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晚年一身多病，这是台湾老百姓人人皆知的事情，台北“荣民总医院”留下的蒋经国病历甚至厚得都可以堆到一个人的腰际之高。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就经常光顾“荣民总医院”。不但做过眼科手术，而且还做过100分钟的前列腺手术，这些均是公开的秘密。
蒋经国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糖尿病日渐恶化而引起眼视网模糊，以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据医学权威人士的病理论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可导致出现血管瘤；神经末梢病变可导致下肢肌肉坏死，最坏的要锯掉双腿维持生命，否则病毒会往上发展，攻心而死；肾脏病变可导致尿毒症，非常危险。所以“荣民总医院”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在研讨过蒋经国健康状况后，立即向蒋经国建议，希望他对饮食起居必须严加控制，以免引发其他并发症。
为了进一步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看护蒋经国，随时为他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注射胰岛素。只可惜，蒋经国体内血糖含量总是很难接近正常边缘，因为蒋经国从来都不舍得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甚至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尤其是在他外出视察时，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都会上前去吃，根本不管什么血糖不血糖。为此，他还有一句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见他讲得如此强硬，医生也是无奈，拿他没辙。
蒋经国出任“总统”后，工作比原来更忙，用其弟弟蒋纬国的话说：“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而且蒋经国做事还必须事必躬亲。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不像他亲爹蒋总裁，蒋总裁始终都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而他一直都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加之他又是台湾的政治强人，党、政、军、特，凡百要务集于一身，就是想歇也没得歇。使得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频繁的工作，让“荣民总医院”医师们的建议成了“空谷足音”。
1982年至1983年间，蒋经国身体明显衰退，晚期糖尿病使他的脸部开始浮肿，就连行动也都有所不便。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忠烈祠”主持祭“国殇”。在行前，他的身体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在步上祭堂主祭位置的时候，他突然就感觉到有些不适，并且站立不稳，必须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才能站立，使得这个仪式只能草草收场。
同年的4月5日，这一天正值蒋总裁病逝纪念日，蒋经国原先预定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所以事前先行排练，可是蒋经国在排练时因“中正纪念堂”台阶数十级，登上时体力不支。于是临时决定改由孙运璇主持，蒋经国本人则在慈湖蒋总裁陵寝处领导行礼。自此以后，他的行动愈益迟缓。1982年和1983年“双十节”，蒋经国都不在“总统府”前主持了，而是改在阳台上致辞和接受欢呼，不想让人们看到他步履艰难的形象。
1986年，蒋经国病情又有所恶化。在例行检查中，医生又发现蒋经国多了个心律不齐的毛病，所以在4月16日那天，蒋经国并未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而去“荣民总医院”安装了心律调整器。为免外界猜测，除了医生与家属外，就只有严家淦、郝柏村、黄少谷等极少数人知道。对于蒋经国日趋严重的病状，医疗小组也是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胰岛素，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由于长期注射胰岛素，蒋经国打针的部位，已经慢慢由手臂转移到了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上已经到处是针孔，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再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因为时常还要验血，所以他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而变得日益干瘪，到最后，甚至连一滴血也都挤不出来了。
由于西医治疗无起色，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就从美国带回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审慎研究后，决定给蒋经国用中医医治糖尿病。经服用老中医开的三副中药后，蒋经国的浮肿顿时就消失了，这积水一消失，其行动也就自然灵活了许多。后来，还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腿脚不好，那就得吃鹿筋，而且极为有效。于是，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买来了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吃什么补什么。蒋孝勇按偏方要求把鹿筋煮烂，结果里面什么调料也没放，搞得蒋经国在吃这粘糊糊的鹿筋时多是眉头紧锁。