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2月，在西柏坡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主席打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比喻。
时光令人唏嘘。
这句话背后，是100多年被动挨打、不由自主、忍欺受辱的历史，客去客来，由客人自己说了算，而且这些客人都不那么友好。100多年里——乾隆以后和毛泽东之前，没有任何人有底气说这句话。
特别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国政权，都是吊线的傀儡，无一例外。
历史就摆在那里，由不得人们不承认。
中国真正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完全实现独立自主，是从彻底的革命起步的。而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去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决策，才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左右。
中国的国门，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逐步洞开。逐步的意思，是每挨一次打，就多开放一点。
唯有1978年开始的开放，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的开放，中国人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去建造富强的国家。而同步的改革，则是以富强的国家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上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这种制度变革，是中国人说了算的。
在今天，这是个常识，主权国家的内政，当然由主权国家的人民和他们所承认的政府说了算。但历史不是童话，它从来不承担保护一部分人的童真这一任务。
我们今天就要来回顾历史。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它是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后者，就无法完全理解前者。所以我们要追溯180年，从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起。
从一个传说中的细节开始。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末期，太平军节节败退，湘军淮军步步进逼。中兴四大名臣“曾左胡彭”之一的胡林翼，眼观战局，喜气洋洋。“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1]
如果你看过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启示》，就会联想到电影最后的画面：当玛雅文明的后代同时也是“野蛮人”的主人公斗智斗勇战胜其他部落的欺凌，救出妻儿踏上新旅程时，他在海边看到了来自西方的帆船队伍，面露忧思。
玛雅文明的后裔和中华文明的后裔，尽管文明发展程度不同，但面对的是同一种威胁——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而言，当你望到那从未见过的帆船——后来是轮船、铁甲舰，这就意味着，你熟悉的生活结束了，你的灾难降临了。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或者未能早于欧洲发明蒸汽机。
蒸汽机的改良，代表技术以及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价值。
归根结底，蒸汽机定义了文明，所以在掌握它的人眼中，但凡在此之前的人类文明成果，都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或者半野蛮。四大文明古国，已经失落了三个，唯有中国硕果仅存，但在19世纪，蒸汽机广泛应用之后，这最后一个，也面临着“屠龙”之虞。如果胡林翼晕倒的传说属实，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1874年，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说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上书是为了争取财政支持，但这句话里饱含的文明忧思也跃然纸上，被后世一再提起。
这是个什么变局？它又怎样威胁中华文明？
梁漱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2]
梁先生是对的，可惜前提是假设性的。当时的中国当然不希望与西方接触——事实也是如此，但西方必须与中国接触。
之所以说是必须，是因为在蒸汽机改良之前，有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诞生，它最突出的特性，就是自我扩展。当资本掌握了对社会的支配权之后，它就会自我繁殖和扩展，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它天然的侵略性。
逻辑其实很简单。农业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依赖的是畜力，牛马也要休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这是常识。
然而有没有想过，机器可以代替牛马？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出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整个生产和作息的模式就都被颠覆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变成现实，新出现的动力系统，不需要休息，只要你保障它的燃料供应，它就可以一刻不休地为你工作。
这是个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什么呢？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以前人的生活都是根据自然规律来安排的，中国的历法，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自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动力，它不分黑夜白天，春夏秋冬，都可以干同一件事——制造。它把许多人集中起来，在同一个老板的指挥下，生产同一个东西，制造、制造……
人类的麻烦（也叫作进步）从此产生了。我们改造甚至支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提高了，机械力的稳定使用让一大堆人可以不受自然限制，集中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制造同一种东西。
问题是，制造出来卖给谁？谁要？
生产能力摆在那里，它必须寻找出路。机器生产、集中劳动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所以它会挤垮所有家庭手工业，大家都必须按照这个套路来生产，生产才有利益。
那么出路在哪里？本地区、本国的市场容纳能力不足以抵消生产能力，就只能突破地区与国界。从18世纪以来，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饕餮怪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这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着来的体系，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受到它的强制。总之，中国人期盼一个清明政治并在其中安安生生的日子到头了，康乾盛世，结束了。
我们必须对这个饕餮怪兽保持好奇，100多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什么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简单说来，就是把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负责生产，边缘负责提供原料和市场。中心用很便宜的价格从边缘购买原料，又用很高利润的价格把成品卖给边缘。
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基本结构——中心的范围比较小，而边缘的范围很大并且不断扩大。它就像一个金字塔，用多数人利益的受损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贪婪。
中国人以前也建立过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体系，叫“天下体系”，也叫“朝贡体系”，它也是“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但这个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截然相反。
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我就在那里，光华灿烂，你看到了光就跟着它走进来。由此发展出来的贸易体系，也主要以官方形式往来，你带一点稀奇古怪的东西过来，我收下了，回馈你价值更高甚至高出数倍的礼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侵入性的，不管什么固有秩序、文化伦理，只要求自由贸易——当然，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确信自由贸易必然是自己占上风，但现实证明未必。一旦它在自由贸易中无法居于优势地位，它就会采取其他方式。
中心国家是内部持续“熵增大”的，如果不向外扩展，就要自我爆炸，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即刻降临，所以它必须进入和输出，不容商量。
中国有一种东西是举世所无的，它叫茶叶。18世纪，欧洲人刮起了中国风，兴起了“中国趣味”，丝绸、瓷器都不说了，仅茶叶一项，在18世纪的欧洲很快就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必需品。所以他们必须源源不断地购买中国茶叶，而按照贸易平衡的道理，他们应该向中国同等地输出产品。
问题是，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产品。
这个小农经济组成的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身上衣口中食以及日常使用，都是自己生产，最多就是小范围交换。19世纪的西方霸主英国运来的刀叉餐具、钢琴乐器，对中国人而言毫无用处，作为他们的强项的毛织品和棉布，因为一口通商的广州天气太热，也基本没有多少销路——这是日本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所指出的。[3]
对于一个重商主义国家而言，这真的非常落寞，也不可忍受。
所以英国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是从广州往北，打开毛和棉的销路，二是用一切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们就出了损招——鸦片贸易。马克思说，“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
一方面，鸦片贸易本身会平衡国际收支；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增加了通商口岸，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从广州到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其他都是陪衬，唯有上海非常关键，这个长江的出海口城市，从一个县城一跃成为国际贸易都会，取代了广州的位置。
拿下了上海，英国的毛衣棉衣就可以卖出去了，同时溯长江而上，直至武汉，慢慢都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18世纪末，马嘎尔尼到北京见乾隆皇帝，就是为了自由贸易。
乾隆的父亲雍正搞了个一口通商，只能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英国人受不了，因为他们的毛衣棉衣在亚热带卖不出去。所以他们组了个使团进京“面圣”，冀望乾隆放开一点。
跪还是不跪，在后来看去都是小节，结果最重要：乾隆对于所有要求一概拒绝。
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有底气的，不是因为我们还很强，而是因为对手还比较弱，也不清楚我们的底细。1816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清朝的落后与虚弱。
50年后，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英国已经不是马嘎尔尼时代的英国。一方面，蒸汽机广泛应用、工业遍地开花，近代科技发展，它的远洋军事实力今非昔比；另一方面，国内过剩严重，白银外流导致的金融紧张，已经让它必须放手一搏。
一打起来，中国就“栽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开启了。
这一仗，英国人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有4亿人口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即市场容量其实是“设想的需求”。
还是马克思指出的：“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当地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的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马克思接着说，当这种推算与实际不相符时，基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4]
强力于是继续上场。当然，就贸易方面而论，还是不太管用，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那些东西。别人是不会理会这种逻辑的，他们事实上也是身不由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全球冒险必须继续深化。
反正，就这样打起来了。
一打起来，就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各种因素决定了自己肯定打不赢一场面对西方人的战争。这种历史性的不自信，一直延续百年，直到蒋介石面对作为西方人的变体的日本人侵占东北的行动时，仍然是本能地继续退让。
后面很多精彩、痛心同时也让人激愤以及奋起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从未面对的别样蛮夷
在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看来，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是世界上最高的。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而改变，西方随后远远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这事实上是我们的近代史叙述的大背景。尽管在彭慕兰2000年出版那本大名鼎鼎的《大分流》之前，人们没有使用“大分流”的概念，但在那个时间段里西方崛起而东方衰落，是一个一致的判断。在所谓“大分流”之前，中国处于“康雍乾盛世”，这一“繁荣时期”的结束，同时是苦难的起点。
乾隆皇帝在1757年宣布，广州是清帝国唯一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朝廷支持一种从1745年左右在广州开始的商人担保制度，每一艘前来贸易的西方商船均须由一个中国商行担保与监督。“番人”一年里可以到访中国的时间、抵达之后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以及贸易的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同时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妻子和子女随同前来。
从这被称为“广州体系”的贸易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矛盾——西方对贸易的急切和清朝对贸易的限制。
18世纪的欧洲，兴起广泛的“中国情趣”，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代表的东方生活方式渗透于社会，需求带来了对贸易的执着。而此时的中国在对外关系的意识上还停留于朝贡体系，中国的“天子”自秦始皇以来就是天下共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任何主体可以和他对等。所以中国没有专门负责对外商务的部门，也没有专门负责外事的部门，一直以来以官方形式开展的所谓贸易，其实都是朝贡，由礼部接待。
乾隆末期，世界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1776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随后数十年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的象征的贸易就成为不可遏止的冲动。但此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对贸易仍然是抗拒的。
冲突必然发生。前来贸易的西方商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发展机制，他们的背后，就会有国家权力的背书。马嘎尔尼在1793年到访北京，其目的就在于以国家的角色为贸易开拓空间。
乾隆皇帝在当时仍然有足够的底气予以拒绝。拒绝的原因经常归结于礼仪之争，即要不要三跪九叩的问题，自那以后“Kowtow”这个反映中国人保守、愚昧的英文单词就诞生了。然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清朝还不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蛮夷”，他们和过去的“蛮夷”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这群新的“蛮夷”，尽管表面上彬彬有礼，事实上却没有退路。中国不需要贸易，但英国以贸易立国，因此他们的目的必须实现，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后来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把这种关系描述得非常清楚也非常赤裸裸：
由于贸易无视国家的界限，而生产厂商却坚持将全球视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他的国家的旗帜必须跟随他，而那些对它紧闭的国门，必然会被撞开。对金融家的让步，必然要由国务部长保驾护航，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会侵犯不情愿国家的主权。必须要获取或根植殖民地，以保证世界上没有任何有用的角落有可能被忽略或遗弃不用。
这是一群人格化了的资本，他们对国门开放的要求不但不受清朝的意愿制约，甚至也不受他们自身的道德意识和主观意志制约。早在十六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所实行的那些血淋淋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威·豪伊特说：“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而所有这些残酷的殖民历史，都为他们积累了新的能力。在数百年间，他们也经历了权力的此消彼长，世界贸易的控制权已经转到了英国人、法国人手上。此前清朝尚有能力限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对英国人、法国人的扩张，已经无能为力。
对于清朝而言，英国人、法国人是从未面对过的别样的“蛮夷”。
作为一个外族政权，清朝非常清楚自己曾经也是汉文化意义上的蛮夷，因此对于蛮夷的定义可谓有深入骨髓的理解。
过去的蛮夷，都以武力劫掠、抢占土地、财富、人口为主要目标，实力强大的则推翻中原政权取而代之。在过去的历史上，只要许诺一定范围的互市，甚至输纳一定数额的“岁币”，就可以实现“羁縻”，保持和平共存。
而现在出现的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番人”，却主要在贸易问题上软硬兼施，似乎对领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贸易才是根本所指，有限范围的互市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完全的国门洞开才是他们的目的。
清朝政权和过去的帝制时代政权一样，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门洞开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将无法获得社会结构的保护，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政权的逐步崩解，因此这是清朝本能上无法接受的。
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
2.两次鸦片战争
