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外寒风凛冽，望着立在院门外寒瑟瑟的干正民，张筠秋感到突兀。他是怎么出来的？若是组织上的营救，作为干正民的直接领导、中共当湖党支部书记的她应该知道，至少有人会向她透露一些风声。可是上级没有任何通知，她对此一无所知，干正明今晚的到来事前也没有任何人向张筠秋作过任何预告。干正民是被他发展入党的朱某告密被捕的，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肯定已经暴露，那他的出狱是否意味着……他今日为何来到这里？张筠秋不能再想下去。干正民大概已经看出张筠秋脸上的犹豫，就主动说，筠秋阿姐，我没有害你们。到分金弄之前我兜了好几个圈子，后面肯定没有人盯梢。
说话之间，张筠秋领着干正民进屋。金洪声泡茶递烟后，知道俩人有事要谈，就借故去了里面的房间。干正民边喝茶边说道，他出狱已经有几天了，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才来找筠秋阿姐的。在狱中敌人残酷用刑，但他没有害人，没有出卖同志。后来李宗仁上台当代总统，提出释放政治犯，他也被当作政治犯放了出来。真后悔当时没有听筠秋阿姐的劝，发展的人太快太滥，眼睛勿识人，被自己发展的人卖了。这次出来仍旧要筠秋阿姐“接上关系”。
“接上关系”这种说法，在张筠秋金洪声等人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多次出现，是当时的平湖地下党内有关党员组织关系的一个习惯用语（不知别处的地下党是否也用这个语汇？），意即组织承认你是共产党员，或者表明你的党员组织关系已从别处转到此处。干正民说的“接上关系”，是要求张筠秋代表组织承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
张筠秋没有当场答应。
据张筠秋晚年回忆：“当时要求接上关系，但是我不太清楚，没有接上。”不太清楚的是干正民被捕后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情况，张筠秋此时作这种表态在常理之中，表现了她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和慎重。
干正民的党籍问题，不久仍由张筠秋提议，经包括张筠秋在内的中共当湖临时支部讨论同意，并报中共平湖县委的途径得以解决。现将张筠秋的回忆照录于下，我们也可借此了解解放初期处理此类问题的过程：
“后来解放时他配合一般工作，我反映县委。叫我们临时支部讨论，我们同意。恢复干正民党的关系，原因：
1.认为他被捕后，平湖的党员不出问题。（其他不了解）
2.看他过去工作比较积极，把情况和72师保卫科王民研究。（干出来情况，我没有把他接上关系）平湖当时不出问题，所以平湖解放前我们一起配合工作。
3.主要在狱中情况我们不分析。”
干正民的党籍由于张筠秋向平湖县委提出，并旁证干正民被捕后平湖地下党组织没出问题而得以解决。
张筠秋从上海回到平湖后，除了需应对平湖党组织和个人的安危以及党组织对她的信任等等问题外，还面临着生计或者说职业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由于祝歧耕的两次来信说明党组织还是信任她的；干正民被捕后当局并无对其他党员的搜捕行动，现在干正明已出狱，安全也应该无大差池。
倒是生计的事，苦于一时无从解决。离开平湖去上海前，已将民丰乡的教师职务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再去那里教书已不可能。虽然金洪声此时的收入可以维持两人的生活，但蜗居闲赋在分金弄，靠丈夫养活，是张筠秋一生之所不愿，她需要重新找到工作，独立地养活自己。
本来在10月间，金洪声就已提议将张筠秋教书的学校调近一些，夫妻俩也商议定了。后来因为事出不迭，先是干正民的被捕，接着又是贝锦记米行的地下党联络暗号风波，后来张筠秋人也奉命转移到上海行踪不定，调近的事就一直搁置着没有去办理。现在民丰乡教书已不能再去，正好找学校教书和调近一些两件事可并在一起来办。
夫妻俩找了徐善涛。县自卫总队副队长的手面果然了得，没费什么周折，张筠秋从过完春节新学期开学起，即1949年2月，就进了县城内的平湖南门初小当教师，校长殷静珠。
1949年2月前后的中国政局，正演革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大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于1949年1月31日以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人而结束。
1月22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
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著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实行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等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及作战的职权”。百万雄师屯兵长江北岸，全线渡江在即。
平湖离上海不过百余里，自然已闻政局骤变的信机。用金洪声在1953年的话来说：“于49年春天，我们胜利的消息，每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我们胆子比较大了。”
在嘉兴平湖海盐范围内，直接激奋两县地下党员们革命热情的，是祝歧耕从海盐寄给张振乾的一封信。张振乾阅后，教他们的堂侄女、后来也成为地下党员的张午芬，将信送到平湖张筠秋处。
