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就是一个，张铁铮也是一个。1952年的春节，在中央主管经济的陈云把负责燃料工业部的张铁铮请到了中南海，谈的不是燃料，却是水电开发。张在汇报中就提到了新安江。陈云深表兴趣，希望看到更具体的材料。半年之后的6月20日，一份《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以“绝密”的形式，送到了时任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曾山、谭震林两位手上，转而又上报给国务院，引起了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和重视。
这份报告的起草人，除张铁铮外，还有数度勘测新安江，对钱塘江水系极为熟悉的徐洽时，另一人为王宝基，曾留学英国实习水力发电工程，1950年后归队到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任工程师。尤其是徐洽时，不仅出任过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而且也是数年前筹建的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主要专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美国人撤走后，国民党政府没有办成的事，再度为共产党所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本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当然也是他始终的追求。
和数年前选址街口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是“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并且在报告送出的同一时段，张铁铮就直接向李富春提出请求，希望将新安江的开发列入正在制定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电力基建，获得了李富春和主持“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的陈云的批准。
原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联名给行政院打报告，主张兴建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时间，是1948年的4月，及至1952年6月，在这4年零两个月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曲折，但终于在新中国的时间表上真正铺开了新的蓝图。
这一年的下半年，对新安江的勘测研究和开发论证再度启动，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出任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多次召集沪浙两地的经济建设主管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领导商议相关事宜，所以毛泽东在杭州像是不经意地问了江华一句：“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简略地介绍了一番，然后说：“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这话毛泽东爱听，并且他对筹划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事也绝非毫不知情，题点到了，态也就接着表了，毛泽东说：“我支持！”
至此，该出场的人物都出场了，该做的案头也都做了。这一年的5月，江华出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2月，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基础上成立的华东水利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主要负责新安江水电工程的勘测设计，徐洽时任总工程师。次年5月，由他们会同燃料工业部论证制定的三个开发方案，递交到了华东局。
所以对新安江的开发做了三个方案，主要是在装机容量和淹没耕地、迁移人口之间权衡利弊。三个方案分别为三级开发，其中的三级开发，“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实际需要拍板的，就是一级开发，还是二级开发，两个方案的建坝地址都选在罗桐埠，不同的是一级开发的坝高105米，装机容量66万千瓦，二级开发的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仅为8万千瓦，这显然不理想，因此二级开发又另作了补充，即在上游处再行建坝，其中的甲方案选址在黄江潭，坝高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乙方案选址云头，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
显而易见的是，二级开发的甲乙两项，不仅分级建坝在工程上耗工费时，且装机容量远不及一级开发，似不足取，但是在耕地淹没和人口迁移上，二者的47000亩、68000人和76000亩、94000人也远低于一级开发的31万亩和235000人。从直接损失上来看，二级开发低于一级开发，尽管建成后的效应也相对要低许多。尤其令决策者为难的是，若是实施一级开发，则95%以上的损失需由浙江一省承担，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浙江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以及49个乡镇，将被淹没，永远地成为水底记忆。
抉择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最后的拍板，却像是快刀斩乱麻。从方案出台的5月初到一锤定音的5月24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的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及相关地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上，听取了三省主官的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就宣布说：“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
谭震林当然不是凭借个人意志信口出言的，他的决断来自于浙皖苏三省主官的表态，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江华。这位新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对不久前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印象深刻，知道毛对新安江寄予的是一种大期待，所以他说：“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有了他这句话，安徽和江苏的压力小了，纷纷顺着江华的意思表了态。会上最坐不住的，要数淳安和遂安两县的父母官了，因为江华又说了：“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他们知道，几十万人的背井离乡，谈何容易！
就新安江开发而言，无论在哪个点上建坝，都是会有所损失的，村镇移民和耕地房屋受淹，均无法避免，因为手头缺乏资料，我不知道解放前的街口水电站兴建方案中，是否论及这两大难题，又是作如何盘算的，说国民党丝毫也不顾及民生，现在看来，恐怕也不尽然，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些，但“局部利益”的牺牲却是何等沉重。
牺牲与奉献
将近一年半之后的1955年10月，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
按谭震林在拍板时的讲话要求，新安江开发的移民问题与大坝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事实上，立足新安江开发的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不仅制定了三个开发方案，也提出过一个《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将此方案称之谓“第二”并不是因为他们之前还制定过一个“第一”，而是针对浙江省的《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把它看做是“第一方案”了，从时间上看，两项工作的确是在同时推进的。
国家建委的《审核意见》下达后仅一个月，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由罗桐埠改为铜官峡的《决议书草案》就形成了；过了两个月，浙江省提交了由副省长杨思一主持的移民方案；又过了四个月，这个《第二方案》也出来了。