马嘎尔尼北上之时，中英的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除了一般商品贸易之外，鸦片贸易也以灰色方式进行着，而后者之所以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商品贸易无法在中国打开市场。
无法打开市场的原因，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1852年英国官员米切尔写信给乔治·文翰爵士，就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国际贸易之间的格格不入。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粗斜纹布和平布重量的三倍。[6]
小农经济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使得中国人可以自给自足。他们的家庭小手工业因为是在农闲或者农余时间进行，这些时间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副业甚至就是一种填补生活空白的需要，因此也就没有人工成本的概念。
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投入与产出的精密计算以及低成本即可抢占市场的信念相违背。米切尔对此的解释非常详细：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7]
英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庞大市场”，是根据他们自身习惯的逻辑想象出来的。
前面提到，宫崎市定更加简洁地指出过这一矛盾：西方人试图卖给中国人刀叉和钢琴，并且试图在地处亚热带的广州销售毛衣和纺织品，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然而英国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则是刚性的，一开始，丝绸、瓷器、香料、药草，尤其是茶叶，都是奢侈品，但英国社会习惯之后，就在18世纪转为了生活必需品。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指出，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年平均收入5%的支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增长，从17世纪晚期约每年200磅，到几十年后约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期的2800万磅。“对于崇尚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支付这些茶叶。”[8]
在矛盾推动下，英国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拓展鸦片贸易，因为这是一种一旦接触就无法抗拒的商品，并且它的成瘾性会让需求循环增加。
此时的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把货物运到中国非常便利。鸦片最早在唐代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但中国传统上主要用于医药。被作为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是由东印度公司推动的，它在南亚种植的鸦片很快取代棉花成为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10倍。到了道光初年，已有多达六分之一的英国王室税收来自中国贸易，如果没有关键商品鸦片的贩卖，这一贸易早已崩溃。所以尽管一些有良知的商人意识到这样做的罪恶性，传教士也时有谴责——比如亚历山大·马地臣就从其参与创建的怡和洋行辞职，不愿继续在中国推广毒品——但英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如果触动了这一利益，唯一的结果就是战争，而清朝政府的决定马上就要触动这一利益。
尽管鸦片贸易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但清朝政府并未承认其合法性。雍正时期就禁止贩卖和使用鸦片，即便是道光帝也未曾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上松口，鸦片贸易的事实上合法化是在咸丰八年对其征税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据估计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吸食鸦片上瘾，士人军队尤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效能。而鸦片泛滥带来的最大麻烦是贸易失衡，白银外流，国内物价飞涨，财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威胁。
经过了政权上层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道光帝决定强力禁止鸦片贸易，把立场强硬的官员林则徐派到了广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毒品贸易的冲突下最后打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有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在销毁鸦片的同时，他在广东进行了严密的布防，以战争准备宣示禁烟的绝对决心。但英国人并未在广东过度纠缠，而是沿着海岸线挥师北上，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英国人在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后拿下镇江，等于掐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
京杭大运河是明清两代的经济动脉。1415年，为了避开倭寇骚扰，明朝停止了海运，所有货物流动均走漕运。其中京杭大运河一般占据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三，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也集中在运河沿岸。清朝继承了这一运输格局，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期间。所以长江下游一被攻击，清朝很快就丧失了抵抗意志，提出议和。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除了割地（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增加通商口岸，从原来的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不但拥有了一块完全控制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商业和军事的桥头堡，而且成功地把贸易前沿推进到长江下游，这样既利于他们的产品销售，也能更便捷地收购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产。由于在上海能收购到的物产远比广州丰富，价格也更便宜，欧美各国随后纷纷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由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一举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
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扩大其产品（主要是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一段时间里，确实发生了白银回流的状况，但好景不长，顺差很快又被逆转。基于同样的目的，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在前后十几年间发生，它们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事实上是两场白银战争，是西方工业国家以军事为经济利益开路的典型案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马克思，正在英国伦敦，他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时事分析文章，主要涉及的就是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冲突背后的逻辑。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金融根源：
在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银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建立领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输出白银还不怎么能觉察到。到17世纪初，荷兰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同东亚的贸易，这种金属的需要量才增加，但真正大量增加则是从18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迅速增长以后，因为英国人为购买中国茶叶汇去的几乎完全是白银。到18世纪后期，白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乃至吸收掉很大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
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白银流通，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动，有过互相交替的高潮时期与低潮时期。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性运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7世纪起到1830年左右，第二个时期从1831年到1848年，最后一个时期从1849年到现在（1856年）。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输出的白银，总的来说是增加的。在第二个时期，这种输出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出现回流，亚洲第一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纪内吸收去的财宝的一部分源源输还欧洲。在第三个时期，——目前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上升阶段——情况又变回去了，亚洲以空前的规模吸收着白银。[9]
战争的开始，都需要一些堂皇的借口，比如销毁鸦片破坏贸易规则、“亚罗号”事件中中国士兵侮辱英国国旗……但最根本的事实则是，在“自由贸易”中，只能强者获益，为了获益可以采取任何不道德的手段。如果你妨碍我获益，或者客观上我无法获益，我就对你动武。
中国人所认识的强权世界，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对于世界究竟是不是绝对的丛林社会，后来者一直还是心存幻想，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玫瑰色想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社会还对威尔逊抱以“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在这最后的一次期待破灭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彻底觉醒。
3.衰落的“国祚”和太平天国的鞭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耻辱史，而这部耻辱史是从道光时代开始的。清朝皇帝的气质变化，也从道光开始。
过去的皇帝一般杀伐决断，说一不二，但自道光以来，就变得左右摇移，立场非常不坚定。一时要战，一时要和，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逃跑主义交叉上演。
道光时期，是清朝“国祚”衰退开始表面化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入关100多年后通过军事征服、文化融入、意识形态控制、对士人阶层的收买与“感化”以及政权建设而树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从道光起进入了瓦解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展开的，一步一步越发深入和艰难的互动，使得中国朝野建立于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自信心逐步崩溃。
面对英国人时，道光帝在战和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这样的高层立场，严重影响军队士气。然而道光其实还不算一个坏皇帝。一般而言，历史上以“宣宗”为庙号的皇帝，大多并非昏聩无能之主。
1813年（嘉庆十八年），李文成、林清率领100多名天理教教徒，在内线太监接应下从隆宗门攻入紫禁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手持火铳，当场打死两名造反教众。这时的道光可谓英气勃发，年富力强的他喜爱西洋火枪，据说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就感慨万端，思考中国人何时才能制造出如此精致的产品。
把国势衰弱归咎于某几个皇帝或少数高层统治者，这样的思维既简单幼稚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在“李约瑟难题”的笼罩之下，在西方近代科技优势的压迫之下喘不过气来。
而就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国家能力方面逐步倒转的过程中，中国反而越发封闭起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感知越来越稀缺。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就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部分中国人了解了这些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其开放程度比明朝大幅倒退，在与外界的科技交流、从外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大不如前。乾隆时，当英国使团出现在眼前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还认为西洋人没有膝盖，腿是直的，所以只要突破火力范围进行近身搏击，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了。由于西洋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个说法也流传开来，即西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大黄，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因此只要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就可以不战而胜。
此类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知识”，在当时却是举国共享的，就连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林则徐，一开始也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中国还能维持着传统的区域性朝贡体系格局，不必与更大的世界交流，那么这种对外域的无知以及在生产方式、科技发展方面的落后并不会对文明生存产生恶果。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它将永此终古”。
然而问题正在于西方的蒸汽动力舰船已经开到了家门口。那些来往于广州的商人，连接着万里之外的工业生产，而在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自我循环、增殖与扩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机制，一个个商人，事实上是“人格化的资本”。
这个时候的英国，机器生产已经逐渐普及，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工场手工业。蒸汽动力的机器是高效的、不停歇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维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广阔的原材料来源和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二是机器的高效率积累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部分剩余，作为新的资本投入生产，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正如大卫·哈维的分析，“如果他们不能找到它的出路，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在英国国内，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迅速扩大，资产者通过雇用更多的仆役来消耗剩余并向社会释放购买力，同时服务于机器生产的机器制造、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掘等行业也在迅速扩大。然而这还远远不足以抵消机器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后带来的生产力膨胀。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说：“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瘫痪是资本主义最可怕的状态，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地理和时间的转移，来解决资本剩余的处置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是一种社会必需。于是，“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扩大亚洲市场”。[10]
这个“毁灭人种”的办法，就是鸦片贸易。
要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把它放到比我们快一拍的西方现代史的视域下去打量，这是无法回避的。先进、落后，胜利、失败，都与当时客观的大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资本主义是一个天生的进攻型机制，而传统的中国文明则是防卫型的。过去的防卫有效，建基于冷兵器战争的背景，而现在打上门来的新的“蛮夷”，是以机械动力和火器武装起来的。作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一战，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清朝一败涂地，清帝国第一次向“蛮夷”低头，签下城下之盟。
外因推动着内因起作用，内患由此而生。
我们再次回首马嘎尔尼对北京的访问，当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开放广州以北的更多港口。乾隆皇帝拒绝了所有要求。不仅是因为礼仪问题，还有现实考虑——担心突然的路线更改，会让传统的南北货物运输线上产生大量失业者。当时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经历长距离运输，而且必须越过五岭的天然障碍才能抵达广州。这种低效率的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乾隆虽已年迈，但对内部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依然清醒。宫崎市定指出，开放的港口北移，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失业，而且动摇了清朝国本——太平天国运动正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之后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因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由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11]
一批愤怒的游民，在一个四试不第的愤怒的草根领袖洪秀全带领下，揭竿而起。正是沿着他们最熟悉的广东、广西、湖南再到长江的传统货运线路，一路杀去。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创建新的国号，并定都天京（南京）。
