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征红军连续攻克定边、盐池县城的同时，蒙汉游击队一举解放了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一带大片地方，使陕、甘、宁、蒙四省区毗邻地区连成了一大片。当时，新解放区的少数民族居多，三段地、二道川大多数为蒙古族，为开展伊盟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中央成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这些地方解放以后，川区回民不堪马匪的统治，穿过种种封锁，逃到盐、定两县定居，盐池、定边回民逐渐增多。随之，中央又决定开展敌占区宁夏灵武、吴忠等地回民聚居区的工作。
9月，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时任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向中央提出建议，后经中央批准将蒙民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直接受中央领导。委员会下设蒙民和回民两个工作部，蒙民部驻定边，由高岗任部长兼蒙古游击队司令；回民部驻盐池，贾拓夫任部长，在回民部工作的有刘长胜、霍适德、秦力生等。中共少数民族委员会设在定边，李维汉任书记，高岗任主任，贾拓夫任巡视员。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游击武装。后来，高岗调回延安。“少委会”撤销时将下辖的蒙民和回民两个部交归三边特委领导。
9月的一天，在陕北保安，毛泽东召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定边工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给他安排新任务。李维汉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他们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1896年6月2日，李维汉出生于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4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共同创建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同周恩来、赵世炎等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1922年底回国，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维汉到达保安后，毛主席对他说：“维汉同志，我们准备攻打宁夏，向北扩展，力求争取国际援助，因此成立了盐池、定边及三段地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重点是做好民族政治和其他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让你担任工委书记，与盐、定两县县委密切合作工作。”
李维汉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毛主席说：“维汉啊，这个担子不轻哪！我们红军到陕北来，虽然快一年了，但我们并没有站稳脚啊，几万红军现在被挤压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随时都有被蒋介石赶跑的可能。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中央决定要打宁夏，我们打算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消灭马鸿逵的主力，完成打通与苏联的通道，续接外援，实现扩大根据地的计划。盐池和定边是宁夏的东大门，要打宁夏，我们离不开盐、定两县和鄂托克前旗这一片新解放区啊！我们要动员人民支援前线，还要筹集粮食。现在，新解放区正在进行土改，有很多工作要做。”
毛主席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香烟继续讲道：“要攻打宁夏，我们还要解决好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我们红军到达陕北后，十分注意处理和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
红军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并向东北军将士宣传抗日反蒋主张，现在基本上见了效果。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哥老会的工作。目前，哥老会的实力不容忽视，我们的目的是要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力量，这就需要我们主动接近他们，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啊！”毛主席讲到这里，站起身，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我们向北打出去，部队必须经过民族地区，因此，做好民族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喽！”毛主席又从书堆里拿出一个小册子，递给李维汉，“这是我写得一篇关于回民问题的文章，你拿着，看看对开展民族工作有没有帮助。”
“维汉，我讲了这么多，目的就是要把宁夏和伊盟地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实现西北地区各民族大联合，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少数民族的理解、支持。打宁夏的前期工作很多，中央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一定不会轻松啊！”毛主席转过身，意味深长地握住李维汉的手，两人边走边谈，一起走到窑门外。主席放开手，目送李维汉向大槐树那边远去。
……
李维汉接受任务以后，骑马离开了保安，于9月22日，与宋任穷一道，回到了定边，辗转盐、定两县开展工作。
10月初，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三边特委与盐池县委合署办公，辖盐池、定边两县委及三段地工委。10月中旬以后，特委机关迁往定边。
