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经常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地乞讨求生。但是对于别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象而又令人十分同情的苦难，这些人却熟视无睹，不加理会。
我们已经注意到，位居“五常”之首的“仁”代表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另一面。仁是一种祝福，而同情则常常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建立在论述中国人的善的前提之下的，从而表明中国人是缺乏同情心的。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中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地区都会定期暴发洪水或闹饥荒。由于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无法遏制，因此那些控制人口增长的法律在其他国家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在中国却毫无效果。即使是最穷的中国人，也会让自己的孩子早早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孩子，他们唯一能够糊口的粮食也渐渐地减少了。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大部分人只能靠争夺食物维持生命，这可真是所谓的“双手刚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到处都是按日计酬的苦力，然而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与中国哪个地区的人打交道，外国人立刻就能感觉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手上都没有现钱。如果雇他们做事情，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给现钱。他们干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吃饭，当然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有时即使是富有的人在碰到一些紧急情况时，也常常筹不齐最起码的钱数。记得有人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打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把这个时期称作“度饥荒”。也就是说，一个饥饿的人是多么急迫地寻求帮助啊。面对这类事情，除非是有钱有势的人，否则谁又敢说自己不需要任何帮助而能独立完成呢？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现实就是贫困而又没有希望。这种事实在人际关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即使是最粗心的人也能十分明显地看出来。生计的困扰，使人们养成了莫名的习惯，即使是在生计无忧的时候，也还是习惯于往日的艰苦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钱与粮食就成为了两个最突出的事实。钱与粮食就像两个焦点，中国就像通过这两个点的椭圆，里面生活着围着它们旋转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似乎一直都陷在一种无法自拔的贫困中，他们经常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地乞讨求生。但是对于别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象而又令人十分同情的苦难，这些人却熟视无睹，不加理会。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他具备多么大的仁慈之心，但实质上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几乎不能减轻时时见到的苦难的千分之一--而荒年、人祸所带来的苦难却又在成倍地增长。善于思考的中国人一定会意识到，减轻人们的苦难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情，不管是依靠个人的善心，还是政府的干预。即使用尽一切办法，勉力为之，最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他们治理的方法，就像治疗伤寒病人一样--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能分到好几盎司的冰块，但是在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没有护理的条件下，单凭几块冰就能治病吗？因此，毫无疑问，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救助方法。而且他们的救助是缺乏体制、预测和管理的。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当人们总是碰到无法防止并且无力救助的苦难时，这种现象对哪怕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也一点儿都不陌生。
现代的每一场战争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上流血的时候，腹部的神经便会发生痉挛，因此在我们的身上和心灵上就会留下一个印象。但这个印象很快就会过去，紧接着就是对此产生的麻木不仁。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待社会战争所导致的后果的态度总是见怪不怪、不以为意。
通过中国人对身体上有一些残疾的人的态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是缺乏同情心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如果在路上遇到跛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睛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身体有缺陷的人，品质也一定有缺陷。但是据我们观察，在西方，有残疾的人非但不会受到残忍的对待，而且还会使人油然生起一种同情。然而在中国，这些残疾人却被视为是因为触犯了某种隐秘的罪恶才遭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观点可以说和古代的犹太人不谋而合。