祸不单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个时期”——1849年到1856年，白银再次回流中国，英国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打到北京城，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由于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自称与西方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将他们引为“兄弟”，对西方国家资产富集的上海也没有发动真正有效的攻击，所以前期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一直持观望态度。《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国家基本确认了一个逻辑，那就是维持腐朽的清朝政府的统治最为符合自身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对中国予取予求——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清政府被革命推翻。于是他们和清政府联合起来，一同对太平天国发起了围剿。
清朝在合作围剿中，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士大夫深受震撼，同时也产生深刻的忧思。
本书开头提到的胡林翼“突然晕倒”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这一现实。太平天国的军队，其思想武装或曰控制工具，虽然是被歪曲的基督教思想，但这的确让他们对洋人以及他们的器物持有比清政府系统内部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支军队在前期和中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和他们大量使用西洋火枪密切相关。在长达14年的军事对抗中，他们的表现也推动着作为对手的清政府重新认识了西方器物，尤其是武器，并产生了态度转变。后来的自强运动，也称为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被刺激的结果。
太平天国造成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其带有浓烈的绝对平均主义味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超前的主张仿效西方发展实业和改造社会制度的《资政新篇》，虽说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施，却以成文的形式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启发。
在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社会动员，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知道，后来孙中山先生正是沿用并且完善了这一口号，用以号召共和革命。本来，这一口号应该是有煽动力的。清朝作为外族政权，合法性始终存在疑问，而当时面对西方侵略，结果都以丧权辱国告终，合法性危机正是爆发的时机。然而“拜上帝会”既纵容了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想象力，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眼光。
“拜上帝会”以基督教一神论，横扫一切民间信仰，拆毁庙宇砸碎菩萨，让贫苦人民突破思想障碍跟随起义，这对运动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它对待儒家信仰，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就把自己和整个士大夫、知识分子系统对立起来。
洪秀全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事实证明后果非常糟糕。他自称上帝次子，是耶稣的弟弟，称呼耶稣为“天兄”，称呼上帝为“天父”。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说自己见证过上帝召见孔丘的过程，上帝指责孔子写的书都是错误的，中国民不聊生，都是因为他的误导，把人教坏了，于是就动手把孔子暴打了一顿，打得他屁滚尿流，不断求饶。
这个瞎编乱造的故事无形中惹了大麻烦，士大夫、知识分子尊敬皇帝，但在皇帝与孔子之间，后者的地位更高——所谓“道统”，这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存在的价值。你可以说后人对孔子的理解是错的——正如后来康有为所做的那样，但不能直接说孔子错了，这对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一种极限侮辱。洪秀全不但这样做了，还说孔子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人之常情，这么干谁受得了？于是我们就发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应该能号召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加入起义行列，但结果最后却是他们出头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清朝是外族政权，但它是归化儒家、尊崇儒家的，所以对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儒家信仰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没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参与的起义，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而当我们回顾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时，则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门面功夫，这些人是认同还是反对，直接决定了起义的最后结局。
太平天国的反儒家立场，之所以能激起汉族士大夫起而反对，是因为它提示了一个现实：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权危机，还是文明危机。也就是说，不但可能亡国，还可能亡天下。亡国因为亡的是异族之国，可以由他去，但亡天下是儒家文明亦即中华文明的灭亡，这是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儒生们所不能袖手旁观的。
当然，即便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消灭清朝，也不见得就意味着“亡天下”，洪秀全尽管摆出彻底的反儒家姿态，但其本人却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内心里是服膺这一个体系的。真正的“亡天下”的威胁力量，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内部斗争中对此有了深入认识之后，这些人紧接着就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坚。
对于“曾左胡彭”而言，他们的出手，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以器物的效仿为特征。历史是交错进展的，李泽厚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分界线，但文化意义上的救亡，应该说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
我们说过，洋务运动的肇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刺激，它的刺激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拜上帝会”，一个和儒家对立的伪意识形态，竟然可以发动半个中国，这是过去欧洲国家的在华传教活动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局面。
二是《资政新篇》里表述的虽然不曾“落地”但却系统性超前的设想，带来了制度忧思。洪仁玕这一套西式制度表述，在当时的中国是新鲜的，但对于少部分相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而言，这也已经是他们思考中西差别的知识背景。容闳造访过天京，和洪仁玕有过一番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议，说明洪仁玕其实并不孤独——有些考虑，甚至比洋务运动之后的戊戌维新还要激进。
三是作为西洋文明的代表的器物——洋枪洋炮的威力在太平天国的采用、湘军淮军的引入以及欧洲雇佣军的演示下，造成了极强的军事、政治震撼。
从文明存续的角度，我们把这三个刺激条分缕析一下。
“拜上帝会”看上去当然就是要直接消灭儒家（尽管本意未必如此），所以汉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就被惊扰了。
《资政新篇》对西方制度、经济和社会运作的介绍——更具现实威胁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一个临时、局部的政权很有可能移植这个系统，让中国精英感受到了制度危机，而制度是保证儒家文化运作的强制力。
洋枪洋炮，以及发射洋炮的西方舰船告诉人们，意识形态、文明、制度，其实就是靠它们开路。
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近代（对于西方而言就是现代了）军事技术，可以对内平叛，对外御侮，就意味着制度可以保存，进而文明可以无恙。
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汉族精英奋起了，洋务运动开始了。
4.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果
把上一段用到的天真二字打上引号，意思是不要苛责前人，他们不是真的太过稚嫩，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能允许他们做到这一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洋务派在后人看来，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中体西用”以及在这个概念笼罩之下具化而来的“唯武器论”，最后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后看来理所当然，但即便是“唯武器论”，也已经非常不容易。
就在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作为极端守旧派的领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蒙古学者倭仁先生的话是有经典出处的，《礼记·儒行》里记载，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倭仁先生在当时是代表清流，这是从汉朝开始，“道统”被政治化以来，中国政治运转当中一直存在的一股制约力量。它有时很先进，有时很“反动”。它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将近2000年时间里（表面上）确实是依赖这一套体系在运转，运转成功的条件在于，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在这个封闭世界里儒家文化圈是绝对的强者。到了清朝中后期，这个运转成功的条件已经消失了，但清流并未知觉——或者说，因为利益立场，无法知觉。
我们不能说倭仁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知道世界变化，不了解一种强迫性力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穿透力——前面已经由同时代的马克思解释得很清楚了。
在胡绳先生看来，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分歧，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致的目的，都是维护清朝的统治基础。只不过，洋务派认为不变等死，而极端守旧派认为变则速死。
反正，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历史的结果，也不能离开人力的赞襄。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一些新意，让它和过去的农民起义有很大的不同，用宫崎市定的话说就是“动摇清朝国本”。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但它本身是动态延续的，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震撼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持续地体现“动摇清朝国本”这一后果。
和太平天国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咸丰帝逃避到热河，皇帝把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被英法联军占领的京城去张罗议和事宜，其中可能包含借用外力消灭这个精明的弟弟、至少让他身败名裂的意图，但谁知这次主持议和这一最重要的“朝政”，反而成就了恭亲王，把他推到了世界的前台。
咸丰帝在《北京条约》达成之后迅即去世，恭亲王和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成为真正的实权者。恭亲王，以及他所能运用的权力资源，从此以后就成为改革派的核心。
所以，恭亲王的“冒头”，标志着洋务派的抬头。
恭亲王代表清朝签订的《北京条约》，涉及三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事方的英国、法国，以及趁火打劫的俄国，每一方都有一个版本的《北京条约》。在中国人的感受当中，俄国是传统的强盗，目的是抢占土地，中国此番在它的趁火打劫中失去了4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英法则主要还是开放、赔钱，为一目了然计，我们把条约的概要内容罗列一下。
中英《北京条约》：
1.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
2.清朝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3.清朝增开天津为商埠；
4.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
5.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
6.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中法《北京条约》：
1.清朝批准中法《天津条约》，赔款增为800万两；
2.归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财产；
3.中文版条约第七款明定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及建造自便，但法文版无此条；
4.清朝同意开放大连为商埠。
在中国近代史上，俄国从中国取利最多，它的存在往往也成为多方博弈的撬动力，或曰借口。但就世界格局而言，俄国仍然属于与中国清朝同类的前现代帝国，它在趋势对抗中的角色意义并不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对象还是西欧列强。
定下了这个基调，我们再回头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结果的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里面都提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事实上是在此基础上的加码。
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天津条约》呢？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原本应该在1858年就结束了，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攻陷天津大沽口，到了天津，清政府就已经受不了了，马上派人议和，签订《天津条约》。
“要盟无质”——被强迫订立的盟约，没什么诚信可守，这是中国的传统认知。清朝本来就在所谓“国际法”的系统之外，签订和约在朝廷理解上本就有羁縻、拖延的意味，于是后来又提出英法使节常驻北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等节，“最为中国之害”，需要再次商量。英法对此无法接受，要求按照一年后正式换约的约定进京换约，与清朝最高统治者最终确定条约内容。
这就涉及一个将近一甲子的老话题了——西方使节如何“面圣”。马嘎尔尼在1793年的到访，不是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接触西方人，但从那一次以后，中国统治者就觉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中国，“皇帝”诞生于秦始皇，这是中国郡县时代的开端。在秦始皇以前，最高的统治者是王，而王是有统治范围的。皇帝的统治是没有范围的，孟子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对这样一种设想（理想）的现实化。皇帝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君主，还是地球上（天下）所有人的共同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身份可以和皇帝对等，这是唯一的，是一个专有名词，因而不需要任何修饰，不需要任何限定。所以秦朝皇帝，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就是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在时间上它也是绵延接续的，所以就连年号，都是后来汉朝的发明，秦朝并不需要。后世一直继承着对皇帝这一先验性地位的理解，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航海——开始之前，这一理解也可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里通行无阻，历代沿袭。
清朝的不幸就在于，它是从“历代”中剔除出来的，它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所以，所谓真正的威胁，就是西方人的对等要求。和中国交往过程中，英王乔治三世曾经两度给乾隆捎带私人信件，在第二次的信件中自称“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护者”，以及“海上霸主”。[12]一方面强调本国的强大和个人的尊荣，另一方面也有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含义。
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对被称为“夷”非常不满，屡提抗议。1832年英国商人林赛等到上海谋求通商，上海道台在复文中便称他们为“夷国”的“夷人”，林赛等对此很不舒服。后来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1款中，特别强调：“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于是往后的外交正式文书就以“洋”字代替“夷”字。
进京换约，必然涉及的就是对等问题，而皇帝最不愿意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使节常驻北京的影响，用当时的话来说则是，朝廷已“为外夷所监守”。
中华文明衰落的危机，是各方已经感受到的，但如果“夷人”的国君可以和皇帝对等，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这一现实，而这将对帝国的统治基础造成信仰上的威胁。即便《天津条约》已不可更改，皇帝也不希望在北京换约，至少在京城以外换约还可以留点体面，表明屈辱的条约并非皇帝亲自负责的。所以尽管已经对西方列强难以招架，咸丰皇帝仍然拒绝他们的使团进京。
英法强行进京，在1959年二次攻击大沽口。这个时候防卫大沽口的是蒙古王爷、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他率部奋起抵抗，在一昼夜的炮战中击沉敌舰4艘、重创敌舰6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重伤英军海军司令贺布。这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像样的胜仗，连马克思都在文章中赞扬中国人的反侵略精神，他写道：“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2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军遭重创后只得退却。”[13]
1860年初，英法两国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兵力，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咸丰皇帝多次在战与和之间反复，英法一步步逼近北京，1860年9月21日，他们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僧格林沁的部队几乎全军溃散，侵略者兵临城下。咸丰皇帝在听到八里桥败绩的消息后逃到了热河行宫。
10月18日，英法联军在一番抢劫之后，纵火烧毁圆明园。
