干,就是当了队长这种作风也没改变。工人们服他这个劲。子明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升井好登车,这是违反安全规章的。记得1977年12月的一天,子明上大班,都已经晚上8点多钟了,我把饭菜热了好几次,可子明还没回来。你知道,当矿工的妻子不容易,丈夫到了下班时间没回来,心里就揪紧了,总往坏处想。虽然咱矿安全大有好转,但真的下班人不回来,把人急得什么似的。我把孩子哄睡后,披上了大衣,顶着漫天飞雪,一步一滑地去找子明,心里像小鼓咚咚响跳个不停。待我一到子明班上一问才明白:子明因登车被队领导留下了。听到登车,我刚放下的心又提到嗓子眼,我三步并做两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队里书记见我来了,笑着把子明交给了我,叫我回去好好开导开导他。到家后我问子明:“领导说你常登车,究竟为啥?”他说:“干活累,有时车里人满,不愿意等。”见我生气了,子明安慰我道:“别担心,我登车水平高,别人还有十来个呢。”听子明这么一说,气得我眼泪在眼圈里转,想了半晌,我对子明说:“明天下班把你那些登车的‘好朋友’都找来,就说我请他们喝酒。”第二天晚上,子明把几个登车的哥们儿找到了家,我在他们来之前就把酒菜摆上,几名工人见酒就要喝,被我拦住了。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嫂子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嫂子是……”他们哥儿几个不解地望着我,我没好气道:“今天嫂子是给你们登车的英雄庆功的。”他们楞了半晌,我对子明道:“子明,今天你的哥们儿都来了,我问你一句话,从今以后,能不能不登车?答应不登车,把这杯酒喝了,不答应……”子明低下了头,我对他们几个说:“嫂子说几句知心话给你们听,子明在你们心中是大哥,又是组长,他带头登车,你们跟着他学,你们想到没有?万一有个闪失,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妹怎么办?一人出事全家遭难,全队、全区、全矿跟着遭殃。”哥儿几个一听这话,一边吧嗒嘴一边对子明说:“大哥,嫂子讲得对,今天冲着嫂子这份心思我们哥儿几个以后绝不登车了。大哥,你是组长,你带个头,以后咱们哥儿几个互相监督,。”我一听有门,连声叫:“好男子汉一言出口”,哥儿几个接过我的话头“驷马难追”。以后我三天两头去班上打听、查看,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子明没登过一次车。一次我到矿上,队里书记握着我的手问连声问:“你用了什么好法子,不光管住了子明,队里的‘登车大王’也学好了。”
1987年,队里改选队长,子明由于工作勤恳又有经验,被大伙选上了副队长。子明文化低,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不论是班前点名还是记工分,或是在家教孩子识字,闹出了许多笑话。有一次,队里的青年工人议论着墨西哥电视剧《卞卡》,一青年把这两个字写给子明,问子明这两个字怎么念,子明想了半天,念成了“卡卡”,把屋里的人肚子都笑疼了。我想,子明要想当好队长,首先要帮他闯过“文化关”。虽然我只是初中毕业生,可读个报纸、写个信总比他强。于是每天当子明下班、闲班时,我一个字一个字从“人、口、手、刀、木、工”教起,教了大约有六七百个生字,一天一考试,教他读全队人的名字,教他写记工单,还把井下常用的“锹、楔、腿、架、梁”教给他。现在子明达到可以写信的水平。
我是保勤员,每年到矿上保勤不下百十天,既当保安员,又当保勤员。咱矿的工人徐跃发爱人1978年去世了,家里扔下三个男孩。当时大孩7岁,最小的只有3岁,徐跃发别说上班,就是一天照顾3个孩子就够他受的。我们几个家属为了让他安心上班,主动上他家给他打扫卫生,拆洗被褥,刷墙,糊棚,原来进不去人的屋子让我们收拾得焕然一新。后来,我们主动承包徐跃发家,大家轮流给看家,看孩子。逢年过节,我们捐款,给他家包饺子;冬天做棉衣、棉被,夏天做单衣;孩子有病抱到医院打针;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我们接送,直到最小的上了三年级。感动得徐跃发常常热泪盈眶,大年初一把《感谢信》送到了矿工会和矿党委。
怎么,你又记上了。告诉你,别写我,我太普通了。最后说一句,好好写写别的矿工母亲和妻子。再见了“小秀才”。
“世界是由普通和平凡构成的。”于是,我还是写了她。她叫刘金荣,今年36岁,中等个儿,短发,黑里透红的脸庞。鹤岗矿务局大陆煤矿一名矿工的妻子,千千万万矿工妻子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