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现象，被看作是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原因之一。这种制度就像一副脚镣一样，束缚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责任”一词可以用来概括中国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很难弄明白的。在西方国家，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单位，而社会就是个人的集合体。但是在中国，社会则是由家庭、村庄、宗族组成的，而这些又是一致的可以互相交替使用的。
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同一个村庄里的村民的姓氏都是一样的，并且拥有共同的祖宗。从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大动乱开始（也许是明朝被推翻或者是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居住在一起了，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变更过。
在这样的村庄里，堂亲和表亲也许已经算是最远的亲戚了。在所有的男性长辈中，不是称呼为父亲，就是称呼为叔叔舅舅，要么就是“爷爷”。有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居然会同时住着十一代人。在这种地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年龄越大辈分就越高。实际上，中国人习惯于早婚，即使在年老的时候还会娶妻纳妾，不断生子，因此，亲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只有刻意地去询问或者观察他们名字中那个非常独特、有关辈分的字，才能弄清楚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中国的辈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也许会称呼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为“爷爷”；所有同辈的堂表兄弟全部称呼为“兄弟”。外国人对此事是非常茫然的。如果我们好奇地询问他们是否是自家兄弟的时候，他们就会回答道：“是自家的堂（表）兄弟。”我曾经就这样问过一个中国人，那个人在稍作犹豫之后回答道：“是的，你可以把他们当作是自家兄弟。”
中国社会的团结都可以用这些例子来作为证明。正是有了这种团结，才使得中华民族更加齐心、更加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把他抚养成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将负有责任；当然，儿子对父亲也是有责任的，父亲的一生都将由儿子赡养。在中国有句俗语，“父债子还”就恰当地证明了这一点。兄长也必须对弟弟负有责任，而家庭中辈分最大的“一家之长”则要对整个家族负责。当然，所处的环境不同，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同。
在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家庭中，也许会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他们或许还是当地的领导者，甚至还中过举人，但是这个家庭的“族长”也许是一个目不识丁，并且一生都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的老人。这是由于各地的风俗不同。但是在每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见解”，对于这一点很少有理论提及它。
在中国的大家庭中，最具权威的是哥哥对弟弟的影响，或者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这与西方所提倡的个性自由是相违背的。在这样的家庭中，弟弟的身份如同仆人一样，被哥哥使来唤去，虽然他很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哥哥是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会的。假如弟弟想要添置一件冬天的棉衣，如果哥哥认为价钱太贵，就不允许他花这笔钱。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恰巧读到了这样一篇报道：一个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手里有一些非常稀罕的古币，于是就很想买来。然而当一个中国人的手里有某种罕见的东西，而另一个人想要买的时候，他通常是不会卖的。于是，发现古币的中间人就会建议外国人，送一些外国糖果当作礼品送给卖主的叔叔，这样一来，他的叔叔就会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不得不把古币卖掉！
在西方有一个非常滑稽的故事，一位旅行者在途中遇见一位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这位老人正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好奇地上前问道：“你怎么了？”结果，老人的回答让他惊讶不已，他说：“我的父亲刚刚用鞭子打了我！”“你的父亲？他在哪里？”老人向不远处指了指。旅行者向那个地方走去，发现了一位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旅行者问道：“他是你的儿子吗？”“是的，是我的儿子。”“你打了他？你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对爷爷不尊敬，如果下次他还那样的话，我仍然要打他！”如果把这个故事用到中国人的身上，似乎是很正常的，并且一点儿都不滑稽。
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负责，而邻居之间也应该相互负责。这种责任是建立在近邻之间的，它与是否有亲戚关系毫不相干。中国有句俗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风气良好的家庭只会与好的邻居交往，而坏的邻居往往也会把周围的邻居带坏，善良与邪恶是可以互相传染的。中国的孟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善良的邻居，为自己的家庭带来益处才三次搬家的。而对学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和观念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与什么样的人做邻居都毫无关系。即使在一座城市里居住了一年，他也许都不会知道邻居的名字是什么。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中国，如果有人犯了罪，他的邻居好像也逃脱不了干系，他会被认为犯了英国法律所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清楚罪犯的企图，却知情不报。在他们看来，既然彼此是邻居，那么你一定知道他的事情，狡辩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中国人如何处理杀父或者杀母的罪行，是很难说清楚的。之前在谈孝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犯这种罪行的人一般都被认为是疯子。这样的人在犯罪之后，原本可以用自杀来洗脱罪行，但是他却宁愿被凌迟处死。
