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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什么是“空间”

关于空间

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英国地理社会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1944—2016),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保卫空间》(For Space)的社会地理学读物,她深刻分析了在地理空间中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规则。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她否认了西方中心论,承认空间是开放的,认为空间的存在就意味着多样性的存在。在这本书里她也表达了用空间思维的角度看待科学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西方社会学领域精英们,普遍在怀疑科学的客观性和唯一性,他们认为科学的实证主义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写作过程,真正的创新和创造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思想及宇宙原本就有的创新机制。思想的创新源于思维模式的不断突破,《保卫空间》非常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视角,在十多年前就大胆构思了“空间思维”模式的可能性,马西也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评价为后现代主义或者新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马西提出了对空间的三大基本定义:

1.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

2.没有空间就没有多样性;同样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空间。

3.空间总是处在构建之中,且从来不会结束也不会封闭。

关系空间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地理环境空间的解读,它还囊括了人们心理的空间、思维的空间、社会关系的空间、自然关系的空间等。

对关系空间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两个以上要素,彼此正在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存在,就是关系空间。

关系空间还可以有轻松一点的解释,就是“你我之间”,这里的“我”可以是任何要素或角色。

以上内容是否很抽象,难以理解?可是我不得不把这本书的介绍,放在第一章的开头,因为我本人对“空间”的理解和能开始动笔写这本《空间启示录》,都受到了这本《保卫空间》的启发。我每次坐飞机出差的途中,都要带上这本书,很奇怪的是这本书我也只能在飞机到达万米高空之后,才能完全读懂其中的核心内容,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无限的想象和思考,有了写本书的冲动。

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很多同事和朋友去阅读,他们纷纷反馈无法读懂。所以我在写自己这本书的时候,吸取了马西女士的教训,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说法,叙述自己的观点,也尽可能用案例和常识来解释其中的观察与发现。

接下来我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给大家说明我们所理解的空间,与大家通常认识的空间有何不同。

南美洲有一个世界上最长的国家智利在太平洋东海岸,这个国家北部有一个叫伊基克的城市,那里盛产硝石、鸟粪、碘和盐。当然,这个国家在哪里不重要,“最长的国家”称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智利发现了大量的硝石矿场。硝石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钾(KNO?),这东西是制造3火药的重要原料,大家都知道人类近几百年来的战争大量用到了火器,这种活动对硝石的需求非常巨大。硝石的采矿和加工需要劳动力,而南美的印第安人几乎被西班牙人赶尽杀绝了,人口严重不足。19世纪的美洲,到处都在缺人,曾经的非洲黑人已经被贩卖得差不多了,到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而且还要是吃苦耐劳、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硝石的利润实在是太诱人了……

在19世纪欧洲的英国伦敦,每年的4—8月被上流社会誉为“社交季”,这是当时透明度最高的全球信息中心。达官贵人、皇室成员、属地公卿、军队将领,这时候都会聚集在伦敦,他们举办宴会、赛马会、舞会、艺术展览、慈善活动、马球赛、板球赛等各种活动,其实这些活动无形中组成了一个涵盖全球的社交网络。人们在这样的空间里联络感情。这种开放、多元、分阶的信息交互空间,就是关系空间的一种虚拟存在形式,它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理空间,但是它又依赖具体的物理空间进行发酵。有这种关系空间属性的实际场景,有咖啡馆、餐馆、私人俱乐部、公共广场等。在这样的关系空间里,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但这些事情却不一定在这个空间里面完成,而这些事情产生的影响,可能波及全球,改变很多人的命运,酝酿出来的思想也会长久地触动人心。

似乎扯远了。让我们回到故事的主题。伦敦社交季和远在南美的伊基克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而且通过伦敦的社交网络和关系空间,让遥远的中国和伊基克也拉上了关系!

现在中国上海的江宁路,曾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陆军少校查理·乔治·戈登的名字命名,叫戈登路。戈登在接管美国人华尔所指挥的洋枪队之后,在1863年11月,带领军队攻克太平军占领的苏州,1864年5月带领他的“常胜军”占领了当时太平天国的天京(今江苏南京)门户城市常州。戈登帮助当时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淮军领导人李鸿章推翻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之后他被英国女王晋升为中校并封为巴兹勋爵士,同治皇帝授予戈登“提督”的称号,并授予他“黄袍马褂”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他非常珍惜,最后也是因为这份荣誉,他在平息北非苏丹的民族运动时,被长矛刺死。刺死戈登的长矛和中国皇帝赐予戈登的黄马褂作为历史遗物和战利品,如今陈列在苏丹的著名建筑马赫迪陵墓的展厅里。

戈登在连连获胜之后,他的“常胜军”俘虏了大批太平天国的军士,李鸿章的部下制造的苏州杀降事件激怒了虔诚的基督徒戈登少校,他为此还和李鸿章大吵了一架,甚至为了挽回个人的尊严,要和这位高官进行决斗。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在英国伦敦混迹于社交季的人口贩子来到中国,给戈登提了一个建议,说他了解到在南美洲伊基克地区(当时还隶属于秘鲁)需要大量劳动力采矿挖掘硝石。不如把这些降军当“猪崽”卖到南美洲去,这样既不用和李大人吵架不和,也能解救数万人的生命。戈登听完这个建议认为可行,很快就让部下向太平天国的降军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谁愿意去南美洲打工挖矿的就免死。这批俘虏隶属于当时太平天国最有战斗力的侍王李世贤的军队,兵败后尚有数万之众,其中约三万人为了生存,选择了去当猪崽,被戈登卖到南美洲充当“契约矿工”,而其中的一支估计有一万人,就远涉重洋来到了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伊基克。

在伦敦这个信息中心的资源调配之下,1864—1865年的中国突然蒸发了数万人口,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洲太平洋沿岸,却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了数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到来,给这里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政治空间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这段重要的历史,却被后来各种中心化的故事所掩盖,真实的历史空间要素,被线性的描述“折叠”了。

我们回到伊基克地区。这些曾经参加过残酷战争的太平天国降军,来到南美之后并没有任人摆布。这些围着红黄头巾的中国军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改变了南美国家版图,他们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等国之间著名的“硝石战争”,或叫“南美太平洋战争”。这些曾经的战俘按照自己的军队建制把伊基克市及伊基克省变成了智利的国土,在此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并且把伊基克变成了华人自治镇,到目前为止那里依然有四分之一的人有华人血统,伊基克数任市长都是华人后裔。这批华人作为智利国家的开国元勋族群,在当地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也充分融入了当地社会。

这些中国人,作为当地各种空间要素的一部分,不仅改变了当地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构成。当地的饮食中,有类似中国的饺子、油条、馄饨一类的食物,语言上也大量夹杂中国广东广西地区方言的用词,例如“吃饭”的发音就和广东的“食饭”发音一样,馄饨的发音也是“wuntun”。这些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个物理空间的社会构成,至今他们还有一个“头巾节”来纪念自己先人的中国太平天国军人身份。

美洲大陆是一个人口、文化、技术杂交得特别厉害的地区,从很多地名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欧洲人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非常期待把这片土地变成新欧洲。这里有浓郁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文化,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就源自西班牙一个相同名字的城市,而这个城市的命名,源于《圣经》中耶稣十二门徒中圣雅各的名字。可事实上,美洲完全没有变成新欧洲,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都不可能是欧洲的再现。

用时间思维来看,欧洲在18到19世纪是世界文化、技术、军事的中心,外延到美洲大陆之后,随着时间的变化,看起来美洲早晚会成为新欧洲的。可是从空间思维的角度来看,世界没有中心,每一个空间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背景和成长环境,空间只要是开放的,就有改变的各种可能性。新要素进入一个空间,必定要与这个空间原有的事物达成某种平衡,甚至会成为一个新的主导要素。前面提到的这批中国太平天国军人,也从某种程度上,让美洲大陆与亚洲的联系紧密起来。

空间思维是系统化的、一体的、去中心化的、开放的、可改造的,也是可构建的、永恒变化的。那什么是我们定义的关系空间?