在中国，那些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不幸者，基本上都生活在别人冷酷地提及自己痛处的环境中，如果不能忍受这种环境的话，是无法活下去的。对于别人的提及，最温和的方式就是直接描绘残疾者的缺陷，从而吸引公众的注意。在药铺抓药的人如果看到一个满脸长满麻子的人时会说：“麻子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秃头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别人口中无聊的玩笑，这种讽刺与讥笑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这种不幸“与众不同”的中国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他们只能对此毫无脾气，做到充耳不闻，才能拥有好心情。
在对待那些精神上有些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表现得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其实这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傻”，但你这样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育的心智就会因为你的这番话而就此枯萎。这种麻木的态度在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其他病症的病人时是极其普遍的。这些病人的不同之处，只是体现在行为举止上的细节。而他们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属于个人的隐私，但是这些人会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因此，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把他们称为“疯子”“呆子”或“笨蛋”。
在下一代的性别问题上，这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子则会遭到别人的污辱。就像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传说，她的死对头，为了要激怒她，便提及了她的痛楚一样。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根本就没什么原因，一个母亲会悄悄地闷死自己的孩子。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他知道死去的这个小生命一定是个女孩。
中国人是缺乏同情心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对待迎亲那一天的新娘子身上。新娘子总是很年轻，很胆怯的，她突然置身于陌生的人群之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恐惧与不安。虽然各地的嫁娶风俗不同，但是对于新娘子--这个可怜的孩子--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没人在意她的感受。有些地方还允许道贺者掀起轿帘，瞪大眼睛看着新娘子。另外一些地方的习俗是，让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的必经之路占好一个有利地形，然后双手捧着草屑或者米糠，等新娘子过来的时候，撒在她那费时费力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时，她要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众人的点评。无法想象，此刻的新娘子会是什么感觉。
中国人十分注重礼节，但他们似乎看不到其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事情，因而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去避免这种不快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讲失礼的话。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时，感到最惊奇的就是外国人的脸上竟然长满了胡子，就像猴子一样。然后他又肯定地说：“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如果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论这些学生的能力，老师回答说，离门最近的那个学生是最聪明的，当他二十岁时一定会学业有成；但是坐在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的最笨的学生。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
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也体现着他们缺乏同情心的特点。不同家庭里的关系虽然不同，但是究其本质都可以归结为不好，因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根本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缺乏感情上的联系与互动，而这一点在我们西方人的家庭中，却是一种最基本的和谐基础。中国家庭通常只是个人的联合，他们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联合的群体，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利益和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中国家庭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家庭，因为中国家庭里没有同情心。
对于中国的女孩来说，她们一出世基本上就不太受人欢迎。这种现实对她们日后的全部经历，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为缺乏同情这一点提供了不少发人深省的事例。
在狭窄的院落，在中国的这种生活条件下，母亲与女儿不免会发生一些口角，所以随口乱骂就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的自由。有一句俗话说，了解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中国的家庭中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情感。母亲骂女儿，但她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之外，就不再与娘家有任何关系了。家谱上会略去女儿的名字，其理由是：“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人家的儿媳妇了。”