如果说洗劫对于西方军队而言是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那么纵火则是一种附加的惩罚。一则为了惩罚清朝的缺乏诚信、“出尔反尔”，二则报复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的胜利，三则他们进入北京后发现前面派出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受到了虐待，一部分人还被折磨致死——这是前现代中国的“传统”。按照《哈佛中国史》的说法，“暴怒的额尔金”曾考虑烧毁紫禁城，但后来只破坏了城北的圆明园。“他推论这样就足以惩罚清廷而罪不及中国的好人。”[14]总之，烧毁圆明园在英法的视角下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一个比烧毁紫禁城更不坏的结果。
时至今日，国内也有一些人按照这种逻辑来评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行为，显得非常冷静、理性，不带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人认为，近代史教给中国人的一个道理就是，“贸易进不来，子弹就会进来”，所以我们必须热情拥抱“自由贸易”。然而这是一种“荒谬的理性”，因为观点脱离了基本前提，丢失了大是大非的历史视野。无论清朝多么保守、落后和不遵守“文明世界”的规则——这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基本前提是英法是侵略者，正义还是邪恶由动机和角色决定。不得不承认，具有这种朴素善恶观同时又有条件发出声音的人，古今中外一直非常稀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欧洲，也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雨果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底线。
在一个丛林法则主导世界的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别人打上门来的时候，奢谈规则相当于“费厄泼赖”，就连今天的刑法也用正当防卫原则嗤之以鼻。人们可以不喜欢清朝，但必须理解它的处境。
北京城被攻陷，圆明园被烧毁，“天朝上国”被肆意侮辱，迷梦堪醒。
5.清朝的“改革开放”
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第一笔，就是和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这位29岁的王爷，是道光帝的一个文武全才的儿子，一开始是个主战派。受命留京之初，曾主张整顿各军，固守京城，认为非战非守不能争得议和。和议开始时，他也曾态度强硬，要求英法联军退兵、释放战俘，然后才会商续约、盖印画押。但清朝军队一路溃败，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弱国无外交”，最后只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
英法侵略者都知道，对清廷的过度逼迫，最终会激起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和对抗，所以达到目的之后，态度大变，以“讲情理代替武力恐吓”，对恭亲王表现得非常谦恭、尊敬，这让奕訢大感意外。在与额尔金和葛罗的交往中，产生了英法夷人“渐觉驯顺”的印象，特别是当英法联军遵约从北京撤兵，更让奕訢感到西方侵略者与中国古代的夷狄入侵者不同，他们不想占领中国领土，没有破坏祖宗家业和皇家统治权，只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因此他认为朝廷“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此后便放弃了主站立场，主张“以诚相待”“真心和好”。
和恭亲王一样有新的认识的高官大员甚多，如文祥、曾国藩、沈兆霖。户部尚书沈兆霖认为：“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
恭亲王前期主战，是对清朝国力缺乏真实了解，后期主张“以诚相待”，则很大程度上由于对侵略者的善良想象，两者都是错觉。但无论如何，他在往后领导清朝外交中的总体风格取向，就在此时奠定。
对于中国而言，《北京条约》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捩点，意义极为重大。宫崎市定简单评述说：“《南京条约》时中国只是开放了港口，这回却不得不打开国门了。中国天子接见外国公使，不得不以对等礼仪交际，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15]皇帝最不喜欢《北京条约》的一点，就是外国可以派驻公使常驻首都。清朝政府不得不常态性地与外夷对等地打交道——这一点事实上根本性地终结了秦朝以来“天子”所具有的神圣光环。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埠通商的结果还能用朝贡体系来粉饰，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就不仅在中国百姓所能感知的形式意义上，而且在实际运转的制度结构上，都已经无法再维持天子原有的尊荣。
使节驻京这一点，是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最强烈抵制的“开放”内容，按照皇家的逻辑，如果外国人不跪，那么中国人也会慢慢地不愿跪，而这显然不仅仅是颜面问题。
在过去，清朝政府的外交，就是处理朝贡事务，由鸿胪寺负责。鸿胪寺，在秦朝叫“典客”，汉朝改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改名“大鸿胪”，直到清朝，这个官署的任务都是“引导仪节”。“引导”包含一个假定，即这一切都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对内是流程的引导，而对外是规矩的传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交不再是实质的或表面的“朝贡”，而变成了西方民族国家所主张的对等接触，过去的一套全部作废。因此在1861年3月11日，在军机处下建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领导者就是“成功”处理了《北京条约》缔结的恭亲王奕訢，恭亲王断断续续地领导这个机构达27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意味着清朝衰落已经名副其实，如何在接踵而来的列强进逼下维系生存成了主要的“朝政”。所以总理衙门事实上的角色就是以前的军机处，手握重权。总理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加上虽非隶属关系但通过总理衙门进行上下沟通的南洋通商大臣，证明了支应外部危机成为清朝生存之所系。
中国，在坚船利炮的游弋、轰击下，“改革开放”了。
与我们所熟知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在开放逻辑上截然相反，这是被迫开放。被迫开放意味着不情愿，甚至是恐惧。
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在今天仍然必须思考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为何如此不愿意，甚至害怕开放？
第一，先要明确什么是开放。
简而言之，在当时的情势下，开放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贸易，二是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又主要表现为欧洲国家的传教活动。
明确开放的意涵之后，就可以讨论中国不情愿甚至害怕开放的原因了。
从边沁主义[16]的角度考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统治结构的上层不在意同时也不能从与外国的商业往来中获利。
不在意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商品没什么需求，那时的欧洲商品在中国比较好卖的是钟表、鼻烟，都是上层阶级的奢侈消费品，所以这种贸易扩展的空间本身就非常有限。
有限的贸易给上层政治结构带来的收益也是有限的。鸦片战争之前全国只有广州一个海关，隶属于朝廷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家的私人收入，这些收入主要用途就是购买西方的钟表，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的藏品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购入的，因此皇家对贸易的需求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不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对鸦片贸易征税，这种实质上占据输入商品货值最大比例的货物对公共财政和皇家私人收入都没有意义。
上层收益不大，不意味着整个政治结构无法从中获益。管辖着通商口岸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灰色地带获取巨额寻租收益。所以面对鸦片输入，中央和地方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这也是尽管属于非法行为，但鸦片输入仍然在18世纪上半期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马嘎尔尼进京之前，英国内政大臣亨利·登达斯就提醒说：“你必须小心他们可能会向你要求一项约定，即如同欧洲法律已经禁止的一样，将鸦片贸易排除于中国领土之外。如果这个议题被提出来讨论，则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毫无疑问在我们印度生产的鸦片实际上销往中国的不在少数，但如果必须提出确凿的正式命令，或是拟以商业协议的条文要求我们不能把这些药运往中国，你必须接受，而不要因为护卫我们的自由而冒失去实际利益的风险。”[17]由此可见，即便双方都认同鸦片贸易在中国不合法，但它仍然事实上进行着。这既是国家官吏自身腐败的结果，也有鸦片贸易的主动和持续腐蚀的推动。
第二，郡县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道德法则、文明教化、统治的方法论以及政治结构和相应的制度，都依赖于长时间里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形态。尽管商税（如市税、关税、山泽税等）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目和种类，但支持中国社会伦理和政治运转的基础一直是农业。与外国的通商会改变贸易所及地域的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从而破坏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力。而且清政府非常清楚，一旦贸易渗透到某一地区，就“尾大不掉”，“夷人”来了就不肯走，并且注定会得寸进尺地要求各种权利，削弱主权。
第三，开放带来的传教活动严重破坏支撑整个上层建筑的底层基础。
《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英国打了胜仗获得了利益，法国、美国随之而来，不需要亲自打败中国就可以仿照英国订立条约获取利益。中法《黄埔条约》就规定开放教禁，因为法国是当时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它认为自己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法国人只想开放天主教，但通过这一条约新教也获得了正式地位，而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就和新教的传入有关。
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天主教迅速在乡村蔓延，很多教案就由它而起，引发了很大的纠纷。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因宗教靠山而获得了很多特权，比如加入基督教的人常常挑战地方社群的传统规范，拒绝贡献向全村或全镇收取的庙宇和年节基金，不再参与传统活动的凑份子，但却仍要享受其好处，因而与未入教的群众产生激烈冲突，从而撕裂了中国底层社会；当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卷入与邻居的财产纠纷时，经常在向县官陈述案件时主张自己受到了宗教迫害，让简单的事实复杂化，甚至让法条失效；此外女子入教、男女共处一室进行宗教活动等，也冲撞着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原则。其中更为严重的冲突则是天主教禁止偶像崇拜，又把中国人的祭孔祭祖定义为偶像崇拜，这其实等于一铁锹挖向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从而动摇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合法性。
地方正统精英应对异教挑战的方式之一就是散布西方传教士耸人听闻的谣言，如绑架儿童、挖眼制药等，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正是由此而生，天津教案直接导致前往调查的曾国藩仕途终结，并于1872年在羞辱与沮丧中去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新教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教教士创办如《万国公报》这样的报纸，输入西方思想，打开信息渠道，对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有客观上的启蒙作用。不过对于清政府而言，启蒙却是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大致地说，以上便是清朝不情愿乃至惧怕开放的主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开放会让它像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一样地解体。妄自尊大、自我闭锁和腐朽堕落是传统归因，尽管也是重要原因，但却是主观的，也是表象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意味着开放已经成为事实，清政府已无法逃避，主动地自我调整在所难免，洋务自强运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
同样地，与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逻辑不一样，清朝的改革开放导向的客观结果不是自强，而是日益艰难的处境和渐趋崩溃的统治——所谓逻辑不同，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独立自主”。从事后的角度看，清朝统治的崩溃，本身是中国在新世界再度自强自立的历史必需，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扫清现代化障碍的社会革命奏响了前奏。
作为源头，这一事实又在社会上产生了另一个困惑，似乎列强的侵入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这种观念甚而愈演愈烈，在极端情况下发展为“侵略有功论”“殖民有利论”，乃至到了21世纪，仍然有人主张中国想要继续进步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奇谈怪论见怪不怪，一言以蔽之就是，无知者无畏。
的确，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正是西方国家发动的殖民战争，但其真实目的在于控制、掠夺与倾销，以“边缘地带”的受损来支持“中心”的发展，而不是像表面所说的那样“传播文明”。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不符合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甚至与他们的利益根本相悖——事实就在眼前，这从今天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的道路迈向复兴便遭受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择手段的围堵便可以得到印证。
历史学家胡绳指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胡绳接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典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作者注）。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18]
因此，即便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借兵助剿”，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与侵略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朋友”关系，但后者的动机不在于帮助清朝发展，而是从农民战争中意识到，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它们想要的结果是既让清政府继续存在，有能力去镇压人民的反抗，又让清政府保持腐败、羸弱，只能屈服于外国压力。事实上，这正是洋务自强无法达到目的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其进程就会被打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殖民主义者当时的诉求全部实现，随后欧洲的法国和普鲁士爆发战争，中国得到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而太平天国运动已让清政府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30余年，在思想上首先做出有影响力的贡献的是林则徐，只是在林则徐那里，“洋务”还称为“夷务”。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从林则徐处获得西方国家制度、社会、文化等资料的魏源后来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核心精神的概括，这一思想事实上也是林则徐的主张。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左宗棠奉林则徐为师，受到林则徐精神与学识的深刻影响。后来左宗棠力主出兵，平定新疆，很大程度上也与林则徐的新疆经历以及对俄国侵略的忧患意识有传承关系。
洋务运动在中央的领导者是奕訢、文祥等满洲贵族大臣，而地方代表也是实际的执行者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族士大夫。曾、左、李都从与太平天国的长期战争中出头，张之洞则是清流出身，立场转变后获得政治资源，随后平步青云。
历史就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在长达200年时间里，汉族士人受到清朝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歧视，但正是他们在风雨飘摇之际维护了清朝统治，并借此走进了政治舞台的核心。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由于其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唯武器论”的影响，所以顺序上是先强兵后富国。军事上积极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筹建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经济上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民用企业；文化上兴办新式学堂，向外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当时创办的工业企业，大致上按照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顺序出现：强军需要制造武器，因而兴办了军工企业；军工企业需要用到大量的煤炭，因而兴办了采矿业；矿业带来运输需求，因而兴建铁路提上日程；兴建铁路需要大量钢铁，所以又延伸到钢铁生产。
对洋务运动，不能简单以“失败”视之。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缺少了它，近代化的整个链条也就不成立。而且对待历史、对待前人，我们还是应当怀有必要的敬意，不能总以“不是坏就是蠢”的眼光来打量过去。
洋务运动强军事、兴实业，这些举措对于“强兵富国”而言是必由之路，但即便如此，仍然受到诸多非议与掣肘。朝廷中那些只善于动口的官员，动辄“奏请停办”。内阁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办造船厂，理由包括“靡费太重”、“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造出来也打不过别人等等；另一位大臣要求停办矿务，则以破坏风水、毁坏坟墓为由。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让实干的人疲于应付，不断重复着不改革将被历史潮流淘汰这类老生常谈，正是在这种言论交锋中，李鸿章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幸而朝中主政的恭亲王等也是改革派，对前线的实践者非常理解和支持。