我们知道存在即是关联的。事物存在于空间内,彼此相互关联。这种关联中存在一种被称为空间政治的关系,其中一些要素为从属地位,而一些要素会起到主导作用。这种从属与主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更大的关系空间作用下,有些要素会从从属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变化是关系空间中不变的原则。空间思维的与众不同,就是更加客观而不是主观地去看待世界,不会因为主线而忽略了副线的存在价值与角色认定。

在关系空间中始终遵循的变化原则是“公平与效率”(还有一个原则是“现实与梦想”)。

空间变化在“效率”与“公平”的两个极点之间摇摆,不断寻求平衡。这种类似钟摆一样的摇摆现象,同时也能形成一种趋势。也就是效率达到极致,一旦向公平方向转变时,有不可阻挡或逆转的趋势。

空间是极端理智的,因为它没有生命、没有方向、没有前提、没有准入门槛。人类真正的智者,无一不在试图挣脱时间思维模式的束缚,进入纯粹的空间思维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看到永恒和真正的理性。

当空间被一个要素主导时,会达成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一旦形成,就会偏向于盲目和不可控,因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不可预知。有新的更高效率的要素入侵进来之后,空间的平衡被打破,在这个空间里会产生一系列的抵抗和新的侵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形成新的平衡。

对人类而言,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是效率要素的革命。它会形成空间扩张不断侵入低效率的空间,在入侵与抵抗的相互作用下,空间会自我形成平衡并进入公平阶段。在此之后,又会从外部或源自内部进行解构,解构的终点将是新的效率机制的诞生,新的效率要素会重新入侵已经处于平衡状态的空间,产生新的抵抗与入侵,世界如此循环往复。人类世界和粒子世界是一样的,物理空间、生态空间、政治空间、技术空间、语言空间、货币空间、社交空间、思维空间……都在遵循相互作用、彼此交流、入侵与抵抗、公平与效率的空间原则。

如果按照空间思维来判断,人类应该经历过几个不同技术文明的全球化。最早的全球化扩散,是新石器技术的全球化,这股浪潮导致人类人种分布的全球化;接下来的一次全球化,是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这股浪潮导致人口分布的全球化;之后是工业技术的全球化,包括随后的电气技术,是工业全球化的一个细化;而这一次是信息技术的全球化,人类行为越来越同步,甚至将会导致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的矛盾,重新定义“人类”的完整含义。

上一次工业技术全球化依然还在尾声阶段,每一项技术都是效率的代表,它有和病毒一样的外延性和扩张性。苏联解体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在做最后的外延。目前除了极个别严重保守的国家,全球各个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技术,或工业技术产品的覆盖。全球空间内一项技术实现全覆盖之后,就意味着新的变革即将全面展开。一个有趣的规律是:往往最先异化出来的技术,都诞生在上一项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但最先实现广泛应用的,恰恰会出现在边缘地区。

与此类似的重大技术发明,如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革命性技术,诞生地是中国,但被广泛应用,使其有划时代意义的地区,却是在欧洲。同样,欧洲在自由经济制度创新、基础理论科技方面走在了前面,但是美国却成为应用最好最完善的地区。以此逻辑来判断,互联网技术诞生在欧美国家,但最终被广泛应用,并产生划时代意义的区域,完全有可能会在中国。

我们可以用一种“病毒扩散”的方式来理解空间的政治关系。

当一个机体感染了某种病毒,病毒会自己创造各种条件,在这个机体内进行快速扩散,占领了被感染的机体可以感染的全部区域之后,病毒就开始内部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不以在同一个宿主身上(空间内)简单扩散为目的,而是不断升级的病毒,促使自身向更广泛的空间拓展。这种新病毒,很有可能具备某种集体思维的能力,它们懂得把自己的一部分隐藏起来,甚至封存起来,等到这个宿主与其他可传染对象接触的时候,又突然恢复快速传播的病毒特性。比如,流感病毒之所以很可怕,是因为这种病毒所带来的症状,就是病者咳嗽不止,病毒兄弟们借助这种症状,快速传播出去。病毒的个体采用牺牲自己成就同类的方式,甚至使自己所感染的对象致死的方式,来达到传播自己的同类,并感染别的宿主的目的。有研究证明,病毒和细菌都有一个类似于互联网传播系统的沟通机制,它们会形成有意识的相互沟通和协调,制造机会让自己的同类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细菌和病毒这种类似单细胞核生物中,也同样存在于其他更广泛的生命和非生命体中。

毫无疑问,人类就是地球上最大的病毒。人类从非洲的一角蔓延至全球,用了几万年时间。目前的人类在高度变异之后,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突破地球的束缚,去感染新的行星。其实人类是病毒、思想是病毒、时尚是病毒、恐惧是病毒、音乐也是病毒……只不过这些病毒都遵循空间扩散的基本规律罢了。

所谓“空间的扩散”有以下几个基本特性:

1.单一性向外延展和扩散,令周边空间形成多样性。

2.统一空间内的多样性竞争,形成空间权力中心。

3.权力中心形成后会外侵和再扩散,占领其他空间的多样性。

4.中心外侵到边界,形成新的单一性。

5.新的单一性,自我解构产生新的多样性。

我把这个演变的过程,归纳为公平与效率原则。这个原则中,又包含效率扩散原则和公平抵抗原则。

效率扩散原则,指当某一个个体在特定空间环境中最有利用效率,这个个体就会开始复制自己,并抢占生存空间。

公平抵抗原则,指一个空间内,高效率个体逐渐强大的过程中,会被低效率个体抵抗,并最终达到某种平衡。

生命的最终动力是繁衍和复制,但是繁衍和复制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同类扩散。同类扩散的目的是什么?是抢占空间,这是空间的本性,这种本性涵盖一切。

大多数人类在20多岁,被教育系统改造后形成自己的系统思维,通过封闭起来达到自己的四维空间平衡,这种封闭的思维不太容易接受和吸纳外部效率思维的入侵,它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别的思维模式进行抵抗。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效率扩散与公平抵抗过程。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种族,都是这样,很显然这种封闭模式是公平抵抗原则在发挥作用。效率往往是通过系统封闭的方式获得的,越是高效率的系统,越是封闭且难以被打破,尤其难以在内部实现解构,焕发新的生命,除非这个系统已经无法外延出去,抵达空间的边缘。玛雅人、印第安人、纽因特人,他们在面临效率系统被打破的境况时,因为外部入侵的力量效率太高,导致自身的公平抵抗原则所发挥的价值不大,这几个种族都在大规模的消灭和同化过程中逐渐消失。而印度人、中国人,在面临西方火器和科技效率入侵的过程中,经受住了强大的考验,自己原有的系统依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价值。

生物现象、网络现象、社会现象、天气现象等众多系统性现象,其实都可以用空间关系逻辑来解读。不破不立的空间现象,从来不曾改变过。空间并不是完全的“无”,不是任由谁来填补都可以的一片空白。空间有选择地存在着,它选择效率也选择公平,它选择存在也选择不存在。这一切都是空间的规律,变化是不变的,这就是空间。

前文提到的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当时在中国最早发源的政治病毒,当一个政治口号被传播开来,并且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管理系统之后,这个组织就有天然的外延性和侵略性,当它们以最大的可能进行空间扩张的同时,他们的组织系统也在面临规模化的考验。当这个系统无法支持这么巨大的规模的时候,要么就内部瓦解掉,要么被外部抵抗消灭掉。但是这个系统并没有消失,它们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产生种群变异。

南美智利的太平天国后人,多多少少保留了这个组织和信仰的基因,但是就如同被抗生素抑制的病菌一样,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基因,融入了现实的环境而已。这,都是空间关系法则中,普遍的现象。

空间是一体的,空间也是互通的;空间是变化的,也是统一的!