对家的眷恋会使她有回娘家的念头，根据各地风俗的不同，有的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次数多一点儿，有的少一些。有的地方已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可以在自己家多住些日子，还有的地方则希望儿媳妇回娘家的次数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丧事在身，那么她就不能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个地方，儿媳妇都属于婆家的一分子，这个原则都是正确的。如果儿媳妇想要回娘家，那么她就得带上婆家的一些活儿回去干--也许是大量的针线活，而且娘家人还要帮着干。每次回娘家都要尽可能地带上孩子一起去，这样做是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们变坏，但最主要的是让这些孩子尽量在姥姥家多吃、多住些日子。在有这种习俗的地区，如果家里的女儿很多，那么这种不断的侵扰就会让娘家人感到非常害怕，这也加重了娘家日常生活的开销。因此，她们的这类访问常常会受到父亲或兄弟的阻止，虽然母亲会暗暗高兴。不过，有一些特定的回娘家的时节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
当她们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必须带点儿礼物什么的给婆婆，一般都是吃的东西。这也就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话--“贼不跑空”。如果她们忽略了这种做法，或者没有能力带回一些礼物，那么不久后，她们就会招来一些戏剧性的场景。如果女儿是下嫁到穷人家的，或者嫁过去之后变穷了，如果她又有几位已经成家的兄弟，那么用医生的话来说，她的这种回娘家的举动就是一种“禁忌”。因为娘家的几个儿媳与已经出嫁的几个女儿之间准会发生几场打斗，比如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的子孙，各自将某个地方当作是自己的领地，而把对方当作是侵略者。如果几个儿媳占据了领地，那么她们就会像腓力斯人那样，对无法彻底消灭和驱逐的敌人征税。这个时候，对于嫁出去的女儿来说，她就被视为婆家的仆人，这也是她恰如其分的地位。如果真的要找仆人，显然也得找健壮、成年的，而且是已经学会烧饭缝补这类家政技术的，以及具有一定的谋生手段，却不能找一个力气与能力都很小的孩子。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丰满而年轻，却嫁给了一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在他们成亲后的前几年，她要细心照顾出天花的男孩，而天花属于幼儿疾病。
光以中国媳妇的苦难为话题，我们就足以单独写成一章，而不是简单地写一段。所有的中国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她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嫁了，因而在她们的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受到婆婆的控制。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她们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正遭受着种种难以忍受的苦难。而她们的亲生父母却无能为力，除非他们出面对婆家进行一些劝解，或者当女儿被迫自杀之后，向婆家索要一大笔丧葬费。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她，那么这个不幸的妻子却要被戴上一个对公婆“不孝”的罪名，而她的丈夫却可以逍遥法外，逃脱干系。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年轻妻子的自杀现象是十分常见的，在一些地区，几乎找不到几个在短时间内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村庄。甚至有的母亲会斥责自己出嫁后自杀未遂的女儿，说：“怎么就没死成呢？”没什么话比这种话更让人感到伤心难过的了。
几年前，《京报》上发表了一份河南巡抚的奏折。奏折上披露说，父母如果把孩子杀死，那么按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有罪的，但是有一条规定却使这项法律变成了空谈，一个婆婆恶意谋杀了她年轻的儿媳，但是这名凶手只要付一笔钱就能够赎罪。河南巡抚上报的案例中还有一个实例：一个妇女将她的童养媳折磨致死。她先用点着的香烫她的童养媳，然后用烧红的铁钳烙童养媳的脸颊，最后竟然用沸腾的热水把童养媳活活地煮死了。在这份奏折中，河南巡抚还提到了几个相似的案例，因为这些案例是写进奏折里的，所以它们也是确信无疑的。这种极端野蛮、惨无人道的事情或许在其他人眼中是荒谬罕见的，但是这种虐待所导致的自杀或企图自杀的心理却是经常出现的，以致当时的人懒得去议论其中的对错。我所熟识的不少家庭中，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那些给人作小妾的中国妇女的命运可以说是十分辛酸的。她们所在的家庭里基本上毫无幸福可言。每天她们都逃不开无休止的争吵与公开的打斗。“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有一位长官，”一位久住中国的外国居民写道，“他是一个十分富有并且学识渊博的人，擅长舞文弄墨，为官干练、仔细。但是他经常做一些欺骗、咒骂、抢掠的勾当，甚至喜欢折磨他人以满足自己的兽欲。当他抓住自己的一个逃跑的妾时，他将她的衣服剥光，然后将她倒吊在屋梁上，接下来就是一顿毒打。”
在这样的国家里，男人从来不会把妇女、儿童的病痛当回事儿。如果妇女、儿童生了病，男人就会任其发展，即使到无法治疗的地步也不会有一丝救治的行动。也许是他们没时间管这种事，或者就是因为男人根本就没钱给他们看病。
在说到中国人的孝心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孝心理论中缺乏一份对年幼者的关爱与尊重。对于年幼的人来说，他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日后会成为什么人，但人们所关注的却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与中国的这种观念正好相反。三个出门在外的人中，最年轻的人总是主动地去做最辛苦的工作；干最苦、最累的活的一定是最年轻的仆人。众多中国人都在贫困中忍受煎熬，而中国的男孩子也不堪忍受各种严酷的欺压，所以他们奋起反抗，常常做出离家出走的事情，而这种事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那些下定决心离家出走的孩子，几乎都能够找到可以投靠的人。而造成他们离家出走的原因有很多种，据我们观察，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家庭中的虐待。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孩刚刚从斑疹伤寒中复原。患上这种病的人，在大病初愈之后通常很能吃东西，胃口很大，但是他家里仅有的粗黑面实在是难以下咽，于是他带着家里的钱跑到当地的一个市场，大吃了一顿。因为他花掉了大约二十个铜钱，他的父亲就痛骂了他一顿，因此他就离家出走，逃到满洲--少年心中向往的圣地，从此音信全无。
