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为什么偏偏是在“那一刻”，在某一种特定力量的推动下，才促使“那一种”事物进入到人类文化中来？没有人能作出最终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将之归结为一种特定的机缘。这种机缘，无法解释，却可描述，因为事件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作为一个过程，只要有充分的资料，它就具有可描述性。牡丹之所以能进入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样有着特定的历史机缘，对她的描述和揭示，便是本节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南北朝时期，虽然人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牡丹的审美价值，但不可否认，牡丹尚处于芍药的附庸地位。这与盛唐以后牡丹之大受人们喜爱，一跃而成“花中之王”的情形相比，不啻霄壤。对于唐代牡丹深受士庶赏爱乃至爱之若狂的情形，中唐刘禹锡、白居易、舒元舆等人的诗、赋均有精彩描述。刘禹锡《赏牡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牡丹芳》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初唐时期文人士大夫对于牡丹的玩赏与描述尚不多见，但在盛唐时期，人们对于牡丹已呈争相追捧之态，宋高承《事物纪原》云“开元时，宫中及民间竞尚牡丹”，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唐代社会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八年后，安史之乱平息，但唐代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处于动荡局势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并没有使牡丹玩赏之风消歇，反而因两京陷落、朝臣奔逃、宫人流散而将宫中牡丹玩赏之趣尚散布至民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趋安定和繁荣，牡丹玩赏之风重新趋于繁盛，因而出现了刘、白、舒三人所描述的牡丹玩赏之盛况。与此相适应，对于牡丹进行审美表现的热情也迅速高涨，涌现出大量歌咏、赞美牡丹的诗篇。
那么，牡丹是如何成为“花中新贵”的呢？完成这一过程的历史机缘又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促使牡丹成为“花中新贵”的历史机缘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是武则天首重牡丹；二是唐玄宗、杨贵妃的由衷赏爱；三是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合而言之，初盛唐宫廷文化在牡丹成为“花中新贵”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白则赋予其传奇色彩和更普泛的文化影响力。
一、武则天首重牡丹
牡丹本来只是一种普通的草本植物，“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那么牡丹是何时被移植入长安，并成为人们特别赏爱的花卉的呢？对此，主要有如下两种说法：
1.隋代
《隋炀帝海山记》云：
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土石为山，凿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易州进二十相牡丹：赭红、赭木、鞓红、坯红、浅红、飞来红、袁家红、起（当作“赵”）州红、醉妃红、起台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软条黄、冠子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
另有“诸葛颖算花之数”的故事，事见明代陈诗敦所编《花里活》卷上（据《渊鉴类函》，此则故事亦载宋陶谷《清异录》，然今本不载）：
诸葛颖精于数，晋王广引为参军，甚见亲重。一日共坐，王曰：“吾卧内牡丹盛开，君试为一算。”颖持越策度一二子，曰：“牡丹开七十九朵。”王入，掩户，去左右，数之，正合其数，但有二蕊将开，故倚阑看传记，伺之，不数十行，二蕊大发，乃出谓颖曰：“君莫得无左乎？”颖再挑一二子曰：“我过矣，乃九九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实，尽欢而退。
按照《隋炀帝海山记》的说法，早在隋炀帝时代，牡丹就已大规模移植到京师（长安）。按照《清异录》、《花里活》的说法，则隋炀帝在即位之前，早已将牡丹种在了自己起居室的花圃之中。附带的信息还有：隋代不仅种植牡丹，而且所植品种已相当繁富。
《青琐高议》是宋代有名的笔记小说集，收录了《骊山记》、《温泉记》、《韩湘子》、《谭意歌》等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隋炀帝海山记》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小说虽然涉及历史上一些真实人物，但内容则大多是虚构的，尤其是许多细节，完全是为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而臆想编造的，所以其中的记载很不可靠。比如其对于牡丹品种的记载，便与唐宋时期大多数记载不符。
“诸葛颖算花之数”的故事不见于今本宋人陶谷所著之《清异录》，至明清人编《花里活》、《渊鉴类函》始见，故为后人附会的可能性较大。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三尝载宋代邵雍“卜富弼园牡丹之命”的故事，与这则故事类似。因此这则故事极可能是后人误记，或者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成，可信度不高。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关于隋炀帝大量移植牡丹并大加赏爱牡丹的记载恐属附会，上述两则故事不能成为牡丹在隋代即已大量移植于长安的证据。隋代时牡丹花名未显，尚未从众芳中脱颖而出。
2.武后朝
在唐宋笔记小说和文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武则天与牡丹之关系的记载。
（1）唐柳宗元《龙城录》“高皇帝宴赏牡丹”条云：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使夫婉儿稍知义训，亦足为贤妇人，而称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祸成所以无赦于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2）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
（3）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
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
（4）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云：
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
（5）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云：
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闻，至武后时，樵夫采山乃得之。国色天香，高掩群花，于是舒元舆为之赋，李太白为之诗，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黄丹白，标目尤盛。至于近时，则翻腾百种，愈出愈奇。