张午芬在1988年3月30日回忆此事道：“四八年春节后不久，张振乾到太子庙小学来对我说，有件事要与平湖张筠秋联系，他无时间去，叫我去一趟。我就拿了他的信，利用星期天坐船到平湖张筠秋家。多年不见格外亲切。我们叙谈我毕业后教书的情况，并重述了师训同学会的活动和向往。在她家里认识了一位年轻女教师，（解放后知道她是地下党员徐运民）交谈中感到她很活跃。在张家她手挽竹篮演唱了‘朱大嫂送鸡蛋’，张筠秋问我会唱什么歌，我也唱了‘茶馆小调’。张又个别跟我交谈，问我经常接近哪些人，这些人思想倾向，教书地方人员环境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从此我意识到她们是党组织的人，对我进行考察了解，所以我回海盐后向刘佩珍同志提出入党要求。”
不久后的三月间，张午芬即由张振乾、刘佩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午芬在另一处对送信过程的回忆，尤写出了“地下”工作的惊险：“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濒临灭亡作垂死挣扎，正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国统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安全完成这一任务，作了周密思考，进行了伪装。首先将信折好，塞在一本文艺小说的包皮纸夹层里，放进一般小包内。从太子庙出发，先回老家张家门，找了位姓张的女伴，说平湖大阿姐身体不好，我们去看望她。并买了点礼品，将信夹在礼品中间，第二天二人坐船去平湖张筠秋家。”
据张筠秋的回忆，祝歧耕来信的内容大致如下：“大哥要来开丝厂，资金已经有了，但当地要找地方与筹备工作。如厂开了，到那时我们工作都找到了。”
祝歧耕来信的内容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表哥要办工厂，多年不见，见面一定很高兴，望你与筠秋要热情接待。那时我也能返里，必将欢聚一堂，更为热闹了。”
文字虽有不同，但“哥要来办厂，作好准备”的要义是一致的。
三天后，张振乾、钟铃应约来到平湖分金弄2号张筠秋家，三人一起再次研读祝歧耕的来信，讨论今后应做的事情。
三人认定，“大哥要来开厂”，是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的暗语，“当地筹备”，则是要作好准备、做好工作，迎接解放军到来、迎接解放的意思。总之，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他（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家庭安危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将要实现。
我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迎接太阳。面对朝霞高伸双臂迎接朝阳的兴奋高兴是必然的。等心旌平静后，三人分析了形势，大致确定了两地党组织要做的三项工作：
第一项是开展宣传，安定民心。
由于国民党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和造谣宣传，加之平湖海盐地近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国民党在两个县的统治势力强大，共产党的影响相对较弱。一些诸如“共产共妻”甚至“人吃牛粪”等蛊惑人心的谣言，在老百姓中间广泛流传，造成相当一部分群众思想混乱，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误解。而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误解，会对解放军的入城和新生政权的稳固，产生人心方面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们决定要采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以尽量消除这种影响。
解放前夕，睿智阅历如作家沈从文，也因为未亲眼目睹共产党和解放军，在给表侄黄永玉的信中对共产党解放军表示了这样的歧见：“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并要这位画家的表侄，“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尽管入城后的解放军很快改变了沈从文的看法。所以张筠秋他们议决的“开展宣传安定民心”，确实十分必要。
江南小县城下的市民农民们，绝大部分目不识丁，更加上大部分人的足趾未踏出过县境甚至方圆十里，受阅历和文化的限制，在国民党统治模范县的政治管理背景下，在亲眼见到共产党和他的军队之前，很容易受这种所谓“共产共妻、人吃牛粪”通俗漫画化的蛊惑。而造物赋予的渔民之乡的地理环境，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年景可以免受冻馁之苦，千百年来促成了民风的柔顺安逸。那时，思想宣传还没有被提到“推翻一个政权，先要造成舆论”的原则高度，但三位基层地下党员“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议出的主意，似乎先验地预见了宣传舆论的这种巨大功能。
宣传的做法和内容也有了具体的商定：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约法八章”精神，起草一个《告全县同胞书》，宣传党的政策。考虑到这件事要起草、刻印、分发，环节多，需要的人手也多，只要某个细节出一点问题，就容易暴露目标。张筠秋提议，张振乾在乡下的基础比较好，相对隐蔽安全些，就由张振乾负责。张振乾一口承担。