普伦蒂斯曾经说过：“男人是创造的对象，而女人则‘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十分真实地反映出了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对于女方的家庭来说，把女儿嫁出去，就可以不再抚养她了。而对于男方的家庭来说，他们娶媳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继香火。事实上，这些目的是不会遭到别人或道德上的指责的，除非我们一味地追究人们的动机。但在中国，没有人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好的感觉。
那些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基本都是如此。对于穷人来说，这个目的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有时，我们会对再嫁的寡妇说：“现在你不会再挨饿了。”俗话说：“再婚再嫁，只为吃饭；没有饭吃，散伙完蛋。”在赈济饥荒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丈夫撇下妻儿不管的场景。由于他们的不管不顾，导致那些妻儿蹲在大街上要饭，或者饿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儿媳妇被送回娘家，“她是你的女儿，你去管她吧。”如果娘家有吃的她就跟着吃一口，如果没有，最后也是饿死。有些男人是十分可恶的，他们竟然会把分给哺乳妇女的救济粮夺走。
虽然单单从大饥荒的年份里，分析这个贫困的民族有些不公平，但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却是一块试金石，它能够反映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疾苦，而且它要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情况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买卖妻子、儿女的现象并不是灾荒之年所特有的场景，只是这种现象在灾荒之年显得更加平常罢了。熟悉这些事实的人几乎都明白，近几年来，在那些闹饥荒的地区，妇女和儿童就像骡子和驴子一样被拉到集市上公开买卖。
1878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几乎波及中国最北面的所有地方，并且还向南方蔓延。行驶在路上的车辆，里面坐着的几乎都是卖到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这一时期，有些地方是很难雇到马车的，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正忙着把新买来的女人转卖到别的地方去。由此，大量的年轻妇女从饥荒之乡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被卖到了因动乱而人口稀少的地方，以及那些娶妻难的地方。面对这种残酷的事情，令人感到最为吃惊的是，在当时，中国的家庭成员最好的出路，竟然就是这种被卖到遥远的省份，而这又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前面我们提到过，对家人病情的漠不关心只是因为得病的是“区区妇孺”。在西方人看来，天花被当作一种可怕的瘟疫。而这种瘟疫也经常造访中国，无力的中国人已经再也不指望自己能够逃脱它的吞噬了。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不会想太多，因为得天花的大多是孩子。人们经常可以遇见两眼全瞎的人，而他们的失明就是因为小时候得了天花。中国人是无法容忍身体受到丝毫毁伤的，但是他们却对孩子的生命价值如此漠视，这一点是我们西方人始料未及的。小孩死了，中国人的处理方式要么根本就不掩埋，常说：“扔了！”要么就用草席一卷，松散地盖着，可怜的孩子不久之后就被狗群啃吃掉了。有的地方流传着一种恐怖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其目的就是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骚扰！
在对待天花的态度上，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感到十分紧张，而是十分麻木的。所以他们根本体会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惧。但是中国人是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的，这一点与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如果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得了这种病，那么他就很难得到必需的看护，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看护。人们在拒绝那些恳求帮助的人时，都会说一句话：“这病会传染的。”当然，有一些发热的病症确实会传染，而且在云南的某些山谷里所发现的一种疾病大概是最具传染性的。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患者在发病后不久，就感到极度虚弱，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的全身都感到极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乱的状态，最后死掉--患有这种病的人十个有九个会死掉。
据当地人讲：
病房里充满了鬼魂，人们感到桌子和床垫好像都在扭动，它们似乎发出了像人们说话似的声音，而且还会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走进了房间。传教士确切地告诉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人们担心自己被传染上这种疾病，所以远离患者，使患者感觉自己就像麻风病人一样遭到了别人的嫌弃。如果家里有个长辈染上了这种病症的话，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位长辈关进一个孤零零的房间里，只在他的旁边放上一壶水。他的房门要关得紧紧的，门的一侧可以放上一根竹竿，这样一来，那些焦急等待长辈去世的亲戚就可以用它捅一下病人，看看他死了没有。
