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全面协调发展思想，不仅有可能性，也是必要的。因为：
第一，不协调的片面发展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首先，不平衡发展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80年代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我国的经济体制将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需求为导向。没有需求的生产将很难维持，所以加快发展速度必须考虑市场需求。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强调消费需求先行，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第一次提出来。如果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没有市场，没有需求，这样的投资是无效投资，是一种资源浪费。必须通过市场来拉动投资，来刺激投资。1989年以来的消费市场疲软的主因是农村市场疲软，因为农村9亿人口是我国消费市场的主体。农村消费需求，在消费品市场中所占份额，从1985年就开始下降。1988~1991年，在农村国民收入分配中，人均消费额实际年均增长率从6.2％转变为-2.1％，自那以后至l988年的消费市场扩充，主要是在城市出现了新一代消费品的暴发性需求。而一旦城市需求转向更高档次而处于间歇式停滞时，农村消费需求停滞和萎缩对我国消费市场乃至工业生产的全面影响，就暴露了出来，造成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闲置，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倍感困难。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5年来，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连续5年的国债投资，对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年均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但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而实际上，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换来的只是通过外部推动而形成的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在连续的、大量的政府投资面前，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前者始终未能真正活跃起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的拖累，我们才不得不在财政负荷沉重、潜在风险加大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迅速加大了国债累积额和提升了国债负担率的同时，亦使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支出扩张的日益严重的依赖。今后，要继续坚持以政府投资为主，实现经济增长，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其次，不平衡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调整。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创造了农业长达6年的超常规增长，也创造了从1984~1988年的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改革所诱发的城市经济高增长，使职工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城市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对冰箱、彩电、洗衣机的需求，引发我国工业结构从传统轻工业向现代轻工业跃进的产业升级。而由于农村消费的停滞，使这个本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陷入恶性竞争，生存艰难。2003年，我国经济由于城市居民对住房、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如果没有协调发展，免不了步彩电、冰箱、洗衣机产业的后尘。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三农”的要害和关键，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由于存在强烈的二元结构特征，农村人口比重至今仍高达69%，比处在同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高出30多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全体居民消费中不需通过服务产业实现的部分相应比国外一般水平要高得多，第三产业发展由此受到强烈抑制。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后，不平衡发展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1984年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值一直在高速增长，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度1985年以来也在显着上升。1989年出现消费市场疲软以来，国外市场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的矛盾，吸纳了数百亿美元的国内生产能力。所以在整个8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对外开放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是缓解二元结构矛盾与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80年代，我国经济的出口依赖率还只有11％，出口(包括劳务出口，下同)占工农业GNP的比重只有15％，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到1994年我国的出口依赖率已高达23.1％。出口占工农业GNP的比重则上升到了37.5％。而纺织品出口已居世界第一位，在美国占有1/4的进口市场。从2000年起，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停滞和衰退，使我国面临着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2001年达到5097.7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达到4％。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1年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列第6位。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由于许多产品出口规模急剧扩大，与各贸易国家的矛盾和摩擦与日俱增。要大幅度依靠国外市场实现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必须实现内部的协调发展，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调动国内积极因素，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第二，不协调发展使全面小康社会难以实现。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我们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经过90年代的发展，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短缺的状况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2001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5.9%；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研究组对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初步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一方面，我们刚进入小康社会的门槛，而且还有3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2000万左右的城镇贫困人口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尚未达到小康。另一方面，仅就目前的小康而言，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情况和达到的水平也是不平衡的。
从全国来看，巩固和提高目前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将更艰难。这是因为：首先，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一是农村在二元结构下，尤其不发达，且人口众多，全国有近70%的人口处于农村；二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增加农民收入，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三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在拉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就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引导和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政策面上促进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提法把农民纳入劳动者中，与一般的国民一样，为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和社会保障，将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全面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必然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必将是全面进步、更加稳定与和谐的社会。
总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深层次矛盾和现象，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继续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防治非典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等问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树立协调发展观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发展思想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发展条件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
原载《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刘根华：女，1964年生，198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思想的民生价值
陈天柱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再认识。在邓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指引下，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性理论，把20世纪5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阶段至少经历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体的发展阶段的规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大跨度发展战略，并顺利实现在20世纪末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思想，面向新世纪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建立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的创造性探索，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反映了对民生关注的逐步深化过程。
一、小康社会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小康是典型的中国化理念。“小康”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大雅·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指好的生活状态。第一次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系统阐释的是孔子。《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的对话，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孔子的原义是对西周末年对私有社会的礼法破坏的忧患，称之前“六君子者”的时代为小康社会，其中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即把“礼治”作为小康社会的本质，把“礼义”作为社会法则和行为规范，以此来维系社会纲纪秩序，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康。在《礼记·礼运》中，孔子也阐释了比小康更理想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他是把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尧舜时代美化为最理想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