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半独立外交”阶段，是在1944年初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期间有三件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外事活动：第一件是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第二件是美国政府派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第三件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停力促国共和谈。1944年6月开始，中外记者长达数月的延安行，冲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延安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一系列采访专著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向世界揭开了红色根据地的面纱，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是中美军事外交活动的一件大事。美国军事观察组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观察组的政治负责人谢伟思多次长谈，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在与中国共产党充分接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切实了解后，军事观察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即放弃片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更加灵活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以降低把美国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险性。虽然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上，它无疑是一次重大而且成功的探索，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浓重的一笔。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国共谈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涉外谈判的序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外交水平。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一贯重视学习优秀的外国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还探讨了学习外国文化的方法，认为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不要全盘接受，不能全盘西化。毛泽东指出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这样做是吃过大亏的，他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论及关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问题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毛泽东生动地比喻：我们讲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国外。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些真知灼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代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向全世界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基础上向世界一切国家开放的思想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1.“一边倒”的政策
“一边倒”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共“一边倒”的指责回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边倒”是表明新中国在外交上的态度，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一边倒”外交政策决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决策，当时美国为了达到独霸世界的目的，挑起“冷战”对抗，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新中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包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能站在与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从政治上看，当时世界已经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如果在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升级后，不进一步密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就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从经济上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后，中国失去了在资本主义市场购买经济建设所需设备材料的可能性，为了经济上的原因，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倒向苏联和东欧国家。
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理解为自我封闭。毛泽东在政治上提出“一边倒”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除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未反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交往，更没有主张在经济上关起门来搞建设。恰恰相反，毛泽东一直主张并致力于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之后，紧接着又明确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是把新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活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对外经济交往有了法律的保障。毛泽东并不认为同苏联和东欧发展关系就能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利用它们的资金，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1949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同英美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只要有钱可赚，资本家是不会拒绝与我们做生意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期间，心里还牵挂着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毛泽东在22日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率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予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协定。整个50年代，中国一共从苏联获得约合14亿美元的卢布贷款，用于引进156项成套设备。此外，我国还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一批合资企业。为了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做外国客人的工作。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1954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强调了同样的原则。这样，“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为了打开中美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透过一些渠道，向美国政府和人民送去新中国愿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信息。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表示：只要美国愿意，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愿意学习美国的长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毛泽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2.《论十大关系》对开放思想的论述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促使我们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1956年2月，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
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专章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既是“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子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就是说，要诚恳地向外国学习，就必须放下架子，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认为：第一，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都需要互相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需要向“向外国学习”。中华民族历史悠远，文化遗产丰厚。但是，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加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低。新中国诞生后，中国才真正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距甚远。中华民族要弥补失去的岁月，迎接历史的挑战，必须努力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
第三，为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必须向“向外国学习”。50年代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医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随之进入了一个约延续20多年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从美国、西欧、日本开始，掀起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华民族要赶上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必须努力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