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那么他们的家庭内部一定洋溢着温馨与关爱。疾病与麻烦是两个最能唤醒人性中美好一面的因素，我们在一家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目睹了许多事情。在这里，不仅父母与孩子之间充满着至亲至情的爱，而且妻子与丈夫之间也充满了挚爱。陌生人之间都存在一种关心。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的中国母亲，会用自己的奶水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为了不让他们饿死。
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帮助别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有人曾劝说一个聪明的男孩：“尽管你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你也应该尽量多读点书。”然而这个男孩时常会找到一个令你无懈可击的借口，他会得意地说：“没人教我。”实际上，这个男孩的身边有不少读书人，他们也有空。但是只要这个男孩提出读书的愿望，便招到别人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在私塾里苦熬了漫长的岁月才换来了今天的一些知识。所以他们会说：“这个小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还想几个月就学会我们多少年苦读学会的东西，即使他学会了过几天也会忘的。让他像我们一样请个老师好了。”在中国，我们很难碰到一个能够称得上是识文断字的人--哪怕是最起码的识文断字或者是自学的。
令那些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十分吃惊的事是，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不会救落水的人的。记得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不幸起火，当时成群的中国人都目睹了这个事件。但是他们只是站在远处呆呆地望着，没有上前营救任何一名乘客或船员。当落水者竭尽全力地逃到岸边时，站在岸边的中国人竟然把他们的衣服都抢走了，有的还被当场弄死。在西方，能与这种暴行相提并论的就是抢夺沉船里的财宝。当时这种行为在英国还算是一种营生。而1892年的秋天，英国的一艘大汽轮在中国的海岸搁浅，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不遗余力地营救船上的幸存者。然而在中国，人们在对待各种苦难的态度仍然是冷漠的，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当人们外出旅途时。有句谚语说：“在家不是贫，路贫贫杀人。”
当你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中国人在对待陌生人时缺乏一种帮助和友善。一场大雨过后，道路无法行走。这时赶路的人不得不动身继续前行，但是他会发现“天、地、人”竟然会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的前方就是泥沼。即使你陷在沼泽里，也不关旁人什么事。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官道是无人关心的。在一定的季节里，所有这样的路都是泥泞难行的，每当外出的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的时候，他的身边便会出现一大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而这群人仅仅是那种“隔岸观火”的人。但是不管围观的人有多少，你只有在和他们谈成条件之后，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你摆脱困境。更有甚者，当地人竟然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时节在那些难走的地方挖上几个深坑，特意让出门的人陷进去，因为只要这样，陷进去的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助自己。如果你对这种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的话，也不妨一直走下去，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无法确定他们的道路，而且你不知道他们给你指示的路是有意让你绕道呢，还是真心地想帮助你？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一个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的某座内地城市后，受到了当地人的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日常用品借给他们用，直到他们把自己所要用的东西准备齐全之后再还回来。虽然这种例子不只是这一个，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只是一个例外。很显然，在中国最为常见的接待方式就是漠不关心，除非他们对你感到好奇，想看看新来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别人的事情，当然这种事情不能说一定没有。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些水手试图要进行一次陆上旅行，他们的旅行路线是从天津到芝罘，从广州到汕头，但是在他们旅行期间，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过一次免费的食宿。
对于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要想在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让他们住下的客栈，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有这样一件事：一名死者的兄弟在运送死者的途中，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所以他被迫和棺材在街上待了一夜。如果要将死尸摆渡过河，那么船夫会索取很高的渡船费。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运送死人的人为了顺利地将死人运回去，竟然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货物一样，从而避免别人的怀疑。另一种情况是，近年的某个严冬，山东潍县有一个店主，因为他拒绝几个快要冻死的人进店，担心他们死在自己的店里，于是硬把他们赶到了街上，最后这几个人被活活地冻死了！