尽管“形格势禁”，但洋务运动还是在工业近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重视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李鸿章分别在1965年和1871年参与筹建的江南制造局和招商局，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在新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江南制造局，100多年后成为今天的江南造船厂，为共和国制造先进的海军舰艇，最具代表性的是国产新型航母。
当时由左宗棠主导成立的马尾船政局，在1869年制造出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排水量是日本自造蒸汽机船“千代回”号的十倍，造船设备也堪与西洋媲美，远超日本同期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聘请洋师洋匠帮助造船，还强调自身要掌握技术，1876年以后就逐渐改为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
军事建设也颇有成效。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根据《美国海军年鉴》的分析，当时北洋水师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这支海军，也代表着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过去的耻辱，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防能力太弱，尤其是没有自己的海军，外国军舰在沿海和内河如入无人之境。
北洋舰队似乎昭示着，中国扬眉吐气了。但历史证明，自强远比想象的复杂。
6.微光与熄灭
作为北洋水师的实际控制者，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颇为得意。
唐德刚写道：“1891年，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李鸿章率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等六艘军舰访问日本，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但当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应邀上中国旗舰定远号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原来他发现中国水兵竟在被视为庄严而神圣的两门主力炮的炮管上晒衣服。”[19]后来的学者们就“炮管上晒衣服”有不同意见，常理推断，舰队出国访问，并且主帅有炫耀铁甲巨舰之意，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东乡平八郎一样可能通过观察到其他情况而作出上述结论。中日甲午战争，印证了东乡平八郎的判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镇远、济远、平远、广丙等军舰被俘。
关于甲午败绩的原因，有一种经典说法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尽管修辞上有夸张之处，但亦不无道理。
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不是八旗兵，也不是绿营，而是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和李鸿章建立的淮军。曾国藩早已看到清朝原有军队腐败不堪，八旗军“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无法与太平军为敌，说白了就是缺乏价值观、道义感，不知为谁而战，彼此各不相干。于是他就到湖南的偏僻地区、深山老林里招募乡民，将领是当地乡绅，士兵是当地乡农，以同乡之间互相照应、彼此负责的方式组织了一支共同体式的军队。后来曾国藩分了一支部队给李鸿章，让他独自行动，李鸿章回到老家，按类似湘军的办法拉起了淮军。这两支军队都不属于国家，而是准私人武装，除了其统帅者，谁也无法调动。而且，随着太平军向苏南、浙江进发，占据了清朝最重要的财税来源，而镇压起义军所需的军费日益增加，无奈之下，清廷只得下令“以本省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事实上等于把军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地方。“兵为将有”的态势，就在太平天国时形成，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进一步巩固。
“以一人敌一国”，显然与北洋海军绝对服从李鸿章一人息息相关。另外，“以一人敌一国”还有悲凉意味，朝中清流的刻意作对，让实干者确乎有点“形格势禁”。但话说回来，即便北洋水师由国家所有，当时的技术条件、制度反应能力，以及相当程度上由此决定的作战效能，可能比“兵为将有”的情况下更糟。这就涉及深层的国家体制、国家能力问题，而这也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归根结底，当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成为西方的一员，中日两国已经不处在同一个时代，甲午战争事实上是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战。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个性——谁强大就学谁，价值服务于实际。自唐朝以来学习中国，是因为中华文明强盛，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船坚炮利，转而学习西方也是基于同一逻辑。
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徐继畬著就《瀛寰志略》，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和制度文化，鼓励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当时，他们的著作都受到上层社会的各种责难，也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1853年美国军舰叩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人一下子发现了自身的落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一经传入，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产生很大影响。日本人盐谷世宏曾惋惜地说：“呜呼，忠志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兴，吾不独为默深（魏源的字）悲，亦且为清主悲也夫。”[20]
历史就是这般奇诡，中国人在东亚首先睁开眼睛，但获益的却是日本人。中国自弃良机，延误了近代化进程，而日本则抓住机会，成为东亚领先者。后来中国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对西方文献的翻译也多从日本转口，日本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思想来源，后世却大多不知道日本的近代化乃是受到中国著作的启发。
在这种令人唏嘘的对比中，也显示了两个民族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日本社会学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一文中，指出面对近代化，日本为“转向型”，而中国为“回心型”。日本一经与西方接触，就完全放弃了自身的文化，真正“全盘西化”；而中国借鉴西方是为了寻找一条能够与自身文明相契合的道路。
从大历史角度看，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确是“回心型”的，不过我们不能把历史的结果当成目的论的结果，而赋予洋务运动时代的中国精英以“回心”的主动性。其实就是一种两头艰难的情况，以倭仁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坚决捍卫孔孟之道，见不得任何改革，而奕訢、李鸿章等改革派在各种现实牵制之下也不可能迈出太大的步子。左右两派，都以保存清王朝为同一目标，生发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的“中体西用”思想在洋务运动中被继承、贯彻，反映的正是这种主观矛盾，只是在历史进程中客观上似乎表现为“回心型”。
总之，在同一时代起步（事实上中国起步更早）的近代化进程中，日本快速彻底地实现，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中国则试图用资本主义的装甲，包裹起前现代的躯体。所谓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战争，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在西方话语里，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具有强大的国民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而中国在甲午战争时期还处于前现代，天高皇帝远，上层、中层和庞大的底层之间缺乏组织纽带，彼此断裂，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一片散沙”。且不论技战术问题，以这样的传统国家体制和现代国家体制对抗，本身就没有多少胜算。
在战败之前，一段时间里中国士大夫阶级是充满自信的，将自强运动前期称为“同治中兴”，不过这种中兴是未经检验的，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宫崎市定很不客气地指出：“同治中兴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平定内乱，但‘中兴’是知识分子的评价，灌输了一种自信，实际内里是国家主义的抬头……认为连番屈辱皆因太平天国内乱，如今内乱平定，就产生了对外也可安泰的自信。因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被视为国民英雄而信望聚集。”[21]
甲午战争开始后，中国社会总体上抱持乐观预期，万万未料败得如此惨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是一次极为强烈的刺激。过去面对西方现代国家——包括俄国，打不了胜仗在心理上还可以接受，因为中国人对它们可以说几乎毫无了解。而日本是传统的邻国，一直都是中国制度文教的模仿者，是微不足道和令人鄙视的，在自以为国家军事力量最强盛的时候输给这样一个对手，令人眼冒金星、悲愤莫名。S.C.M.佩因评论说：“自此役之后，清朝外交政策的焦点都在平复其结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点则是确认其结果。”[22]这场战争向世界展示了被“同光中兴”这一自赋的光环笼罩着的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所谓中兴只是一次回光返照。对于日本而言，则检验和证实了近代化改革的成功，日本成为东亚强国。
甲午战败，标志着自强运动的结束，它以耻辱的事实向许多中国人阐明，不计任何文化代价进行日本式的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因而有更多的中国人被送往日本和西方留学，中国的变革将走向更加激进的阶段，“变法”渐渐浮出水面。与洋务运动之初“中体西用”都受到强烈抨击不同，此时再谈变法，甚至相当激进的想法，受到的舆论阻力也要小得多了。
另一个变化也出现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威胁论”可谓耳熟能详，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埋头自身发展，国力逐渐增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威胁论”就在美国出现，进而在西方世界日益发酵，至今已有近30年历史。尽管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共同的发展机会、新的以和为贵的国际关系倡议，但这一论调从未停息。追溯历史，“中国威胁论”其实正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
作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可以通过西化改革而强盛起来，那么如果资源比日本更丰富、人口也比日本更多的中国也按照一定的路径崛起，那将是多么恐怖的事情？趁着目前机会尚存，西方国家应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既为了攫取利益，也为了预先阻止中国崛起……这就是“文明世界”的逻辑，中国一败涂地，反而引起了它们的假设性恐惧，并且加快了侵略步伐，“瓜分中国”开始提上日程。
在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加强下，“黄祸论”由此产生，在中国数亿人遭受白人世界深重祸害的时候，他们却认为中国人才是祸害。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5年和20世纪的前10年中，西方对清朝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凶猛攻击。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日本再次展示了自身近代化的成绩，击败了作为列强之一的俄国。两个外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大战，清朝还为之划定交战区，令区域内的百姓饱受荼毒，但战争结束后，清朝却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认为只要能让内部团结就能恢复国力，因为东方击败了“西方”。
此时，一个叫杰克·伦敦的美国冒险作家在其寓言中再次呈现了西方新一波的“黄祸”想法，在20世纪初对70年后的世界展开想象：
1904年在逻辑上标志着七十年后震惊世界的发展的开端。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当时的历史学家严肃地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但它真正标志的是觉醒——而这种期待已久的觉醒本来已经被放弃了。西方国家曾试图唤醒中国，他们失败了。出于自身的乐观主义和种族自我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中国永远不会觉醒。
……
中国终于醒来了。日本在西方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将西方文明和成就转化成了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术语。当日本这样突如其来地觉醒时已经震惊了世界，而她当时只有四千万人口。中国是带着她的四亿人口和科学进步醒来的，这加倍令人震惊。她是世界的巨人，她决断的声音很快便在国际事务和会议中响彻全球。日本鼓动她发言，骄傲的西方人则恭敬地倾听。
中国迅速而引人注目地崛起，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她最高质量的劳动力。中国人完美适合工业文明，一直如此。在纯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工人能与之相比。工作是他们的鼻息。对他们而言，在遥远的地方游荡、战斗、冒险是别人的事；对他们而言，自由只有在争取劳动方式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无休止地耕种和劳动是他们唯一要求的生活和权利。而中国的觉醒不仅让她庞大的人口得到了无限的、自由的劳动方式，而且得到了最高级、最科学、借助机器的劳动方式。
中国复兴了！这只是中国开始猖獗的第一步。[23]
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
这位作家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并且在100年后应验，这是他目光如炬之处。问题是，这位在美国同情底层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却对一个正在遭受群兽啃咬的民族发出“种族灭绝”的起哄。“黄祸论”是从更早的巴枯宁开始的，但在美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导向了实际行动——臭名昭著的排华行动，甚至到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敌视和围堵，与“黄祸论”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文明的生与死，的确全在自强。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一般场合下都被认为失败了，但“自强”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必须时刻牢记的目标。200多年的现代世界，一直是一个丛林世界，这一性质从未改变。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未能得逞）、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赔偿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紧接着，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大连、旅顺，英国租借威海卫和新界，法国租借广州湾，一系列链式反应让领土主权事实上分崩离析，流传后世的《时局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绘就的。
《时局图》的第一位作者是谢瓒泰，后来这幅画又被增加内容、上色，进一步美术化，在印刷品中广为流传，因为它的警醒功能非常突出。图上各种动物所代表的列强，除了俄国、日本是以割让的方式侵占之外，真正的西方列强均以“租借”这种“文明”的办法取得领土，披着契约交易这一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外衣。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回眸半个世纪，才警觉地发现部分祖宗之地已经以租借的形式存在多时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成为租界的雏形。1845年11月29日，时任上海道台官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由于银贵钱贱，1500文钱在当时连一两白银都不到。至此租界正式得到了清朝官方的肯定。清朝缺乏现代主权意识，并不知道管理权的让渡意味着领土性质的根本变化，地方上以“甩包袱”为目的的管理懒政促成了租界的出现，后来又出现了导致大清律法无法管辖自己的土地的领事裁判权蔓延。
如果说在过去半个世纪遭受侵略的历史里人们还是混沌的，那么甲午战败则让中国社会心理出现了显著变化。“亡国”的可能性，在美梦以痛苦的方式结束之后被中国人自觉意识到了，严复在写于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喊出了“救亡”口号，“救亡”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部分人的自觉意识。
甲午战败，推动着中国走向了更加激进的改革。
7.南海康先生
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李鸿章的历史戏份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条约受到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卖国”的定性被举国唾弃。
当然，我们知道把账都算到李鸿章头上是没有意义的，国家如此，个人又如何能在战败的条件下力挽狂澜？但李鸿章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到头了，以至于后来他向康有为、文廷式发起的强学会捐款，也被拒绝。
属于李鸿章的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降临了，这就是历史的步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下一个时代指向对制度的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京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便组织18省1200多名举子，一同向皇帝上万言书，痛陈改革之必需，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是康有为首次在历史上露面，也是他的政治资本积累的第一步，他将在三年后拉开一场变法运动。
