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整编军队
1.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由于马林获罪，李成梁（1526—1615年）以七十六岁高龄再任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解任后，杨绍勋、尤继先、董一元、王保、李如松（李成梁长子）、李如梅（李成梁五子）、马林等人先后接任辽东总兵官的职务。马林获罪后，大学士沈一贯认为，李成梁虽然年老，但尚堪将兵，明廷便任命李成梁再任辽东总兵官，是年李成梁已是虚岁七十六岁，作为武将年龄已是过大，他的有所作为的岁月已成过去，空占其位、无所作为的时候已经到来。
2.乌拉贝勒满泰与嫡福晋都都祜氏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生下一生中唯一一个女孩，取名阿巴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阿巴亥已长成虚岁十二岁的少女，妩媚动人，聪明伶俐，工于心计。为了进一步增进乌拉与建州两部的友好之情，这年的十一月，布占泰送乌拉纳拉氏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的爱妻叶赫纳拉氏孟古病死，阿巴亥被立为大妃。有人说，孟古后来得病致死，与她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努尔哈赤太宠爱她了。
3.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到北京朝贡，明廷设宴款待努尔哈赤一行：“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由侯陈良弼接待。（《明神宗实录》卷366.）这是努尔哈赤第六次去北京朝贡。
4.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是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突破的一年，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创建了黄、白、红、蓝四旗制度。
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民族的狩猎制度的原始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载说：“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满洲实录》卷3.）
牛录额真汉语的意思即为大箭之主，原本是女真族狩猎时的十人之长，是一种不固定的狩猎头目，到努尔哈赤时代，演变成了固定的官名。牛录额真成为官员名称，在清代的两个实录，即《满洲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最早出现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记载之中：“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
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由于军队数量的极大扩充，努尔哈赤按军队所操武器的不同，把下属军队编成四个不同的兵种，《李朝实录》记载说：
“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则自中称王，其弟（舒尔哈齐）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李朝宣祖实录》卷23.）这种按所用武器分组四军的编制很可能就构成了十二年之后，即1601年的四旗兵制，二十六年之后即1615年的八旗兵制的基础。
在按所用武器划分军队之后，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军进入按所执战旗的颜色划分军队的时期。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佛阿拉访问，他所见到的建州军旗的颜色与规格是：“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根据这段资料，当时建州统军的旗帜所采用的颜色，还是很随便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建州所管辖的军队进行了有效而规范的整编，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顿旗帜的颜色，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为旗的标志，《清会典则例》载：“太祖高皇帝辛丑年（1601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清会典则例》卷171.）二是规定每牛录统兵的人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说：“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努尔哈赤的这次整编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八旗制度的初具雏形，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建州与朝鲜和乌拉的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努尔哈赤曾经派遣使节到朝鲜边城，要求得到朝鲜政府的任职，这件事的起源，在于被努尔哈赤俘虏的“北方胡人”，他从这些胡人中听说藩胡上朝鲜王京城受职的事，便派遣其副将忙剌哈到朝鲜满浦说：“请如北方藩胡例，上京师受职。”佥使金宗德回答说：“北胡则果有些规矣。老酋（努尔哈赤）已受天朝（明朝）龙虎将军之职，我国岂敢复授以官职乎？”忙剌哈乃离去。（《李朝宣祖实录》卷142.）由于朝鲜地方官理由充分的拒绝，努尔哈赤另谋朝鲜官职的计划就此止步。上引资料所说的“北方藩胡”，有的史书称之为“六镇藩胡”。根据赵东升先生的著作，朝鲜把居住在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茂山六城周边地区的女真人，称做“六镇藩胡”。赵东升：《明末乌拉部与朝鲜的边界纠纷》。朝鲜政府之所以给他们任职是想把他们作为北方的藩篱。
