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国民党高官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短短3个月内，蒋总裁接连失去了两位重要之臣，使他闻耗悲痛，终夜唏嘘，这一切都预示着王朝末日的来临。可是蒋总裁仍旧不甘心，他要继续争夺，这一次他瞄上的是人才，即便是自己得不到的，那也绝不留给共产党。
眼瞧着自己的身边已经人才凋零，而且退守台湾也需要一大批有声望的文人墨客来支撑门面，所以蒋总裁决定做拼死一搏，随即他便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这时候，蒋总裁便把“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清单甩给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在这个计划名单上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陈雪屏临危受命，不敢怠慢，奉蒋总裁之命连夜由南京紧急飞往了北平，并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一些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总裁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了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着“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虽然是由蒋总裁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但在具体的执行和实施上则是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总裁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并经由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的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都不准备去南京跟蒋总裁跑到台湾去，而是更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的教授登机，其中大部分的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直到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十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总裁的面甚至还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此时的梅贻琦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了教育部长之职，只可惜几天后他便辞了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据梅贻琦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难当，所以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务，而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却仅有20多位院士跟随蒋总裁逃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例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可是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再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铁了心留了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后来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深情地写道：“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已经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印象很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那么，这种希望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早在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这个《新华日报》是1939年创刊，属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腐败糜烂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的态度，坚持不懈地斗争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1948年底蒋总裁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便大打折扣。
在这一场“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蒋总裁还亲自上阵，1948年12月13日，蒋总裁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这时候胡适正在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直接南下。第二天，蒋总裁闻讯后急得坐立不安，连连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抵南京，并说时间紧迫，不得再有拖延，为此，蒋总裁还在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抵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等胡适一行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人专程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总裁还特意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的57岁生日，蒋总裁夫妇不敢怠慢，再次在黄埔路官邸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世人皆知，蒋总裁平日请客有个毛病，那就是从不备酒，但是在这一天，他专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是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总裁对自己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介石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始终都没有过好感。
其实在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而且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就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北大的同仁与下属也纷纷劝胡适留下，但胡适只是摇摇头，一心要跟着蒋总裁走。劝得急时，胡适还留下了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同时也表示了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下面几个人都是让人难啃的硬骨头，让蒋介石也跟着丢尽了老脸。
1948年12月14日，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都不如胡适离开北平那般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本人自述，决定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同时也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虽然上了蒋总裁派来的专机，但是他对台湾却是没什么兴趣，一家人在南京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便匆匆的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此时正是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就是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个是杭立武当上了教育部长，另一个则是叶公超代理胡适当上了“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一直都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一起离开大陆，可陈序经压根就不理这茬，一直都没有答允。这杭立武深知陈序经和陈寅恪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只得换了个套路，既然台湾不愿意去，那就劝这二人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还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然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亲自赶到了岭南大学，直接向校长陈序经摊了牌，恳求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更为搞笑的是，杭立武此时已经到了哀求的地步，他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就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一套新洋房，只要陈寅恪点头答应，财政部长即时就可以兑现。可是陈序经根本就没有给杭立武留面子，还挖苦的说道：“你给10万，那我给15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
若从忠心对君的角度看，可以说，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除了陈寅恪外，让蒋介石吃瘪的还有张伯苓。张伯苓对中国近代的教育贡献殊大，而且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只可惜，张伯苓空有一片爱国激情，但却半点都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所以在蒋总裁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总裁一臂之力，并在1948年7月出任了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可等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尤其亲历了官场的黑暗腐败以及民不聊生，使得他的心情很不愉快。就这样，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负气返回了天津，在发出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之后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间内，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连连懊悔自己的一时糊涂，不该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在张伯苓苦闷彷惶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顿时就有些喜形于色，因为这“飞飞”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一直都认为周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所以他选择听从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还曾三番两次地找到张伯苓的住地，连连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并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如果不愿意去台湾，也可以安排他去美国，并再三承诺，如果乘飞机有顾虑，可以专门为他在机舱内设立卧铺，就连夫人和儿媳也都可以随行。在这期间，蒋总裁又派了张群和蒋经国来当说客，可是都被张伯苓一一婉言谢绝了。
无奈之下，蒋总裁只得再次登上了张伯苓的家门，这一次他的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那就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久久都与蒋总裁对坐无言，气氛极为尴尬。最后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总裁说道：“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可是蒋总裁却不情愿，连连劝说道：“老先生要退休，那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却只是摇头：“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最后，蒋总裁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张伯苓亲自把蒋总裁送到了门外，又站了好半响，可两人仍是相对无言，搞得蒋总裁在上汽车时，由于心慌意乱，竟然一头直接撞在了车门框上。
在张伯苓这里吃了软钉子，蒋总裁又把目光盯向了吴有训。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了蒋总裁一连好几封加急的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且口气一封比一封强硬。无奈之下，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了。这个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有一多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由此便可得知蒋总裁对其的看重。
回到南京之后，蒋总裁就迫不及待地让吴有训出任中国官方的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校长，此次升迁，乃是蒋总裁的蓄意拉拢，只可惜，吴有训并未领情。
有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突然找到了吴有训的家中。他二话不说就先取出一大迭银元和金圆券送给了吴有训，说这些钱是蒋总裁的犒赏，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加。待吴有训收下后，杭立武这才说出了真实的意图，原来此番前来乃是蒋总裁的意思，并希望吴有训能够尽快飞抵台湾。此时的吴有训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是心灰意冷，就没有点头答应。
杭立武一瞧吴有训也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只得打道回府，不过临走时他甩下了一句话，让吴有训想走的时候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告诉了吴有训。
这时候，中共的地下党也获知了这一情况，连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且减少外出，就连住处也都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因为这时候的国民党属于狗急跳墙的状态，很有可能就会直接将人绑到台湾去，所以说，这种小心谨慎在这个特定时期还是很有必要的。
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此时的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忙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娇声娇气的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个寻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由此可见，蒋总裁对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很不甘心的。
1949年6月，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这时候的蒋总裁再无真心抢救学人，而这个装潢门面的举动终于被人们看透了本质，他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最终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也近乎100%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
蒋总裁见大势已去，再不跑就会被抓成俘虏，只得于12月10日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随后，国民党绝大部分党政要员、高级将领陆续退守台湾，包括蒋经国、宋美龄、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何应钦、薛岳、余汉谋、阎锡山、顾祝同、吴国桢、孙立人、汤恩伯、刘峙、胡宗南、周至柔、胡琏、王叔铭、郑介民、桂永清、徐永昌等国民党的绝大部分上将和部分较有影响的中将，共2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