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源快回来了，他一回来我就成了N陪，陪吃、陪睡、陪玩、陪应酬。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字——赔本儿。所以我得赶在他回来之前把我自己该忙的事都鼓捣完了，我还指望高源能娶我呢，真得好好表现。
高源长得有点儿随我，眼睛小，脸有点儿长，脾气有点儿像鲁迅。
他虽然是个导演，可是没什么名气，至今没上过电视。但他很早就主演过一部电影，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电影厂拍健康题材的教育片，主要讲怎样预防乙型肝炎，高源在里面扮演一个患儿。我没看过那电影，但我绝对相信高源是一合格的特型演员，就跟古月扮演毛主席似的，怎么看怎么像，即便是到了今天，他看起来也有点儿病态，面色比一般人黄。
北京有一文化公司最近跟我约了一篇稿子，说是按千字百元给我算稿酬。那天我在双安商场相中一双皮鞋，八百多块钱，我算计了一下决定写它一千块钱，把那双皮鞋买回来。高源一回来我少不了跟着他到处混吃混喝，打扮打扮也是应该的。
下午文化公司的人打来电话，说要来取稿子。我说别跑了，我从网上给你发过去不结了吗。对方说不行不行，第一次跟您约稿子怎么也得跟您见一面，顺便把稿费给您送过去。他电话里一口一个“您”、“初晓老师”，叫得我真不自在，感觉他在寒碜我。我这水平的要能被称做老师的话，连我们院儿门口那修自行车的张师傅也能叫张工（工程师）。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里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名气这种无形资产可以随时兑换成人民币，当然兑换的数量跟名气大小成正比。
我最近有点儿感冒，北京当下流感横行。电视里老说是因为天气还不够冷，流感病菌才这么猖獗。可是我总觉得感冒这回事跟被传染艾滋病一个道理，要么是因为倒霉，要么是因为自我保护不够——我肯定是属于自我保护不够的。
北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光一个海淀区就有六百多万。六百多万，这个数量即使是蚂蚁也得黑压压在学院路上绵延几公里，更别说人了。所以堵车这种现象发生在北京，就如同美国往南联盟扔导弹那么理直气壮。
我有点儿头晕，晃晃悠悠往我家附近的麦当劳走。基本上我对麦当劳还是有点儿感情的，刚认识高源那会儿，我还是一小报记者，高源同志一天给我买一份麦当劳巨无霸套餐跟我的胃套近乎。没多久，我这不争气的胃就扛不住了，一天吃不着麦当劳就鼓动我的脑神经罢工，满脑子都是高源。
那时候对高源的感情还很单纯，发自内心地觉得高源真是舍得给我花钱啊。一天一份麦当劳，三十多块钱呢！
正当我的思绪沉浸在高源同志一天一份麦当劳的回忆中时，事故出现了。一辆自行车违章逆行，直接朝我冲过来了。车祸猛于虎，一点儿都没错，我在最后关头终于躲过了，那自行车驾驶员实在太面，挣扎了几下，终于连人带车倒下了，自行车后面带的一箱子盒饭散了一地，那些红烧肉看样子还是热的。
你说这世界有多不公平，某位三流歌星在南方都开上保时捷了，我们北方的劳动人民开一辆“二八”的飞鸽还没脚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