也不知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病情反而更糟，后来蒋经国也不敢再吃鹿筋了，等蒋经国病逝后，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七海官邸。由于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对肠胃损伤很重，蒋经国晚年的肠胃已经到了无法再恶化的地步。有时候因为肠胃不佳肝火旺，几天都无大便，医生也只能让他服用一些去火通便的药，但这种药一吃下去，马上就出现泻肚子的副作用。有一阵子，蒋经国泻肚子泻得特别厉害，一天内需要换好几次床单，有时，连他自己都烦了，甚至会大声责问：“你们干什么，烦不烦啊，换了三四次床单。”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车内由于感觉迟钝，来不及到官邸就把大便泻在车上。更有一些时候他说要大便，可侍卫人员刚刚把便盆拿来，他就已经拉在了床上。尽管肠胃很不舒服，可是蒋经国仍旧执意上班，侍卫人员每次都要将几条内裤带上备用。到1987年，蒋经国病情又加重了。
1987年8月19日，蒋经国未能出席例行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此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俞国华解释蒋经国未能主持会议是因为有些轻微感冒。可是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忌的就是感冒，因为身体抵抗力太弱，一旦感冒就有转为肺炎的可能，在治疗上相当棘手。所以只要略有轻微感冒的症状，就要立即休息，尽速促使感冒的症状消失。
8月26日，蒋经国出席并主持了国民党中常会，与往常不同的是他首次坐轮椅到会场。据蒋经国医疗小组（为了蒋经国的身体健康，台湾当局指定由“荣民总医院”成立了蒋经国医疗小组。小组成立后由“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召集，对外发言则委交彭芳谷副院长，“荣民总医院”院长邹济勋则担任总协调指挥工作。除了几位高层的医疗专业人士外，医疗小组的其他成员多视蒋经国健康状况而调整，这些医师各司专长，平时必须配戴电信局的传呼器，一旦有紧急情况，必须随传随到，就是偶尔出远门，也得尽量交代去处。）在蒋经国病逝后称：“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经国先生的主要痛苦来自背痛与腿痛。腿痛由来已久，近期则常处于背痛的状态。而且每天疼痛的次数增加，疼痛的时间拉长，常使他禁不住喊着：好痛呀。”
蒋经国特别在意他在民众面前的形象。当他脚痛加剧时，他先试着用手杖，但使用起来极不顺手。1987年初，医师们劝他用轮椅代步，遭蒋拒绝，理由是正式场合如果使用轮椅，不太礼貌。后来儿子蒋孝勇对蒋经国讲了坐轮椅的两点理由：“第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坐着轮椅处理公务的；第二，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病状迫使这位政治强人不得不用轮椅代步，但蒋经国仍是与身边的人特别作了一番解释和叮嘱，禁止这件事情外泄。只可惜，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时间内，岛内外议论纷纷，焦点都集中在了蒋经国的健康与接班人的问题上。
从岛内外关注蒋经国的问题反映出，此时的台湾仍属于“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体制，由于未能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转移，造成政论家与民众不断费神讨论谁是接班人问题、党政军经特权力重组问题……其所引发的并发症，却是蒋经国健康的后遗症。
台湾当局对此议论非常重视，一方面指责内部有人泄密，严禁类似事件发生。另一方面认为既然已为外界知晓，与其任外界胡乱传闻，倒不如正式发布新闻承认。
此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也是频频亮起了红灯。医官程寿山在为蒋经国量血压时吓了一跳，原来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程寿山不敢耽搁，连忙报告给蒋经国医疗小组的负责人姜必宁，姜必宁一瞧大事不妙，立即决定把蒋经国送往“荣民总医院”进行急救。后来医生为蒋经国输了500CC的鲜血后，这才算是把情况给稳住。这次住院后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分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再没有任何人知道。
同年的10月10日，蒋经国乘坐轮椅主持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并致辞。这是蒋经国乘坐轮椅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为了准备这次活动，蒋经国不顾病情与视力的极度衰弱，连夜背诵讲演稿。许多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都知道，蒋经国在演讲的时候是从来都不看稿子的。倒不是蒋经国的记忆力如何非凡，而是他对每一次演讲都相当重视，多半在他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到临场时稍加发挥便能赢得一片掌声。到了晚年后，他的记忆稍有减退，可他仍然坚持背诵，一次背不熟就背第二次，直到背熟为止。在这些演讲稿中，有些是秘书起草，有些则是蒋经国亲自写，到了晚年因为视力太差，基本上都是蒋经国口授，然后再由秘书整理。这次“双十节”的演讲稿就是秘书王家骅特制的，每一个字体大小都有10厘米那么大，只有这样蒋经国才勉强看得见。为防止蒋在演讲时忘记内容，蒋孝勇还特地在会场做了一些特殊布置，即在讲台上制作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是为了可以放置那份大字讲稿用的。
10月11日，蒋经国又拖着病体应郝柏村之请求视察了在湖口基地举行的火力示范“侨泰演习”。由于这次没有民进党捣乱，蒋经国心情较舒畅，连连称赞演习“100分”。后来又专门召见了郝柏村，予以表扬。后来，这次活动也被电视曝了光。
