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笑了，说：“方向路线错误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你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性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性错误。”
听毛主席这么说，陈再道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看出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和王力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他对毛泽东表态说：“我要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泽东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都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
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们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地改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忙了。”
毛泽东还给陈再道出了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至此，人们已经看清了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态度。
陈再道看到毛泽东真的想解决武汉问题，就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要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王力马上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由于他们事先给毛泽东做过汇报，把武汉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这等于对毛泽东说：“百万雄师”只听军区的。
毛泽东把话茬接了过来：“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这话当然是对王力他们说的。毛泽东又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王力等人）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
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来人表现得有点冷淡，好像还有点慌的样子。毛泽东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欢迎，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嘛，不能说都是坏的吧？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嘛。
有人问起“百万雄师”的主要成分时，武汉军区的人问答，主要是产业工人。
毛泽东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嘛？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招待所也分两派（指东湖宾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联合起来？总要联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后来推迟3个月。”
“不必忙，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东湖宾馆）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误，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油炸、全线出击哟，不能全信。”
听毛主席这么讲，大家都不说话了。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在火车上说过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久，这段最新最高指示就在全国广泛流传。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武汉问题，最后还是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人说：“你们主要还是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
毛泽东指着陈再道和钟汉华，对谢富治和王力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这些话虽然听着不一定顺耳，但王力和谢富治在毛主席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答应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
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他还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要给“工总”平反，马上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讲着讲着，周恩来又开始为武汉军区说话，他说，武汉军区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是有成绩的。又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因为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泽东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以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检讨会，不要开群众大会检讨，他们总是不满意的，发书面检讨。”
这话当然是说给谢富治和王力听的。
毛泽东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宽容。他说：“冲军区，冲了就冲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第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会议开到了晚上10点多，毛泽东送他们走出会议室。走廊上有几个服务员，毛泽东朝他们摆摆手，把他们叫了过来。他指着陈再道问：“认得陈司令吗？”
小服务员们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
毛泽东说：“再不要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
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小服务员都说同意。
“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幽默地下了“指示”。
小服务员一个一个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解决武汉问题指日可待。周恩来连夜飞回了北京。
情况突变，武汉三镇吼声如雷，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周恩来离开武汉的当晚，王力和谢富治就到了水电学院等三个造反派的总部。
不管王力、谢富治的主观动机如何，反正效果是把两派群众的“劲”鼓了起来。
王力在对造反总部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迫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这个讲话不仅没有起到大联合的作用，反而使派性斗争升了温。
而在武汉军区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的讲话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王力是个有政治经验的人，但他那天的讲话在人们听起来倒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红卫兵，他说：“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你们要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学起……”
这些讲话无疑是激怒了武汉军区的广大干部战士，也激怒了“百万雄师”。
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顿时贴满了全城。
7月20日6时，杨成武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杨代总长，出事了！‘百万雄师’要抓王力，他们在围攻谢富治。形势很紧张，街上很乱。”
杨成武赶快出去了解情况，他很是担心，因为他要对毛泽东的安全负责。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王力的讲话发表以后，被激怒了的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和一部分部队的人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这时闻讯赶来的“百万雄师”的人也涌进了军区大院，要求王力说清楚他的所谓“四点指示”。
军区有关领导做了说服工作，仍不见效果。他们希望王力出来一下，和群众做些解释。王力根本不见。这进一步使矛盾激化——“百万雄师”的队伍开进了东湖宾馆。
没有去过东湖的人可能不知道，东湖的面积有181平方公里，仅水面就有33平方公里。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在丛林深处，所以当人们冲到东湖的时候，毛泽东的住处还和平常一样安静。只是知道外面情况的一些人在着急，担心他们会冲到这里来，因而做了应急的准备。
“百万雄师”的代表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里，但他不出来和这些代表见面。
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谈得很是融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看情况有变，就出来和这些代表见了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批群众和一部分部队的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叫着要抓王力，王力一看形势不妙，就往另外一间屋子里跑。
跟随王力来的北航“红旗”的人马上站出来，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就发生了冲突。群众和战士要揪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和群众说清楚，王力坚决不去。
在一片争吵中，王力被抓上了汽车。
这就是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王力被抓事件。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这时候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他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
“没有。”
“报告主席了吗？”
“也没有。”
谢富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杨成武一急，说话的态度也有些不好。
说别的已经没有用处，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们和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作为联络员，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接完电话，杨成武立即往主席的住处赶。他看到警卫战士正在做最坏的准备，连一些机要人员也行动起来了。
就在他们紧张准备的时候，武汉街头的大示威已经开始，人们在声讨王力等人的滔天罪行……
当晚，周恩来总理飞抵武汉。
一封江青亲笔签署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毛泽东的估计，武汉的情况可能会很快好转，他还可以在那里“胜似闲庭信步”。谁知武汉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态。
根据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准备马上离开武汉。只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使他下了决心。
武汉的情况很快汇报到了林彪那里，也很快到了江青那里。
他们当时希望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局面。据陈再道生前讲，7月20日上午林彪叫秘书给他起草了一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叶群叫秘书把这封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说这是林彪的意思。
戚本禹不敢怠慢，马上找了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的落款处，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周密策划，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据说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了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泽东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主席操着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杨成武看见毛泽东深情地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然后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