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在隋朝隋炀帝杨广时代修通了从首都洛阳到北方军事重镇涿郡【今北京市境】一段，大约在今天北京城南凉水河附近。隋朝时，涿郡为重要边关要塞，是北上征辽的大本营。隋统一后《隋书·炀帝纪》记载，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工程当年完工，全长950多公里。永济渠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利用卫河和永定河等自然河道开挖加深，直通涿郡。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的北段至此打通。三年以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大运河首航，隋炀帝亲自率领大队人马及征伐辽东的米粮物资从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水陆兼程，航行数日，最后抵达涿郡，视察北方军机要务。一时间运河里船只樯帆遮日，绵延千里，场面蔚为壮观。
元朝将首都定于北京称“大都”之后，继续改造开发利用隋朝的大运河，将其北段部分截弯取直，使江浙一带的粮食物资不必绕道洛阳而能够直接运进北京。在北京城外围，元代修建了济州河、会通河两条人工水道，在大都城里，则修建了通惠河，连接通州码头与皇城中心的积水潭。济州河南起济州即今济宁南面的鲁桥镇，北到今东平县须城的安山，长75公里。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125公里。这两段运河开凿成功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北京通州。
大运河在北京城里的部分则利用新修的通惠河连接起通州张家湾港口与积水潭什刹海。通惠河河水取源于北京北部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转，下汇诸多山泉，至瓮山泊——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在这里汇集蓄调然后流出，贯通京城至积水潭，又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全长82公里。南方漕运船只络绎不绝可直达都城中心的积水潭，积水潭成了船只汇聚的大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凡。这条新的人工河道，于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秋，被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为“通惠河”。
至元朝开凿的这三条水道贯通后，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工程全部完成，隋朝以来的南北大运河才真正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京杭大运河”，漕船北上直接达到了北京城。明、清时期，虽然将通惠河进城的终点站码头从积水潭改到了紫禁城外大通桥和二闸一带，大运河两岸仍然是京城最繁荣的地带。大运河的流淌，给古老的北京城留下一系列重要运河文物和非物质运河文化遗产。
2 .北京城成为戏剧发祥地和演出中心
从元朝时候开始，大运河北京城内段的开通，带来了首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粮船如织、舳舻蔽水的积水潭大码头，勾栏歌台酒楼林立，各种文艺演出竞相汇聚，久盛不衰。黄仲文《大都赋》说：“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恰如其分地说明当时大都城内的繁华景象。
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大都北京城，经济繁荣，国运昌盛，良好的经济政治氛围带来了时代文化的繁荣。各种民间演出和宫廷演出活动繁盛，促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元杂剧。大都北京成为元杂剧的摇篮。继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艺史上又迎来了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那就是元曲的兴起。
北京可以说是我国戏剧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元代的戏剧谱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佳作迭出，明星如林，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戏剧家和流传至今成为经典的优秀剧本，出现了一大批戏剧名角。元代戏剧繁荣的中心就在北京大都城内，众所周知的“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大都北京人。在今天的京西门头沟区王平镇的韭园村内，有一元代古宅，相传这里就是马致远故居。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即《汉明妃》或《昭君出塞》】等，流传青史，至今仍久演不衰。除了这些写作名家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演出名角。活跃在当时大都剧坛的著名女演员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和燕山秀“五秀”名角，那更是粉丝无数，有她们在场的演出观众经常爆棚。有名家名角参与的演出，对于树立杂剧的地位、加深剧种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都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元杂剧在大都北京的演出地点，除了在宫廷里的演出外，胡同里的勾栏瓦舍和商业街的歌台酒楼更是民间演出稠密的场所。当时最为著名的演出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大都西城砖塔胡同，一处就是积水潭大码头的鼓楼外斜街。前者多勾栏瓦舍，后者则多歌台酒楼。