李维汉同志善于调查研究和观察思考。他来到盐池、定边两县以后，按照中央的安排，首先开展了土改政策的落实，巩固和稳定解放区根据地，化解民族和阶级矛盾。他很快发现这里在前一阶段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左”行为。
李维汉和毛泽民协助三边特委切实纠正了前一阶段所发生的偏差，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进一步调整了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而且争取外逃的豪绅地主和知识分子大量返回苏区。定边县外逃的地主豪绅128户，回来了124户；外逃知识分子67名，回来了43名；少数外逃的富农也全部争取回来了。
为了引起其他各地对于上述问题的注意，李维汉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9月中共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10期上。对于纠正盐池、定边工作错误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紧密配合宁夏战役，李维汉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与新成立的三边特委及盐、定两县县委密切合作，抓紧进行了中央安排的各项工作：一是同盐定两县县委制订了白区工作计划；二是派出得力人员，到宁夏吴忠一带黄河沿岸，抓紧时间宣传落实民族地区政策，团结广大回汉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打击马匪，查明了与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准备提供给部队利用；三是组织了一个回民游击队；四是召集各实力派谈话。
李维汉亲自召集哥老会龙头老大白文焕，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哥老会起源于晚清，主要以“袍哥会”“青帮”“洪门”三大民间帮会为主。成员主要是反压迫的侠义之士以及下层社会的贫民、手工业者、士兵和城市游民，他们奉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宗旨。陕北地区自古民风强悍，士民骁勇，富有战斗精神。清朝末年“哥老会”在陕北兴起后，很受普通百姓欢迎。19世纪30年代初期，哥老会已经渗透到陕北社会的许多行业和阶层。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以及红军游击队里都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像国民党军中井岳秀、高双成、张廷芝等均参加过哥老会；谢子长、刘志丹也多次利用哥老会组织发展党的武装力量。陕北哥老会拥有相当一批人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龙头大爷白文焕清末在县衙当户房，掌管粮财，因为人正义与哥老会结缘，在危难时刻救了老龙头大爷一命而被拥戴成为龙头大爷。民国初期，白文焕率众解放了三边县城后辞了副县长之职，担任县议会参议员。在，世凯下令解散哥老会时，和平解散了三边哥老会。他办起了镖局，与杨虎城结下了友谊，并多次在危难时刻解救过杨虎城。但是，北洋政权苛捐杂税，百姓的日子比以前更难过了，官逼民反，白文焕在大家的拥戴下，再次拉起了哥老会，保护穷弟兄，为大家谋求生存之路。
哥老会是一个庞大而又松散的民间帮会组织，素以兴汉灭清，劫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并发挥过重大作用。1937年7月15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其中说：“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是完全相同。因此，现在更以至诚向全国哥老会的全体兄弟们宣言，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么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当完全抛弃，我们要在共同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这是你们的神圣义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义务！”
哥老会英雄好汉和一些行侠仗义之士在白区是立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团结三边及周边地区的各路好汉，李维汉领导定边工委和三边特委在定边城内设立了哥老会招待处，并在招待处设立了哥老会山堂（哥老会组织机构），欢迎周边各地、各山堂哥老会的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兄弟，共同前来商讨救国大计。消息传开后，曾有陕北、宁夏、陇东、内蒙古等各路哥老会大爷（头目），齐集三边赴会，气氛空前热烈。
边区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回族。当时，宁夏川区的回族群众及马鸿逵部队的士兵，因不堪忍受马家军阀的黑暗统治，纷纷逃往盐、定两县苏区谋生。李维汉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协助两县政府均予以热情接待与妥善安置。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有的就地安置为民，有的介绍参加了回民游击队。盐、定两县最初安置回民60来户300余人。
在团结蒙民方面，特别注重对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不仅设有专门做蒙民统战工作的机构与人员，而且在定边设立了蒙民招待所（后来改称三边交际处），主要接待蒙古族上层人物。根据蒙古族人的信仰习惯，为了方便统战工作，李维汉、高岗、毛泽民、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党校驻定边）、贾拓夫、宋任穷等，还与伊盟蒙古族头面人物申计米图、杨清扎布等开香堂，结拜成“把兄弟”，在当地传为佳话。
边区开展这些工作在国内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陕甘宁边区被誉为少数民族“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民族解放的灯塔”。