大约在努尔哈赤向朝鲜要求官职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年（1602年），布占泰在对乌拉部的经营初见成效之后，开始广泛地开展对外活动。他的结盟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叶赫部，一个是蒙古科尔沁部。
布占泰听说大格格东哥还没有聘出，便送去了聘礼，但因为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东哥与努尔哈赤的旧婚约在，叶赫拒收布占泰的聘礼，并委婉地解释了不收聘礼的理由。接着布占泰又向科尔沁贝勒明安送去了聘礼，聘其女博尔济吉特氏，“以盔甲十副，貂裘、猞狸狲裘共十领，金银各十两，骆驼六只，马十匹，鞍鞯俱备，为聘礼”。明安贝勒接受了聘礼，然而自食其言，收了聘礼之后却不遣女儿出嫁，致使布占泰感到受了羞辱，他便想通过再聘努尔哈赤之女的办法挽回自己的颜面，于是派遣使臣向努尔哈赤请求说：“昔擒我于阵中留养之，令为乌拉国主，以女妻我。前未经岳丈知，曾以币物聘叶赫并蒙古之女，蒙古受礼而悔亲，岳丈既恩我，若宥我不告之罪，再结一亲，递相往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努尔哈赤接受了布占泰的使者为其主子的求婚，同意把自己的侄女、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娥恩哲嫁给布占泰。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努尔哈赤派遣大臣，携带赠礼，把娥恩哲送往乌拉完婚。
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为什么接受了布占泰的聘礼而不遣女儿出嫁呢？这是因为在布占泰送去聘礼之后，努尔哈赤侦知后马上也送去了聘礼，聘定贝勒明安的同一个女儿。努尔哈赤为什么在布占泰业已聘定蒙古明安之女以后，又急切地送去聘礼，非娶明安之女不可呢？明安之女“甚贤”不假，“颇有丰姿”也非虚传，但努尔哈赤聘她的目的则是使得布占泰娶不到明安之女，藉以拆散乌拉与蒙古的姻盟，以便将二者各个击破，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明安权衡轻重之后，只好赖掉布占泰的婚事，而准备把女儿嫁与努尔哈赤，所以布占泰迟迟不见明安贝勒嫁女来。
第三节 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宣布“定国政”以来，他领导建州女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诸如统一建州女真，获得古勒山战役大捷，战胜了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由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制成了老满文，吞并了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创立了军队的新编制的黄、白、红、蓝四旗制度等等。努尔哈赤以佛阿拉为根据地和第一个政治中心，在这里生活了16年之后，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迁至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为满语“赫图阿拉霍吞”的简称：“赫图”的意思是横，“阿拉”的意思是平岗，“霍吞”的意思是城，全称的汉语意思是横岗城。明朝称其为“蛮子城”，后来清朝称之为兴京。赫图阿拉以其坐落于今天新宾永陵稍东苏子河南岸的一个巨大横岗之上而得名。因为它相对于后金后来的几个政治中心界凡、萨尔浒、辽阳东京、沈阳等城在时间上老、旧，人们又称其为老城，称佛阿拉为旧老城。当代的新宾人称赫图阿拉为“清代第一都”。
如果站在苏子河北岸向河南瞭望，只见在平地上突起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岭，显得十分壮观，其相对高度在二十米到三十米之间；而当你站到这道山岭之上，则会发现，山岭之上是个硕大的凹凸不平的平顶台地，赫图阿拉城就建在这个平顶台地的上面，赫图阿拉城的南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城的东面是皇寺河，城的西面是加哈河，城的北面是建州女真的母亲河，满族称之为苏克苏浒毕拉，“苏克苏浒”的意思为鱼鹰，“毕拉”的意思为河，苏克苏浒毕拉汉译为“鱼鹰河”，今称之为苏子河。苏子河自东向西，流经赫图阿拉城北的狭小河谷平原，吸纳了皇寺河和加哈河之后，继续向西流淌而去。