砖塔胡同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西南侧，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在元、明、清三朝，砖塔胡同一带长期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砖塔胡同”得名是因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行秀禅师圆寂后，在这里修葺一座砖塔，周围街巷民居也随之得名。
元代的砖塔胡同一带是戏曲艺术演出中心，即瓦舍勾栏【阑】地带。从唐宋时就兴起的民间娱乐演出场所，如今在元大都城内重现。瓦舍的规模很大，有十几座勾栏。勾栏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和腰棚【看台】。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规模远超过今天的首都剧场或北展剧场。台上演员莺声燕语嘀哩流转，乐队铿铿锵锵锣鼓点齐鸣，台下时时欢呼喝彩与演员形成互动，演出场景一时热闹非凡。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里，用电影镜头再现了旧时北京戏园子里演出爆棚叫座的热闹情景。虽然说的已经是民国时代的事情，但民间戏园子的蒸腾气氛，仍是源于古时的勾栏瓦舍的排场和欢腾场面。
砖塔胡同这个“胡同”的叫法，最早也见于元杂剧里。“砖塔胡同”一名最早出现在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和梅香有一段对白，张问梅：“你家住哪里？”梅曰：“我家住砖塔儿胡同。”关汉卿《单刀会》中，也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据学者考证，“胡同”的发音是由蒙古语中的“火疃”转化而来。元朝扩建大都时，把城内民宅按片分布，中间留有通道，这种通道蒙古语称“火疃”。也有人说“火疃”原意是部落、防火通道之意。后来，北京人把它读成了“胡同”。
元代戏曲另一个盛大演出地点就是“斜街”，位于京杭大运河北京站的终点码头积水潭。斜街在海子【积水潭】东北岸上，沿湖水呈斜行，故名“斜街”。据《析津志》记载，这条街“率多歌台酒馆”。
据说当时的海子，水深流阔，平展无际，能泊下吨位很重的漕船，沿海四周钟楼鼓楼一代，成为各种商品货物聚集交易之地。各种商业店铺米面市、柴炭市、服装鞋帽市、铁器市前人声鼎沸，往来者络绎不绝。这里不同于砖塔胡同里住的多是当地百姓，这个京城水路漕船大码头里，达官贵人、商贾人士往来居多，这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觥筹交错地点显然也就要高级些，多于客栈会馆、歌台酒楼中。众官人商贾人士酒酣耳热之际，应酬饮宴之中，咿咿呀呀要艺人献唱助兴必不可少。在这样一个高级娱乐场所，艺人演出段位是不是比勾栏瓦舍里的要高些？看官欣赏的心情是否也会有所不同？
有元无名氏［般涉调·耍孩子儿］《拘刷行院》套曲，描写了海子旁边歌台酒楼里的演出情况：“［十三煞］穿长街蓦短衢，上歌台入酒楼。忙呼乐探差只侯，众人暇日邀官舍，与你几贯青蚨唤粉头。休辞生受，请个有声名旦色，迭标垛娇羞。”【《全元散曲》下册】一行达官贵人，入得酒楼，拿钱吩咐店家，去，唤几个有头脸的名角儿来给爷助兴。听起来，这类人的赏戏过程也像粗鄙的酒肉之徒，没太多品位的样子，充满风尘味。
而诗人宋褧［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坊》词，描绘的则是另一番情调了：山含烟素，波明霞绮，西风太液池头。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夷犹。丛薄拥金沟，更萧萧宫树，调弄新秋。十里烟波，几双鸥鹭两渔舟。暮云楼阁深幽，正砧杵丁东，弦管啁啾。淡淡星河，荧荧灯火，一时清景难酬。马上试冥搜，填入耆卿谱，摹写风流。明日重来柳下，携酒教名讴。
这已经是典型的文人情调，蕴含风雅，已经是在描绘风月。它教人知道，积水潭也有另外的婉约风流一面。入夜的海子积水潭，波光荧荧，星河灯火，一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无论白日的游人如织、人声鼎沸，还是入夜的管弦笙箫、吴歌楚舞，积水潭戏剧文艺中心的风尘和风月，两相其美，相辅相成，打造出中国古代又一个文艺的繁华世代。
北京积水潭文艺中心的地位持续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从明清开始，通惠河重点码头转移到二闸，积水潭跟大运河失去联通之后，大码头忙碌漕运功能完结。但由于钟鼓楼就在附近，积水潭附近仍是人口密集商业繁荣区，达官贵人开始在周围兴建宫苑园林，别墅临湖，一时又是游船画舫，水榭笙歌，这里逐渐转化成了文人雅客游赏聚集之地。
今天的积水潭后海斜街已经叫“烟袋斜街”了，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00多米。据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清朝居住在城北的旗人多嗜好抽旱烟或水烟。于是斜街上开起了一家家烟袋铺，原先的“鼓楼斜街”也就顺势改叫“烟袋斜街”。
如今的烟袋斜街两旁是众多风格各异的酒吧和个性饰品小店，成为后海一处著名景点。但凡来北京的年轻人，都要相邀到那里的酒吧坐坐小酌一番，欣赏一下当年皇家园林水波潋滟的后海风光，缅怀一下古时候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文艺风骚与风雅。
3 .运河两岸的北京漕运仓储文化