蒋经国这两次露面后的效果都不佳。因为他在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上的讲话极短，在“双十节”大会上也只讲了170个字，无论是参会的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均感意外。至于当天接见外宾，画面上更是显露了蒋经国的疲惫之态，很快就引起了大众的瞩目和议论。著名台湾问题评论家李达先生对蒋经国此举评论道：“蒋经国已78高龄，有着相当不轻的糖尿病宿疾及并发症，理论上，他并不需要只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勉强自己公开露面，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若不公开露面，必将更加使人猜测，于是他只得勉强自己露面。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残忍的安排，虽然也是无奈的残忍。”
1988年，1月12日，与平常任何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都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这是与每周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日有关。
谁都知道，蒋经国是非常重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因为国民党奉行“以党领政”的信条，一切决策均出自于中常会。所以每逢中常会，蒋经国总是借机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每次会前他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因此，蒋经国的健康与国民党中常会例行会议有关。每逢星期三是开会日，蒋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严重时只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他主持。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1月13日清晨，“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赶到七海官邸时，这时候，蒋经国的身体还没有表现出异状。
大约12点40分，蒋经国对副官说他恶心想吐，副官说“您想吐就吐吧”。没过多久，蒋经国就开始大口的吐血，吓得医护人员连忙紧急抢救。蒋经国吐完后躺下休息了一会，等到12点55分，蒋经国又坐起呕吐，大量的鲜血也都从他的口鼻中冒了出来。吐完之后，医生继续紧急施救，然而这一次蒋经国没有再醒过来。这时候的蒋经国已经毫无意识，但医生仍在急救，因为床旁的脉搏监视器的心电图仍稳定地闪动着，每分钟70下。医生们不敢放弃，于是接上人工心肺机继续抢救。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那绝不是蒋经国的心跳，而是两年前装置在锁骨下方的心律调节器。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站在父亲床前望着挥汗急救的医师与毫无声息的父亲。然后，他缓缓地跪在了父亲的床头，磕了三个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他心里很清楚，父亲蒋经国已经离开了人世。后来，医师姜必宁还在蒋经国病逝后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做了报告：由于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逝世。”
由于“行政院新闻局”在不久前还发表蒋经国“健康如昔”的新闻，也由于蒋经国在病逝前一天还到介寿馆上了半天班，中午后又在官邸约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务革新”问题。所以13日的突然病逝，使得台湾岛内的医界与民间议论纷纷，大家都对蒋经国的病情以及急救情形充满了疑虑。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以蒋经国身体不适至大量吐血之间有6个多小时之久，在这6个小时内，报告中说血压显然比平时偏低。根据医学常识，血压突然降低，应有血崩之虞，随时有输血的需要，那么为何不送到“荣民总医院”去救治呢？
另据糖尿病专家、台大林瑞祥医师称：糖尿病与心脏病并发也不可能造成吐血的现象，再者，在姜必宁的整个医疗报告中，甚至没有说清楚蒋经国因何种疾病去世。与此同时，立法委员吴淑珍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当局召集台湾各大医院、研究机构及专家，对蒋经国死因进行分析，并评鉴“荣民总医院”医疗小组在整个医疗及急救过程中有无违失之处，及追究责任，以有所交代。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蒋经国并非死于糖尿病，对于蒋经国的真正死因，医师姜必宁也有难言之隐。据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另一位医师声称：“‘总统’过世的远因是糖尿病，近因则是胃的血管破裂；而胃管破裂是由于胃酸增加；胃酸增加，表示‘总统’一定有烦恼。”
关于蒋经国的死因，还有种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蒋经国是被活活累死的。台湾《雷声》周刊曾经发文分析说，蒋经国被累死“主要是由于他‘事必躬亲’的个性所以致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油电降价，根本就算不得是什么重大的“决策”，应该由“中油”及“台电”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作出决定呈报“经济部”核定就可以了，充其量也就是再呈请“行政院长”俞国华作最后的核定。可是俞国华深知蒋经国事必躬亲的性格，所以就不敢做主，只得请示蒋经国批示。蒋经国听取报告后，知道外界对油电降价的期盼很大，就下令指示油电降价。这一件众所瞩目的油电降价，就因为蒋经国一言而决，极其简单。因此，当时还有议论说，如果国民党其他军政大员能够认真负责，蒋经国应该还可以多活几年。
还有一些议论说，蒋经国是被民进党气死的。在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一位要员曾经说过，蒋经国就是被民进党“害死”的。因为蒋经国早就知道民进党要在12月25日“行宪”纪念会会场举行示威抗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当时向蒋经国建议：“您就不要去了。”蒋经国却说道：“你要搞清楚，我怎么可能回避这些事情？”与此同时，“安全局”也希望把纪念大会移到阳明山中山楼或者政治作战学校召开，因为那两个地段比较容易管制，但这个提议也被蒋经国否决了，他甚至还有些恼火地说：“没有这种事，为了人家闹事，你就改地方，你说这行不行？”