历史是交错进行的。“洋务—维新—革命”，只是在粗线条上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文明挣扎、重生的顺序，但每一种前台的表演，都是以后社会条件渐进积累为基础。在“公车上书”前一年，1894年，孙中山就曾和他的朋友陆皓东一起在今天投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未获回应，于是转向革命，在1895年组织了第一次的武装暴动——广州起义，陆皓东为革命而牺牲。而孙中山采用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由农民起义者提出；康梁那种看似激进的政治改革观念，也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便由开明官员、清朝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阐述过，他认为富强的根本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文化——“朝廷政教”，维新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以及后来暴动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受郭嵩焘的启发。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上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汉族士大夫起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的可能性渐渐丧失。清朝建立之前，爱新觉罗氏也认同，“中国”“中华”主要指汉族以及被汉化的少数民族一起组成的政治体和文明共同体，征服明朝夺取政权之后，清朝统治者逐渐把“中国”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大民族家庭，皇帝是满汉共主，又是蒙古人的大汗，新疆人的“可汗”，藏族人的“转轮王”。
然而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这种艰难形成的共识已经难以维持，激进的汉族改革者和革命者已经把满族统治者视为外人，当作文明的异质体。梁启超在长沙安排再版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此前它一直被清廷视为最高等级的禁书，这本书以亲身见证的视角细数清朝征服过程之血腥，以及现今统治者对汉族百姓欠下的血债。知识分子回头从王夫之的著作中寻找汉族民族主义理论作为救亡的起点，谭嗣同的著作就以“科学”的形式宣扬反满意识形态。如果说太平天国并未对清廷产生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威胁，那么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的确开始动摇，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方才再次回归“多元一体”。
许多人感叹，中国近代史不忍卒读，的确如此，很大程度上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够了解的重要原因。当我们潜下心来，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若合符节，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精心安排和铺垫，每一步的艰难和每一次的屈辱，都是走向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甲午战败，“瓜分”局势形成，中国精英就采取了进一步的自救行动。现在，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一个来自文明深处的声音在召唤康有为、梁启超。
到了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英雄气开始回归。历朝历代，危亡之际，总有英雄人物出来肩挑社稷，赴汤蹈火，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即便无力回天，也能舍生取义，以行为与品德震撼世人。南宋末年，有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南明时代，也有李定国、张煌言、李来亨、阎应元，但对于晚清的叙述，饱受欺凌达半个世纪之久，除了林则徐、冯子材、刘永福、邓世昌等寥寥几人，人们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印象里的铁血英雄的影子，反而出现了许多汉奸、买办和侵略者的利益同盟。
人心不齐，忠诚难觅，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朝是异族政权，它对占据最大多数的汉族人的歧视政策让它很难获得真诚的认同；二是清朝统治者本身立场摇摆，道光、咸丰都是一时要战一时要和，摇曳不定的态度消解了斗志；三是朝廷本身对百姓的力量戒心重重，很大程度上在遭受外侮的同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一同感受到了亡国灭种之忧，在外敌压迫下，国族认同凝聚起来，一批批优秀中华儿女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起，决意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流血奋斗，百折不回，社会英雄气又陡然焕发。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同胞精英纷纷出世，灿然生辉。谭嗣同为制度改革殉难，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的铿锵之声，孙中山的战友陆皓东为了共和革命，成为牺牲第一人。
此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英雄辈出。
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主张，代表着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意志，各种力量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因此可以说，戊戌变法不是康梁欲变，而是人心思变。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晚清中国，进入了一个频繁剧烈变动的时期。洋务运动在不同层面其实已经推动着中国向近代化迈进。近年中外都有一些研究认为，其实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自强运动取得的成绩在各方面都不比日本差，甚至更好，比如造船、造机器、开矿这些能力。
这告诉我们，在近代那个丛林世界里，器物层面的实力还不足以让一个国家自立，去赢得一场战争。19世纪后半期接近20世纪时，世界的军事技术积累加快，战争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总体战。清政府虽然编练了近代军队，但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国防军。近代军队必须有近代的后勤和财政体系来支持，但清朝的军队都是通过允许各地设卡来自行筹饷的。这种做法带来的问题是产生了无数“国中之国”，以国家名义训练的军队，实际上却被掌握军权者视为私人武装。当中国和日本打起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而是几个省分别去对付日本的全民动员。一省打仗，别省似乎事不关己，南洋有事，北洋不去救。军事体制加上通信能力、情报能力等方面的弱点，导致清朝军队一不了解对方的实力，二不知道对方的动向。
而日本有一个近代体制支持，对清朝军队的举动和战略意图就都一清二楚，而且在国际舆论上也做足了功夫，其备战体制是举国动员的。北洋水师作战很英勇，对敌舰的射击也很精准，但这挽救不了整个体制上的落后。
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中国人。中国过去一直瞧不起日本，战败激起了整体的反思，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都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变革也由此埋下伏笔，1895年康有为通过“公车上书”走到了历史前台。
一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康有为的背后是翁同龢一派的势力，他提出的主张，比如拒和、迁都，都是翁同龢的主张。翁同龢在军机处，是高层主战派的一员，他主张坚持到底，暂时失利可以迁都，迁到西安或者其他地方，然后再战。但他这些主张在高层得不到支持，正好这一年举行科举考试，他就想了个办法，发动这些举人来上书。有人发动，需要有个人出头，康有为的禀赋就让他担当了这一角色。
翁同龢最担心的，是割地带来的后果，这是比较有远见的。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了解甚少，也不太关心，对于割让台湾没有什么切肤之痛。而翁同龢认为，丢掉的也许是一个海外小岛，但背后的政治信号是难以承受的，它意味着国家失去了保护领土的能力。这个地方可以割，另一个地方也就可以割，割地会让人心尽去。
割地引发的后果确如所料，战争还没有结束，严复已经开始讲“救亡”了，“亡国”真正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康有为是一个旧式读书人，早年去香港，通过传教士了解了一些西方知识，对西方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印象深刻，于是思想受到刺激，强烈主张变法，为此做足了理论准备、舆论准备。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边缘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举渠道，在正常体制中按部就班去获取权力，再来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那他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机会。现在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时代潮流彻底变革的呼声早已有之，起初是个别的、零星的，但甲午前后形势大变，不再是某个人的声音，而已成为社会洪流。乙未广州之役就发生在1895年，严复提出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西学救国的道路也是1895年，高层、中层到底层的知识分子都被强烈刺激起来，纷纷参与对中国前途的设计，变革成为“不是共识的共识”。这就让康有为可以通过为有政治地位的力量代言而快速地走到台前。
为了接近权力中心，康有为调动了很多资源，其中包括乡土关系，比如得到张荫桓的大力支持。但最重要的还是大势，当时主张变法的人占据多数，变法的声音成为主流是这场改革能够发动的思想前提。无论什么派，在当时都是主张改革的，因此，变法事实上是大多数人共同推动的。
不过，呼声归呼声，改革一旦具体化，就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障碍也就随之出现。比如中央试图集中权力，收回太平天国运动中被地方分去的一些财权、人事权和军权。有人就会在改革中受损，比如李鸿章的权力会被削弱，他倾向改革但未必会支持正在进行的改革。还有突然罢斥礼部堂官，这些人就会成为改革的反对者。包括发动军事政变，对改革者而言无可厚非，但这么大的一个政变实在对当前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震动太大。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是反对改革的，但他可能被迫反对改革路线，因为后者关乎他的生计。
官僚体制和运作的架构由来已久，要改变它，坐而论道容易，实践推行很难。如果置新官而不罢旧官，会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后来清末的改革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持续的财政扩张，达到边界吃不消了。1911年辛亥年，预算赤字就有8000万两白银。有些问题在设计时是想不到的，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
普遍主张改革，后来却出现那么多反对者，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康有为原本不在体制内，把改革想得过于简单，拿出来的方案很具有挑衅性。于是谣言四起，成为改革阻力的一部分，而谣言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经常是以“清议”的面目出现的。
举个例子，当时没有近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甲午战败之后朝廷上下都认识到，要想强国，首先要“得人才”，要培养人才，就要向西方学习办学堂。办学堂的钱从哪里来？地方从哪里来？没有近代财政体系，没有钱去建新的公共建筑，顺理成章，就把各地的宫观祠堂直接转换过来，于是就提出了废淫祠、兴学堂的改革主张。这是中国近代性的一部分，因陋就简，因势利导。不过它会对固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冲击，就有人会反对，他们就制造谣言，说康有为入了洋教，这样就方便人们以形象的思维去质疑这一改革的正当性。
改革者心理上的急切，也让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非常反常。包括皇帝在内的维新派，103天里发布了110多道诏书，这在清政府过往施政中是前所未有的。清政府的一般决策过程，先要下发到军机大臣，然后还要下发到地方督抚讨论，有了共识再推行。即便是乾隆这么强硬的皇帝，想编《四库全书》，也是颁布上谕两年后不见反应，再三催促才把事情办成。光绪皇帝一下子雪片似的发诏书，地方官员就摸不准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它违反常规，地方督抚就会习惯性地观望等待，不敢跟得太紧。张之洞、刘坤一都是名臣，都了解世界大势，他们有自己的判断，督抚相互之间还有他们的一个舆论场。在官场看来，发生这么多事，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人在掌舵，正如李鸿章的一个幕僚说的，不会木工的人挥斧子，会把自己的手弄伤，越是身在其中的人越会觉得危险逼近。
变法的失败非常快，很大程度上与“围园杀后”的军事冒险计划把所谓保守派逼到了墙角有关。以这样有些荒诞的方式收场，感觉就像是一场意外。宫廷政变很有戏剧性，后来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此。光绪皇帝发布的“求救诏书”原文比较隐晦，让杨锐他们想个办法，既能推进改革又能调和和西太后的矛盾，但是他们就理解为皇帝遇到了大麻烦，要出来放手一搏。这一反应和这一批改革者自感力量渺小有关，他们想不到缓和办法，就采取了军事冒险方案，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戊戌六君子”流血牺牲。
戊戌变法遭受挫折，大部分新政都被停止了，但后来清政府的改革还是重新启动，甚至更为激进，所以它的影响是延续性的。因为变法是从潜流变成洪流的，不是一两个人的独见，是一个时代里一批人的主张，而且成为社会共识。
就像对待洋务运动一样，不能仅仅把戊戌变法简单看作一场失败的变革。这次变法，清政府有它的主体性，地方士绅、社会中层这些人和组织有它们自己的行为，外国势力有它们的影响，是各方面相互激荡，才在中国上演了这样一出活剧，中国由此进入了和世界接轨的序幕。在此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比如新式知识分子诞生，公共意识、国家民族意识勃兴，近代媒体雏形出现，近代政党组织萌芽，近代国家运作的尝试，很多激进分子现身，以及后来革命洪波涌起，都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
它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今天的话说，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干将，都是读着《时务报》长大的。
8.革命与民族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改革势力受挫，清朝在政治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倒退，保守思潮一定程度上回到权力中心。
改革的目的，诚然是富国强兵，但在形式上则是为了维系和巩固清朝统治——这是一切改革展开的前提。戊戌变法让掌握实权的统治阶级感受到权力受到威胁，掐灭改革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同时在掐灭改革之后，对失去权力的担忧也成了一根敏感的神经。
戊戌政变之后，传言外国使节要求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触及了这根敏感神经，于是慈禧便决心利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运动，向列强“宣战”。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逃到西安，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且不说拆炮台、驻军队、派员谢罪等条款让清朝已经毫无尊严可言，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事实上已经在经济上制约了清朝的发展。
这一条约规定清朝向各国（共11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4.5亿两相当于清朝六七年的财政收入之和，而之所以规定这一数字，还有另一个意味：当时中国大约有4.5亿人，每人赔款一两。
5年前，《马关条约》规定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已经让清朝的工业近代化无以为继，再加上这一笔，基本上已宣告清朝走到了末路，改革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之后发生的“清末新政”，以辛亥革命画上句号。
回顾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这一甲子的历史，我们可以梳理出两条交错进展的线索。
其一，清朝统治逐步失去人心。一开始，清政府对于侵略还时常说不，采取了尽可能的抵抗措施，所以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老百姓愤怒的对象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对政府还是采取扶持的态度。但在八国联军侵略过后，清政府就不再抵抗，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原来老百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发生了转移，转而将矛头对准了清朝政府。
其二，民族意识慢慢形成。在传统的天下主义意识支配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非常薄弱，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加上俄国趁火打劫抢夺大片领土，促使中国社会萌生了国家及国民自觉。朝野上下起初拥戴清廷，希望自强御侮，这正是洋务自强运动的心理背景。甲午战败更是进一步激起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越来越激进的改革要求和革命主张，反映着共同体观念的凝聚。
两条线索交错进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和帝国主义一起成为人民的敌人，反帝反封建成为革命的双重任务。
朝廷的变质和人民的觉醒，已经凑成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清末的新政，就像举着火把不断靠近革命的火药桶，并最终把它点燃。
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一改革举措切断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道，又没有建立新机制来消化、吸纳人才，无法处理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各级衙门招选公务员，都变成了买官卖官，这就导致知识分子从政府体系内游离出去了。本来半辈子苦读，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变成了反政府的力量。
立宪派本是最期望通过清政府自身改革来扭转社会危机的一群人，但最终也被推到了清朝的对立面。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历时数月，回来之后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诚然是好的，但其基础是西方国家的民众素质比中国高很多，中国人的素质还不能够支持立宪，为此应该先搞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是个空架子，而且给了很长的拖拉期限，让康有为为代表的文化人士、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绅士，渐渐对清朝失去信心。对预备立宪不满意，张謇发起了全国性的立宪请愿运动。作为回应，清政府组建了作为立宪的重要标志的内阁，后来被称为“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的主要成员都是满族人，只有三四个闲职给了汉族人，国防、外交、财政等重要的权力全部握在代表皇族利益的满人手中，令汉族官员积累了怨气，“同治中兴”时代汉族士大夫为朝廷卖命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清政府的回收路权，让资本家群体遭受损失，于是资本家也成为煽动革命的力量。
进入20世纪的清政府日渐成为孤家寡人。革命者，因改革而与清朝决裂的同盟者，因改革而新树的敌人，以及因为巨额赔款向社会摊派而生存艰难的人民大众，一起成为清朝统治的送葬队伍。