《京报》上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中部某省的巡抚处理了一件关于杀害父母的案件。其结果是这位巡抚命令手下，损坏了罪犯的所有邻居的房屋。他的理由是：因为邻居没有给予罪犯最好的道德教化。而在中国，这样的处理方式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还有另外一种惩罚罪犯的情况，当某地发生罪行的时候，除了会惩罚与案件相关的人以外，还会把一段城墙推倒或者改建成另外一种样子，例如，将城墙转角由圆形改为方形，或者将城门换一个位置，甚至会将城门关闭。
据说，某地如果总有罪行发生，那么这个城市将会被夷为平地，在另外的地方重建新城。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这种说法。
在中国，邻居之间承担着共同的责任，而村长则要管理很多杂事。有时他的管理范围只局限在这个村庄，有时则扩散到其他村庄。但是总的来说，村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媒介。因此，村长总会不断地陷入困境，也许因为知情不报，而被地方官员狠狠地惩治。
比村长的地位稍高一等的叫作“知县”。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知县是非常重要的官员。他们在老百姓面前，总是威风得像只老虎；但是，当他面对上级官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一只老鼠。
知县的职责大概分为六个方面：民政事务审判官、刑事司法官、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他无法对所有事情都明察秋毫、面面俱到。而且，很多官员的兴趣其实并不在工作上，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想要从工作中捞到更多的好处；即使他们有心想要把工作做好，那么繁重的事务，也无法让他们做得很好。如果出现纰漏，他们还要接受惩罚，于是他们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做。
在中国，知县被认为理应像所有官员那样，对自己管辖的范围了如指掌，而且必须有能力去完成所有事务。因此，为了让知县和村长清楚村落的所有事务，村民们会被划分为十户一组，并在每户门前挂上一个牌子，上面注明户主的姓名以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数量。这种户籍制度，就好比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易于完成职责，而划分出十户区或者百户区一样。当有可疑的人出现在村落时，第一个发现的人就会立刻报告村长，然后村长会立刻报告知县，最后由知县采取措施，或严加搜捕或严加惩处。通过这样的保护程序，所有的罪犯在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已经被发觉了。于是，良好的道德民风便可以世代相传了。
当然，这种规章制度，只能在有固定住户的地方实施。但是，即使在中国这样住户非常密集、固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甲制度也只能成为法律上的一个假设。有时，居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门牌。如果某一天人们突然挂出这种门牌，就说明知县要来这里视察了；而有的地方，这种门牌只出现在冬季，因为冬季是坏人最容易出没的时候。然而，据我们所知，这种保甲制度是非常陈旧的，现在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即使你走上好几个月，走上数百英里路，也很难发现挂着门牌号的房屋。
还有一点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是紧密相连的。假如，每个家庭都在门前挂出写有准确人口的牌子；假如每个保长都要有一份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清单；假如每个知县都要把它们准确无误地汇总在一起，那么整个中国人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了。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假如，而没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标有人口数量的门牌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哪个地方官员，他们都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实际上，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单纯的人口调查是不可能压榨出任何油水的，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没有物质回报的事情。即使在最文明、进步的西方国家，人口调查也与税收密切相关。而在中国，人口调查也就更让人疑心了。除非所有的地方官员都能诚实、忠诚地把保甲制度持续下去，否则是不可能获得准确的人口数量的。
对于一个知县而言，出现错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会因此而遭遇麻烦，也有可能会安然无恙。这就需要他找一些具有权势的朋友说情，或者用金钱来笼络人心了。但是，他们最终会因为管辖区发生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丢掉官职。这种现象在中国经常发生。现在我们简单地陈述一下，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进行责任分配和实施。在《京报》的每一期译文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报告。例如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士兵负责看守子弹库，但是他偷出了大约三十箱的子弹卖给了一个打铁的白人，白人铁匠误以为这些子弹是从部队流出的无用物资。最终事情败露，士兵被狠狠地打了一百大板，并被流放到了边疆地区做苦工；而仓库的负责人虽然最后允许他支付罚金减免刑罚，但还是挨了八十大板，并且也被革了职；鉴于买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买了子弹，于是只被打了四十大板；而负责管理士兵的军官，也被撤职听候审判。可是在他听到风声时，就已经溜之大吉了。而接受这起案件的刑部，还要对该部队的最高官员作出处罚，因为他与这起案件也有相对密切的关联。如此一来，只要与这起案件有一点儿关联的人，不论知情还是不知情的都将受到处罚。
在《京报》上刊登过一则有关河流泛滥的奏折，更能说明中国人相互担当责任的特色。1888年的夏天，直隶省遭遇洪灾，永定河的河水猛涨，流速之快，足够推动水车的运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虽然有很多官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但是他们即便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抗洪，也只是徒劳。他们无助的样子，就好像暴风雨中四处逃跑的蚂蚁一样。然而，即使他们如此努力却没有效果，李鸿章仍然会要求他们跳入河中抗洪。如果不照做，他就会把自己和这些官员一起上报朝廷，让朝廷给予他们相应的处罚。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每次官员们都会上呈一份这样的请罪奏章。而皇帝也总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其记录备案。几年前，在修复黄河的一段堤坝时，当地的巡抚没有下令将黄河水引入古道，因此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都遭到了降级或者流放。
