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之际，除有不少留居内地的蒙古部落相继归附明朝外，又有数以万计的蒙古军民自塞外附居，汉人及不少汉文史籍将这些蒙古遗裔称为“鞑靼”“达民”“土达”“土民”“土人”等。从文献记载看，明代“土达”“土人”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其中甘宁青地区的河州、凉州、永昌、山丹、庄浪、庆阳、岷州、西宁、灵州、固原等地是“土达”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在明代文献中“土达”和“土人”是两个完全对等的称呼，二者可以通用互代。如河西庄浪鲁土司所属，既被称为“土达”，同时也被称为“土人”“土民”。所以，学者们认为土族在历史上正是河湟地区上述“土达”“土民”“土人”当中的一部分，上述这些名号也是历史上（特别是明前期）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对土族的一种称谓。可以说，明初史籍中出现“土达”“土民”“土人”等记载，应是土族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代中后期，西北各地的“土达”由于环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些“土达”“土人”固有的民族特征逐渐淡化乃至消失，逐渐融合到汉、回等民族当中。生活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土达”“土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土达”这一称呼，开始以“土人”“西宁州土人”作为自己的固定称呼。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民和李土司同族李俱在其《西宁卫前千户所世袭镇抚供状》中称，其始祖矢加（李南哥弟监昝之子）“原籍陕西西宁州土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李氏同族李廷臣在《西宁卫右千户所李镇抚供状》中也称，其一世祖管吉录“原籍陕西西宁州土人”。此外，汉文史籍也多将西宁卫土族称为“西宁州土人”或“土人”。“西宁州土人”或“土人”这一族称的最终形成，说明此时土族已经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了。
二、明代土族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土司制度的实行和土司势力的兴起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项特殊行政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在土族地区的推行可以追溯到元代。据文献记载，当时在甘肃行省土族先民活动和居住的地区，先后有祁贡哥星吉、朵儿只失结、李南哥、南木哥、帖木录、赵朵只木、失喇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被元朝政府授予不同官职。元朝灭亡后，上述民族上层人物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所部归命。明朝政府给这些归附的地方上层授予世官，准其子孙相袭，成为各家土司的始祖。如：曾任元甘肃行省理问所官的祁贡哥星吉被授予世袭副千户之职，成为“西祁土司”始祖；曾任元甘肃行省右丞的朵儿只失结被授予西宁卫指挥佥事之职，为“东祁土司”始祖；南木哥归明后以功升副千户，为“汪土司”始祖；李南哥被授予西宁卫管军所镇抚之职，后因屡立战功，依次升卫镇抚、指挥佥事，授怀远将军，后世称为“东李土司”；吉保归附后被授予世袭百户之职，为“吉土司”始祖；帖木录被授予百户之职，为“甘土司”始祖；铁木、朵力、哈喇反均被授予小旗职务，分别为朱、辛、喇三姓土司始祖。各家土司始祖中，除南木哥、李南哥、吉保、帖木录、铁木、朵力、哈喇反为土族外，祁贡哥星吉、朵儿只失结、失喇为蒙古族，赵朵只木、沙密为藏族。但由于他们的部属多为土族，因此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后，这些土司的后代也逐渐融入土族之中了。
土司制度在土族地区的推行，对土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以后，以土司为代表的土族上层政治势力开始在西北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有明一代，土族土司对国家的征调有令必从、尽心竭力，得到朝廷的倚重和信赖。土司所属土兵作战英勇，战斗力很强，因此经常受到国家征调，频频参加国家的军事征讨行动，并涌现出了像李英、李文、祁秉忠等一批战功卓着、扬名沙场的土族将领和土司。由于土族土司在招抚番族、保境安民、巩固国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明王朝通过升迁职衔对其不断加以奖赏和肯定，明代中后期以来，各土族土司大都承袭卫所一级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职。