煽动革命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排满言论。在饥饿问题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民主共和的说辞是没有吸引力的，要让人们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或者同情革命，只有利用人们对造成他们的痛苦的满族统治的憎恶。因此，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革命一旦成功，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就迅速改口，表明不是反对满族人，只是反对清政府，部分地方出现过的杀戮满族人的行为也就迅速停止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对满族人的怨恨随之消失，满足也被纳入共和范畴之中，用以建构新的民族意识。孙中山先生通过对共和内涵的阐述，给梁启超首先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赋予了政治内涵。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五族共和”的提出，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此前的中国，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满族建立的统一政权，都会歧视其他民族，使得国家内部纷乱。“五族共和”的提出则让各民族团结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后来被费孝通称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格局。这样对民族关系进行宏观处理是中国的特色，在内部，各个民族平等相处，对外就用“中华民族”代表中国，56个民族是兄弟民族，大的“民族”包含小的民族。西方一般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而在多民族国家里，中国的民族黏合是最成功的。
“中华民族”共识的巩固，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得以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进而迈向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于文明复兴而言，这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历史不可能再倒退。不过，民国的“共和”是名不副实的，接下来的袁氏当国和北洋军阀统治，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军阀之间的战争把中国人的生活进一步推向了痛苦深渊。历史证明，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没有社会文化根基的，因此在运行上也只能是虚有其表。
一场思想文化变革，在共和之后酝酿。
9.改造我们的文化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为《新青年》。一场思想革命的种子，从此播下，并迅速破土。
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下了《敬告青年》一文。“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进化论的思想，被应用于社会革新领域，国家的希望，寄托于青年。继之而起，1916年，李大钊发表《青春》，提出“青春中华”概念，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一颗颗震撼弹，接连炸响。
排斥青年，轻视新生命，强调长者的经验及道德权威，是漫长农业时代里中国社会强固的意识形态，中国自孔子以降2000多年的社会理想，都是向后看的。
《新青年》向前看。五四运动参与者杨振声回忆说，《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
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24]
随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刘半农等思想者的加入，一场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战波及全国，一次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被召唤而至。
打碎身上枷锁，冲出封建堡垒，形象的话语，描述的是思想的转折。1840年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作为一个外部因素介入了中国社会，步步深入、得寸进尺的贸易、传教、战争、赔款、割地、经济掠夺、治外法权和政治控制，时间越前行，亡国亡天下的景象越清晰。
维新前夕，康有为感叹：“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悯。”[25]试看：太平天国起义，让清朝统治阶级认识了西方火器的威力，其后洋务运动勃兴。
这个阶段，只重器物，而未动制度变革的念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内阁学士梅启照语）。所以“中体西用”，办实业，练新军。但实业排挤民营资本，新军最后“兵为将有”。甲午战争，战前国人信心充足，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台湾赔巨款的结局，让制度变革成为人心所向。
在洋务运动之初，即便仅仅是器物变革，也已招致强烈抵制，理学家、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所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对“奉夷为师”就坚决反对，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坚决捍卫孔孟之道。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以学习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投考者寥寥。甲午战败之后，反对变革的声音方才变得稀薄。仅变器物无济于事，血泪现实，召唤来了指向制度变革的戊戌维新。
不变不行，在甲午年（1894年），孙中山在天津上书李鸿章，阐述的还是改革建议，未获回应，1895年，他就组织了广州起义，宣告一个百折不挠的职业革命家横空出世。
维新失败，政治倒退，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羞辱中华。清朝的最后10年，再次沿着维新路径推动改革，但历史没有再给它机会。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政权落到了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少壮派满族权贵手上，重满轻汉、重内轻外的历史倒车，最终导向了革命成功，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共和的曙色亮起。
但表面的制度变革，并未触动中国的社会基础，共和的外衣，包裹着专制的文化。没有社会基础的共和，一闪即逝。当政者无力建立权威与秩序，回头折向国民最习惯的“皇帝”，以及诉诸惯性的传统社会伦理控制方式。
皇帝总是想回来。康有为的“三统、三世说”预言，中国将从君主专制的“据乱世”，演进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再到民主共和的“太平世”，但共和之后，仍然“据乱”。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改革、变法、新政、革命环环相扣，自强与救亡的努力，不折不挠，但共和之后，国家积弱、民心未醒、权力只是列强的代理人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新青年》诞生之前，复辟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准备。
在前一年，袁世凯颁布了《祭孔令》，并在9月28日孔子诞辰，举办了祭孔典礼。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这让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集体感到幻灭与愤怒。
一个新的认识诞生：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陈腐的文化，让民主共和如墙上芦苇，风来即偃。陈独秀醒悟：“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暴烈地燃起。按照主流史观的“三段论”，这时的中国，从器物、制度走向了思想变革的当口。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之前，历史进程不能说没有带给人们希望。洋务运动，海军建设高歌猛进，北洋水师一度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日俄战争，近代以来东方国家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也让中国人振奋，同为东方黄种，“我们也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数十万劳工远赴欧洲修战壕、保后勤，争得“战胜国”称号，也曾举国雀跃。
但每一次，都以中国受损、受辱而告终。巴黎和会的受辱，最终激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则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铺垫，后人常常把它们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青年，起来！36岁的陈独秀率先发出了呐喊。
我们不知道，当他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时，是否受到1900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发，但他本人确实曾是梁启超作品的忠实读者。后来他回忆说，戊戌维新时期，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激扬文字浇灌了一代精英。陈独秀“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6]
后来受《新青年》召唤而起的斗士鲁迅，一样是受到《时务报》的启蒙。历史一脉相承，现在，这些人要启蒙中国。
呼唤青年，不止陈独秀。作为其中的最激烈者之一钱玄同认为，“人过四十，皆该枪毙”。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用进化论的思想论证父权之荒谬、新生命的意义。
呼唤青年，对抗陈腐。我们的文化当中缺乏逻辑，缺乏理性精神，亦即科学精神。因为个人深度嵌入集体，“己”被“群”绝对支配，缺乏民主精神，也就缺乏个体责任感，民众的力量无法被动员。过去那未经改造的文化，不足以应付现代性的挑战。
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被高高扬起，他们呼喊，人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以易卜生、尼采为代表的个人主义被热情赞颂，他们宣称，人是个体存在，不是附属之物。
这样的呐喊，旷代未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里，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以完成国族义务、扮演好机械性角色为前提的。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带来了另一种辩证关系。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后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攻击是过激、过度的。但这批先驱，却是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的一群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每一个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的继承者，但他们在行动上却坚决地与过去分道扬镳。
新文化运动的意旨，首先是解构。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里写下的一段话足够说明当时的动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拆屋顶，胡适开窗，历史就这样在争执与唱和中前进。吴虞受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的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在成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北京响应。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唱了一出“王敬轩双簧”，林纾坐不住了，蔡元培也被卷入。
“无声的中国”，众声喧哗。青年，被新的意见洗礼。妇女、孩童的权利，也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定义。
个人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语境。
无论是先行者还是后来者，都不认为中国人缺乏自由，相反，是自由过度。比如梁漱溟和孙中山，都持此论。梁漱溟认为，西方之所以主张个人主义，是因为近代欧洲脱胎于中世纪严密的社会控制，因而自由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及其结果。而中国不但不存在这种过度的集团生活，反而正好缺乏它。孙中山的中国“一片散沙”论，也断定其原因之一在于“民众过分的自由”。
新文化运动之新在于，它给了个人、自由以现代内涵。传统中国之所谓个人、自由，是在农业社会“皇权不下县”“帝力于我何有”，乡村士绅依靠伦理规范维系着一定程度“自发秩序”的前提下来描述的。这样的个人、自由，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因为权利概念缺失同时责任义务也无所附丽而呈现的愚昧状态。归根结底，这种个人、自由，其实是个体、自私。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不得不面对的矛盾之一，先贤们一方面猛烈攻击儒家秩序对个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深刻揭露身在其中者的极度自私，被纳入“国民劣根性”之中。
胡适就不得不在文章中澄清两者的区别，指出个人主义有真假两种。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他说：“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厉害。”
诠释非常简洁，但已经足够清楚。就是寻求真理，要靠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认定真理，则肩负责任，勇敢追求。为此，胡适甚至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
陈独秀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所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可谓是他五四以后的人生写照。他的战友李大钊，则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风范，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彪炳史册。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代表民主的方向，而陈独秀则称，唯物主义学说就是科学。五四新文化在这两位先驱的擘画与行动中，部分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前导。
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一批中共干部，在其中受到思想和组织历练，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更在五四前后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当面启发。
在98天的关押结束以后，1920年初陈独秀被李大钊护送离京，“南陈北李”的格局在那一刻形成，又一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四之后，全新的社会理想出现。
一个个独立思想的人，起来担当，起来负责，追求自由，一起告别“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建造“人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普通大众发出的最震耳的呐喊。
1919年5月4日，青年正是被这样的呐喊所激励。罗家伦在《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写道：“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五四新文化运动，客观上拆散了原先整合个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借重现代思想文化，重新在个体之间建立新的共同体纽带，建构新的组织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史，从这里转折。
10.180年的工业自强
第一章叙述，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不能整体上理解18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历史演化的内在逻辑。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只有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和后面100年结合起来，才能更清晰地了解晚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的历史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最后的一节里，准备“风物长宜放眼量”，以简洁的笔墨梳理从1840年直至今天，180年的现代化全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可以把切口缩小，从工业化道路看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自强之路。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着两个汉字——“挨打”。
“挨打”这个词听上去就像是儿戏。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就是现代化的动力，改革、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和平建设……都是为了摆脱“挨打”的处境，100余年一以贯之。放眼世界，没有另外一个民族，100多年的发展是依据这样一种逻辑的。
鸦片战争，清军的红夷大炮射程为4公里，英军火炮最大射程超过5公里，结果就一目了然了——“挨打”。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的先辈对事情的肯綮把握是到位的——中国之所以输了战争，是因为对方船坚炮利，而这一表象的差别背后是国家工业能力的差距。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罗起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办出了福州船政局，前者制造武器，专心炮利，后者塑造平台，注重船坚。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避免“挨打”起步。官方可调动的资源，都倾向于军事工业，造船，制枪，铸炮。军事工业需要煤炭，煤炭需要采矿、冶矿，采矿冶矿需要运输能力，于是提出对铁路的需求，铁路建设需要钢铁……洋务运动拉出了一整个重工业链条。
所有的环节，都依靠制造。而曾国藩知道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是制造能力的基础，所以江南制造局不但从事生产，而且还翻译和传播西方科技。江南制造局，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
中国的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很不符合常理。然而，近现代的世界的“常理”，就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因此，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自强”底色，正是从洋务运动肇始。
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努力，彼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当时还没有解决“挨饿”的问题。清朝的人口，从初期的几千万，到18世纪增长到超1亿，19世纪增长到超4亿。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作物变革，番薯和玉米传入中国，让人的食物供给更充足；另一方面是政治支持，康熙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的“摊丁入亩”，都为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这里暗示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所有的农业生产效率盈余，都会被增长的人口所消耗殆尽。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里，这叫作“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说：“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27]