宣传的内容还可以辅以一些诸如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传单，这些制印上简单一些，量可以大一些，也由海盐张振乾承担。
第二项工作是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工厂。
平湖方面维持地方治安方面的工作，由钟铃负责，根据中共当湖支部的现有力量，尽力而行。
保护工厂的工作，把平湖电厂、平湖油厂的保护列入工作的重点，要落实专人负责，深入两个工厂，做好重点保护工作。特别是电厂，涉及千家万户，若解放军进城时停电，一则会引起人心恐慌，二则坏人容易乘“月黑杀人夜”捣乱破坏，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平湖油厂是平湖当时另一家最大的工厂，食油列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三，一旦市场因油厂被破坏停产而无食油供应，百姓有菜而无油可烹制，会造成民心躁动，也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项工作是摸清暗藏敌特情况，配合解放军进行肃清。
三人估计，在解放时，公开的敌人逃跑后，一定会有暗藏的特务潜伏下来，必须摸清情况，配合解放军进行肃清。这项工作比较复杂，要知人善任，择机而为。既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盲动，暴露自己，以免遭敌人覆灭前垂死挣扎的杀戮，避免革命力量不必要的无谓损失。平湖方面的工作，由张筠秋统筹，分党内党外两条战线进行。
面对任务重，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党员人手又较少的现实情况，会上还决定会后尽量去找能配合工作的群众，并作了分工：钟玲包括朱士萍去当湖书店找另一位地下党员王刘玉，张筠秋找徐运明。
三人计议完毕已是午后，张振乾、钟铃回海盐宣家浜和王庄桥。张筠秋则即着手部署保护工厂和摸清敌情的工作。
平湖的工作，先着手于组织人员。我们不能奢望张筠秋在顷刻之间撒豆成兵，但经过努力，确也基本上形成了一支以支部为领导、党员为骨干有外围群众参加的队伍，大约十五六人。
钟铃找了地下党员王刘玉，王刘玉再找了她的丈夫陆松筠，以及当湖书店的职工王季涛、伊立平。
张筠秋找了徐运明，徐又去联络发动了她的结拜姐妹俞雁、王雁、徐雁。
张筠秋钟玲找了赵雅明、唐砚华。
还有陆品良、冯毓清、金洪声。
干正民也配合参加工作，还有金舜仪。
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起1949年2月至1949年5月平湖海盐解放前，两地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时说：“这时海盐至平湖，我们组织了联络站，或有消息互相可通。”更由于两地的负责人张筠秋、张振乾是同胞姐弟的关系，使得这种联系变成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了。
我们先从《告全县同胞书》的制作、散发说起。张振乾回宣家浜后，立即着手组织起草告同胞书。蓝本是毛主席、朱老总194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由地下党员李国华执笔起草。署名为海北人民解放委员会，日期为1949年4月30日。文稿拟成后，由张午芬带到太子庙小学，由陈升强、何锦芳、陆兆璋、张丙令和张午芬等人共同刻字油印。在刻印过程中，几个人轮流在学校门口听动静。正当工作紧张进行中，突然发现远处有狗叫，并有人经过校门口，紧张工作着的人员立即将刻印工具纸张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旧纸箱内，塞在床铺底下，上面再堆放旧鞋子等杂物，人就装做在批改作业或备课。一共油印了二三百份，在平湖海盐两地张贴散发。
《告全县同胞书》全文如下：
自从人民解放军发挥了雷霆万钧的威力，全面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作为最后赌本的所谓“长江天险”，摧毁了反动政府仅有的残余军力，解放了包括反动政府的老巢南京在内的江南各大城市后，反动政府的垂死挣扎，已面临“呜呼哀哉”的最后命运。现在各线解放大军正在高速度推进，江南残余的蒋军，不久即将全部肃清。全面的解放，亦克日可待了。我海北同胞，久受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即日之内，也可完全获得解放。为此，特公告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希各安心，不要自扰。
（二）人民解放军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管理政策，除官僚资本之外，保护私有的工商企业财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国民党所属地方政府一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应各守原来职位，完善保全各项军械、文件档案及物资，静候接收，不得损坏或藏匿。
（四）保护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学校教职员及其他文化工作人员，应照常工作。
