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中，港灯连续两天于香港各大报章先后刊登半版及全版图表，推出一“箩”资料，力陈电车、巴士、小轮、的士、地铁、租金、燃油及电话通信服务等公用股，由1983年至今的加幅，个个都比电费增幅大。资料以外，港灯还在字里行间“暗寸”对手之一、新地旗下的九巴车费加幅，远超于电费。而他所指的电车和小轮，明显针对七大财团中的九龙仓，因电车及天星小轮由九龙仓所拥有。
港灯反击第二招是骂战。港灯副主席霍建宁首先发炮，他指责那些叫阵的地产商才是赚取暴利，港灯并没有这样做。
李嘉诚也不失时机地亲自披甲上阵，他出席旗下和黄的运动日时表示，“大家要守规矩，遵守合约精神，凡事要讲道理。”强调港灯完全依照与港府定明的合约行事。李嘉诚亲自开腔解释，表现出他非常重视这次遭七大财团合力围攻。
围攻事件始于2003年5月。当时，宿敌英资太古首先派人到各大学和投资分析机构找军师，欲多拿资料，借助媒体压力，向港灯开刀。
彼时，有人出谋划策要拖中电落水，针对一个行业而不是针对一家公司，由对人巧妙变成对事，表面上看来似乎会更公正，这样才易获得公众认同。而且，要拣在年底高调出招，因这时正值每年政府跟两电商讨来年电费事宜，社会普遍对电费特别关注，天赐良机，鼓动舆论反对港灯，至少会压逼港府不会同意下年度大幅度加价。
七大地产商每年合共要把10亿元电费“进贡”李嘉诚的港灯，而港岛小市民也因贵电的缘故，进退维谷。港岛53万住宅用户亦因电费增加，而受“双重打击”。例如李嘉诚旗下的海怡半岛居民除负担电费过去两年两番加价，管理处开支亦因电费上调而大增182万，管理费加价迫在眉睫。
为了壮大声势，太古密晤各大地产商，甚至连地铁、马会、海洋公园，在港岛区没有物业的九铁，太古也不放过。虽然信和、南丰、华懋与合和最后没加入，但太古拉来九龙仓、置地、鹰君、希慎、新地和恒隆六个巨头，他们大多在港岛区有大量物业，每年电费合共10亿，单是太古便要付3亿，“肉紧”之余，当中更有不少财团与长实有千丝万缕的“新仇旧恨”，以便同仇敌忾，一致抗电。
太古本身与李家积怨不少，1999年港府未经公开招标就把数码港批给李泽楷的盈科拓展，太古公开带头指责有关决定私相授受，违反公平原则，当时太古也伙同数大发展商亲到政府总部“讨个说法”，事件更惊动了中央，最后并演化成倒董的主要理据之一。
至于被港灯反咬的新地，过去和李嘉诚冲突主要集中在楼盘销售上，双方在价钱上互不相让，而且还互相踩场。长实属下在1999年曾随意指新地的豪宅礼顿山望坟景，令新地甚感不快，指对方恶意诋毁。而过去地产商多次结盟信口指责政府偏帮李嘉诚，新地都是活跃分子，但今次明刀明枪在广告上互撼，还是头一次。
拥有电车、天星小轮和铜锣湾时代广场的九龙仓，其主席吴光正素来与李嘉诚多积怨，由早期的抢购九龙仓开始，到90年代初、有线收费电视及和黄卫星电视之争，1993年两大财团争夺发展深圳盐田港，及至1999年长实计划发展北角邮轮码头，也是与九龙仓的海运码头正面交锋。一路来都是李嘉诚步步紧逼，吴光正招架之余步步退让，心中恶气如何能吞落肚。此外，吴光正原拟参选特首，李嘉诚则登高呼吁，卖力支援董建华，实在令吴光正不忿；吴光正政治野心大受打击，他和李嘉诚的怨忿显然已是干戈相见。
七大发展商联盟原本声势浩大，但鹰君突然指事件太政治化，中途退出联盟阵线；更明确指集团高层没有参与今次事件，摆明划清界限，自己给自己台阶下，此举令已结成统一战线的盟友大失所望。
显然在超人的声威余烈面前，许多叽叽喳喳的商家还是有所避忌，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始终还要打交道做生意，若不留情面，以后恐怕难堪的还是自己。况且与李嘉诚过往的生意往来，他们也确实获益匪浅。
原来鹰君罗家跟李嘉诚素有交情。鹰君集团副主席罗嘉瑞担任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主席时，破例批准TOM上市，后来市民认购TOM股票出现混乱，全城批评，罗发表言论替其护航。
港灯并非因蚀钱而收贵电费，反而，港灯利润2001年高达65亿元，比上年多18%，回报率达22%，而港灯的回报率不但较中电的高，也胜过欧、美、日等多用电地区。当然，如果计算李嘉诚旗下的公司之利润亦较其他公司为高，那么连这一数字游戏也可免了。只是港灯虽然是一家公用公司，但绝非一家公益公司，作为公司决策，首先必须确保在合约允许的盈利框架范围内，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并且在此前提条件下，谋求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而不是为了可以寻求平衡而牺牲股东的利益。