启示录

这一节引用中国19世纪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个不被主流的历史描述所记录的分支小故事,来尝试说明当时的地球空间就是一体化的。在地球这个空间里,人类活动彼此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之间有什么样的规律和法则?本章第一次提到了空间变化公平与效率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所有的空间环境中。以人类为代表的生命体有繁衍下一代的本能冲动,这并不是对生命的延续,而是对空间的占领,是个体无限外延的动力导致的。一切宇宙天体、同质化的生命、同属性的个体粒子,都符合空间变化法则,当有同类意识之后,就一定会向外扩张和弥漫,一直到空间的边界或自我系统不支持为止。哲学用思想探索思维空间的边界,也是一种空间效率外延法则的表现。

科学是方法和手段而非哲学

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我们为什么会把他誉为“现代科学之父”?在人类有科学之前,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果真是愚昧和无知的吗?蝙蝠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雷达?鸟类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翅膀?细胞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氨基酸?鱿鱼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变色素?为什么从伽利略开始人类才算步入了实验科学启蒙时代,以至于当今的世界被科学统领一切之后,科学已经接近于是一种新的宗教,使得不科学的东西,人类就不敢相信了?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科学最伟大的发明(准确地说应该是发现)是时间,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者,是一系列著名学说的奠基人,而忽略了伽利略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单摆等时性现象。在他死后,荷兰人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摆钟,这一发明是颠覆性的,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靠感知的,在此之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便可以计算和验证了。根据这种计算再结合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规律,人类推演出一系列的计时标准。人类开始身不由己地跟时间赛跑起来,科学也在钟摆的推动下,向火车、轮船、飞机、相机、电影、计算机不断演变,人类不停地在往前奔跑,可是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如此拼命往前跑?从伽利略开始,科学走上了一条精确之路;人类也跟着这个步伐,走上了实证主义思想和时间思维之路。以形象思维见长的中国人在钟表这个精确计时工具的设计上,输给了西方的实验科学,在后面的章节我也将会再次提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似乎就知道了地球是圆的,却为何不能进一步提出“日心说”和制造出钟表这样的计时工具?时间思维又是如何一步步地将科学,推向了极致的细分再细分?数学在计算能力上的演变和应用,又如何推动了时间思维的社会化应用?

这一系列的问题要解答起来并不复杂,只需要先解决“地球是圆的”和“日心说”导致西方的科学精英们不得不思考的几个基本逻辑问题:首先,既然地球是圆的,我们站在一个圆球上为什么不会跌倒?这个问题带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其次,“日心说”导致一个疑问,既然地球不是中心,那么人类就不是唯一的,上帝也没有理由如《圣经》中一样存在了,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何物?最后,地球公转太阳一周是一年,那就意味着地球也有生命,地球也会死去,人类必须抓紧时间了,逃离地球寻找永恒的生存之道,因此太空探索变得紧迫了起来。

以上几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的追寻之路,就是现代科学不断进步的路径。从伽利略、牛顿到达尔文再到爱因斯坦,都是在解答由“日心说”所带来的逻辑推理,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所得出的一些科学实验证明,恰好迎合了工业文明和工业资本的需要,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格局。

科学在发现时间之后,开始依赖时间了。这种依赖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依赖,还是精神性的依赖。当人们用反复查看手表的方式,面对日常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慢慢适应了用像钟表一样精确可靠的方式思考问题。但是,有些东西例如趋势判断就是不可被证实的,当被证实的时候,趋势已经到来或过去了。如果采用同样的时间方法再去判断下一个趋势,往往是不准确的。就如同经济学家从来不能准确预测经济发展规律一样,一旦这个预测被许多的人知道了,也就意味着这个预测的科学方法将会失去效用了。

当科学变成了一种习惯之后,它就不再科学了!

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让人类对一切新结果和新趋势都茫然不知,这源于他们极其期待的过程延续性,以及对时间性的过度崇拜和执迷不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地球生态领域都不能有效地进行预判。科学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把当前认知的基础物理学知识,神化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并进一步神话为宇宙的基本法则。人类在探索世界的征程,很显然还在半途中,如果将已知的认识,全盘套用在未知的认知上,会把人类带向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走向灭亡。

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没有解答“宇宙终极驱动力”的问题,人类却迫不及待把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的发现,当成宇宙最高法则来应用和实施。爱因斯坦晚年把自己关起来,拼命研究可以涵盖一切物理现象的万物理论,但可惜以失败告终。

人类的科学家都是摸大象的瞎子,把摸到大象腿得到的认知,当成大象的全部,这是何其荒谬的事情。但是,不可否定科学持续不断的探索精神,以及西方哲学中“知不知”的拷问方法。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没有科学做不到,可是人类要走向未来,仅仅依靠科学也做不到。

目前的科学,准确地说应该都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而且相互矛盾。所以说,科学只开发了人类一半的大脑,毫无疑问它的成就是可观的,人类在科学的带领下,向“效率”大大迈进了一步。在时间思维下,人类只是用科学写作复制了物质的形态,而这对理解社会空间的系统性特征并没有帮助,我们反而被时间及物质所俘虏,以至于人类在拼命与时间赛跑。人类对空间系统的变化,依然不知所措,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原则与原理,一直无法读懂。空间思维实质上就是关系思维,要素的多少,彼此的关系,都可以帮助准确预测什么要素会侵入空间。在这些领域里,人类的探索还处于很低级的阶段。

用科学可以被证实和被证伪的,往往都是过去了的事情。在科学的引领之下,人类对于那些会重复出现的现象,研究得很深入,这种研究特别适合工业大规模生产,所有的商品、观念、文化都是可以大规模重复出现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人类迷恋上了这种重复文化,同质化的东西充斥了所有的空间,人类在一种无聊的重复中还自以为活得很有个性。历史从来也不是科学的,因为历史不可再现。目前普遍的认识历史是人类公共记忆,历史是线性的。一旦历史被线性地描述出来,则会改变人类群体的公共认识,反过来会强加在个体身上,让个体感受到自己是时间性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空间整体的一部分。

当所有的人的历史观念与验证都指向人是会死亡的,人就真的会在意死亡。但是如果所有人的历史观念是空间性的,则人是不会死亡的,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跨越。古埃及人、古代中国人、几乎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不认为历史是线性的,他们一直在用空间思维看待世界,他们用空间思维来“驯服”时间。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基于他们对空间的独特理解,长城则是中国人基于对空间的理解而修建出来的。