（五）无论在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土，均须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海北人民解放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将告同胞书从海盐宣家浜传递来平湖有相当的危险性，白色恐怖笼罩着上空，平湖到海盐的各个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国民党政权都布下了武装岗哨，对来往行人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搜身，稍有嫌疑，立即遭到拘捕。一旦文件在传送途中出事，不但要丢失文件，还会殃及传送人员和党组织的安全。从宣家浜到平湖，若从陆路传送，要经过西塘桥、乍浦、平湖三个关卡，搜查很严。所以决定走水路，乘轮船只要在海盐、平湖两个轮船码头不出事，途中一般没人检查，相对安全一些。
传递文件的重任落在钟铃身上，她将几十份《告全县同胞书》夹裹在孩子的尿布里，抱着孩子坐轮船送到平湖，到分金弄交给张筠秋。
这次钟铃送资料来，张筠秋就请她留下，在平湖县城共同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钟玲因为孩子还小，怕既对工作有牵累，又会在生活上给大家添太多的麻烦，就叫丈夫朱士萍来平湖县城共同工作。当时同志之间关系很纯情，通财之谊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朱到县城后就吃住在张筠秋家。张筠秋在晚年的回忆中也提及此事。“那时我对朱士萍还不很熟悉，钟讲她有小孩关系，反正士萍关系己（了）解了，祝歧耕也了解的。所以朱士萍来我家住下，做好一切准备。”
张筠秋收到《告全县同胞书》和同时寄来的其他传单，就组织在平湖的散发张贴，整个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张筠秋本人只在收录于《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中的《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地下斗争》一文中留下了“我们立即分头散发，起了不少作用”，以及文稿中“记得当时发动大家在晚上将传单在四城门张贴和塞在人家门内”的很少文字。在她或许是因为自谦，或许本来就认为是这是本份工作，根本就不值得多作张扬。可是对后来者，历史却就因此而阙如了一段生动鲜活的记录。
那一代的共产党人似乎均有不哗众取宠的品质，钟铃在1957年9月21日的回忆中，对她出生入死传送告同胞书的经历，也只有淡定的一句：“张振乾去印宣传品，印好后交给我带到城市去。由张筠秋同志等发到各伪机关学校等去，那时主要利用外围群众散出的。”
唐砚华、赵雅明夫妇，由张筠秋介绍，在平湖解放前夕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散发《告全县同胞书》和其他一些传单宣传品的工作，现将赵雅明、唐砚华的回忆，转述于下，以补以上的缺憾：
“我在1943年的小教暑期学习班上由王刘玉介绍认识了钟铃，到1947年下半年我与钟铃更进一步互相了解。进入寒冬时，钟铃突然来平湖我家，与我谈青年人应如何工作、生活，对我教育很大。年底时又两次来我家，一次是把孩子放我家，让我照管，她出去办事。一次是在我家楼上写东西，她让我为她看门。我家在西小街，有单独围墙，比较安全。
1948年大概穿毛衣的时候，钟铃与张筠秋同来我家。钟铃介绍：张老师在海盐平湖都教过书，今后由张老师与你联系了。
我当时大约能估计到钟铃张筠秋的革命身份。
张筠秋同志问了我们家庭情况和当时的思想情况。我俩对反动政府不满，因我们经常遭到失业，物价上涨，当个教员也是代课的。只怪自己穷，没有好亲戚。张筠秋听了以后说，恨，不满，是没有用的，要靠共产党，自己要努力创出路来。我说希望你们经常到我家来，从这以后我们就由张筠秋领导下进行单线联系，钟铃也不来了。
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张筠秋来了，这次唐砚华也在家。她就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是救穷苦人的，全国就要解放了，平湖被国民党占领的时间也不长了。但现在社会上反动言论很多，他们知道自己要垮台了，用反共产党的言论来欺骗我们。今后你们听到这种言论要看看是哪种人讲的，并且拿出一本小书是《新民主主义论》，叫我们好好学习，下次再来谈谈。学习后，我们参加革命工作的要求更加迫切。
张筠秋有时很晚也来看我们，当时我在米业小学代课，并叫我们了解有没有反共产党的言论。又说，当前我们要宣传党的政策，揭穿反动派的阴谋。我们对她说，我们一定去了解，还向她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她说，你们的要求很好，但不能凭好奇心，要提高对党的认识，要经得起考验，甚至要付出自己的生命。
之后，张筠秋又来了，带来了一份32开的纸，现在回忆是党对群众守纪律还是党的十大政策，是海盐县小教刻的传单，下面署名海北支队，她交给我们看了。隔几天，张筠秋又来了，她说你们对党对革命的道理有了认识。全国有很多地方已获得解放，平湖也快要解放了，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她拿出传单给我们看，说，当前必须要尽力设法，把这些传单贴出去。带出去是有困难，但相信你们能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这个任务。她嘱咐我们要谨慎小心。
我们商议，以孩子为掩护能够把传单带出去的，我们考虑米业小学代理校长朱符生，平时谈起新闻来，有时对共产党相信，但有时要反对。他在教育界中年龄也大些，有时也要受人排挤。所以党对他有利他说好话，对他不利他就反对。分析后我们认为这张传单可以给他，比较合适。
