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是蒋总裁与发妻毛福梅生育的蒋家嫡传之子，也是蒋总裁娶妻四房唯一的亲生骨肉。
蒋经国生于1910年3月18日。
他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很多。由于蒋总裁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总裁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神秘。
事实上，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总裁和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蒋母王采玉。
原来，蒋母王采玉和毛福梅长年以来都是相依为命，一对婆媳都虔诚礼佛。有一次算命先生偶然间对蒋母王采玉曾说过，“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蒋母王采玉便把这句话记在心中，也十分相信算命先生所言。后来蒋总裁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蒋母王采玉便带着毛福梅前往探望。可是开了眼界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嫌弃了“黄脸婆”，死活都不肯再与毛福梅同住。蒋母王采玉无奈之下只得软硬兼施，最后以“不同房就跳黄埔江”来威胁，要求蒋介石与毛福梅同住。一直都以孝子自称的蒋介石一看老太太动了怒，只得留下毛福梅在上海同自己一同居住。不久后，毛福梅便怀了身孕，而蒋介石则返回了日本。
第二年春天，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就是蒋经国。这时候，蒋介石仍在日本学习。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1周岁多了，蒋介石这才请假回了国，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香火得以承继，这让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从此，她们就在蒋经国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而蒋经国从小也就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
1916年，5岁的蒋经国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在溪口本镇的武山学校学习。第二年，又跟随老师顾清廉学习。这顾清廉曾经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所以也被人誉为“二世治教”。在顾清廉之后，蒋经国又开始跟随老师王欧声学习。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直接把蒋经国接到了上海读书，先进了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后，蒋经国又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这时候，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于是，他便委托蒋经国的老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监护蒋经国读书。
虽然蒋介石不能长期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却从不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蒋总裁通通都要问个遍。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他的思想境界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并且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也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走出了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这一示威游行不要紧，学校当局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直接把蒋经国开除了。蒋经国气愤难平，便离开了上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蒋经国来到了“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这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北京所办的子弟学校。不久后，他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了两周。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去了广州。
不久，国共两党合作进入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进步学生都以能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然也不甘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蒋经国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父亲支持他赴苏留学。
这时候的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也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对于蒋介石而言，让自己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蒋经国到广州后，恰好黄埔军校要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中。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来到苏联后，蒋经国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哲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还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的洋昵称名叫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很特殊，再加上蒋经国学习也很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所以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刚刚2个月，蒋经国就引起了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结果，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此后，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备受众人的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此讯息后，顿时群情激昂，一致通过了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并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曾经慷慨陈词的说道：“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蒋经国的这份公开声明就刊登在了苏联各大报刊上。
虽然儿子骂亲爹有悖孝道，但蒋经国的这一举动却并不是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地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最主要的是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所以当蒋经国的这份“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他一时间就成为了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却给予了优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迁怒于他，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的表现，保送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红军军政学校深造。
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但是遭到拒绝。于是，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可是又再次遭到了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把他派到了列宁大学工作，在这里，他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当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被分配到狄拿马电气厂当了一名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其后又因在一次会议上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发生了争执，直接被下放到了农村改造。