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建成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赫图阿拉城在佛阿拉城北约为七八里的地方，努尔哈赤从佛阿拉迁都于赫图阿拉，这不单单是七八里的挪动，说明努尔哈赤从完全闭塞的山沟之中脱身而出，初步走向了对外开阔的苏子河谷地，从此处在了东西交通要道的侧翼，意味着努尔哈赤向着外面的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努尔哈赤此前选择佛阿拉为政治中心，是要把自己隐蔽起来，在隐蔽中伺机打击敌人的话，那么现在选择新址赫图阿拉城，则是要公开出击，大张旗鼓地扑向敌人，走向自己选择的目标。
赫图阿拉城有内城和外城两道。内城周围五里，建在南面依山，东、北、西三面壁立的硕大的高在二三十米左右的自然台地上，台地略呈方形，南高北低，内城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共开四座城门。两年以后，努尔哈赤又命人在“赫图阿拉（内）城城外，更筑大城环之”，这就是赫图阿拉城的外城。外城城周十里，共有九座城门：南三门、北三门、东二门、西一门。城高七尺，是用土石等物筑成。
赫图阿拉内城内有汗宫大衙门（又称尊号台，俗称金銮殿）、八旗衙门、旗民公署、庙宇神堂（如关帝庙）、商贾闹市。汗宫现有复制品，高大庄严、气宇非凡，成为当今赫图阿拉城的核心建筑。
在努尔哈赤时代，赫图阿拉城是苏子河流域的一座大城，据《筹辽硕画》记载：“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余户。”（程开祜：《筹辽硕画·东夷奴儿哈赤考》。）以每户五口之家计算，当年居住在赫图阿拉城的居民尚能达到十万人。位于赫图阿拉城以东距其不过三十里的新宾县新宾镇现有人口也不过四五万人，试把现今新宾镇的全体居民都迁移到当年的赫图阿拉城，也不过是其人口的一半，可见当年赫图阿拉城的规模之大。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的北门外安置铁匠居住，建有洪炉若干，专治铠甲；在南门外建有弧矢制造厂，令弓箭匠人居住，专造弧矢；城东门外是努尔哈赤囤积粮食的仓廒区，在努尔哈赤时代有一百四十余间房舍，贮存着大量粮豆。
在赫图阿拉城西北四里许现称九龙眼的地方有一座土台，高约八米，周长约一百五十米，俗称点将台，该土台遗址至今尚存。点将台坐北朝南，其南面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开阔地，这是当年努尔哈赤的演兵场，可容纳数十万军卒操练武艺。
当努尔哈赤带领“壮军三百余名”，移驻新城赫图阿拉城时，“庐舍尽造，而城栅时未排立”，（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716页。）后来又经过两年的修筑，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修建完毕。
第四节 孟古之死与努尔哈赤首攻叶赫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努尔哈赤的爱妻、中宫皇后叶赫纳拉氏孟古姐姐病逝，时年二十九岁。孟古姐姐与努尔哈赤结婚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育一子，即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万历十年（1582年）努尔哈赤二十四岁脱李成梁难，逃亡到叶赫，孟古姐姐的父亲、叶赫东城贝勒杨吉砮将其许婚于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松、李成梁等辽东边官设“市圈计”杀死杨吉砮兄弟等多人，杨吉砮的次子纳林布录继为叶赫东城贝勒。万历十六年（1588年），叶赫东城又遭辽东总兵官李成梁重创，这一年的九月，继四月哈达纳拉氏阿敏姐姐与努尔哈赤完婚之后，纳林布录送胞妹赴佛阿拉与努尔哈赤完婚，当时孟古姐姐年方十五岁，自此她成为努尔哈赤最爱的妻子。纳林布录之所以亲自送胞妹来建州与努尔哈赤完婚，是与叶赫遭到李成梁的重创，新败之后想寻求强而有力的盟友有关。《武皇帝实录》介绍孟古姐姐说：“其面如满月，丰姿艳丽，器量宽洪，端重恭俭，聪颖柔顺，见逢迎而心不喜，闻恶言而色不变，口无恶言，耳无妄听，不悦委曲谗佞辈，吻合太祖之心，始终如一，毫无过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就是这样一位漂亮、贤惠、受宠的皇妻，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得了重病。
孟古姐姐得的是什么病，史书上没有记载，据推断，很可能与努尔哈赤在两年前即万历二十九年娶了乌拉纳拉氏阿巴亥之后，移情迷人的阿巴亥而使孟古心情郁闷有关，后来皇太极仇恨阿巴亥大概与其生母孟古之死不无瓜葛。卧床不起后，孟古非常迫切地欲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急忙派人去叶赫东城往请岳母。孟古之兄纳林布录鉴于当年古勒山战后努尔哈赤只把半具卜寨的尸体归还给叶赫，而对努尔哈赤积怨难消，只令孟古乳母的丈夫南太来建州代为探望。努尔哈赤看见叶赫只派家人南太来建州，无法向爱妻交待，对叶赫大为恼怒；孟古没有等来母亲的探视，大失所望，病情陡然加重。努尔哈赤愤恨至极地说：“我未获罪于舅，前掠我扈布察寨，后复率九国兵侵我，汝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因前加兵侵我，曾自任其非，各许互相结亲，宰白马已当天盟誓，今汝叶赫背前盟，将我所聘之女另与蒙古（指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所聘金台石之女，嫁蒙古宰赛者），今尔妹病笃永诀之际，欲母一见，汝不容相会，是与我断好矣。既如此，我何必讳言，自今后，两家已成敌国，我将筑城汝地，日为仇杀。”说完后，便打发南太返回叶赫。