下一天我到学校，在下课时，我到校长室门口看看有人在，又等到放中午饭时我又去办公室门口，朱校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内，我大胆地走进办公室，把传单交给他。当时他脸阴沉沉地发了呆。我接着说，你平时讲起新闻来，对共产党有好感，你要保密，否则你自己也有危险。他说你放心好了。这样我更大胆了，要他把传单贴出去，他说我不干。我说你不干，把这张传单好好看，认清形势。
我跑出办公室回家吃中饭，在路上刚好碰到唐砚华，一同回家商量还有传单，日间人来人往不方便，决定到傍晚放学后再行动，与老唐约好在吕公桥堍碰头。到放学时，我到吕公桥等了一会，老唐来了，他观察行人，我把传单贴出去了。”
两人还回忆了由张筠秋介绍填表入党经过：“张筠秋同志来我家与我俩谈话，她代表支部谈话。叫我们俩谈谈入党动机和对党的认识，谈好后给我们两人二张入党申请书，那时申请书是很小的。”
从行文的口气看，主要是妻子赵雅明的回忆。张筠秋由钟玲介绍得识他们夫妻俩，在钟铃而言，认为两人已具备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玉不琢不成器，又经过张筠秋一年多时间的考察教育，乃至经受住了冒着危险散发传单的考验，最后在1949年初介绍赵雅明唐砚华夫妻俩双双入党。比起在1947年介绍冯毓清她们入党来，这次考察培养的时间要长得多，过程也要完整得多。或许可以这样说，张筠秋经过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和种种磨砺，在政治上组织上成熟了许多。由于她担任着支部书记的责任，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新党员发展工作也成熟了许多。以实际行动接受考验成为加入党组织不可或缺的步骤。
张筠秋还尽其所能布置领导了对平湖电厂和平湖油厂的保护工作。我们在她为唐来忠入伍时间的证明材料中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1949年四月中旬，平湖地下党城关支部，为保护县城，迎接解放，由党员徐运明及干正民二同志，动员徐运鸿及任电厂技术员唐来忠，组织工人花红根、范金宝等人保护电厂发电设备。由于以唐为首的努力，解放后电厂得以完整无损交给人民，向县城正常供电。唐于1949年5月解放后由县委民运部韩治文同志动员参加工作，7月出任平湖县总工会筹备会副主任。全部脱产在工会工作，故唐工作时间应为1949年7月特此证明。
88年12月8日
（原平湖城关支书）张筠秋
此证明的目的，原是为了证明唐来忠参加工作的时间，以便确定唐是否能够符合离休干部资格，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于唐本人是事关政治地位物质利益的大事，于组织是执行上级政策决定属员职别的不容有半点差错、需一丝不苟审查的严肃工作。作为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中共地下党当湖支部书记的张筠秋堪当此任。为唐来忠参加工作时间的历史的见证，无意间为我们留下了她自己工作的履痕。
临近平湖解放，指派地下党员徐运明以及干正民去平湖电厂组织工人做护厂工作，并取得了电厂正常发电和完整无损的结果。只是材料中有一点瑕疵，解放后始把“当湖”改名为“城关”，几十年叫惯了，张筠秋把当日的“当湖”写成了“城关”。
张筠秋在晚年的回忆文稿中也有一处写到：“重要工厂防止解放人逃跑时破坏，如派干正民对电厂有熟悉人，去做工作，解放时电厂没有停电。”
确如证明材料中所说，平湖电厂在中共当湖支部的努力工作下，在解放军入城时及以后，都没有停电。在一派光明下，安定了民心，协助稳定了社会秩序。
张筠秋布置唐砚华去油厂进行保护工厂的事实，也由赵雅明、唐砚华夫妇在1982年4月28日的回忆提供：“唐砚华同志又接受了张筠秋同志的指示，要把油厂的工人团结起来。先找几个平时比较合得来的谈谈，可以用闲谈方法进行。所以唐砚华到油厂有意识地进行闲谈，从生活上谈起工资低，上天工资拿到下天物价就涨价等。从中也宣传全国几次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起来罢工加工资等运动。不是工人命苦，无靠山，听说全国已有很多地方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高兴，老板害怕，工人可以当家作主。看来平湖也快要解放，我们工人就可以过好日子。并说平湖要解放，我们一定要把机器厂房保护好。”
唐砚华当时正与其妻子赵雅明一起，在张筠秋帮助教育下争取加入共产党。她正好利用唐在平湖油厂工作的便利，通过他去联系发动油厂工人，做了保护油厂的工作。
据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党员王刘玉在2004年2月22日回忆：“迎接平湖解放，保护财产。通过平湖电厂工人花红根，召集几个电厂工人开会，商量保护电厂的事，张筠秋主持。”话虽不多，但以亲历者的身份，确认了张筠秋在保护平湖电厂这件事中的作用。
相对以上两项工作而言，摸清暗藏敌特情况这件事就显得复杂得多。首先是“敌特”对象的界定，何谓敌特？且又因其暗藏的特点，或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或是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此类人隐藏在平湖全境，主要集中在县城，扑朔迷离云遮雾盖。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中共当湖支部麾下的党员，不识敌特的真面目，首先是因为都在“此山”之外。
我们先来说敌特对象界定的工作。有一个名曰孙文主义同盟的组织，为首的是平湖县的军法科科长谭金堂，活动频繁。由于其头目“军法科长”的身份，就进入了张筠秋等人的视野之中。但是该同盟的宗旨究竟如何？有哪些人员？如何活动？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人员对其均所知甚少。