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蒋经国又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1年，蒋经国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第二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等候派遣。直到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他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了百年之好。婚后不久，生下长子爱伦。第二年，生下长女爱理。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要求他发表一封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于1936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
4月29日，《纽约时报》也刊登了其摘要。
在这封信中，蒋经国说道：“我对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蒋介石前后三次叛变革命，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引起极大的轰动。这其中最为难堪者，自然就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了。
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没有被理睬。同时，受当时苏联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又被解除了副厂长的职务，就连候补党员资格也都被取消了。这样一来，蒋经国的归国之路更是遥遥无期了。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全面停止了内战，并形成了国共第二次的合作，随之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在苏联整整滞留了12年。在此期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唯一的亲骨肉的消息，然而却没有半点的音讯，就连蒋经国是生是死也都是个未知。
1936年，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辞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到蒋经国并设法把蒋经国接回国。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共叙黄埔之谊，蒋介石也询问了蒋经国的下落。周恩来告诉蒋总裁，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见蒋介石寻子心切，周恩来便答应全力帮助他父子团聚。
不久后，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出于中国建立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也就同意了蒋经国返回国的事情，并再次接见了蒋经国。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起程返回了祖国。
回国以后，他的父亲蒋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上海沦陷以后，蒋经国先在南昌做些一般的工作，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1939年以后，他曾经历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护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但一直未取得什么成绩。
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改革币制方案（金圆券）。8月22日，蒋经国“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到上海“打老虎”，但因为与孔宋集团有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初，形势极为险峻。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涣散；经济上百业凋弊、入不敷出；军事上残兵败将、防备废弛。为了稳定人心，蒋总裁废弃了由自己亲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复“总统”职，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在台湾建立了独裁统治。
这时候，蒋经国也开始在台湾国民党权坛正式亮相，他第一个职位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称为“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二级上将。
这就是蒋总裁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抓枪杆子的精心安排。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自己刚刚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长期经营的策略。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兵，蒋经国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筹划建立政工干校。
1952年，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北部的复兴岗正式开学。他亲自任命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为他培养门生、输送干部。
蒋经国就任军职之时，正值台湾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从大陆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可谓是人心涣散，武备废弛。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蒋经国秉承蒋总裁的旨意开始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整肃，不但在全军重建政工系统，而且还用“三民主义”来训练国民党官兵。除此之外，蒋经国还经常出现在“海防”第一线和各基层单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
当一江山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以及国民党被迫放弃大陈岛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撤离，赢得了国民党官兵的折服。几年工夫，蒋经国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奠定了自己的根基。
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外，蒋介石“复职总统”后还赋予了蒋经国另外两项更重要的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1949年7月，蒋总裁在高雄成立以唐纵为召集人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950年蒋总裁又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出面总负责，但凡是一切党政特务机构，都统归其管辖调动。
在蒋总裁的精心安排下，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开始全面介入到决策层。1950年七八月间，蒋总裁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正式公布并开始实施。这场“改造运动”的领导机构叫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运动”中摒弃了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大员，随即吸收了所谓的“新生代”充任。在这16名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则属年方40岁、党龄仅12年的蒋经国。与此同时，原来人数宏杂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以25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蒋经国又被蒋总裁指定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枢享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蒋经国一向是以“青年领袖”自诩，大陆时代就曾经长期经营三青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为了配合父亲蒋总裁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再次打起了青年的主意。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总裁兼任团长，蒋经国亲任主任。