九月，孟古姐姐病故，努尔哈赤“爱不能舍”，特用四个婢女为之殉葬，宰牛马骆一百头作祭品。努尔哈赤本人斋戒（不喝酒，不吃荤）一个月有余，日夜思慕，哭泣不止。孟古姐姐的灵柩停于院内，三年之后方葬于赫图阿拉尼雅满山岗。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纳林布录拒绝建州往请孟古之母的使者，严阻其母去建州探视女儿，致使孟古之病加重，后不久竟然含憾病故，努尔哈赤为报此仇，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正月初八日，率兵往攻叶赫。到正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兵抵达叶赫部张城和阿奇兰城二城城下，攻克了这两座城寨，收掠两城及其附近七个村寨的人口和牲畜二千余，然后班师凯旋。这是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古勒山战役之后，建州对叶赫发动的首次进攻，可以视为努尔哈赤对叶赫的侦察性武装试探。
第五节 努尔哈赤坐得宽奠等六堡的八百里沃土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安坐而得”的宽奠等六堡的土地是指与建州相邻近的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张其哈剌佃子等六城堡及其管辖下的八百里肥田沃土。
宽奠六堡的建造可追溯到万历二年（1574年），当时明朝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视辽东边防，辽东总兵李成梁建议移挪改扩建宽奠等六堡，《明史》记载说：“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明史·李成梁列传》卷238.）
汪道昆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上报了朝廷。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甲寅，兵部讨论汪道昆的奏疏后，做出决定：“将孤山堡军移驻张其哈剌甸子，险山参将部军移驻宽甸子江沿台，备御部军移驻长佃子，宁东堡军移驻双堆儿，新安堡军移驻长岭，大佃子堡军移驻散等。各修建城堡，久任副使翟绣裳以董其事。而宽甸控五堡之中，尤为要地。参将傅廷勋量加副总兵职衔，管参将事，以重责成。俱得旨依议。”（《明神宗实录》卷34.）
上述六堡建成之后，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都成为兴盛的居民点：“辽镇宽奠等处六城堡，开拓新疆，围环八百余里，逼邻东虏，汉夷接壤，军民苦役，往往投窜其中，积集六万余人。屯聚日久，生齿益繁。”（《明神宗实录》卷424.）
面对着八百里沃野和居住其上的六万多壮勇的劳动力，努尔哈赤甚是眼热，决心把它弄到手。他祭起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强大无比的武器——行贿这个法宝，收买了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女婿、参将韩宗功。被努尔哈赤疏通得精神焕发的韩宗功大肆活动，千说万劝自己的岳丈大人、年老昏庸的李成梁，终于产生了神奇的功效。这时的李成梁已是耄耋之年的一暮气沉沉的老翁，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时候已经八十高龄。他曾向明廷乞休，而明廷不允，他也只好勉为其难，应付着辽东残破的时局。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奋发有为的李成梁了，已经失去了激情的岁月和奋发的朝气，“守成”变成了他的最高目标。他看到建州的努尔哈赤正在迅速崛起，在努尔哈赤蚕食了辽东边外的女真各部落之后，一定会兴兵杀向辽东，那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宽奠等六堡。如其将来遭遇麻烦，不如现在以“奴酋索地为名”把这片土地丢给努尔哈赤，把土地上的人口“援招回之例”驱回内地，还可以得到朝廷的“封赏”。于是总督骞达、辽东巡抚赵楫、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三人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尽弃六堡所属“延袤八百里”之地，其种地之民“概作逃民”，由韩宗功驱逐回内地者六万四千余众。（《明神宗实录》卷455；《明经世文编》卷467；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这样，辽东的三名地方官把宽奠等六堡连同附着其上的部分劳动力白白地奉送给了努尔哈赤。宽奠等六堡的种地之民，不愿迁回内地遭受封建专制压迫而宁愿移居边外忍受异族盘剥者也大有人在，他们纷纷逃奔建州。这类人究竟有多少，准确数字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逃入建州者约有六万余众。于是努尔哈赤既得到了大片大片的肥田沃土，又得到了勤于耕垦的数万劳动力，每年白白地获得大量的粮料供应。努尔哈赤何愁不能强大？
明廷对这个显系卖国求荣事件的处置也太出人意外，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明廷以“督、抚骞达、赵楫等遣官，招徕六万余人尽归故里”为理由，“加（骞）达太子少保、升（赵）楫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加总兵李成梁太子太傅，荫一子本卫百户……及贡夷奴儿哈赤，各赐银两亦有差”。（《明神宗实录》卷424.）明朝以朱翊钧这样一个糊涂蛋为全国之首，国家不垮台才是怪事。
