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一边倒”，到主张积极发展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改为向外国学习，无疑是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发展对外关系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发展与苏东国家关系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教条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不管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二是对苏联的援助存在依赖心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教条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的援助。在仍然主张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同时，强调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因为当时反对教条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的援助，从而使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摆脱了思想上政策上的束缚外，当时还存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有利条件。
从1954年开始，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54年继朝鲜半岛停战后，印度支那战争也将停止，亚洲出现缓和局势。欧洲方面由于195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而出现缓和。国际形势缓和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想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1956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允许一些英国公司出口若干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物资，1956年5月，英国进一步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对中国取消了橡胶禁运。1956年9月，日本也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向中国扩大输出项目。就连对中国持最强硬态度的美国也在1957年4月被迫放松了对中国的禁运。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放松，对于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十分有利。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关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仍然重视和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思想发展为一种全面的对外开放思想。1956年开始，由于国际社会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的反动势力认为搞垮社会主义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它们大做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兴起了反苏反共浪潮。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三是美国继续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威胁的严重性，对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3.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依旧紧张，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900多名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政府的突然决定，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企业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同时，加剧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在政治关系方面，我国外交全面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时期提出的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成为我国增强同亚非拉国家友谊的重要保证，中国的诚意与无私赢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充分信赖。到1965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49个，比1955年增加了26个，这些国家中除了法国，其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对外经济交流方面，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政治需要，我国把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确定为第三世界国家，而这种交流又体现为不断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援助的力度。
早在1950年6月至1953年底，我国就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价值人民币近7.3亿元的物资援助；在1950年至1954年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了价值人民币1.76亿元的物资援助；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中国政府又向埃及政府无偿赠送了2000万瑞士法郎。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对外援助与日俱增，1960年11月，中国政府与古巴政府签订政府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从1961年到1965年给予古巴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并决定1961年大量购买古巴出口商品，其中包括食糖100万吨。与此同时，为扭转国内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利用欧洲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矛盾，积极谋求打开西欧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合作伙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同欧洲的经济交流取得明显进展，1963年之后，我国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经济领域的互访时有发生，经济合作较为密切，双方在1963—1965年间达成了20多项协议，到1966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史无前例地达到8.971亿美元。通过这个阶段的努力，展现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既不依附大国，也不轻视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任何国家，初步确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格局。
20世纪70年代，由于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改善后，我国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在政治关系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日两国都认识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当改善双边关系。1950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组织严密的计划，同那些对中国的倡议有影响的日本社会团体建立接触和联系，团结左派党构成为争取关系正常化强有力的集团，制定对日知识分子、工会、贸易和商会、文化和学术团体等邀请访问计划，就广泛领域达成非官方协议，其中包括1952年与日本国会议员达成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1955年与日本渔业协会签订渔业协定，与日本医疗协会签订了医疗经验交流的协定。到1957年底，中国和日本各种团体大约签订了40个非官方协议，两国间的贸易额从1955年的3400万美元增至1956年的1.5亿美元。六七十年代中日之间经济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许多经济和技术代表团接连不断去日本访问，参加日本专门为他们举行的研讨会，以寻求科研领域和企业的合作，到1987年贸易总额达50亿美元。
6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缓和，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见美国黑人杜波伊斯夫妇时很风趣地说：“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各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里游泳。”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说：“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先生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中美之间问题要与尼克松当面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斯诺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上，这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的事，而正如斯诺讲：“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这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已引起毛泽东本人的重视。”12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表示欢迎尼克松访问北京。1971年4月14日，尼克松批准基辛格的五项对华政策，取消了对华贸易禁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抱病接见。2月28日，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2年后，中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快速增长，1971年两国贸易额约500万美元，1974年达到934万美元，从而使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两国文化交流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从1970年到1972年的3年间，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等国先后与中国建交，西班牙也于1973年3月与我国建交。此外，与澳大利亚（1972年）、新西兰（1972年）、斐济（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我国发展同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开辟了道路。同时，我国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政治独立的斗争，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20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最多的一个时期，单在1972—1976年5年间，与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有33个，截止到毛泽东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计达111个。在对外经济交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的颓势，从1971年起，我国恢复和发展了“以进养出”的业务，从国外进口饲料、肥料、棉花、种子等养殖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某些机械主件和零配件，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加工出口，逐渐形成了来料加工、定牌生产、中型包装等灵活的贸易方式，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2年起，在国家资金扶持下，我国陆续恢复和新建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货源，增加外汇收入，1975年，由生产基地专门生产的长毛兔出口量达2100吨，创汇1940万美元。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对外经济贸易总量明显增加。1972年，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3亿美元，1975年达到147.5亿美元，而1962年仅为26.6亿美元，1965年为42.5亿美元。但是，由于国内“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左”倾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经济建设更多地强调自力更生，甚至出现盲目排外的倾向，从而影响了对外经济交流向纵深发展。这些对外开放成果的取得，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它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开辟了我国建国以来最广泛的外交格局，从而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大国地位。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外开放实践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格局，虽带有明显的探索痕迹，但是毛泽东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