表面看来，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都在按部就班，但这两项工作，一是针对自然的建设，二是面向民众的生存，前者可以靠热情和干劲，后者却必须有利益与保证，当然，科学合理是共同的前提。但毋庸讳言的是，时间上可以说是同时推进的这两项工作，实际效果的差别却非常之大。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工程1957年4月1日破土动工，1959年9月，水库建成并蓄水，1960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题词，为新安江水电站“胜利建设而欢呼”，22日，第一台发电机组启动发电。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只用了3年的时间，但是第一批动迁的新安江移民，始于1956年的11月，从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比大坝开工还早了半年，至于整个移民过程和安置工作到底做得怎样，却直到17年后的1973年，依旧“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其后遗症更是绵延至今。难怪国务院曾对新安江水库建设下过一个结论，谓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
时隔50多年，现在我们对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回忆，依旧充满着自豪、激动与兴奋，但对相关的新安江移民的追思，更多的却已是喟叹、苍凉和伤感。在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代价”这个词的条目，有两个解释，一是“获得某种东西所付出的钱”；二是“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如果新安江水电站也可谓“某种东西”和“某种目的”的话，这两个解释就过于冰凉和苍白了，它忽视了世间最不可忽视的要素——人，与所谓的钱、物质或精力相比，人的重要性是无法估价的。尽管人不可以价而论，但为新安江开发作出奉献与牺牲的30万移民，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代价，一种无法偿还和弥补的损失，就像历史再也不能回头一样。
中国的治水史是一部智慧史、创造史，也是一部英雄史。现存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如陕西郑国渠、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包括浙江的通济堰，无一不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率众修筑这些工程的郑国、李冰、史棣、詹南二司马等人，自然也都是后人所崇敬的英雄。自古以来，治水总是要有牺牲精神的，传说中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一种舍小家而为国家的牺牲精神，至于历史真实人物的郑国、李冰们，他们个人作出过怎样的牺牲，虽然史料匮乏，但在那些浩大艰巨的工程背后，无数先人曾为之付出的代价，却可以想见，伴随着汩汩流水的不仅有汗水，一定也有泪水。
修筑郑国渠的初衷，据说是战国后期，韩桓惠公见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大势在即，为削弱其实力，故意派水利专家郑国赴秦，以兴修一项巨型水利工程来消耗秦国财力物力，尤其是人力，试图达到“疲秦”的目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地使关中大地上出现了一条造福人类的千古长渠。这条至今仍灌溉着陕西礼泉、泾阳、高陵、临潼、渭南等县市近300万亩土地的百里长渠，它的丰伟功绩已被历史证明，但在修筑之时，秦国所付出的代价，肯定也是巨大的。秦始皇采纳郑国的建议下令实施，渠成之后，变关中瘠地为沃野，收成年丰，反倒促成了秦国的富庶，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般说来，开渠筑坝、兴修水利这一类的建设工程，大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密切相关，郑国渠、都江堰、灵渠都出现在秦代，可谓一例。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应该也是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政权更替，百废待兴，像新安江开发这样的宏伟计划，自然是最能表现新政权活力的，何况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电力的需求，确实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如果单是从工程建设上来说，新安江水电站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为当代治水史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它可以被看做是与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呼应，既是创造性的，靠的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才智。郑国渠是一个创造，秦代以后，基本上是对其水利设施的完善，如汉代白公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和清代龙洞渠等。新安江水电站之前，世界上虽然也有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苏联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但美国专家在国民党的新安江开发计划实施之初就撤走了，而苏联专家则在新中国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的《决议书草案》形成还不到两个月，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最终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制设备把电站建造成功。
损失和牺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国力条件下既成事实的。在浙江省制订的移民方案中，原先是有85000多农民被安排进新建厂当工人的，但是在那份“第二方案”中被否定了，理由是水库淹没了农田，已经造成了粮食生产的损失，新增8万多工人，国家要拿出更多粮食补偿，不利于粮食平衡，据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但也确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安排8万多移民进工厂的方案，一定就比否定它的另一个方案更值得肯定，对当时的浙江省来说，要解决这8万多人的粮食，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至少浙江省政府是表达了一种态度，那就是愿与移民共同承受将要面临的沉重损失，而不是把它全部推给移民自身。
在中国当代治水史上，决策者、设计者和工程建设者的功绩，想来一定是列入最主要位置的，其实对新安江开发来说，30万移民更值得载入史册，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所有那一切成就的基石。这些移民的绝大部分，都是淳安人和遂安人，曾经的贺城、狮城两座县城沉入水底后，两县合并成一新县，沿用淳安县名，1994年的水电部部长钮茂生视察新淳安时说：“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成了杭州的西藏。”对于大功大德的新安江移民，实在是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地被载入史册……
高峡出平湖
现在该来谈谈千岛湖了，这座因新安江开发而生成的水库湖，容量达178亿立方米，面积相当于三千个西湖，水色纯净，质地天然，像一页无边的宣纸，将川流不息的新安江，裱成了一派水墨丹青。她暂时安静了下来，广渺平滑的湖面，如同一位智者的神情，祥和、幽邃而宽容，这处曾经“一滩又一滩，新安在天上”的所在，成了新安江水系的集结地，然后再经由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铜官峡谷，从百米高坝飞泻直下，开始她新的流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新安江完成了世人注目的现代价值。
除了供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之用，千岛湖那一湖碧水，也因群峰环抱、生态和谐、风光旖旎、气象万千，成了遐迩闻名的国家级风景旅游名胜，节假日一天的游客人数就在10万以上。随着时光的推移，新安江开发的经济价值，正在越来越显著地得以体现，真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千岛湖的范围很大，从建德和淳安两市县均可进入湖区。建德入湖的游轮码头主要设在毛竹源和金竹牌，淳安入湖的两处码头，则为千岛湖和西园。千岛湖码头在淳安县治千岛湖镇，原名排岭，系1959年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后的新淳安县址，1991年更名为千岛湖镇。以两县30万移民背井离乡换回的千岛湖来命名他们的新家园，应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在昔日排岭半岛上兴建的新城，如今已是“一城山色半城湖”，三面环水，可谓名副其实的千岛湖镇。
有人拿千岛湖和西湖相比，认为西湖是古典的，千岛湖是现代的。其实就山水而言，两者不见得有太大的区别，虽然西湖在人文蕴涵方面，譬如断桥、雷峰塔、苏白二堤、岳庙等，要远胜于现在的千岛湖，但千岛湖作为新安江开发的一个副项，却也并非只是单纯的水库湖。早在五万年前，新安江两岸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流水不断，这股文脉也不会断，她贯穿至今，自然也就是千岛湖的一个内在部分，或者说是千岛湖的一段历史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