科学在人类社会大规模地制造同质化,多样性被严重毁灭。人类似乎在把一切不可重复、相对低效率的现象和文化都统统灭掉。例如非洲文化、美国印第安人和智利马普切人文化、印度尼西亚海岛文化等。上千种不同的文化,都被科学绞杀得差不多了。这种文化的抵抗,也是空间的抵抗,彼此在抢占和保卫各自的空间,科学像病毒一样弥漫在整个地球和人类世界。地球上90%以上的国家实行非常类似的政治制度,80%的人群在接受同一种世界观的教育,70%的民族实行非常接近的法律,60%的政府每隔几年就要面临改组,50%的年轻人喝过同一款饮料,40%的新婚夫妇在同样的婚礼仪式上举办婚礼,30%的新生儿喝着同一个配方的奶粉……更要命的是,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罗伯特·肯纳(Robert Kenner)的纪录片《食品公司》(Food, inc.)向世人展示了美国几亿人都在吃什么样的食物,转基因的玉米及玉米制品,包括“西装鸡”“西装牛”是如何被催生出来的。如果玉米出了问题,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生物会出问题,这就是科学的效率所带来的严重同质化现象。这种同质化在遇到外来入侵和基因破坏的时候,抵抗的能力非常有限,整个社会空间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也是转基因玉米给人类带来恐慌的根本原因。

科学作为一个体系,也在遵循空间的变化中的效率扩散原则,科学已经快要扩散到它的极致,应该回归公平了。

人类自从信仰和崇拜科学之后,环境在加速恶化,大气在迅速变暖,土地在失去营养无法自然生长庄稼,河流在变黑变臭,鱼虾难以生长,贫富在加剧拉大,水资源在走向枯竭,恶劣气候频繁到无法预防,人口在高速膨胀……人类正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此之前人类与大自然还是亲近的,生存方式还是可持续的,可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像预言家一样,预测人类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走向灭亡,未来的人类将会嘲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为“愚昧时代”,嘲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明明知道不可持续没有未来,却在猛踩油门冲向死亡。这种愚昧绝对不仅仅是用资本家的贪婪就可以自我安慰过去的,这恰恰是我们整个人类丧失了对未来的正确预判,拼命追求眼前利益的体现。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同时,需要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变成了迷信科学,迷信那种被证实过即是正确的简单粗暴的思维模式。工业化、重复生产、单一产品的全球化应用、追求极致的效率,这些是不是正确的?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该不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未来的一百年、一千年该怎么度过?

科学似乎带来了效率与进步,可是谁能准确描述什么是进步?如果快速冲向集体死亡是进步的话,那何必进步?科学似乎带来了知识与光明,可是谁能说古埃及没有知识?古印度没有光明?古代中国不曾辉煌?为什么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古代文明是落后的,甚至看上去都是愚昧的?难道不是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吗?可是就人类整体而言,抛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我们以人类自己为一个整体,目前我们的竞争对手又是谁?

当然,科学会进步,科学会不断地修正自己和调整自己。科学能发现宇宙的奥秘,能探索量子的规律,延长个体的寿命,缩短沟通与交流的距离,但是这又如何?如果人类对身边的自然、环境、人类自己不友好,在这个庞大的关系空间中过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受到关系空间运行规律的惩罚。

关系空间的思维方式,让人类从一开始就用系统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所有的空间要素都是关联的,从来就没有谁是世界的中心和空间的主宰。与周边关联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整个系统得以长期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基础。

如果说真的有上帝存在,那么绝不仅仅是人类的上帝,也是宇宙的上帝、自然的上帝。关系空间思维就是上帝思维,站在尽可能高的高度,全面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事物,用统筹的可持续的角度构建新的空间和社会,构建更有开放度的社会组织结构,让多元、可持续生态链的发展得以健康地运行。

在心理学的实验中,有一个现象,被称作“潜藏信念”。这里所说的潜藏当然是自己可能都不曾清晰了解的;而信念则代表自己坚信且认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当内心期待的结果与实际发生的结果截然相反,则意味着很有可能是被检测者自己内心有一股强大的“潜藏信念”在作怪。有趣的是,人们往往想不到居然是自己从来不曾怀疑的观念在阻碍自己走向心中的目标。这种现象与海面上漂浮的冰山,有类似的可比性。

当海风一直在向南面刮,大海表面的海水也在向南面流动的时候,这样一座巨大的海面冰山却在往北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还很快。这种看上去与表面情况不符的现象,有一些海洋知识的人都知道,是海面下面的海水洋流在推动冰山北移,因为冰山的大部分不是在海面而是在海里。提到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给大家上心理课程,而是想说在一个系统性的关系空间里,起主导作用的,有时候并不是看上去在主导的那个要素,而是潜藏在背后的要素。

人类在工业化的一两百年之后,越来越意识到离自己期待的长远目标似乎越来越远了。科学带来便利和安逸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变得贫穷,地球资源在变得越来越枯竭,战争与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频繁。人类潜藏了什么信念,在阻碍人类整体的进步和社会整体的完善?

在我看来,就是时间思维模式在作怪。当伽利略把时间刻度化了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时间是宝贵的,上帝无法带领死者去到天堂,生命变得短促起来。所以人类个体思维代替了整体思维,在不停地为个体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略了整体利益,甚至在严重伤害整个地球环境的利益。时间思维模式让人类不停地追求效率,而忽略了公平,特别是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公平。人们在追求个体和小团体强大的同时,与更大的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友好的。当美国实行公平的民主制度竞争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国民却在伤害他国的利益;当中国在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时,却在污染属于整个地球的空气;当印度尼西亚人为了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利益时,却在砍伐生长了数亿年的原始森林……

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完全可以降低发展速度,让绝大多数人正常地生活,不忍受饥渴和战乱,可是在个体时间思维的观念指导下,人人在迫不及待地往前跑,人人在争先恐后地与自己的同类竞争。如果人类发展慢一点,也许再过一万年,地球也不一定就被侵略,地球也不一定就被陨星撞击毁灭。人类急需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思维模式,来引领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而这种思维模式,毫无疑问就是关系空间的一体化思维模式。

关系空间思维模式就是:空间环境内,一切都是重要的,存在则是关联的,变化才是永恒的,持续发展是可以做到的,关系变换和角色更迭,是正常的,利益增长和损失,也都是暂时的。把生命和观念放到空间去承载,是可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甚至永生的。

回到本节第一段提到的话题:蝙蝠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雷达?鸟类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翅膀?单细胞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氨基酸?鱿鱼没有科学如何发明了变色素?这些对人类来讲,变幻莫测的发明和创造,背后一定有非科学的创新机制,人类与动物比较,显得很笨拙,但人类自以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赢得了时间。因为动物的创新太慢了,也许要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才能进化一些特质出来,而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却在物质层面和工具层面,进化了不知道多少倍于原先的新事物出来。人类以胜利的姿态躺在时间的账本上,兴高采烈。

如果忽略时间的紧迫性,且人类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完善的话,我们是否就能明白动物是如何创新的?是达尔文的竞争驱动力吗?是森林法则吗?我看都不是!就如同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但并不能解释引力是如何产生的,就如同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预测了引力波的存在,但依然不能解释为何微观量子世界并没有在引力的作用下运转。人类即便推断动物的创新是竞争导致的,但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在生物大爆炸时期食物足够充足且彼此无害的情况下,为什么动物还在进化?