中国的一些罪犯常常不会在官老爷的面前受到惩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犯罪的人要花一定数量的钱，从而使官老爷不知如何断案；另一方面是羞于公开。因为有许多通奸案就按照乡规民约来解决了。犯这种罪的人通常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外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条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罪犯会被打断腿，或是打断手臂，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将罪犯的眼睛抹上生石灰，使其变成瞎子。我就知道几件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他很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但是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做法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种处理案情的方法，在中国已经算是很宽大了。他只是被弄残废，这比杀了他好多了。”
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为什么你总在我家混饭吃呢？”这个兄弟是一个离家数年的人，因为在外头惹了事，所以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眼睛。“这儿没你的份儿。软的有绳子、硬的有刀子，你自己选吧。”这段故事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亲口说出来的，他之所以会在兄弟家“混饭吃”，是想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还能恢复一点儿视力。而他的兄嫂无非是在向他暗示，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使他脱离苦海。而这种暴行的受害者很少能打赢官司。因为不利于他的证据简直是铺天盖地、不计其数。当官的大多会认为他的下场是咎由自取。即使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境况非但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的众多邻居都会怒气冲天地对待他，这样一来，他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那就是，尽管中国人将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人的生命却一文不值。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就是偷盗。在一个人口众多，几乎难以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偷盗对于社会威胁的严重程度，常常被人们视为仅次于杀人。当一个人在分发救济钱粮时，发现有一个偷盗成性的疯女人被人用链条拴在一个大石磨上，看上去她就像一只疯狗。如果人们知道哪个人是小偷，或者人们讨厌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有在简单地讯问之后便被处死的危险，这种现象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治安维持会十分相似。有时杀人用的是刀，但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活埋。当一个人的死亡原因被人们随便说成是“吞金自尽”的，那么人们会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现实。我所认识的四个中国人，都曾遭受过这种死的威胁。其中两个人已经进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来，而且有一次执行的人连坑都挖好了。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行刑一方的某个长者出面平息了此事，他们也就幸免于难了。还有一次，事发地点就在我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被大家认为是疯子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偷。执行的人只是与他的母亲“商量”了一下，便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在村子附近结冰的河面上凿了个洞，就把他扔了下去。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那几年里，此运动所波及的范围甚广，人们都处于极度的紧张、恐慌之中。在这个时期里，无论谁，只要稍有嫌疑，就要接受最严厉的审问。如果他的回答没有使抓他的人感到满意，那么他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在距离我写这些文字几百码处的土地上，二十年前，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悲剧。由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发现自己在执法时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发了一份半官方性质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物。有一次，村民们看到远处有个骑马的人向村口走来，看上去他似乎是个外省人，但他又没说清自己的来历。而且当地人又发现他的被褥里竟然包满了金银珠宝，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些珠宝是他从哪里抢来的，便把这个人绑了起来，然后挖了个坑，将他活埋了。与此同时，村民们又发现远处有一个人在惊慌地四处逃窜，当时只是因为几个旁观者随便猜测，认为那个人大概是坑中之人的同谋，于是这个逃窜的人的命运也就同前面的那个人一样了。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无辜的陌生人还会在被迫的情况下自挖坟坑。对于中国人来说，当他们面对旧时的那种没有法律的制约而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诧。上了年纪的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可以讲出许多类似这样的事例。1877年，中国的社会上发生了一件神秘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们又处在了惶恐之中。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一种紧张、惊慌的气氛。毫无疑问，许多被别人怀疑的人都难逃此劫。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任何民族都会经历这种惶恐的时期，这种时期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独有的。