李维汉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方与蒙民的关系。后来，跟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也交好，互派代表商谈贸易。我方经常派人持介绍信到蒙地买马，蒙方都热情帮助。蒙古族人来盐、定赶集做买卖者，我方都给予照顾和方便。中共三段地工委能够在蒙地长期存在，与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该地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李维汉起草的《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均经中央讨论批准，在解放区普遍实行，开党内系统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之先河。
1936年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联合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后，全部后撤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休整。这时，攻打宁夏的计划已经放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住在盐、定交界处的梢沟塬村。彭总和任弼时当时的居所只是一个聊避风沙的地方，是一个一米高、两米宽的土洞，是山里牧羊人偶尔居住的地方。此时，毛泽东电示李维汉、董必武在定边成立“筹粮委员会”，李维汉、董必武负责，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
有一天，李维汉、贾拓夫骑马到彭总住地研究筹粮和部队军需物资供给问题。
彭总从全局出发安排了部队需要供给的计划，李维汉用笔记本认真记录下了主要内容。彭总说：“维汉同志啊，冬天就要来了，北方天气冷，部队需要大量的过冬物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部队所需被服问题，这件事情主要由苏维埃政府和供给部派人到各解放区筹集；第二件事是沿途设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第三件事是成立运输队，集中骡、马、毛驴，把后方的东西运到前方。”因为估计部队休整一段时间，还要打大仗，所以彭总还专门研究如何把前方的战利品运回来，他说：“急用的东西留给部队，不急用的物资一律交给国民经济部，大洋交给财政部（林伯渠同志是部长）。部队要用，再做预算，从财政部领取。”
彭总讲完这些以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对李维汉说：“维汉同志，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仅仅是吃饭和过冬，还有武器装备也得考虑啊！新增战士手里还没有武器，刚刚在山城堡和萌城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当然我们一直依靠缴获为主要来源，但也必须加强军需工厂建设，做到补充供给。”
李维汉很早就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说：“定边、盐池原有一些小工厂，比如：盐池的皮毛加工。我们打算尽快成立被服厂、鞋袜厂和运输队。利用已经缴获的油田一些机器，建立兵工厂，制造手榴弹，修理枪支，生产梭镖、大刀。盐池定边有硝，自己可以制造炸药。我们还可以组织盐池、定边的妇女办工厂。红军来到盐池后，虽然没有带来机器，可是带来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下一步就是促进发展，提高生产能力，以适应部队的需要。眼下解决冬装确实急如星火，我们把三边的妇女群众全部发动起来赶制衣服、鞋袜、被褥、手套、帽子等。”
彭总最后强调：“筹备粮食，迫在眉睫，并且要保证部队走到哪里运粮队就到哪里，当然了，这工作很难做，但也一定要做好啊！”
这一天，正赶上当地群众送来一背斗土豆，任弼时从山上找来柴火，在土窑洞门口放火烧烤土豆，等他们研究完工作，土豆已经烧好。任弼时挑选几个个儿大的给李维汉送来，他说：“我们就用烤土豆招待你，烤土豆非常好吃，又白又沙，你尝一尝。”李维汉笑着说：“这可是我们苏维埃的第一笼烤面包啊！”
李维汉开完会和贾拓夫连夜赶回来，召开了盐池、定边两县县委及各区区长大会，在各区很快召开了筹粮、筹集军需被服及加工军用物资的会议，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支前组织。李维汉担任总负责人。
筹粮委员会成立以后，在盐、定两县积极开展筹粮工作，印制《借粮证》，上面写着：“为着抗日战争胜利，保证抗日红军给养，征求爱国人民自愿借粮给苏维埃，以便充分供给抗日红军，这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的光荣义务！”（盐池农民张世英、白顺生等，至今还保存着他们前辈借粮给红军的“借粮证”。宁夏博物馆保存的红军向盐池县南区三乡农民白天义借谷子二斗五升的“借粮证”，就是盐池人民积极支持抗日红军的历史见证。）12月8日，李维汉和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一同到梢沟塬向彭总汇报筹粮工作。彭总问筹了多少粮，李维汉回答：“只能保证三个月。”彭总说：“可打三边。”
李维汉根据盐、定两县地广人稀的情况，又说：“也筹不了多少。”彭总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爷，打到汉中去。”
定边距梢沟塬90华里，李维汉与贾托夫骑马当日返回定边。刚过了两三天，西安事变就发生了。中央电令贾拓夫回保安待命，三边特委书记一职由李维汉代理。12月17日，在三边休整的红军主力全部南下。此时，又接到彭总电报，说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就此结束。
12月下旬，中央又来电召李维汉回保安，接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职务。
李维汉在盐、定虽然只工作了3个多月时间，但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大量有益工作，是三边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