用科学验证的方法来知晓宇宙的奥秘、万物的法则,似乎不一定行得通。人类到了该尝试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宇宙万物,来感知万千世界。这毫无疑问,将会是空间思维。

启示录

本节通过回顾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科学是时间思维在主导的一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工具。这种工具自从被伽利略发现“单摆等时性”开始,人类进入了钟表计时时代。时间作为一种可计量、可重复、可验证、可把控、可细分的尺度工具,很快深入人心并演变成了一种生存哲学。人类伴随着时间和科学的脚步,变得功利了,变得急躁了。而关系思维是开放的、善意的、结构性的、主导性的、可取代的、可重构的、可新生的,也是不可测量的、不可控的、不可证实的、不可细分的。人类回归空间思维则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将危机四伏。

你或许被线性思维的故事骗了

地球人认识世界,是从听故事开始的。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荷马史诗》《诗经》《格萨尔王》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集或诗歌,这些地球人婴儿时期的记忆,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固有思维方式也就是线性时间思维模式。故事的基本结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其中核心的角色是人物。人们在对自我有了认知之后,能记忆得住的,就是与自己不同人格化的“他我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把大家牢牢地捆绑在时间主导的人物命运和事件上,忽略了空间关系的存在。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就好比你只看见菜肴,看不见有厨房一样。你可以不关心厨房,但是你不能不知道菜肴是厨师在厨房里生产出来的。人类在讲时间故事的时候,很容易被自我误导。

我来讲一个故事,看看人类都是怎么用时间思维看待自我世界的。

公元1182年7月5日在意大利亚西西,一个富裕的布料商人家庭里,一个孩子诞生了,这位商人出于对法兰西生活方式的憧憬,给儿子起名为弗朗西斯。(很显然,这是一个人物榜样的故事,人们很容易在这样的定义中比对自我。)

一、少年时期

弗朗西斯原本是一个喜欢饮酒作乐、和有贵族背景的朋友在一起过着世俗的富裕生活的人。由于父亲的财富和溺爱,弗朗西斯成长为一个纨绔子弟。因为他招人喜爱的天性,他变成了一伙年轻人的领袖,经常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开宴会,吸引了很多花季少女的芳心。(这一段是铺垫,故事接下来需要转折才打动人,观众很容易被吸引。)

弗朗西斯热爱法国的歌曲、文学、美食,还喜欢行吟诗人的冒险;他的生意做得也有声有色。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容易了,财富和自由不能使他满足,他还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例如获得名声和威望。在那个年代,加入军队上战场,获得功勋是实现此愿望的最好路径。(他表面的单纯并不代表他内心不复杂,他其实已经很早开始构建自己的思维空间和理想世界了。)

二、青年时期

在弗朗西斯19岁那年,亚西西领主向临近的世仇宣战,他响应号召加入了军队。后来亚西西的军队大败,大部人战死或被杀,只有家里有背景的兵士有机会在被俘虏后,通过换取赎金留下性命。弗朗西斯理所当然地做了俘虏,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即使处于这样的逆境,他也没有失去一贯的乐观性格。一年以后,弗朗西斯被赎回,他好像一点都没有受这次经历的影响,继续他原先寻欢逍遥的生活,并且坚持不懈地追求功名爵位。(他的内心思想的价值观和思维的大厦已经建设完成,他有独立的思想,只是目标还不太明确,路径还不太清晰而已。)

数年后他又等到了机会。当时成为骑士的条件是自备盔甲和马匹,这对身为富商儿子的他不是一个问题。他的盔甲是镶金的,并配有一件美轮美奂的斗篷,临行前他宣称得不到爵位绝不回家。但是他在离开家乡还没超过一天的时候做了个梦,在梦里上帝告诉他,他所追求的一切都错了,并要他回家。(这或许是借口,实际上他突然明白醒悟了,自己接下来的路径和目标是什么。)

梦醒后他真的毫不犹豫回家去了。没有到达战场就回来,他受到了乡亲们无情的嘲笑、羞辱,被骂胆小鬼。他的父亲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要他归还花在他身上的所有钱物,甚至一件衣服也不给他留下,还断绝了父子关系。25岁的弗朗西斯一夜之间变成了乞丐。也由此,他坚定不移、孑然一身地踏上了奉献上帝之路。(这时他的思维大厦已经完成建造,接下来需要的是毫无杂念地去实施自己的梦想目标。)

三、修士会时期

在经历了一段艰辛漫长、以乞讨为生的穷苦生活后,弗朗西斯穿着粗布衣服,赤脚,照着《圣经》的说法连拐杖也没带,四处呼吁大家要反省悔过。很快城内一位很有名望的人来跟随他,在一年内他陆续有了11个跟随者。这些追随者经常住在亚西西旁曲河的麻风病院里,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翁布里亚山区传教。他们总是很高兴地传教,而且常常唱歌、跳舞、开宴会,他的讲道词经常让信徒们产生很深的印象,体会到诗歌的浪漫美感,充满崇敬之心。他利用一个破败的教堂亲手凿石重建教会,并传播福音。随后他成了方济各会的创始人。(这说明他的思想建筑已形成了体系,与诸多领域的理念和观点形成了互通,更重要的是他领悟到了思维的组织价值,思维空间的传播形式,以及他需要做的很多事情的具体内容。他似乎在效仿基督耶稣收罗门徒,并持续传播自己的理念,最终用组织化的形式固化这一体系,并形成派别。)

四、身后的圣·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在1226年10月3日去世后,于1228年被教会追谥为圣徒。

下面是他一段有名的祷告词,流传到今日:

主啊,让我成为你平安的器皿;

在仇恨的地方,播种爱;

在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

在疑惑的地方,播种信仰;

在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

在黑暗的地方,播种光;

在悲伤的地方,播种喜乐。

请让我寻求安慰多过被安慰;寻求理解多过被理解;寻求爱人多过被人爱。

因为在给予里我们收获,在宽恕里我们被宽恕。

只有在死亡里我们重生得到永远的生命。阿门。

(毫无疑问,他已经完美做到了把自己的思想行动化、把思维空间化、把观念组织化、把流程艺术化。)

他的生卒年,所在的地点,以及他所做过的事情,通过故事再现。这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时间记忆,这种记忆和思考方式,人类延续了很长时间。故事中提到的地点,弗朗西斯的故乡,在一片俯瞰他家园的风景秀丽的坡地上,矗立起了一座庄严的圣弗朗西斯大教堂,这是教会在他离世后30年筹募了巨资建立起来的。他的名字还变成了大学的名字,被意大利人甚至更遥远的人记住。

一个人及他的思想和理念,在这种形式下得到了延续和传扬,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中国光绪年间,也有一个穷其一生做乞丐,却积攒大量钱财土地捐资助学成立了“义塾”,名叫武训的人,他的名声曾经也被广为流传,可他生前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荣耀,死后甚至连坟冢都不保。类似弗朗西斯在意大利的荣耀,武训丝毫没有享受到。如今在意大利,矗立在弗朗西斯家乡的那座宏伟的圣弗朗西斯大教堂,毫无疑问是其一生成就的重要佐证和标注。弗朗西斯本人的棺木就停放在这座教堂里,随后的很多“小兄弟会”的成员也安葬在那里。

在关系空间的体系中,一维度的念想空间,也有高大宏伟建筑和普通低矮茅房的区别。人类的个体,在空间面前依然是渺小的。个体的灵魂很容易被空间俘获,并跟随空间构建者的意志,亦步亦趋。大到国家领土,小到办公室和居所,人类都会在空间的塑造下,变成群体中的一员。只有极少数人有极强的独立意识,他们的执念,让他们在自己的一维世界里筑建了自己,成为空间的主人。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前面两位慈善家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又有什么区别。

第一,中国的武训只是靠一个人的淳朴的念想的力量,他在实践兼济苍生的理想;而意大利的弗朗西斯,则是在庞大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下推动兼济苍生。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差异,高维度的演变受限于低维度的价值定位和空间构建能力。念想格局的高低,决定后续空间演变的可持续力和扩展能力。

第二,关于中国的武训,只有少量的口耳相传的故事,在之后很多年才有了关于他的图画、电影;关于意大利的弗朗西斯,则有大量的油画作品、故事、图书、个人头像、音乐电影等,这些是重要的口碑。传播是成就一个体系的基础,标志性和标识化是这个维度重要的传播手段和方法。