所以有西方学者说，康乾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饥饿问题，一直到200多年后才解决。解决的手段，只能是工业化。
马尔萨斯的整个人生，正好处于英国工业革命从开始到完成的时期，但他一生中从未察觉这个革命。工业革命是缓慢的，持续半个世纪以上，所以，不但马尔萨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同样身在其中却未能知晓。
然而后面两位，仍然以他们的真知灼见，给我们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
“马尔萨斯陷阱”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个真理，但它起作用的范围仅限于前现代时期。
为什么今天仍然被人一再提起？因为，500年来，全世界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寥寥无几。除了西欧、北美、东亚，很难找到其他在现代化上有说服力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其实大部分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真正实现工业化（约等于现代化）的国家，手指加脚趾，差不多就数过来了。
在工业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化问题上，人类掉入了另一个理论陷阱。
在早期，后发国家的所谓现代化，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化，但资本主义是有体系、有严格的阶梯性的。这个阶梯性，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就是“中心—边缘”格局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体现为产业分工的不平等——中心地区从事高质量的产业活动，边缘地区从事低质量的产业活动。
产业分工的主要依据，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它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28]
比较优势理论加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逻辑上就非常严密了。你有我无，互通有无，工业国生产工业品，农业国出产资源，中心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边缘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两下互补，公平交易，彼此不存在压迫性关系。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此奉为圭臬，到今天依旧坚定如初。这一设想在理论上是完美的，唯一的问题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因为在这个十分理想的模型里，没有考虑政治因素，因而就显得非常天真。
事实上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已洞若观火，他分析了历史后，发现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在实践中并未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一方居于劣势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地位，英国“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输入英国”。[29]
李斯特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被政治操纵的结果：“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30]
占据优势的国家，会利用这一套理论，试图把处于劣势的国家永远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历史证明，每一个工业强国都会这样做，而这正是今天中国面对的麻烦。
李斯特在当时就主张处于劣势地位的德国和美国必须抛弃“比较优势”的桎梏，不能满足于提供原材料从而成为工业国的附庸，而应该起而发展工业。李斯特的主张直接促成了德意志关税联盟的建立，为德国工业化廓清了思想障碍，美国的后来居上，同样是在这一主张影响下的结果。
在中国的工业化婴儿期——洋务运动时代，中国人并不清楚这些已经存在的理论辩驳，但清朝有切肤之痛，这左右着它的行动。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名义上和清朝进行自由贸易，但直接结果就是它的东西卖不动。于是炮舰政策为之开路，鸦片贸易成为尖刀。正如有学者所言，“贸易进不来子弹就会进来”，同样，纺织品卖不动，鸦片就会开路。
所以，中国一开始的工业化就不满足于做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的市场，而是直接切入高端的军工领域，洋务运动，又叫“自强运动”。
自强，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动机，或曰精神动力来源。
“马尔萨斯陷阱”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尽管不是他的本意——无论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不能实现工业化，那就无法摆脱“挨饿”困境。
所以工业很重要。
工业可以干什么呢？
它生产很多东西，吸引人——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这个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什么能吸引人，人在劳动之外无所事事，就会造人——生孩子，从而消耗土地产出。
它否定了“马尔萨斯陷阱”——人类可以通过工业手段来解决生活资料增长速率跟不上人口增长速率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旱涝风雨，都可能让人食不果腹，而工业的介入可以无视四季与天气，在技术控制下实现旱涝保收，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这就是工业带给我们的福祉。
因此，除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立自强，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另一个更加民生主义的意图——它可以解决“挨饿”问题。
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破产了，中国的第一轮工业化灰飞烟灭。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研究西方，著书立说，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日本，他们的著作却作为思想资源开启了明治维新。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击败中国，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近代化。
对日战败，近代化梦碎，让一代人幻灭，也让一代人奋起。
所以维新，所以革命。所以，像张謇这样的状元郎，会顶住漫天的流言蜚语去兴办实业。
革命以后，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说：“无论何种工厂，造何种货物，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我中国开矿屡屡失败，亦因往昔不用机器之故。所以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
孙先生这段话平淡无奇，但它直接击中了中国人的心理软肋，挑逗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泱泱中国，因为工业不振而任人宰割。之后适逢一战，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纵容”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棉纺、面粉、丝绸、钢铁、造船等工业都有了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我们熟悉的荣氏家族，正是在这个时代异军突起；朱志尧创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希望“稍酬义务于祖国”。还有范旭东、杨俊生等，纷纷起立。
不可否认，这一批真正的民族工业家中，大部分是受发家致富的动机驱使的，但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自强运动中继承而来的实业报国思想，也是不容置疑的精神指向。
即便是蒋介石政府，也深知工业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之后，有识之士钱昌照等人力促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希望及早实现工业化，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了工业建设，一年多时间里创立了21个工矿单位，主要领域仍是重工业，试图解决的仍然是“挨打”问题。
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工业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中国能够最终迈向工业化的重要文化背景。然而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政治、军事上的弱势乃至附庸地位，决定了它们无法安定地通向目标。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断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又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打断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努力。
在百年期待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场。
总有一种声音，担心当下的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倒退，回到“自我封闭”状态。这一忧虑非常善意，但显然是多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历史上，确实有一部分时间是闭锁的，但并不是因为主动“自我封闭”，而是无可选择。立国之后的“一边倒”，是意识形态阵营对立的必然结果，这是保存这个新生政权的唯一选项。
从“巴统”的出现就可以一窥全貌。1950年，“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全称是“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这个有17个成员国的秘密组织，是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贸易管制的工具。美国政府在1954年的一份文件中清楚地阐明了意图：“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增长，而且要阻碍其工业化。”
此时即便想对西方开放，岂可得乎？
立国之初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百废待兴的中国迫使美国撤回三八线以南并坐下来谈判。在近现代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和西方国家交战而没有失败。这一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确保了中国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李奇微说：“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总能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制海权，中国人可能早就把我们打垮了。”[31]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美国的工业优势让志愿军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此后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工业化，“156项工程”动工，方向是重工业优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一如既往，避免“挨打”。1953年，周恩来总理指出“如果不努力建设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后来“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与百年的自强动力直接关联。
新生的中国在1956年制造出歼5战机，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1957年建成武汉长江大桥，这是长江上的第一座桥梁。当时的中国没有市场机制来引导生产和刺激创新，替代性方案是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这种精神动员，一样来源于中国工业化的自强底色。
今天人们看“大跃进”，主要看到的是一种荒诞。中国的确在此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并非毫无成就，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南京飞机厂和徐州的机械工业兴起，都是成功的例子。这段时间里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出于备战动机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工业扩散，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崛起的重要基础。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在“挨打”和“挨饿”之间优先解决前者，不解决前者，后者也没有可能性。
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特意加了一段话：“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第二个原因，“要彻底改变，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所以“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寄托于工业化的忧患意识中，凸显的还是百年的老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前半期是孤立的，中国面临着苏美的双重压力，后半期和西方关系缓和，中西合作的工业化“四三方案”上场。无论是从孤立还是合作中，中国人都更加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延续到今天就是一句话：“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所以，即便在最艰难的时代，中国仍然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以增强国家自立能力：原子弹、氢弹、核潜艇、12000吨小压机、歼8战机、轰6战机、无人机、导弹驱逐舰、69式中型坦克、远洋船舶、杂交水稻……
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带着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工业化努力。事实证明，他的高瞻远瞩最终让中国真正接近了100多年的工业化梦想。
从乡村集体工业开始的原始积累，到面向全世界的市场腹地，中国的工业化真正以一种有自生能力的面貌活跃起来了，从而也真正靠近了现代工业。
市场告诉人们应该生产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改进生产；自由贸易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得出去，从而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供能；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制度灵活性以及政府参与的地区竞争，成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时间里，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真知灼见发挥了作用，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分工，中国在轻工业领域如鱼得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独步天下的显学。
然而这种与世界老大两情相悦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自然地以及有意识地向价值链上游漫溯，必然就会动了他人的奶酪。
有意识的漫溯，仍然是受历史形成的自强动力的驱动，同时也来自当下的自尊需求。
技术引进换不来真正的先进技术，对此，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厂长黄宗汉的体会很有代表性。在合作中他最终发现：“人家就是腾出自己的场地、资金、技术力量来搞更先进的东西，才把这些东西给你了……它（日本三洋公司）不把这些东西都转给我，在日本就是一堆破烂货。”[32]
技术引进的结果当然有利于提升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因为自身落后太多。但对于技术先进国家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是在帮助他们消化落后的产能，并且这些落后产能还能卖出高价。
董明珠在2001年试图向日本企业购买多联式中央空调技术，但对方说，“这种技术我们是不会卖的，因为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董明珠说：“日本人一句话打醒了我们……所谓合资技术是落后的，先进的东西不可能到你这里来，那么，唯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独立创造。”[33]
很快，格力就自主研发了中国首项多联式中央空调技术，又相继生产出世界第一台超低温数码多联机组，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离心式冷水机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工业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利益驱动与实业兴国的复合动力结构，100年后，再一次回到了工业家们的心胸。也正是在21世纪初，中国再次开始了重工业化战略。
这一次是在市场推动下的自然升级，它在各个产业领域都共同指向了核心技术。航天、高铁、大飞机、先进战机、港口机械、特种船舶、信息工业、大口径射电望远镜、量子通信……纷纷崛起，这一阶段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
而此时，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就真正出现了，正如李斯特所说，先上去的人开始踢梯子。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对此早有预计，也正因如此，他成为中国工业自强的代表性人物。2000年，华为曾考虑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企业卖给美国，但在最后时刻放弃了。任正非预料华为很快（他精确预计到2020年）就将和美国在山顶上狭路相逢，于是早早开始了自主研发上的“备胎战略”。
和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当政治走到了台前，自由贸易就迅速失效。接下来的10年、20年，注定是中国工业化史上另一个荡气回肠的时代。我们置身其中，应该深感幸运，也应该意识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责任。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把时钟再往回拨一点，从帝制终结、民国诞生开始，继续探索中国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