明末，当李自成农民军一部在贺锦的率领下进入河湟地区时，土族地区的庄浪土司鲁元昌、西宁卫西祁土司祁廷柬、祁兴周父子及东李土司李天俞等联兵进行抵抗。农民军将领鲁文彬、贺锦相继阵亡，但农民军一度控制河湟，击溃了土司武装，使土族土司势力遭到重创，庄浪土司鲁元昌被杀，祁廷柬、李天俞等人被擒获后押送西安，李天俞家族妻妾、兄弟等死难者300余人，西李土司李洪远与其妻祁氏暨家丁120人死难，甘土司也被抄家，承袭号纸遗失。
（二）经济发展状况
明代初期，土族居住的地区，大都是水草丰美之地，适宜畜牧，为土族人民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畜牧业也因此成为土族地区的最重要的经济产业。据《明实录》《秦边纪略》等史书记载，当时甘青地区的土族人民仍“以孳牧为业”，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境内的阿拉古山、杏儿沟、三川和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的五十镇等地，都是当时李土司的畜牧场所，今青海乐都县境的棹子山“自麓至山腰，多茂草，冰沟土人咸植牧焉”。此外，明初期，明朝政府在甘青地区设牧场牧养官马，发展官营畜牧业，于永乐四年（1406年）设置甘肃苑马寺，下辖6监24苑，其中在青海东部地区的甘泉、祁连、临川、宗水等4监所辖的广牧（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红崖（今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乡）、大通（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双树大通苑）、暖川（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厅一带）、大河（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一带）等16苑，就设在土族地区。明制：苑分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1万匹，中苑7000匹，下苑4000匹。上述16苑若以中苑的规模来计算，可以牧马11.2万匹，可见当时土族地区的畜牧业比较兴盛。
明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区实行“寓兵于农”的屯垦政策，采取了举办屯田、鼓励垦荒、蠲免租税等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使土族地区的许多川原沃土陆续开垦为农田，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到来，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农作物品种也陆续传入土族地区，促进了土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土族地区的农业规模日益扩大，其经济生产方式也逐渐由农牧兼营向以农业为主转变。尤其是土族聚居区中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据《秦边纪略》一书记载，民和“巴暖三川，十八堡之统名也。……其地切近黄河……有分水岭，东南之水经美都沟而溉三川，其岭北之水，则经巴川、暖川沟趋大通河焉。冰雪溶后，其水溉田畴，故枣梨成林，膏腴相望”；今青海省民和县上川口一带，“河山之水皆可导以溉田”；下川口“田畴有水可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族地区的水利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曾任尚宝司丞的东李土司李回乡时，正值天旱，他动员族人循古渠痕迹，决壅引水，修建渡槽，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建成札都水渠，使巴州一带的农田得到灌溉，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禾茂过他稼，收获济济，公私俱足”。
（三）社会生活变化
明代，随着土族地区儒学的传播和儒学教育的发展，土族尤其是土族上层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弘治九年（1496年），明廷明确规定：此后土司应袭子弟如不入学，不准承袭；土司子弟可以优先进入国子监读书。这一措施迫使土族地区的土司从自身切身利益出发，主动接受儒学教育，努力提高自身的儒学修养。此外，一些土司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和跻身地方主流社会，也主动接受儒家文化，提高汉文化素养。在国家的倡导和土司自身的努力下，不仅整个土司群体的儒学素养有了较快提高，而且土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一定发展。