在蒋总裁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上开始全面出击，玩着命的往自己手里面抓权。仅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他就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层面站稳了脚跟，并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新一代政治强人。
1956年，台湾当局创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由严家淦担任主任，蒋经国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蒋总裁一纸文书直接就把蒋经国给扶了正，开始让蒋经国全面掌管“辅导会”的工作。直到1964年，蒋经国就职“国防部副部长”，“辅导会”的主任才由赵聚钰暂代。
到了1963年，重病缠身的陈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蒋总裁批准了陈诚的请辞，可继任的人选却让他伤透了脑筋。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行政院长”这四个字看似简单，但这个职位在台湾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级别，职权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理。面对着这么一个肥缺，蒋总裁自然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在当时这个大便宜还真就不敢让蒋经国捞着。原因很简单，蒋经国还太嫩，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不够服众。不过蒋总裁毕竟是蒋总裁，总能把政治玩弄在自己的鼓掌之中。自己儿子目前干不了这差事没关系，找个人来过渡一下也就行了，这过渡的人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肯听话就行，不但现在要听自己的话，将来还要听自己儿子的话。几番筛选过后，一顶“行政院长”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严家淦的头上，而严家淦也就成了蒋氏家族权利传递中的悲催人物。
严家淦在当时的台湾政坛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一下跃到了国民党的前几号人物，自然是惹来了一阵阵的非议。可严家淦却丝毫不去理会，因为蒋总裁已经告诉过他，放心大胆的干吧，出了事我替你兜着。
平步青云的严家淦既不傻也不蠢，他很清楚蒋总裁提拔自己的良苦用心，也明白自己就是个过渡性的角色，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子”蒋经国接班所做的陪衬而已。因此，他很识相，而且十分的识相，因为他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名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么一来既能遂了蒋总裁的心愿，又拍了蒋经国的马屁。
这时候台湾的“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这俞大维此时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头了，并患有颈部淋巴腺肿癌，为了治病俞大维每年都要去美国住上几个月的医院。虽然身体有病，但俞大为脑子可没病，这老江湖自然知道自己亲家蒋经国心里面的小算盘，所以蒋经国刚刚到“国防部”任职，俞大维就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直接奔了美国养病去了，并把国防部部长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蒋经国。第二年，俞大维又做了顺水人情，他直接向“行政院院长”严家淦转呈蒋总裁请辞了自己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强烈推荐这一职务的人选由“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面对这份推荐的情意，蒋总裁自然是笑纳了。所以在1964年的1月13日，蒋总裁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部长”。
坐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后，蒋经国算是彻底掌握了台湾的军权。1966年，严家淦又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谁都知道这位屁股底下绑着火箭助推器的严院长是蒋总裁面前的红人，背后又有蒋总裁的大力支持，所以这次竞选也就是走了个过场，严家淦也毫不费力的就当上了“副总统”。可以这么说，此时蒋太子的“接班”之路已经全部被铺平了。至于“登基就位”，那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蒋经国任职“国防部部长”这4年半的时间里，蒋经国无论大事小情都会亲自过问，并严格掌握所有的军事会议、军事布防、调动、校阅、演习以及军事将领的升迁调配。此外他还经常深入各军事基地、营区以至军事前沿阵地巡视，不敢有半点疏忽懈怠。因为蒋太子很懂得“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道理，只有牢牢的抓住军权，才有足够的资本去攫取党政要权。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不用多说，这“行政院副院长”的位置非蒋经国莫属了。大家都知道，蒋太子要接班要掌权，就必定要进“行政院”，而且还得当大干部，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担当“拦路虎”的角色。毕竟在台湾当时能够玩政治的人都是老油条，遇到了这种事，聪明一些的就忙着去拍蒋氏父子的马屁，傻一些的也无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脆当起了哑巴。
在一片拥护声中蒋经国终于进入了“行政院”并当起了“二把手”，要说当时“行政院”的“一把手”严家淦同志的觉悟还是比较高的，还没等蒋总裁授意，他干脆就把“行政院”的权利恭恭敬敬的递到了蒋太子的手里。这件事在当时还引发了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行政院”所决定的大小事宜，“一把手”都得先向“二把手”请示报批，只要蒋太子点头说“YES”，严家淦就绝不敢摇头说“NO”。到了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了“副总统”。面对着蒋总裁的厚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把马屁拍到极致，所以很快他就请辞了“行政院长”的职位，并热情洋溢的推举蒋经国为继任人选。同年5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致通过由蒋太子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事实上已经标志着统揽全局的“蒋太子时代”正式开始了。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总裁就因病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副总统”严家淦一瞧老蒋快不行了，便把所有的马屁功夫都用到了小蒋的身上。无论是台湾的大事小情，他都把决定的权利交到了蒋太子的手里。
1975年4月5日，先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施独裁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独裁者蒋总裁在台北因病亡故，彻底结束了其剽悍的一生。
办完蒋总统的丧事后，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了会议并修改党章。但总体来说，这次会议主要就是两个决定，一是把蒋经国推到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宝座上，二就是把“总裁”这个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给了蒋介石。
“总统”逝世了，“副总统”严家淦自然就成了法定继承人。在严家淦担任的3年“总统”任期中，他向世人诠释了“傀儡”的重要意义。值得肯定和表扬的是，严家淦所担任的“傀儡角色”极为称职，因为在这期间台湾的所有重大决策，严家淦都听从蒋经国的命令办事。而握有实权的蒋太子也从来不抢严家淦的风头，毕竟蒋太子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低调。
1978年，第六任“总统”选举前夕，严家淦心里清楚自己的过渡使命已经完成了，也到时间该给蒋太子让位了。所以他就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了“总统”职务，并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要说这台湾“总统”的诱惑力可是不小，跃跃欲试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此时的蒋经国手握台湾党权、军权、政权于一身，在这种形势下，谁再敢跟蒋太子争“总统”的职位，那无疑是螳臂当车。争是肯定争不过了，还不如识相地把蒋太子推向“总统”的宝座，日后还能跟着新任的“蒋总统”混些仕途。就这样，在1978年的5月20日，在“选而不竞”的情形下，蒋经国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也就是“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