同样被指垄断的李嘉诚旗下的港灯，向港岛区及离岛区居民收取的电费，比九龙及新界区住户电费贵一成；而工商用户电费更贵，港岛区商户比对岸的商户，每月平均要交多一至四成的电费。因此不少商户宁愿搬往九龙，省回大笔电费，费用之巨，相等于租金。更有人指拥有50万用户的港灯，近年利润在逆市中不断上升，2001年盈利达65亿；而用户有二百多万的中电则赚70亿。其实对香港情况稍有了解的读者都知道，港岛商户与住户的含金量与九龙、新界相比明显为高，港岛区的一个大户年支出电费高达3亿，新九地区则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大户。且近年来香港工业已经日渐式微，用电之大户多为香港商业核心地段中环等地的商厦，很自然，港岛单位耗电量明显高过九龙新界。
至于港灯和中电两间电力公司联网，期待可解决垄断所带来的问题，届时中电可卖电给港岛区居民，港灯便不能控制价格，且两地电价势必划一。这虽然从技术上可行，但面对港灯与港府签订的专营协议，要到2008年才能到期的事实，如果两电提前合并，必然考虑从法律层面解决中止变更该和约带来的诉讼赔偿问题，若然港府因此须支付高额的违约金，相信这笔不菲的费用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两害相较取其轻，港府多年来未能积极回应两电合并一事，相信棘手问题正在这里。
适逢彼时美、加东岸世纪大停电，一向低调的港灯集团董事总经理曹启森，对传媒解释：“美加实施联网，只要一个供电网络出现故障，会迅即拖累其他地区。香港有大量商业活动，万一停电，经济损失极大！”
曹启森之言论，明显为联网泼了冷水。其实两电早在1981年，已开始技术性联网，主要靠海底的三条电缆，平时是不通电的，只有发生紧急事故，才会接上电源。
理工大学商业系副教授林本利说，二十年以来，两电联网并没太大进展，港灯现时最高用电量已达三千兆瓦，但联网可提供的电力，却只有六百多兆瓦，而且这只限紧急时使用，根本未能与时并进。
曾为港灯及中电工作的一名电力顾问解释，指香港加强联网，跟今次美加停电是两件事。他表示，美国采用的是“单边供电”的制式，简单来说，等于只用电芯，一处失灵之后，无后备电供应，联网内其他地方将如骨牌般倒下。香港两电采用的联网系统，与美国的不同，概念犹如“干湿两用电筒”，即使没有了湿电，干电会仍运作；只有两边同时失灵，才会出现停电。他表示，“香港的两间电力公司，在截断保护电力上，有多重保护，由屋企到一幢大厦，至电力公司，起码有六级保护。”
如果将来两电全面联网，即使南丫岛电厂发生大火，整个港岛区停电，全面联网后，中电可以即时截断与港灯突然停顿或不稳的电流，另一方面却从另一处立即提供足够电力予港岛区居民。而本港的公共交通，包括机场，医院，也有后备电供应，相信不会像纽约等城市在大停电时，全面停顿。
香港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吴复立表示，联网好处多：“发电厂互相竞争，能令电费平抑。紧急情况下，两电又可互相帮助。”他表示香港只有港灯、中电两间发电厂，系统简单，整个联网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他认为，现时港灯发电厂全设在南丫岛，如此集中，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
南丫岛两组发电机相隔只有十几步之遥，假如其中一机组出现意外故障，邻近发电机组势难幸免。而中电则有三间电厂，分别位于踏石角、龙鼓滩和竹篙湾。其布局似乎更为科学。
李嘉诚在1985年收购港灯后，便向政府申请清拆投产只有十多年的鸭脷洲发电厂，将所有发电机组搬到南丫岛。随后港灯与和黄合作，将旧址改建为海怡半岛，结果劲赚300亿。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1986年政府（由当时的经济司司长陈方安生审批）看紧港灯的申请，认为将所有发电厂集中在一个地区，不是很安全。但港灯大力游说政府，承诺将发电机组搬到南丫岛，会同原先在南丫岛的发电厂分开，分A厂同B厂，结果政府就批了。”
事实上，南丫岛本身地势狭小，根本就缺乏平面扩充之地，且在搬迁过程中，受环保、地质、气候、物流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港灯逼不得已只能就势取地，扩建电厂，并经专家多方面论证相邻电厂运行之安全可靠，在建设中亦做足安全防范措施，且二十多年的实际运行效率来看，亦一如当初设计之考虑，并无出现安全问题。
另外，港灯自1979年加入利润管制后，恰届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工厂纷纷北迁，决策层预料能够深港联网以解决珠江三角洲的缺电情况，于是，主要通过扩建厂房和加大发电量，以准备随时跨过深圳河。亦因此，港灯总资产激增至17.9亿元，较上一年多了2.5亿元。
例如，深圳天然气设备计划要2006年才落成，港灯却提前至2004年完成，无奈，电力属于国家垄断性很强的行业，其开放程度远未如预期快，所以，深圳的厂房自然而然丢空两年。而正是因为这两年的时间差政策误，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为，港灯拟早点拿着这个200亿元的资产值，寻找特殊理由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