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对外开放思想是鉴于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还是比较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特别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更加彻底。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关闭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由兄弟关系走向敌对关系，苏联在中国的投资、贷款，在中国的专家、学者全部撤回，援助中国的项目被迫停止，甚至在边界发生了局部冲突。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扇大门也被迫关上。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活动越来越小了，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了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摆脱中国在国际上的窘境，毛泽东在这期间着重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如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一些小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善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使中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毛泽东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国向日本、美国引进了成套设备和大型的科技项目，总共达22项。
但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把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时的对外开放，我们主要不是引进，而是输出，是无偿援助。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因素，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甚至在对外经济中滋生供给思想，不讲经济效益，这种非经济的对外开放经不住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因而制约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2.对外开放思想的辩证性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基础，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为文化背景，学习、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来消化、规范，成为吸纳实践辩证法和古代辩证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因此，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又蕴涵着丰富的实践辩证法思想，还鲜明地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从而建构了三位一体的富有特色的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正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体现。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正是根据这一哲学原理，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毛泽东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毛泽东不照搬苏联的经验，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政权。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毛泽东进行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他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中国的事情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信任和依靠中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则，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曾这样总结这历史：“中国的经验的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也敌视我们，直到1972年以后才有些变化。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三是反对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是完全错误的。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鉴，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四是坚持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崇洋媚外、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英雄气概。
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根据这一哲学思想，毛泽东正确地处理了自力更生和向学习外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外国的东西，有长处，也有短处；有好的，也有腐朽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因而，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和向学习外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能事事照办了。”毛泽东还强调“外国一切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3.对外开放的一贯性
毛泽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始终对外部世界抱有浓厚兴趣，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注重对外开放的，从“五四”运动前后，主张政治上对外开放，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发展对外贸易；从延安时期主张引外资、办实业，到新中国初期的“一边倒”；从《论十大关系》全面阐述向外国学习，到打破封锁积极发展对外关系，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一贯的。
毛泽东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主张政治上对外开放，追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对外开放的领袖之一。1918年，毛泽东送别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时发表讲话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强调要效仿俄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1920年，毛泽东酝酿组织“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把强烈的对外开放思想带入党内，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带有了鲜明的对外开放的特征。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抗战的胜利需要国际援助。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936年，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时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1939年9月，毛泽东又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应该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同年12月毛泽东还在《论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194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谈话中又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是中央缺乏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
中国发展轻工业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出口市场”，我们将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对我投资和贸易的“补偿”。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曾提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的新文化的借鉴；盲目地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展望了新中国的对外开放。194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应该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同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同西方国家“生意总是要做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一贯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毛泽东仍然主张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达20年的封锁禁运，毛泽东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努力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朝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要合作。毛泽东提倡中英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印度总理、法国参议员、日本客人表示愿意同他们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说，我们要在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搞久了，就成了中国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列为建设社会主义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关于对外开放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同年，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丹麦驻华大使时，都表示愿意学习美国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