掌握了孙文主义同盟在当湖书店有成员这一蛛丝马迹，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决定，由钟铃、朱士萍夫妇去当湖书店，与王刘玉联系。当湖书店由陆松筠、王刘玉夫妇开设经营，钟玲与王刘玉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私交上原就稔熟。据王刘玉的小学同学赵雅明回忆，在1943年的小教暑期学习班上，钟铃、王刘玉等“在课外排编节目，抓住周末会搞得大胆活泼的宣传抗日救国之歌曲”，给她印象极深。
派钟铃及丈夫朱土萍去当湖书店打开缺口，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可谓知人善任。
摸清孙文主义同盟底细的工作，在当湖书店涉及三人：陆松筠（王刘玉的丈夫）、黄继涛、伊立平。
据张筠秋的回忆：
“平湖黄季涛与陆松筠二人公开身份是平湖当湖书店内的，我是不认识的。因为当时为了迎接解放，扫清道路，了解敌人，单靠几个地下党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找几个熟悉的人。
陆松筠是王刘玉同志的丈夫，我叫来谈过一次话，知道他是国民党员，因为他比较熟悉反动派中的主要人物。当时是帮助做一些工作的。
黄季涛是陆松筠的同店的，是陆介绍的。
当时分工，当湖书店是朱士萍去的，所以由朱士萍和王刘玉去发展他俩参加中共党员。
伊立平是当湖书店职工，工作是积极开展，也是帮助以上工作，后来也参加党。
陆松筠与伊立平是我谈话，如何开展工作？”
以上这段话，也是张筠秋在晚年为证明黄季涛等人历史时的回忆，事关他人的政治生命和衰年的经济待遇，张筠秋笔下可以说是字字千斤，字字千金。相当级别掌握权力的组织，要据此为人下政治结论，张筠秋深知事情的严肃性，我们可以相信她的秉笔直书。我们也可以藉此看到平湖解放前夕，她在摸清孙文主义同盟情况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张筠秋1981年10月16日接受两位收集平湖县地方党史资料人员的谈话：“在其内部分化瓦解工作上，主要是争取了孙文主义同盟的参加者伊立平和黄继涛两人。当时，王刘玉与其夫陆松筠在平湖城关开设当湖书店，伊立平、黄继涛是该书店的职工。我们通过王刘玉（已是党员）和其夫做伊、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掌握了他们的人员分布及动向。”
参加了解掌握孙文主义同盟情况工作的还有地下党员徐运明，为了不被对手察觉，“徐运明甚至还女扮男装暗随其后，有时还搞接力盯梢，就是盯梢到一定地段，交替给另外一个同志继续监视”，张筠秋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还记忆犹新。
不过陆松筠、黄季涛、伊立平三人中，既有陆原是国民党员身份的，还有黄、伊原是孙文主义同盟参加者身份的（在张筠秋的另一处回忆中伊立平是奉命打入的），后来三个人又都加入了共产党。让今天的人看来，确实真够复杂迷离的。
参加摸清暗藏敌特工作的还有因被捕没有接上党组织关系而配合工作的干正民，还有党外人士金舜仪。由于金舜仪与张筠秋的亲缘关系，有时她是将这位小叔视为组织中人的，在解放后张筠叔的挖掘错误中有“组织观念不强，把不是党员的金舜仪参加两次党的会议”的检查。由于妇女不适宜作夜间的活动，而监视必须夜以继日，所以干正民、金舜仪的工作主要被安排在晚上，有时还需要乔装打扮一番。张筠秋这样回忆道：“干正民和金洪声的弟弟金舜仪等，还在孙文主义同盟集居处附近，穿着蓑衣，扮做板鱼人，日夜交替着监视他们的行动。”
“扳鱼”是平湖人对用渔网捕鱼的俗称，拉着渔纲一把一把的提起（平湖人称之为“板”），纲举目张，整张渔网提离水面时，就将游入网中的鱼捕住。不过这回捕捉的目标不是入网的鱼，而是岸上的敌特分子。经过个把月时间夜以继日的努力，孙文主义同盟的为首骨干分子，在平湖解放后不久，即被抓捕。
还有一个终成疑案的“民主青年联合会”，事实的始末大致如下：摸清敌特情况，为解放军进城解放平湖扫清道路既经党的会议上的决定，也就成了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支部书记的张筠秋本人也常将此事放在心上。解放军已解放嘉兴，平湖解放指日可待，事情有些急逼。
当时张筠秋在平湖南门初小任教，每天看见金德成来找南门小学教师潘壮飞，有时金德成还会和另外一二个人同来，同来的人中还有张筠秋后来认识的高秉义。这种频繁的来访引起了张筠秋的注意。
此时的金德成还是一派有恃无恐的精神态势，会拿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大庭广众高谈阔论。一次在南门初小的教室中，在场的有校长殷静珠、张筠秋，尚有其他教师三四人。金德成说，这几天工作很忙，外面有人在做应变工作。张筠秋当时刚好也在场，就问，做什么应变工作？金说，我们组织孙文主义同盟会。
这引起了张筠秋的惊觉，国民党的所谓“应变”，肯定是针对解放军进城平湖解放之变。
以后，张筠秋对这几个人的动向格外留意，比如金德成来叫潘壮飞等人去开筹备会，潘下了课经常到那边去。这段时间里，金、潘等人活动繁忙，经常有二三人来找潘壮飞等等……
张筠秋后来回忆说：“我回来几个人分析，现在急忙组织，这二个一定是双胞胎，后面是有人的。是利用一部分思想模糊的青年学生。敌人要暗里活动不可能，一定用一付（副）假的面具。用各种方式出面，一个是孙文主义同盟会，另一个可能即是民主青年联合会。”
张筠秋的政治敏觉已几近于一位专业的政治工作者了。于是决定由地下党员冯毓清去参加青年联合会，还向青年联合会的人要了一份表格，填好上交。
结果事情有些神龙现头不现尾：据说由于青年联合会的人开会要到深夜，就没有通知冯毓清去参加。又有一说是冯毓清去参加会议已走到地名叫县后底的那条弄堂。因没有电灯，不见人，所以没有去参加会议。对于后一说，事过境迁三十年后，张筠秋还评论说：“不知冯讲的是否真情，那就不知道。”