中国人因为缺乏同情，所以处处都表现得很残酷。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都清楚，当中国人面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漠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企及的。尽管在家中，孩子几乎是没有人管束的，但是当他们真正受教育之后，那种轻松、自在的日子也就成为过去了。这个国家最为普遍使用的启蒙教材就是《三字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教不严，师之惰。”而这条箴言却是老师在不同的情况下执行的。主要的依据就要看老师的脾气与学生的愚钝程度。然而严厉的处罚一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曾看到过一个刚从老师那儿出来的学生。这名学生浑身是伤，这些伤竟然是老师打的。因为老师要用拳打脚踢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记住写作科举文章的秘诀，而此时这个学生的样子就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街头混战一样，被打得头破血流。其实学生因为老师生气而受到辱骂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当遭到辱骂的孩子回到家，又惹来母亲的愤怒，不免又挨了一顿打，这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不难看出，那些因为孩子闯祸而一味地责打孩子的母亲，会在特别恼怒的时候把孩子打个半死。
通过中国人的刑罚制度，我们也能够看出中国人是缺乏同情心的。单单从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制来看，我们无法判定哪些事情是合法的，而哪些是不合法的。因为人们常常将违法的事情看作是一种地方风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竹杖刑罚，所打竹杖的数目时常是法律所规定的数目的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国的许多优秀作品中都记载了关于中国监狱里的犯人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刑罚，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古伯察曾经提到，有一次，他看到一批被押解到衙门的犯人，而他们的双手竟然被钉在囚车上，其原因只是因为那些押解人忘了带脚镣。中国的犯人如果没有买通当地的官府、衙门，那么他在狱中就要受到接二连三的刑罚和折磨。所以对中国人最恰当的评价就是：中国人虽然有“心肝”，但一点儿都不“仁慈”。几年前，上海某家报纸报道了一则关于当地衙门中的官员对两个在押囚犯的判决，其原因是他们敲诈一个新来的囚犯。当这两名囚犯挨了两到三千竹杖后，官员们竟然残忍地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句俗话说：“死人要远离阎王殿，活人要远离衙门府。”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来讲，这种说法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在我写成以上这些段落之后，想不到竟然能从一个最无可指责的地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以下是取材于1888年2月7日《京报》的一个例子：
云南巡抚说，在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做法：如果他们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那么这个人就要被活活地烧死。同时，他们还强迫这个小偷的家属立下字据，表示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然后，强迫小偷的家属亲手点火，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一般情况下，村民们实行这种恐怖的惩罚，只是因为受害者弄坏了他们的一株庄稼；甚至有时为了泄私愤，他们故意编造这种偷盗的事情，只要能置人于死地。这种可怕的做法，听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却在云南动乱期间真实存在。尽管当局竭力去根除这种恶习，可还是没有成功。
在福州某地，当地人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中国的报纸在几年前就有过这方面的详细报道。死了丈夫的妇女被强迫悬梁自尽，然后人们将她的尸体焚烧，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虽然官员们下令废除这种残酷的习俗，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徒劳的。
在中国，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可中国所拥有的并不多。那些为中国祝福的外国人清楚，中国需要货币、铁路以及科学的指导。但是在我们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后，我们发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人类的同情心。中国人需要一份同情儿童的情感，这种同情在十八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但是中国人对此却并不知晓；中国人也需要一份同情妻子和母亲的情感，这种同情在十八个世纪以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但是中国人仍然一无所知。中国人的内心需要一份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同情，他们需要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露，在保佑祝福者的同时也能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将这种感情称为“心灵的缺陷”，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它得到了很好的培育，不久就会开出世上未曾开过的美丽花朵。在表现同情心时，人类似乎具有上帝所拥有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