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疾病防卫控制中心[1]当众出丑，正是好运气首次降临的表现。7月23日，阿尔及尔的一群学生宣称：一场呼吸道传染病正在地中海区域传播。他们是通过分析阿尔及尔和那不勒斯两地的公共交通系统中的抗体数据，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的。
疾控中心没有及时回应，不到三个小时，业余公共卫生爱好者们又发来了其他城市的类似结果，还绘制了传播地图。这场传染病至少已经开始一周了，病原可能来自爱好者们检测不到的非洲中部。
等到疾控中心各公关部门统一行动起来的时候，印度和北美都已经检测到了感染病例。更糟的是，西雅图的一个记者成功地分离并识别了病原体：一种伪拟菌病毒。这令公关部门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意外：过去那十年里，疾控中心就是靠战胜“日出”瘟疫才赢得了巨额预算。“日出”瘟疫是那十年里欧洲的第二大恐怖行动，全靠疾控中心的指挥才没有传播到全世界。
而“日出”瘟疫的病原正是一种伪拟菌病毒。
疾控中心还是有高手的，就是2017年拯救世界的那批专家，他们迅速出手解决了7·23事件。或多或少，公关部门总算可以发布些切实的消息了：是的，这个伪拟菌病毒并未出现在标准声明协议中，因为中心“当前动态”网页出了一个小故障。没错，这个伪拟菌病毒也许衍生自“日出”。原本致命的杀手病毒演化出的变种依然在世界上，只不过沦为生态圈永恒的背景噪声。今年已经观察到三个变种，一种是在五天前，即7月18日才刚刚发现的。而且——说到这儿，公关部门又恢复了平日的精神头和自信心——所有这些都是亚临床感染，基本上没有可观察到的病征。伪拟菌病毒有巨大的基因组（当然，这是相对于病毒而言，跟任何别的生物相比都很小）。“新日出”组织把这个基因组改造成了一把收割死亡的“瑞士军刀”，功能齐备得几乎可以对付任何防御机制。但是，如果失去了这种优化，伪拟菌病毒就是一包笨重的DNA垃圾。“综上所述，疾控中心未能公布这一日常事件，我们为此真诚致歉。”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没有捕捉到新的病原体。抗体调查显示这次感染仅限于地中海地区，疾控中心此次声明完全正确。“亚临床呼吸道传染病”，这一称谓本身都自相矛盾：如果感染者里打喷嚏的都不到千分之一，病毒几乎得依赖于慈善救助才有可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公众接受了疾控中心的解释。公共卫生爱好者们对这次日常事件有点危言耸听了。
事实上，疾控中心的说辞中有一处成功地误导了公众（也是唯一一处歪曲事实的地方）：这次未能公告病毒是由于公网网页的漏洞。真相是，漏洞来自中心刚刚升级的内部警报系统。因此，当值专家和普通公众一样，对此次病毒感染一无所知，是爱好者们拉响了警报。
然而在欧盟情报局的内部圈子里，有些人永远不会原谅这种失误。这些人日夜战斗在反恐前线，他们的伟大功绩，公众一无所知；但他们若出现疏忽，将会出现比“日出”瘟疫更可怕的灾难。
可以想象，这些人都有点偏执加强迫。欧盟情报局指派最好的特工之一，年轻的德国人金伯克·布劳恩，来领导疾控中心进行秘密的机构重组。在情报局里，金伯克算是小有名气——他是强迫症中的强迫症。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小组迅速地修补了疾控中心的内部报告机制，然后在整个中心内部开展为期六个月的评估检测，其中还有随机的“消防演习”，传染病学家永远想象不到这些评估、演练能够探测到何种威胁。
这原本该是疾控中心优胜劣汰的六个月，但是金伯克的“消防演习新政”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就被一场足球比赛中插播的一则广告打断了。
希腊—巴基斯坦联赛的第一轮比赛于9月20日在拉合尔举行，希腊—巴基斯坦联赛非常传统，当然，也可能只是那些支持者比较守旧罢了。不管怎么说，赛事中的广告都带着过时的20世纪气息：每个人看到的宣传内容都一样；赛场内护栏上还出售广告位，而且连那上面的内容也没有针对不同的顾客进行个性化定制。
比赛过程中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如果算上希腊赢了的话就是两件）：中场休息的时候播放了一个三十秒的蜂蜜牛轧糖广告，一个小时内，好几个独立市场分析员报告，牛轧糖的销量从广告播出三分钟后开始飙升。这一单广告带来的收益百倍于其成本，这真是梦寐以求的结果——至少对于那些痴迷营销艺术的人来说是如此。那天下午，此事引发几百万营销界人士热议。广告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详加研究，可它毫无亮点，就像制作它的那个三流公司一样。重要的是，人们本来主要想发掘出它用什么招数影响了潜意识，结果一无所获。但从时间差和销售额的井喷来看，这又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效应。几个小时内，所有理性的讨论者达成一致：“蜂蜜牛轧糖奇迹”只是数据挖掘找到的假象，即如果你观察上万亿的事件，总能碰上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巧合。到了晚上，这个事件就像成千上万的热点话题一样，逐渐平息下来。