事情被颠倒处理几年之后，辽东巡按熊廷弼奉旨重新调查事件的真相，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他给这个事件下的结论是：“谓之献地，不止弃地；谓之通虏，不止啖虏。楫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明神宗实录》卷455.）可是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再也没有批转下来。此事大概是不了了之。
宽奠等六堡的挪移改扩建设的副产物之一，就是宽奠作为辽东市场之一的开市。宽奠六堡移扩建设开工不久，台御史张学颜巡视边地来到宽奠边境，建州都督王兀堂等数十酋跪在地上请愿，要求开市，特别是“兀堂愿以儿子为质，请以此所开市，易盐米布匹”。当时台御史张学颜怕耽误工程进度，没有答应。等到六堡工程竣工之后，他方才向朝廷请求“于宽奠、永奠互市”。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兀堂列传》。他的请求得到朝廷的同意，“自是开原而南，抚顺、清河、叆阳、宽奠并市”。（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这一年是万历四年（1576年）。明代辽东地区针对建州女真的四大市场的开设，对建州女真各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努尔哈赤的商队常常环围出没于明廷专为建州女真开设的这四大市场。
第六节 努尔哈赤发明人参煮晒法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发明了“人参煮晒法”。
在建州女真的采集经济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就是挖掘人参，人参可以说是建州女真的生命线。当时女真各部没有家参，即后来的园参，他们采集和销售的是野山参。野山参是关东山的三宝之首，东北的民谣关于它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关东山，三种宝：人参、貂皮、兀拉草”；另一说是：“关东山，三种宝：人参、貂皮、鹿茸角”。不论何种说法，人参都是三宝中之精华，位居三宝的首位。
女真人在千辛万苦地掘得野山参之后，在出售之前，还存在一个人参的保存问题，保存不好，人参就会腐烂，一文不值。人参煮晒法发明之前，建州女真人是按照老祖宗的办法保存和出售人参的：挖得人参后，先在河水中将泥土洗去，然后用桦树皮进行包装；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33页。出售时再以水浸润，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售出，就会使人参腐烂，宝物变成粪土。明朝的商人就抓住女真人保存人参没有恰当的方法与女真人争利；明朝各级政府的官员，则是利用此点作为控制努尔哈赤有效手段，比如巡按山东御史翟凤翀想出在人参的交易中控制努尔哈赤的办法：“东夷奴儿哈赤擅参为利，该道欲于市易中默寓裁减之意，使商贩渐稀，参斤无售，彼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明神宗实录》卷531.）日本历史学家稻叶君山记载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御史熊廷弼故停互市，陷彼等于穷窘之地也。《武备志》曰：廷弼乃款西虏，致东北江夷而携其党。时不许贡者二年，其人参浥烂至十余万斤。奴也窘，乃听勘，稍还故地。”稻叶君山：《清朝全史·马市问题》上卷。如果改变前此在人参保存、发卖环节上实行的人参浸润法，或许不致再遭人参浥烂之惨重损失。就是在这种人参保管等生产技术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人发明了人参煮晒法。《武皇帝实录》记载说：“曩时卖参与大国明，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在新宾的老百姓中，尤其是孙英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罕王红参》认为，人参煮晒法的发明者是满族普通老百姓，而根据上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人参煮晒法的发明者，正是建州女真的最高领导人努尔哈赤。他的发明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后世。
努尔哈赤发明人参煮晒法是人参加工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个方法不是把人参用水煮而是把人参用锅蒸熟，然后放在阳光下晒干。蒸参用的水再以参梗、参叶同煎收膏，加工成参膏。这样加工过的人参可以长久保存而不致腐烂，其原理就是把人参脱水。
现在新宾等地的人参加工者，就是继承和沿用了努尔哈赤人参脱水法来加工人参制品的，其加工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生晒，即把人参洗净后，放在阳光下晒干，或使用烘干机烘干，这样制成的参制品叫做白参；二是蒸红参，把人参洗净后，用锅蒸，蒸时可以加些糖，蒸熟后再晒干或烘干，这样加工成的参制品，叫作红参。
人参煮晒法发明之后，看来并没有及时地推广到广大的女真各部，尤其在海西女真地区，更没有得到推广。上面引用的日本人写的《清朝全史》上卷第五章《马市问题》一节就很说明问题。努尔哈赤发明人参煮晒法四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御史熊廷弼为了防止西部蒙古的东进，和东部乌拉为代表的江夷的西侵，防止东夷（女真）和西虏（蒙古）的互相联合，突然决定女真各部停止贡市两年，致使女真各部浥烂人参十多万斤，其中多数可能属于江夷。如果人参煮晒法迅速推广到女真各部，就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