第三,中国的武训只是在本地被人尊为“千年奇丐”,有象征荣誉的祠堂,直到近期才被筑碑立像;而意大利的弗朗西斯则不同,几乎在其身后不久,就被授予圣徒称号这一莫高的荣誉,还以他的名字盖起了教堂和大学。教堂、大学作为空间的载体,所有与这个空间有关和进入过这个空间的人,都会受其影响。

第四,武训没有创建任何组织,并针对自己的主张或理念进行时间的延续和制度的保障;弗朗西斯则在生前就创建了方济各会,后来成为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对弗朗西斯的口碑进行时间维度的结构性传承,只要他的理念变成组织理念,传播的目的和价值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有一群人在为这个故事担当传播角色,以确保他的名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意念发端——行为事迹——口碑传播——组织延续——建堂立庙——制度保障——行为约束——根植意念,是关系空间的三维度“空间赋能”价值体系的基本定律。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意念成就,都在这个空间升维创作定律原则范围内运转。宗教、政党、科学、社会风俗、语言体系等,都是在这种空间维度升级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和巩固的。如今正在人类中进行的一场意念空间升维创作行为,就是环境保护运动。

无论是在粒子世界、分子世界还是人类世界,都存在意念空间升维创作这一定律。

意念空间升维创作的完整解释是:这个世界由物质构成,但是构成的动力来自包括粒子在内都自带的“意念本能”,这种本能一旦被驱动,就会自我完善和修正下去,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有灵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低维度的意念构架会带动高维度的物质构成,同时释放出巨大的共振能量,让更多的空间个体参与到这个构架中来。“意念本能”每上升一个维度,都会释放出更大的构建驱动力,让更高维度的空间个体,投身其中不断扩展与外延下去,直到遇到与其相抗衡的意念构架在同一个维度空间内,形成剧烈碰撞,产生出新的意念本能,进行全新的意念构架。

这一系列的过程,简称为“空间赋能”定律。这种空间升维过程,每一个空间要素都将会获得10倍以上的能量倍增。这一法则将会在弦理论的基础上得到完善。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一维空间的思维念想,在二维空间里变成了读物《资本论》,在俄罗斯获得三维空间验证后,表现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将其组织制度化,最终影响了大半个地球。这就是“空间赋能”带来的巨大能量释放,它可以让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梦想,变成万民的现实场景,人类的一场革命,宇宙的一次震荡。当空间思维得到人类的广泛理解之后,人类将有能力走向更高的维度世界,与空间一起永恒。

懂得“空间赋能”的人其实不少,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懂得这种“空间赋能”所带来的巨大能量,他们甚至有意识地强化这种“空间赋能”,进行封闭式赋能运作,这样所带来的倍增效果则更为明显。

生产空间和空间生产,是几乎所有宗教都懂得的窍门,教堂的空间生产,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不朽的榜样,人的个体生命时间被理念和教堂无限延续了下来,表面看上去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可实际上是一系列宗教标签时间化和思想空间化的再现过程。因为这个故事的整理和创作,把教堂这个空间生产出来了;随后,教堂这个空间,又不断产生对人格化榜样的不断复制和再造。无论是思维空间还是物理空间,在这里都是主导要素。

回归到故事欺骗性的讨论。弗朗西斯与武训,从个人经历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差异。但在他们死后,这几乎同类的故事和人生表现,却产生巨大的传播差异和社会影响力的区别,毫无疑问这是组织的力量发挥的作用不同。武训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自己的组织体系,所以作为个人行为,充其量也就是个传奇故事;而弗朗西斯则不同,他隶属于一个庞大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教会组织体系,这让他的个人念想发挥了最大的空间效能。这种效能的释放路径,是从低维度向高维度逐级提升的过程,最终让故事与思想融为一体。

历史并非故事性的,而我们只能通过故事了解历史。

黄仁宇(1918—2000)是中国历史的研究专家,在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非故事性的描述,用一种平铺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明朝晚期的各种社会现象。这种非线性的时代记录手法,打破了以某个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格局,采用历史年代切片的方式,类似于西医的X光透析照片一样,如实地反映了从各种史料中搜集来的,关于那一年的事情。在他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例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就用中国地域水文特性,解释了为何欧洲始终是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中国却能相对长时间地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自汉代司马迁《史记》以来的本纪、列传的描写手法,过于强调个人对历史的影响,而忽略了空间对区域文化的改造能力。在黄仁宇看来,中国自西向东的两条河流,及“十五英寸等雨线”,对中国人文及历史的塑造能力,恰恰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们对历史重新用空间思维去审视,就会发现原本看上去很个人的、民族性的史观,会被很大程度地颠覆。地缘政治及空间属性,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才是最为深远的。

人之所以行为不同,是因为经历的历史不同;人之所以历史不同,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不同。

启示录

故事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有背后的组织动力驱使的(当什么事情人人皆知的时候,则意味着有人需要这件事情人人皆知),这种组织的力量并不一定是邪恶的,但的确是有欺骗性的。如果有人欺骗你,你的处境变得更好,那或许也没有必要去拒绝吧!人类每天在发生的真实故事数不胜数,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些故事被反复流传,那就需要用理智的大脑察觉一下,这或许只是一些组织机构、商业团体在通过这个方式,搭建公众思维空间和认知空间。这种搭建是建设性的,只是你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这样的搭建,你本人是否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而作为一个被建设者,被故事教育的人需要自己形成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必然也只能是少数人才会具备,其中包括看懂《空间启示录》的人。

时间只存在于当下,空间才是主体

在日本,成为一个哲学家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空间里,人的思想同质化比较严重,无法产生多样性的碰撞。在二十世纪,由于空前的全球化运动,人类甚至发起了两场世界大战。那时的日本是两次战争的重要参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的策动国。在这个时代的日本,有一位有全球视野的哲学家很值得关注。他的“场所的逻辑”观点,几乎就是空间思维的标准解读版本。

这个人叫西田几多郎(1870—1945)。

西田是东方现代哲学家中,第一个试图把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统一起来的人。虽然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尝试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当时的东方人中,从哲学角度看最有全球化视野的人之一,可惜的是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国民个体行为,都还远远没有到靠哲学来引导的时代。即便是当今的日本、韩国这样已经富强起来的东方国家,也依然没有摆脱被殖民屈辱的民族意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足够的自信,都无法靠代表全人类的哲学思考,来引领国民和政府,采取更长远考虑的思路来为国家和国民制定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说存在国民自己有哲学的觉悟,按照哲学的思考来进行自己的创造和生活的可能。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个体成员,只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地球人的时候才是自信的。民族主义思想归根,还是不够自信的表现,时间(历史)只存在于当下,而空间存在却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西田认为:十八世纪的人类,处在个体自觉(觉醒)的时代,哲学、艺术在当时大行其道;十九世纪的人类,处在国家自觉(觉醒)的时代,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大行其道;二十世纪的人类,处在世界自觉(觉醒)的时代,全球化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而国家与个体的觉醒,在二十世纪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那个时代诞生的原因。很不巧的是,他没有看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如果他看到了,不知道是否会后悔自己一直没有主动走出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真正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切实地为未来的人类给出答案。

西田在研究世界哲学的过程中,努力尝试将西方的逻辑思维和东方的形象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对场所(空间)的逻辑性思考。他认为意识空间是智、情、意共同形成的所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在其中成立。他还认为空间分三种,一种是“有”的空间,一种是“相对无”的空间,还有第三种则是“绝对无”的空间。这个“绝对无空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空间,它是可创造一切可能性的空间绝对论的启蒙者,西田的观点,与本书上一章节提到的三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创造与生产,如出一辙。只可惜他不能大声疾呼,当时的他只能让哲学的思想在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国民性面前,隐忍着抗争而又不彻底。我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个时期的东方哲学家的思考,是因为再早的哲学家没经历过大工业文明的冲击,再晚的东方一直不曾有任何的话语权;而这个阶段的日本人,是自信的,也是有条件得到世界哲学体系注意的。