《雷声》周刊对此评论称：蒋经国始终认为民众十分清楚他推动“民主宪政”的决心，如果不是他这些年来极力压制保守派气焰，这些示威抗议的人，恐怕大多数早已身陷囹圄，因而他深信这些人绝不会冲着他来，至少会在他致辞后才会有所行动。却不料，事与愿违，就在蒋经国致辞的时候，民进党11位“国大代表”便起立大声抗议，高喊“国会”全面改选的口号，全部都将箭头对准了蒋经国，致使蒋经国气急攻心，埋下了病逝的种子。
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蒋经国回到官邸后上床休息，忽然问起了身边人：“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啊？”身边人都不敢隐瞒，只得将会场的情形如实奉告，蒋经国听过后没有讲话。从25日到1月10日这段日子里，蒋经国的心情就一直不好，跟谁都不愿意多说话，这使得蒋孝勇非常担心。10日那天，蒋孝勇陪侍在床前，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蒋经国这才开口说道：“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后来，蒋孝勇对外说他当时极为痛心，没法讲些什么安慰父亲，只有泪水往肚子里流。
衡诸事实，这种说法与前面蒋经国死前有烦恼之事导致胃酸增加、血管破裂也有些相吻合。
§§第五章 “台独先锋”李登辉
李登辉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认贼作父，其“台独”的立场极为坚定，鼓吹分裂国家的行动。面对着怀揣豺狼野心的李登辉，台湾民众多是恨得牙齿发痒。而李登辉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的被钉在“台独”的耻辱柱上。
私人档案
姓名：李登辉
籍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奥杳楼下村
民族：汉族
出生地：台湾台北县三芝乡
生卒年月：1923年1月15日——2012年2月22日
绰号：“李台独”、“哈日狗”
妻妾情况：一个妻子
信奉格言：日本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人物特点：立场坚定的“台独”分子，典型的亲日派，其“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家世
祖父：资料不详
父亲：李金龙，曾在日据时期的警察厅任职
母亲：江锦，有和日本人“通奸”的传说
妻子：曾文慧，晚年涉入“偷运美钞案”
儿子：李宪文，32岁患癌症去世
人物评价
李登辉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认贼作父，其“台独”的立场极为坚定，鼓吹分裂国家的行动。面对着怀揣豺狼野心的李登辉，台湾民众多是恨得牙齿发痒。而李登辉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的被钉在“台独”的耻辱柱上。
李登辉一生大事记
1923年，1月15日，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
1941年（18岁），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
1943年（20岁），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23岁），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主义读书会”。
1946年（23岁），9月经中共台湾支部组织部长张志忠介绍入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而脱党。
1949年（26岁），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2年（29岁），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
1953年（30岁），回台湾担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34岁），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42岁），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46岁），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
1972年（49岁），被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55岁），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58岁），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61岁），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63岁），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65岁），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在“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67岁），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2000年（77岁），3月24日，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
2000年（77岁），5月20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2001年9月21日，由于为台联候选人站台，正式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2013年9月28日，李登辉受邀到台湾大学EMBA会计暨管理决策学会演讲，对特侦组监听立法院总机节费器，李登辉认为特侦组的行为已经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