北京的通州是大运河最早在京城开埠的漕运码头。从金代开始在这里设港口以来，往后迁延八百多年间，在通州一带已经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北京地方文化特色，运河两岸留下了众多美景和美谈。像每年农历三月初一的通州“开漕节”，著名通州八景中的“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几个世纪以来的漕运繁盛也影响周围百姓的民生，运河两岸留下无数世代漕丁和纤夫的后代。
元朝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后，为加强北方军事力量，保证京城军民粮饷供应，朝廷通过海路、运河等航运方式，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输大批的粮食蔬果、丝绸茶叶等到京都来。如《元史·食货志》所言：“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予江南。”明代开始，京杭大运河每年把三四百万石漕粮押运进京，需漕船一万余艘，十二万余名军士负责运输。通漕的日子从每年春季农历三月初一至十月初一，共分十拨，按路途远近定下每拨漕船到来的日子，离得最近的先来，如每年农历三月一日始，北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各运粮帮按次到达运河北码头通州，各帮卸下货物停留十日后迅即返航，回去准备第二年的漕粮贡赋；接着四月一日始，南直隶【苏北】、安徽等运粮船帮依次至通；五月一日，南直隶【苏南】、皖南按次至通。依此类推，有序不乱。河水封冻前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清代沿袭了明朝的例制，通州的漕运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时才结束。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开漕节这天，要举行隆重的开漕仪式，这也是古老的通州运河文化中，绵延到今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到了这一天，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官员：朝廷户部侍郎、巡仓御史、巡漕御史、漕运总督、坐粮厅主事等要亲临现场，各省在通州的工商会馆主要负责人要到会捧场，通州地方官吏更要悉数到达，当地百姓数万齐集通州城东运河西岸，充当观众，也同时欢迎首批漕运粮帮船只到达。领导讲话致辞之后，台上由一壮汉装扮成“坝神”，双肩各扛一石粮食，两臂各夹一石粮食，伫立坝上，目迎头帮彩绸装饰的漕船驶进。台下这时鼓乐敲响，鞭炮齐鸣，声震寰宇。各种杂耍表演同时开始，舞狮子的、跑旱船的、踩高跷的，热闹非凡有如盛大隆重的民间庙会。
开漕节过后，漕船日夜不息，穿梭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到张家湾一段河道上，河上一时漕艘栉比，舳舻遮水绵延数十里，遂形成通州八景之一 ——“万舟骈集”之盛况。
除了供应京城数十万军民的粮食，修建北京城的大量砖石木材也都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过来。如大城砖和金砖要数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生产的好，上好的木料主要来自江南、西南等。山东临清的贡砖颇为有名，当地烧造贡砖历史始于明初、停于清末，时间跨越五百多年。临清运河淤积土质好。当地称“莲花土”，细腻无杂质，沙黏适宜，烧成砖以后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加之临清又是大运河天津—临清段港口，砖烧成后就可立即漕运搭解运往京师，于是有了“玉河秋水流涓涓，舳舻运转如丝连”的临清贡砖进京场景。临清贡砖撑起了北京皇城，不仅故宫和各城门楼要用临清贡砖砌盖，连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墓所用砖也绝大多数都来自临清。
另一个生产贡砖的产地是江苏苏州。苏州一地因为澄浆泥锰含量高，砖的质地坚实缜密，扣之铿然有金属之声，故将苏地出产的优质青砖称为“金砖”。这种金砖烧一批就需要一年多时间，烧好之后走京杭大运河水路运进京城。自古有“苏州陆慕有金砖、聊城临清有贡砖”之说。跟临清贡砖所不同的是，临清产的贡砖用来砌墙，而苏州的金砖主要是用来铺地的。
明清两代，北京大量的皇家古建所需的木材，均产自云贵川鄂等处的深山密林之中，那些金贵的“大木”、“神木”，都是通过大运河、通惠河运到京城的。在明朝通惠河二闸一带广渠门外百子湾路南【也就是今天的大北窑地区】有一个皇木场，是明永乐皇帝朱棣营造北京皇城时存放贵重木材的地方。从京杭大运河上运过来的木头，就临时仓储在那里。说起这个皇木场，老百姓中间还流传一个传说。说是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修北京故宫时，派工部尚书宋礼负责采伐准备木头。宋礼在四川大凉山【今沐川县】西边20里的黄种溪山上发现一批特大金丝楠木，向皇帝汇报过后，引得龙颜大悦，说：“此乃祥瑞之兆，天助我也！”随即将其中一棵最大的高六丈有余的楠木封为“神木”，由京杭大运河运进了北京城，存放在通惠河二闸也就是庆丰闸南岸附近。庆丰闸这片地方就成了皇家木材场。
“神木”在通惠河边皇木场安家，没有被用去做建筑材料，而是作为镇物供奉，用来镇住北京城的东方，成为北京“五镇”之一。皇木场也成为“神木场”。后来，清乾隆皇帝亲自到皇木场视察，还写了两首《神木谣》：“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于地，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盛赞神木之雄伟。《神木谣》刻在了石碑上，立于御碑亭中。乾隆皇帝下令又建了一座砖木结构七间相连的大瓦房，把“神木”覆盖起来，为神木避风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