西田看到了日本原本有机会成为亚洲的“大不列颠”,可他也看到:“将国体与武力联结起来、将民族的自信置于武力之下是根本性的错误。自古以来就没有仅仅靠武力来繁荣的国家,武力马上就会行不通。永远繁荣的国家,必须有优秀的道德和文化为根底。实际上我们的国民现在是必须从此根底上进行大转换的时候。”这些话是在日本进行疯狂的对外扩张战争时提出的。作为一个哲学思考者,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理智,不被人云亦云的价值观所左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西田作为东方哲学家的时代代表人物之一,思考全人类如何才能走向“世界的世界”问题,是应该值得尊重的。特别是之后的东方哲学思考者,应能从他的思考中获取一些营养和启发。东方的非线性思维,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模式之一,也是西方线性思维重要的补充和对照。如果这个星球上只有西方的逻辑线性思考问题的方法,那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残缺不齐的。

线性思维的重要表现,就是故事性和中心化。在故事思维的引导下,人们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理解,大多以自我的时间思维去看待世界,空间可以用来作为时间故事的承载。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在向死而生,所以出现了人物中心化的思维定式(就如同在不知道地球是太阳的卫星之前,“地心说”是权威学说一样的思维模式)。世界必有一个中心,且有生与死的时间属性,而空间只是这些生命的载体,对一个生命而言,生命结束则意味着空间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除非是那些有特殊贡献和事迹的人,才会被物化空间所记载,并且提示后人以此为榜样。

电影艺术是一门非常讲究哲学观点的艺术,特别是在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上,非常有代表性。电影可以跨越人类已经感知得到的几个不同空间,进行创作:1.地理空间(例如《非洲》这样的纪录片电影都是这个类型);2.历史空间(例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故事片电影大多是这个类型);3.精神空间(例如《盗梦空间》这样的想象力电影是这种类型);4.虚拟空间(例如《黑客帝国》这样的科幻电影属于这种类型);5.交流空间(例如《活埋》这部一个人与空间交流,或很多爱情电影里两个人的心理交流都属于这种类型)。

在电影中大量运用空间语言来叙事,而时间只是可以被任意调配的要素。电影胶片是物质的,但是当它被光影播放出来之后,观众却进入了一个个导演设计和构建出来的空间里。纯粹的随时间流逝的描述,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时间被锁定在一个空间环境下,才有了可描述性。当电影用某种价值观(精神空间)不断向观众进行渲染的时候,人们就慢慢接受了这种价值观,慢慢也进入到这个精神的空间中,成为这个空间的子民。

西田是倡导和运用“智性直观、宗教直观、艺术直观”的现代东方哲学家,他说:“所谓美,是在事物照理想一样实现时所得到的感觉。所谓照理想一样实现,就是指这一事物发挥其自然的本性。所以,正如花在显示其本性时是最美丽的一样,人在显示其本性时便达到美的顶点。”每一部电影,导演都是在按照他们的理想,构建出电影画面,所以在每一个电影导演看来,至少在创作这部电影的当下,他都自己认为是美的。可是美并不一定代表的就是“善”。按照西田的理解,美是理想的镜像,所以如果有人改变了人类的理想共识,美也改变了,“丑”的也就“美”了。那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人类又会自觉地回归到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上来?那是因为只有善才能让人类“可持续发展”,否则一定会彼此杀戮和自我毁灭。

善是公平的代表,恶则是效率的代表。在空间中,善与恶总是如公平与效率一样,在左右摇摆中寻求平衡。

而西方的逻辑思维和线性思维,在西田看来是有缺陷的,他深刻理解东方哲学的空间思维的包容性,而西方思维则更容易走向极端,容易走向执念太深的地步。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

这就如同三文鱼的DNA里植入了一个故事,他们死之前一定要回到它们当初出生的地方,产卵受精然后死去一样,这是一种本能的生命惯性。在这种惯性面前,三文鱼会不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出生的地方才能产卵和交配受精?我死后我的子孙后代又一次次重复这样的历程,又是为了什么?

大多数人从来不会问自己,榜样是这样做的,我为什么也这样做就是对的?我的子孙也一代一代这样做下去,又是为了什么?在生物性面前,人类和三文鱼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恰恰是一些带着哲学思考的少数人,在不停追问了一些问题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活法,尝试另一种可能。

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不同,则是在对“我”的发现上。所以归根的问题,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是人类称为哲学的命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事实上,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思想者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上帝”的存在就是其中一个答案。

如果抛开称呼的不同,“上帝”代表的是一股主宰世界的力量,“上帝”它的确存在。只不过在未来的人看来,那一定会是空间及空间的创造者!

如果把空间人格化地去理解,它是不死的,它是万物的创造者,它是开放而且包容的,它也是无边无际的。

试想一下你眼前的一立方米空间,按照人类已知的时间最初就存在,它曾经是空旷的宇宙的一部分,曾经是高山或海洋,曾经是草原的土丘或树木的枝干,曾经有恐龙从这里越过,曾经有猛犸象在这里卧躺,曾经有飞鸟掠过,而如今是人类用建筑把它占用和分隔,你和其他人类频频在这一立方米空间里穿梭经过。可是因为它不死,所以时间在它面前没有意义,它如此淡定和从容地变换着各种模样。在它之内,各种要素在里面发生着变化,它不断地被占用又不断地被释放。

如果你就是这一立方米空间:

那么你就是个不死的老者,不拒绝任何变化的智者,不害怕任何得失的仁者,不偏向任何角色的中立者,不感伤任何流逝的旁观者,不争夺任何利益的无私者,不干预任何变化的守候者;那么你就是“上帝”,就是万物的主宰者。

人类所有的智者,都是把自己从时间思维,切换到空间思维才变得超脱;人类所有的思想者,都是在领悟了空间存在的永恒之后,停止了思考,放下了自我,让自己思维归于永恒;人类所有的宗教,都是教导信众回归空间自我,让生命获得解放,让精神得到继承。人类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思想文化的塑造,都经历了思维的构建——思维体系的完善——思维庙宇的搭建这几个步骤。

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实施的文化,就相对牢固和可持续,不按照这个步骤实施的则如同风中流沙,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很期待,未来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对空间的再理解和再造,重塑一个人类世界。时间只是一个尺度,是空间变幻的一把卷尺,那么空间在如何设定之后,时间可以被忽略?人类当前意识世界存在的要素有哪些?如何才能让更多人清醒过来,主动构建自己思维空间的殿堂?