即使是皇帝，如果没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也同样要遭受惩罚。皇帝经常发布诏书，向他的子民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与不足，即使是洪水、饥荒、暴乱这样的天灾人祸，皇帝也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责所造成的，因此他要独自承担这些责任，并乞求上天的原谅和宽恕。他要对上苍的恩赐负责，就像他所提拔的官员要对他负责一样。如果皇帝失去了帝位，就代表他同时也失去了“天意”，而上天会将皇位再交付给另外一个有能力统治国家的人。
与西方思想相抵触的是：中国人的共担责任还表现在一人犯罪、诛灭九族上。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近日，在土耳其率领回民造反的首领阿古柏，就遭到了满门抄斩的厄运。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起义当中。1873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盗取皇帝陵墓的中国人，全家四代人，从年过九旬的老人到几个月大的婴儿，统统受到株连被处死。在这起案件中，除了罪犯一个人，其余枉死的都是非常无辜的。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现象，被看作是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原因之一。这种制度就像一副脚镣一样，束缚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它完全违背了公正的原则，让那些既没有参与，也完全不知情的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受到了处罚。正因如此，各级官员为了不让自己遭遇厄运，而故意使出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段。当他们面临那种无法控制的局面，自己又将遭受到处罚的时候，官员们会隐瞒事实的真相来保护自己。
政府部门会经常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此时，公正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如实汇报了这些罪行，那么这个人反而会遭到非常严厉而又缺乏公正的惩罚。正是因为滥用职权，使得中国法律混乱不堪。
每一个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官僚体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弊端，那就是官员们的俸禄并不能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除此之外，官员们的俸禄还经常会被拖欠，即使他们能够按时领到俸禄，同时也要交纳很多的罚金，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交纳罚金会失去所有的俸禄。面对这种情况，官员们不得不压榨和受贿于他人，否则他们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念，是非常不符合公正原则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事实证明了，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它的长处。
在西方，证据是最有效的判定一个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的标准。当一个人的罪行被证明之后，他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不会平白无故地将罪行强加于他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辆载满旅客的汽车轧断了一座桥，当人们对此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车辆并没有超载，而桥梁也不是豆腐渣工程，因此就无法给任何一个人定罪；当一座高楼突然倒塌压死了很多人之后，尽管我们会去指责建筑师，但是当他表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其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因为准备不够充分、不够及时而导致失败的话，人们也只会指责整个体制，而不会指责某一个人。
在社会公正这方面，中国的确落后于我们。但是，从中国共担责任方面上看，我们的确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更加严格地遵守自己的职责和责任，从而使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
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对他们也是相当重要的。家里的男仆，必须掌管着所有的物品，哪怕是一把勺子、一支叉子、一件古玩；而管家，则管理着你的一切，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够欺骗你；那些买办官僚虽然掌握大权，但是他们对每一件财物、每一个苦力都要负责。只要同中国人打交道，我们就会遇见这样的人。
中国客栈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们更是千方百计地算计他们。然而，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客栈的老板为了把一只空的沙丁鱼罐头还给外国人，足足追了半英里路，原来他以为这只罐头是非常贵重的外国物品。在他看来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如果换作美国旅馆的老板，遇到这种情况，他只会冷冰冰地通知旅客：“在本店丢失的一切物品，均不负责。”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向人们推荐了某个人，那么他就必须对这个人的品质、行为以及债务负责，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的。一个中国工头，不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位置，他都必须对每一个下属的辞职和就任负责。这一原则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有着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个事实，并且对此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在银行工作的首席买办，因为“男仆”的疏忽大意，让一只蚊子飞进了银行经理的蚊帐里，于是他便狠狠地训斥了男仆。当中国人发现，某位外国人对自己的下属不负责任，不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做出很多让人非常不高兴的事情。
中国人最让人赞叹与敬佩的品质之一就是他们非常遵守法律。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弄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这种品质。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无论从他们的天性，还是接受的教育情况看，他们都是一个遵守法律的民族。