至此，蒋经国全部承继了父业，蒋家王朝在台湾也得以延续了下去。
蒋经国正式担任“总统”的时候，台湾国民党政权正面临着内外交困、政治形势异常“恶劣”的危难境遇，因为“中华民国”这块字号已经被联合国踢出了N多年了。
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蒋经国很清楚如今这个时代的发展已经容不下赤裸裸的专制和独裁统治了。也就是说，他老爹蒋总裁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已经彻底的玩不转了。所以他决定改变，为了让这个改变顺应潮流，他提出了“民主”与“法治”的口号。
宣誓就职“总统”当日，蒋经国就召见了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并传达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的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再三强调现如今是一个民主时代，例如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也不用再往他身上添加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务实派，不稀罕这些虚名。
第二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人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中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就是自己的亲爹蒋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而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简单地说，他更愿意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密切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觉得这个词很神圣，只有国家民族可以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可以万岁，只有国民党可以万岁。至于个人，压根就不配。
由此看来，蒋经国的这三点指示远没有亲爹蒋总裁在世时的魄力，也与“蒋介石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但必须承认的是，小蒋比老蒋更懂得变通。所谓笼络人心这一点，他绝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用人方面，蒋经国则继续他在主掌“行政院”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台人治台”、“植根本土”的政策，大打“台湾牌”。他不仅起用台湾省籍的谢东闵为其“总统”的搭档，邱创焕为“行政院副院长”，而且还大力选拔台湾省籍“青年才俊”，充实省、市、县乡各级行政机构，为台籍人士参政议政开放门径，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冲击、压力。
在对待两岸关系及祖国统一问题上，蒋经国坚定不移的实行了当年亲爹蒋总裁所制定的对“大陆政策”。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蒋经国理都不理，干脆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要求，他更是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态度来回应。
1984年，6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再度来临。虽说是竞选，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要蒋经国还健在，那“总统”的宝座上就坐不上其他人的屁股。至于其他的候选人也都清楚自己就是陪太子读书的命，所谓参选，也不过就是走走过场罢了。所以这次票选的结果就是蒋经国以全票通过，被“国民大会”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
但是蒋经国钦定的“副总统”的人选却有些出人意料，这个人选就是李登辉，也就是后来要叫嚣“台独”的坏分子。因为在当时的台籍政要中，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无论从资历、威望还是就能力、经验而论，这三人都比李登辉强出很多倍。但是蒋经国有蒋经国的打算，所以他还是选中了李登辉做“副总统”，即“法统”上的“继承人”。
在当时，台湾百姓都说“黑马”李登辉的运气真是出了奇的好，简直就是走了狗屎运，直接从小人物蹦到了“副总统”的宝座上。可稍微懂点政治的都明白，这李登辉不过也就是个过渡的傀儡，蒋经国这套把戏不过是当年亲爹蒋总裁玩剩下的招儿。虽说是剩下的招儿，但事实证明，这却是有效的。想到初蒋总裁要不是提拔了严家淦，蒋太子后来也坐不上“总统”的位子。现如今蒋经国提拔了李登辉，其最终目的也无非是想把自己的儿子再推到“台湾统治者”的位置上。
虽然蒋太子毫无新意的效仿了亲爹蒋总裁的招式，但不得不承认这小蒋选人的眼光并不比老蒋差多少。无论是老蒋时代选的严家淦，还是小蒋时代选的的李登辉，这二人基本都属一类人。首先这二人都是技术性官僚，都有着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身家清白，在党政中没有班底，野心也不大，即使身居高职也很难撼动蒋家控制的政权。再就是这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而且是非常的听话，尤其是听蒋家人的话。就算蒋家人放了个屁，他俩都会点头称赞这个屁是香的。
栽培了李登辉后，蒋经国又委任俞国华担任了“行政院长”，如此重权就交给了俞国华。敢问这俞国华是何人？答曰：自己人。翻开俞国华同志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从1936年就担任了蒋总裁的侍从室秘书，连蒋总裁每天打几个饱嗝去几趟厕所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谓是蒋总裁身边最亲近的人，跟着蒋总裁跑到台湾后先后混上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还得了个“蒋家账房”的美称。
事实证明，老蒋的死党某种意义上也会成为小蒋的死党，俞国华同志就是蒋总裁留给蒋太子的宝贵遗产。所以小蒋比老蒋还要大方，当初老蒋只给了俞国华财权，现在小蒋给了俞国华政权。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台湾的党政军权能在蒋家子弟中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在“副总统”和“行政院长”这两个位置上安排好自己人后，蒋经国又调整了政权结构。在这次重组班底的过程中，例如平日里一些不听话的、爱闹事的、给蒋家拍马屁不积极的、威胁蒋家政权的家伙们，不是接到了下岗通知，就是被调整了工作岗位。总之就是一句话，不听话，就彻底的修理你。
被蒋经国通知下岗或调岗的人自然不爽，免不了要在心里骂娘。可是蒋经国也有他的苦衷，1978年，蒋经国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快70岁了，而且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好，还长期被糖尿病折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身体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儿子日后“登基”铺平道路。
在蒋家第三代的人选中，蒋经国最看重的就是蒋孝武。为了能让儿子顺利接班，他启用了大量国民党的第三代来充任权力中枢要职，并为蒋孝武组建了政治班底。
老子的用意是好的，只可惜儿子不争气。1985年，突然发生了“江南命案”。一时间内内蒋孝武就激起了民愤，这件倒霉事可以说是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舆论的压力，蒋经国只得废了蒋孝武“太子”的身份。
这时候的蒋经国很清楚，蒋家在台湾的基业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但蒋经国并没有破罐子破摔，在1986年至1987年他下令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及开放大陆探亲。可以说这三大举措是国民党在台湾40年统治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是向民主和统一方面迈出的实质性步伐。不但在台湾岛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而且还获得了极大的赞誉。
有人称誉说，这是蒋经国“向历史作出的交待”，而蒋经国的历史也将由此而重新改写。只可惜，蒋经国还没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互动，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1987年11月，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与世长辞。
而蒋经国的逝世，也标志着他和他父亲所书写的蒋家王朝的历史到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