由于明王朝继续实行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因此藏传佛教在土族社会得到迅速传播，土族上层兴建佛寺屡见于史书，信仰藏传佛教的土族继续增多，土族地区也陆续兴建了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东李土司始祖李南哥重建大佛寺，后被明廷敕赐寺额“宁番寺”；永乐元年（1403年），李南哥又在西宁西南20公里处建成卧佛寺；成化年间（1465~1487年），西李土司始祖李文曾出资维修宁番寺；明朝末年，聚居在今互助县一带的土族部落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但当地没有寺院，后来在当地部落头人的再三请求下，四世班禅和四世达赖派第七世嘉色活佛前来主持建寺事宜，最终建成了佑宁寺。在笃信藏传佛教的同时，部分土族也开始接受道教信仰。如：宣德元年（1426年），会宁伯李英在西宁卫城东北隅建成供奉真武的道观一座，宣宗赐名“广福”；庄浪土族亦建有元真观，弘治十五年（1502年）赐主持道士帖。
明代，在土族地区汉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许多土族上层和百姓通过改汉姓的方法，积极应对和适应这种民族同化浪潮。如东祁土司从朵儿只失结孙祁震起始以“祁”为姓，汪土司从南木哥子汪失加开始以“汪”为姓，阿土司从失剌孙阿吉起始以“阿”为姓，纳土司从沙密子纳速剌起始以“纳”为姓，甘土司从贴木录孙甘肃起始以“甘”为姓，朱土司从铁木孙起始以“朱”为姓，辛土司从朵力孙起始以“辛”为姓，喇土司从哈剌反孙起始以“喇”为姓。在土司家族改用汉姓的同时，其辖下的许多土民也纷纷效仿，改用土司姓氏，至今河湟地区土族多祁、李等土司贵姓。
三、清代土族的发展及其衰落
（一）土司制度的延续
清初，在清廷的积极招抚下，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先后归附清朝。清朝为了迅速建立对西北各地的有效统治，继续沿袭明朝的做法，从顺治二年至十一年（1645~1654年），相继颁给西宁卫土司号纸印敕，承认其原有职衔，准其世袭，使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得以继续延续。根据史籍记载，清初土族地区的土司中世袭卫指挥使职衔的有西祁土司、东李土司，世袭卫指挥同知职衔的有东祁土司、西李土司、赵土司、阿土司，世袭卫指挥佥事职衔的有汪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吉土司、纳土司，世袭百户职衔的有小李土司、辛土司。这些土司的辖民多寡不等，有的不足百户，有的近万户，在所辖部民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土族土司原有政治地位得到清廷承认的同时，土司对属民进行统治的一整套机构也得到了保留。土司衙门掌管着辖区内的军事、民事、刑事诉讼、田地家人、钱粮赋税等事务，设有一些专职管理人员。一般中等势力的土司之下设土千总2人，一为领兵千总，协助土司管辖土兵；一为护印千总，协助土司管理行政事务。千总之下，又有把总若干名，也相应有领兵、护印的分工。护印千总之下还有“管家”或“总管”“乡老”，管理钱粮支收，有若干“委役”，为土司传达命令、催收钱粮，有的还有“稿房”，负责办理文案。
清代，在土族地区沿袭明代以来创设的土司制度，并不意味着清廷容许土族土司势力发展坐大，相反，随着清朝在西北地区统治的逐渐稳固，清廷对土族土司的控制和防范进一步加强，并依据自身的需要对土司制度进行了调整，从土司的升迁、承袭、职责、赏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到清代后期，征收赋税、派遣差役逐渐成为土族土司最主要的职责了。
（二）宗教势力的不断发展
入清以来，随着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土族居住的地区除有明代已建成的佑宁寺、瞿坛寺、宁番寺、弘化寺、灵藏寺、静宁寺、龙合寺等之外，又先后新建了却藏寺、广惠寺、莲花台寺、羊官寺、松番寺、祁家寺、年都乎寺、吾屯寺、勺哇寺、康多寺等许多规模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佑宁寺是当时土族地区最大的寺院。
在寺院大量兴建的同时，土族中入寺为僧者也不断增多。史称“番人、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不仅甘青地区的佑宁寺、塔尔寺、拉卜楞寺、隆务寺、卓尼寺等寺院中有许多土族僧侣，出了不少着名的高僧，而且在西藏的色拉寺、哲蚌寺以及蒙古的许多寺院中，也有不少土族僧人修习弘法。今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入寺为僧者很多，被称为三川喇嘛。塔尔寺的三川喇嘛，据说最盛时有五六百人，他们自清中期以来在塔尔寺形成杨家、朱家、王家、白家、鲍家等活佛系统，其中不乏高僧大德。
在藏传佛教渗入土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同时，佛教寺院逐渐在土族地区形成一种地方势力，寺僧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如土族地区着名的佑宁寺，在明末清初之际得到和硕特蒙古诸部首领的大力支持，获得大量土地等布施，管辖许多部落属民，势力发展很快。罗卜藏丹津事件中该寺虽毁于战火，但不久即在清廷的支持下重建，仍然拥有一定的实力。到同治年间（1862~1874年），佑宁寺仍然管辖着八个游牧部落、六条居民沟、裕固七部、当纳三区等广阔地域，拥有许多山林田产，依然是土族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地方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