对青年联合会终因证据不足，在解放初期，没有以敌特组织定谳。三十年后的张筠秋对此仍有她自己的看法：“当时未知真情不能定案而破案。但这个组织一定不是进步组织，因为：（一）没有我党领导。（二）开会鬼鬼祟祟。都是会员为什么不通知毓清参加。（三）同时平湖解放后，金等不积极供献材料，而即要离开平湖。”
行笔至此，要为地下党员冯毓清庆幸，一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青年联合会没有通知她去参加那次会议；二是不管是不是真的“没有电灯不见人”。这位以前一起与张筠秋商议过曾经打算拿亲戚国民党乡长的手枪，而后来终于没有付诸实施的冯毓清，这次又脱离了与“敌特组织”的干系，因而免除了她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清查的劫难。因为一旦坐实了“平湖青年联合会”是敌特组织，而她又参加了这个组织，那她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的命运如何，就难设想了。你辩说是组织上派遣的打入，当政治风浪排山倒海的摧压在你身上时，往往都是纵有百嘴而显得辩说异常苍白无力的，恐怕那时张筠秋也处在泥菩萨过河的境遇，要作证也无能为力了。张振乾在同样时间同样情形下参加反共救国军，在解放后就被冠以阶级异己分子帽子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旁车之鉴。
张筠秋对反敌特工作的布置还延续到平湖刚解放，据赵雅明在1982年4月28日回忆道：“当时我们都由组织分配，之后接到张筠秋同志通知，分配我到平湖加（嘉）师附小（按：即现在的平师附小）任教，主要任务是该校有个教师叫汪剑虹是特务，要去监视他。平湖刚解放由于舟山群岛未解放，敌机在乍浦海上经常来轰炸。当时城里老百姓有的到乡下避难，党员组织上布置坚守岗位。记得平湖第一次轰炸在下午，其他老师都跑了，还有当时文教局局长叫陈启良也在校内（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老师中唯有汪剑虹一人跑到后面。我发现后跟踪着他，他跑到最后一间教室内，把门关上，不知搞什么，我看不见。但我就在教室旁一棵树下盯着他，大约半小时后他出来了。发现这种情况，我及时向张筠秋同志汇报，由领导上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在此同时，我们党小组也成立了。每星期分别汇报自己的任务执行情况。平湖第一批镇压反革命，嘉师附小小教汪剑虹确是特务，学校内出现反党言论是与他有关，被我政府镇压。”
今日读至此，真还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赵雅明接着回忆：“到50年2月份，我又被组织分配到乍浦中心小学任教，任务也是掌握小教中的动态。到乍浦由解放军内一个副科长领导的。经常汇报教师中的思想情况。”
这是一个地下党员在解放初期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一段特殊经历，在平常的日子里，你很难设想，一个小学女教师会做出这样有担当的事。无怪乎有个邻国的铁腕人物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当时中共当湖支部的人员，绝大部分都有自己谋生或者说掩护的职业，或小教，或店员，或职工，这些迎接平湖解放的工作只能是“业余”而为，所以他们的工作一定是紧张而繁忙的。
要交流各自掌握的信息，还要下情上递、上情下达，分析情况、作出决策等等，会议是没有少开。而开会的形式据王刘玉的回忆：“会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就定在水车棚内，参加的人装作白相，到水车棚中碰头。”王刘玉的回忆和前章所述的张筠秋的回忆基本相同，看来在车棚中开会，是当时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比较常用的一种会议形式。一则安全，二则不需花费，符合那时当湖支部既无党费交纳，也无上级组织拨款的经济状况。
还有两次支部会，地点都在分金弄2号金洪声张筠秋家，事过三四十年后，不同的与会者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回忆。
王刘玉在2004年2月22日的讲述比较简要：“有一次支部会，是组织平湖解放，发传单的事。”
赵雅明唐砚华夫妇在1982年4月28日的回忆就比较详细一些：“49年四月份，张筠秋同志来通知我们晚上到分金弄开会，我和唐砚华同志到分金弄没有灯，进去一间屋内点支蜡烛，会场是暗的，人不多。进去时碰刭了钟铃朱士萍同志，和金洪声、王刘玉同志。由张筠秋同志讲话，大概是当前形势迎接解放等等。和对反革命分子反党的言论和平湖敌情，要如何掌握情况，要抓住时机，进行党的政策宣传等。记得出来也是分散出来。”
1949年的前几个月，平湖解放在即，张筠秋对今后的生活当然也有所遐想，不过她的所思所想很朴实：“解放前（三月里），想我在解放后，不会做小教，脱不掉自私，觉得可以有一点地位了。”
解放后能做什么？那时的张筠秋确实心中无数，不过“可以有一点地位”的想法，符合她自青年以来一以贯之的追求，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动机。贬之为“自私”虽无大谬，但总让人感到话说得稍有点过头，有后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学习场合套话的味道。
解放军终于进入平湖县城，中共地下党在平湖活动的另一支力量，策划了国民党最后一任平湖县县长楼正华的起义。