但某些观察者却没有放弃。金伯克，像大多数欧盟情报局内部圈子的人一样，对公开信息分析有着极大的兴趣，坦率地说是极为重视。他的一个小组注意到了“蜂蜜牛轧糖奇迹”，也研究了那些讨论。确实，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假象，但有一些问题尚未厘清，而政府最擅长应付此类问题。
于是，好运气二度降临。金伯克一时兴起，组织了一次“消防演习”：让疾控中心的分析师来研究“蜂蜜牛轧糖奇迹”对公共卫生有什么影响。不管此次神秘事件有没有实用性，这都能训练疾控中心进行机密、实时、紧急调查的能力，而且它也并不比金伯克以前的演习更疯狂。现在，疾控中心最聪明的那些专家都参加了这场盛大行动。他们迅速地提出了上千种推测，设计了几十万种测试，由此将生长出此次调查的搜索树。
接下来的两天，疾控中心的分析师沿着搜索树前进，不断延伸和修剪，试探着统计学的极限。这种方法能产生多少假象，营销爱好者根本无法想象，仅仅议题列表就能填满一本老式电话簿。以下列出经过整理之后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
牛轧糖广告与销售额激增并无联系。这个结论来自实验验证而非理论分析。疾控中心首先向被试小组呈现牛轧糖广告，然后又向他们呈现了所有其他半场休息时播放的广告。结果发现，其中一个广告牌——仅短暂播放了一条交友服务的广告——会引发被试小组对牛轧糖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具有偶然性（交友广告有点过于追求设计艺术了，它的背景是莫列波纹，那些交叉线条反而不利于表现广告的主题）。他们沿着搜索树继续分析，发现交友服务广告对牛轧糖销售的刺激作用仅对特定人群有效。比如说，对具有7·23伪拟菌病毒抗体的人群，它没有这种效果。
但是，对于感染过7·18伪拟菌病毒——疾控中心及时报道过的那个——的人群，这条交友广告却能刺激其购买牛轧糖的欲望。
早在孩提时代，金伯克就常做白日梦：假如生在过去，他将如何防止德累斯顿轰炸，或者阻止纳粹及其死亡集中营，或者避免斯大林造成乌克兰大饥荒。小金伯克还想象着，如果不担任国家元首，如果1941年12月7日他在夏威夷的雷达前哨站工作，或者是2001年的夏天，作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能做什么。
也许所有男孩都经历过这个时期，不理会历史背景，只想做一个救世英雄。
但是当金伯克看着眼前这份新出炉的报告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惊天阴谋之中，如同他童年幻想的大事件一样。7月18日的伪拟菌病毒和足球比赛的广告，合起来就是一个伪装极为成功的、新概念武器的测试。这种武器一旦完善，“日出”瘟疫在它面前简直就是恶作剧。至少，基因战可以像子弹和炸弹那样精准且出其不意：狡猾地通过疾病慢慢感染某群人，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只要通过一封电子邮件触发个体，或者利用一次广播来触发上亿人，砰！马上致盲、致残甚至致命，迅雷不及掩耳，任何“疾病防护”措施都来不及反应。
如果金伯克是疾控中心的人，他会马上拉响警报，通知印欧联盟所有的疾病防卫组织，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相应机构。
但是金伯克不是一个传染病学家，他是一个特工，一个偏执狂特工。金伯克的“消防演习”在他个人控制之下，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把问题压了下去。与此同时，他调用了欧盟情报局和印欧联盟里的资源。几个小时内，他一头扎进了好几个项目。
他找来了印欧联盟里最好的组织犯罪方面的专家，让她自由地研究那些证据；还联系了联盟部署在中非和其他远离现代社会的落后国家的军事力量，有确切证据表明7月18日的伪拟菌病毒源头在那里。虽然这些都不是生物科学研究，但金伯克手下的分析师跟疾控中心最好的专家很相似，只是更聪明，数量更多，有更丰富的资源。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他们运气真的不错：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不断演绎、推理，一直有所突破。最后，他对这次武器测试的幕后主使终于有了大致概念。
平生第一次，金伯克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注释
[1]下文简称“疾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