我们在谈到中华民族具有忍耐精神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他们的这一特点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忍耐精神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精神息息相关。在中国，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儿童都有责任为他人负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即使他远走高飞了，他的家人也必须为他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不能使一个人改邪归正，但是足以防止他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中国人对法律是非常尊重的，并且是绝对服从的，尤其是那些文人，对法律更是恐惧到了极点。他们很害怕与当官的人打交道，甚至不敢进入官邸。一旦这些文人被召进官府上堂作证，他们就会浑身发抖，连话都不会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文人，当他被请去作证的时候，因为害怕，紧张得像患了癫痫一样浑身发抖。在他回家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中国人对待法律，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与共和体制最为盛行的地方所表现出的积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似乎历来由追求共和体制的人们所创造，而我们对这种精神也非常向往。学院法律、市政法令、国家法规，都曾遭到抵制，追求个性自由似乎是当前最大的需求，而不是最大的危险。对于中国人执行各种社会事务的方法来说，最大的抵抗是阻止、揭发自己本应承担责任的不诚实行为，并且把这种纵容看作公开的或者私下的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目不识丁的人，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把国家的法律视为无用之物，好像法律对他们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还认为，遵守法律远远不能与违抗法律相比，他们的尊严正是来源于他们对法律的无视。
在西方国家，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得到实施。似有似无的法律反而遭到了人们的轻视，而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为此辩解。并且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犯罪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对此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呢？西方人总是把生命看得非常的神圣，而现在这种神圣感正在逐渐消退，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呢？人们对此作出的武断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安全的城市--北京比纽约安全很多。我们相信，在中国旅游也比在外国旅游更安全。必须记住，从整体上说，中国人与美国移民一样天真，抱有偏见，并且他们最容易信任别人，喜欢聚众闹事。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骚乱并不是经常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
中国人认为，上苍的意愿受到了人类行为和精神的影响。例如中国的孝心--割自己的肉给父母治病，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对此，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事例也应该唤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十八个省份的地理状况与面积，同美国落基山以东地区非常相似。美国的气候变化无常，就像玛乔里·弗莱明在面对乘法口诀表时所说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霍桑曾经这样评论新英格兰的天气：“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标本。”如果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天气作一个对比，你将会发现，与地理学家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冬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一年的温差大约在100华氏度，这种气温差足以令人们饱受痛苦和折磨。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气温变化却表现得非常平稳，并不像我们国家那样毫无规律，让人无法预测。中国历史上说：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和谐的。我们并不清楚，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是否都可以证明史书上所说的这些。但是，在我们所熟悉、了解的很多地方，它的确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有关天气的信息，例如，在立春的那一刻春天也就翩然而至了。
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注意到，“立秋”到来的时候，天气也就逐渐转凉，不再像夏天那样炎热了。在西方国家，霜冻总会不期而至，而且一年十二个月里它都会毫无预兆地出现。但是在中国，“霜降”总是出现在一个大致固定的时期。
有一年，霜降的日期碰巧是10月23日。之前的那几天，我们没有感受到一点儿霜降的预兆，直到当天早晨，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之后几天也都如此。对此，我们连续观察了好几年，发现其准确程度从不提前或者超过三天。
在中国，除了这些非生物的东西出现得很有规律外，就连生物也是这样。连续几年，我们都在注意，在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苍蝇的时候，某个早春便会悄然而至。当我们好奇地翻开中国历书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天正是“惊蛰”。
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只要是讲英语的民族，他们的血管中都流淌着一股不安定的血液，正因如此他们蔑视法律，不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布莱克斯顿说过：“我们健壮的英国祖先认为，人是自由的，但是却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自由活动，这是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啊！”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使个性自由和天赋人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确立下来。
但是现在，这些权利已经被确立下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的重要性，从而更加维护法律的尊严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多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