人类现有的思维空间还远远没有被有效地开发和应用,这一空间被以下几个要素堆积满了:

1.自我:在以往意识世界里,要有认知中心,那就是“我”。但这是狭隘的,只有认识到了自我即是空间,空间即是自我的时候,人类才能真的明白,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中心,空间是一体的、关联的,也是开放的,而自我是虚无的、时间的、单项不可逆的。

2.历史:在人类惯性的思维模式中,曾经的过往占据了很大的思维空间。通常对历史的理解,依然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人类喜欢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认同,例如国家、种族、家庭、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这些历史的烙印禁锢住了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他们变得像一般动物一样,安于社会角色坐吃等死,又或者是悲悯苍穹。

3.地理: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既是一个标签也是一个烙印。人类为了满足自我归属感的需求,喜欢把自己和地理关联起来,特别喜欢被地理位置所局限。通常的借口是“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因此我要为此担当起责任”。可是如果是这样,人类便完全不需要进化构建出大脑和四肢,一直做一棵大树就挺好的了。作为一个有主动认知能力的物种,就应该不断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甚至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去探索更多的未知,有机会发现空间,并且重新构建所发现的空间;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1]探讨的就是这个话题。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恰恰是挣脱了地理的束缚,才走向了世界。

4.媒介:人类创造并利用了媒介,同时也被媒介所束缚。从肢体语言、语言、文字、书籍,再到互联网、富媒体等媒介,每一次进步都更进一步把人类束缚在媒介中,越来越被繁杂的信息所淹没而不能自拔。人类从懂得交流开始,就慢慢依赖上了交流,同时丧失了连绝大多数动物都有的独立感知能力、群体共振和集体同步思考能力。人类更多地陷入了辩驳和争论之中,甚至因为媒介不同导致观念差异,引发毁灭彼此的战争。

5.故事:人类的情感感知能力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只可惜在物质社会的推动下,严重商业化了。那些沉迷在电视剧、小说、游戏中的人, 已经被包括宗教故事、家族故事、财富故事、爱情故事等一系列的社会故事所俘虏,它们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包袱,以至于在开放的空间思维中,根本无法打开自己。固执于某些情感孰对孰错的人类,根本丧失了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彼此之间应该有的感应能力。更可怕的是这些故事还根植在大多数人类的脑海里,形成他们自己的堡垒,拒绝与此相违背的其他情感的介入,甚至连最基本的彼此信任感,都越来越难以构建。空间思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切只是存在与不存在,关联与不关联,线性逻辑的故事,会毁掉空间一体性,会让感应变得迟钝不堪。

人类在互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当下,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些思维空间的堆积物已经严重阻碍了个体甚至集体的思维能力,那么人类很快会被物理化,而不可能再继续成为空间的构建者和生产者。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排斥成为这样的生命体,因为他们活得很没有目标,他们很像大自然的动物,天真烂漫且世俗难耐地轻松地活着。

我所描述的空间,还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人格化理解所带来的上帝思维,更是对空间认识,特别是对空间内各要素关系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则,你就很容易理解众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往矛盾和复杂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空间思维来尝试创造自己的思维空间。

那么时间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时间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英国当代哲学家艾伦·沃兹(Alan Watts,1915—1973)就提出,时间并不存在过去与未来,只有永恒的当下。这位一直致力于禅宗研究的西方哲学家,通过对东方哲学的持续了解和学习,进行时间性的逻辑分析和研究之后,有了全新的世界观和宇宙时空观念。他提出,之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是因为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静态的未来,等着人类去穿越。我们只有现在,永恒的现在。

数学被誉为科学的基础,可是数学也根本无法演算出时间的存在。例如,数学无法证明,3一定是在5前面或者反过来5一定在3前面。时间如果是一种物质的存在,那它就可以被捕捉。毫无疑问,光是可以被捕捉到的,但是时间无法被囚禁。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实验手段,时间都毫不留情地在流逝。

时间是否存在这个话题,也曾经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我发现空间思维之后,惊喜地感悟到,时间为什么不存在,它为什么可以被感知到且可以用钟表计算出来。这部分内容,我希望读者有耐心看到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会在最后阶段的空间相对论中解释清楚,时间为什么并不存在,我们一直以为的时间,为什么只是一个空间运动的相对值而已。

时间是作为一个相对值被人们拿来比对和统一行为用的。这就好比家里有个小孩,每隔几个月妈妈就想看看他是否长高了。但是家里没有一杆好的尺子,所以就把门前的一棵树作为参照物,妈妈每个月都会把孩子带到那棵树旁边,让他站直然后在树上划一道标记,看看这一个月内孩子长高了多少。可是如果那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根毛竹的话,这种丈量孩子身高的方法就很不靠谱,很有可能几个月前孩子的身高标记,几个月后比孩子本身还高了。

时间就是一根毛竹,它自身并不标准也不稳定。人类曾经做过实验,以单摆同时性原理设计的钟表,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其时间与地面人员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这足以证明,时间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自己也在变化。

东方哲学思维自古以来,就不把时间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而更强调空间性的价值。

被誉为中国军事哲学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就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而“天时”并非是钟表精确的时间,而是大气环境和空间气候的变化要素;“地利”更不用说强调的也是地理空间要素;“人和”强调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空间的要素。至于“兵贵神速”所蕴含的道理,也是相对于敌军的位置速度和移动速度的变化,时间只是速度的一个附带要素存在于这一整套哲学体系中。毫无疑问,空间是主导要素,而速度相关的时间,从来都是次要要素和非关键要素。

中国有“拳怕少壮,棍怕老郎”的古话,这说明在最朴素的竞争条件下,速度与力量的优势,是制胜的关键。但到了更进一步的工具应用的竞争阶段,经验就变得更为重要。在持续的东西方竞争中,似乎东方人一直都是“老郎”,往往在工具的应用能力上,超过西方。即便是西方发明和创造的工具,一旦落在东方人手里,最后在工具应用方法上,也总能创新和不断突破。这也是为什么例如照相机、摩托车、汽车这些相对稳定,功能性迭代速度并不快的产品,日本人生产的总是比欧美人生产的要好。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也似乎一直是“少壮”派,他们总是能在力量的竞争中取胜。例如在二战期间的军事竞争中,无论是德国的“虎”式坦克还是美国的航空母舰,都致力于速度和力量的更新迭代。这种在力量上的竞争优势,是西方人长期的制胜法宝。这似乎也验证了中国功夫里“唯快不破”的观点。

东方人的哲学,更注重态势的变化,而忽略速度的效率变化,至少没有把速度这个时间要素相关的内容,放到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去考虑。在东方人看来,时间总是够的,我们无须紧赶慢赶地奔跑。

可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哲学,毫无疑问都把时间性放在了各种科学技术、效率工具的首位来看待。这就导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方较量中,东方远远被甩在了后面。这种“快速奔跑”的哲学,进而演变成“争先恐后”的社会文化,以至于冷战期间,差一点点在美苏之间的竞争中,葬送了人类集体的生存土壤。

西方文化是一种狂奔之下,迷失了方向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一种享受当下,而忘记了方向的文化。

人类是否需要有方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哲学一直试图回答的终极问题。

启示录

在哲学的长河中,有东方和西方的古典哲学,往往是站在个体的角度,来诠释宇宙万物的关系,比较多的是阐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更深一层的关切就到了人与自己的关系哲学。但是之前的这些古典哲学,都没有预测过人类会经历一段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阶段,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上个世纪变成人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反而很少思考个人与世界、人与空间的关系话题。这一节总体在说明的话题,是线性和逻辑性思维模式的危害,这种思维模式的代表特征就是时间思维,而日本哲学家西田和英国哲学家艾伦·沃兹所建构的现代东方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线性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一体化和空间(场所)的重视,并且用电影的空间语言来阐述西田关于“智性直观、宗教直观、艺术直观”的理念。本节还提醒人们不要被自我、历史、地理、媒介、故事这几个惯性所束缚,敢于尝试以空间的方式观察和理解世界。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中国及东方哲学的回归,而是一种重新认识。因为西方哲学的时间性思维,线性逻辑思考都存在着重大的弊端,需要用东方思维来弥补。

注释

[1]《疯狂原始人》:美国梦工厂动画制作公司2013年出品的3D电影,故事背景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原始人家庭走出洞穴探索新世界的历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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