策动楼正华起义的工作，肇始于地下党员余森文，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经中共上海局同意，在杭州从事对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为首的上层分子的工作。余森文是楼正华在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且是1929年楼考取县长时的评卷人之一，几十年间两人时有过从。
楼正华1948年6月7日任平湖县长，余森文即介绍中共党员李长风随去，以县政府民政科指导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49年4月30日，金亮来平湖与李长风等一起同楼正华会面，了解平湖起义准备情况。此时，由吴江溃退而来的国民党暂编八师驻防平湖。
5月6日，因海盐县长出逃上海，平湖起义计划面临暴露，陈伯亮、李长风决定将楼正华转移至嘉兴。晚，警察局局长赵补天受楼正华之命，代理县长职务。
5月11日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师进入县城，平湖解放。
5月18日，戴奎率中共平湖县委人员及50余名南下干部抵平。楼正华办了移交手续。
张筠秋在解放前夕，也有过一次接受国民党武装人员起义的机遇，对方是一个乡公所常备班的班长，慕名而来与张筠秋接洽，说是有办法拉过来一挺机枪，三十多个人和枪。
张筠秋组织了支部讨论，结论是上级没有指示，不要去接管。
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说：“我就对匪班长说，教他巩固保留最好，以后再说。”
就张筠秋而言，是她在金戈铁马真刀真枪面前，又一次女侠豪气的缺失；就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而言，总是一方水土养就的一方平湖人，处理事务的“温吞”方式淋漓尽致的典型表现。
1949年5月11日平湖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派朱士萍去部队接洽，由92师保卫科长王民接待。
旋即，由张筠秋和朱士萍两人再去联系，仍由王民（黄明）接待。张和朱报告了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情况和工作。代行地方工作的王民（黄明）表示，你们党的关系没有转来，首先要配合部队做工作，并约定今晚派一个同志前去开会。
会议仍在分金弄2号张筠秋金洪声家举行，这基本上是一次中共当湖支部全体人员都参加的会议，解放军入城部队派徐铭顺参加，徐铭顺来时换上了便服。
参加会议的还有李长风，李是奉命在平湖做国民党县长楼正华起义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一说，李长风通过楼正华做了县自卫队大队副大队长徐善涛的策反工作，使徐率部迎接解放。而县自卫队的另一部分，第一中队于平湖解放前两天逃窜至洋山岛屿，继续与新政权对峙。
会议开始得很晚，可能是由于与会人员众多，又分别来自解放军、当湖支部、策反系统地下党等三个方面，等齐要花费一些时间，也可能是考虑各方面人员的安全。
张筠秋回忆说：“晚上大家睡了，我们开会。”
便服前来的解放军代表徐铭顺后来留任第一任平湖县公安局长，由他来代表进城部队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必然地纳入了“侦察敌情，了解情况，仍保持地下活动”的主题。
中共当湖支部的党员关系尚未转来，妾身未明，大家都在等待，而等待的日子总显得格外漫长。张筠秋和大家一样，一边在抓紧进行掌控敌情的工作，一边在等待着上级组织将他们的党员关系转来。由于地下党活动的种种特殊情况，有的人还有这样的担心：不知自己的入党，是否会被上级组织正式记录在案，也就是说转来的关系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即如张筠秋本人，也不知组织上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将他们的关系转到。
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祝歧耕代表上级组织转来了当湖支部的第一批党员关系。
接关系的地点，“在县关帝庙内”，张筠秋在1969年回忆说，“名单有：张筠秋、钟铃、朱士萍、徐运明、金洪声、王刘玉。成立了临时支部，支书朱自萍，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徐运明。
海盐关系是由张振乾来转的。”
果然只有六名，未列名字的党员就需要张筠秋向上级党组织说明后获得确认。另外还有干正民的党籍有待恢复。
还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5月，平湖、海盐一带相继解放。自此，两地地下党组织之间的工作联系从此结束，以后都各在当地党委和解放军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平湖自建县治近千年以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最深刻的嬗变已经在1949年5月11日发生，并将不以任何个别人的意志继续。以己身之力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一变化实现的张筠秋、金洪声的个人命运，必然地也将发生巨大的转折变化。这种转变有些是他们盼望或者依稀在心头描摹过的，有些则会全然出乎他们本人以及一般人的意料。然而这一些都确确实实地发生过，这将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另一页历史。而这段他们崭新的个人历史开始时，张筠秋三十八周岁，金洪声三十三周岁，正值人生的黄金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