（6）宋姚勉《赠彭花翁牡丹障》云：
此花昔唯载本草，流传至唐花始好。移来从武曌，重爱由环儿。名花与倾国，初著沉香词。
（7）宋高承《事物纪原》云：
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
上列七条中，第一条未曾言及武则天，然所述实为武则天当政时之事，这表明武则天时代，牡丹已移植于后宫，成为宫廷观赏的名花，且已培植出“双头牡丹”这样比较奇特的品种。第二、三、五条皆明言牡丹是由武则天移入后宫，从而使牡丹由一种普通的花卉一跃而成备受世人赏爱的名花。其中第二条舒元舆《牡丹赋》序所记，更指明牡丹乃武则天故乡西河郡众香精舍中的奇花，武则天当政后，因后宫没有牡丹，故命人移植入宫。这则记载确凿地表明，武则天不仅是将牡丹花移植入上苑的第一人，而且这其中还隐含她对于故乡风物的某种感念。第四条记武则天诏牡丹凌冬开放之事，第七条记武则天怒贬牡丹于洛阳之事，虽富于传奇色彩，但表明人们潜意识里仍认同武则天是最早特别重视牡丹的帝王。
值得注意的是，开元年间郎官裴士淹在出使幽、冀途中，曾专程前往汾州众香寺取白牡丹种移入其长安私第，这也可以作为武后移植牡丹入长安的一个佐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段氏所记之汾州众香寺，与舒元舆所言之西河众香精舍乃同一地同一寺。《旧唐书·地理志》“汾州”云：“汾州，上，隋西河郡。……天宝元年，改为西河郡；乾元元年，复为汾州。”裴氏从汾州众香寺移植白牡丹入长安私第，与稍早武后命人从西河众香精舍移植牡丹入上苑如此吻合，则我们可以推测裴氏在出使之前，已经知道汾州众香寺有牡丹，武后的举措，可以看做他的前辙。
综上所述，即使舒元舆所言武后为最早移植牡丹入后苑之人略显武断，上述材料也至少证明，武则天是最早格外看重牡丹的帝王，初盛唐之际，她命人从其家乡西河郡（汾州）移植牡丹于上苑，在唐宋牡丹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唐玄宗、杨贵妃的由衷赏爱
开元、天宝时期，唐人赏爱牡丹之风气渐兴，至贞元、元和之际而趋于极盛。领导这股潮流的正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及其宠妃杨贵妃。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爱花赏花的记载很多，以下几条最具代表性。
唐柳宗元《龙城录》载：
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唐李濬《松窗杂录》载：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当作“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宋刘斧《青琐高议·骊山记》云：
……帝（明皇）又好花木，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后乐府中有一捻红曲，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宫中牡丹最上品者为御衣黄，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黄，其色重于御衣。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近侍又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开一朵，鲜艳清香，绛帏笼日，最爱护之。
上述三则材料直接记载了唐玄宗、杨贵妃对于牡丹的赏爱。第一则材料通过对唐玄宗召见并赏赐洛人宋单父以及宋单父能培植出各种颜色花形牡丹花的记载和描述，表明唐玄宗对形色奇特的牡丹花颇为激赏。第二则材料详细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玩赏四丛颜色花形各异的牡丹奇品的过程，特别是富于传奇色彩地描述了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三首咏牡丹兼咏杨贵妃的“新词”。第三则材料出于宋刘斧《青琐高议》，该书所载小说多有附会之处，虽不可尽信，然就赏牡丹一节来看，倒是与唐玄宗、杨贵妃的生平经历和审美趣尚颇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则材料都突出记载了开元、天宝年间牡丹花的花形、颜色、品种不断丰富的具体细节，如洛人宋单父培植奇花异品能使“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玄宗、杨妃于沉香亭所赏之“红、紫、浅红、通白”牡丹；《青琐高议·骊山记》所载之杨家红（一捻红）、御衣黄、甘草黄、建安黄诸品。这些材料表明，唐代牡丹栽培技术与牡丹品种的极大丰富，与唐玄宗、杨贵妃求“新”求“奇”的审美趣尚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唐玄宗时代牡丹花的种植规模已相当庞大，如《龙城录》所载“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一个牡丹园种植上万丛牡丹花，何其巨丽！而这正反映了玄宗赏牡丹时的另一种趣尚：巨丽之美。这一审美趣尚在此后的牡丹玩赏活动和牡丹文学作品中经常能得到验证，白居易诗、舒元舆赋，乃至宋代的“万花会”等，莫不体现这种审美趣尚。
又，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
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楯，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
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
玄宗、杨妃不仅自己爱花赏花，还将禁中牡丹赐予宠臣杨国忠。杨国忠在自己家中踵事增华，使自家牡丹比禁中牡丹还要富丽娇艳，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尚也一脉相承。盛唐时期的牡丹审美玩赏活动，上行下效之迹显然。
三、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的民俗学、文化学意义
李白是盛唐最著名的诗人，他的一生富于浪漫传奇色彩，曾被贺知章呼为“谪仙人”，为唐玄宗所赏识而召入朝中供奉翰林是其一生最显赫的经历。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诗仙李白与名花牡丹建立起了令后世永远钦慕的情缘。从某种意义上看，李白与牡丹花的这段奇缘，其民俗学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意义；古人乃至今人之特别喜爱牡丹花，李白功不可没。
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三首之事，已见前引李濬《松窗杂录》，三首词当然写得不错。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赞美牡丹之美艳，称其为世间所无；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亦赞牡丹之美艳，以人间美女相比；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将牡丹与杨妃相比并，既赞牡丹之美艳，更赞杨妃之妖娆。由于这几首词作于陪玄宗、杨妃赏牡丹之时，杨妃其时最得玄宗宠爱，故三首词想象之奇、刻画之妙、比拟之切，固非常人所能及，而其中即境奉谀杨妃之意，显而易见。作为一种随性应景之作，李白在诗中表露出谀扬杨妃的意思，既很自然，又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使玄宗亲自“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后人或者以为词中暗含讽刺之意，如高力士借此以进谗言，以及后人以此称赞太白之“蔑视”权贵，实在有脱离语境、断章取义之嫌。
虽然词中略含谀扬、谄媚之意，足以使这三首词的文学品性大打折扣，但这件事情本身的文化学、民俗学意义却不能仅从其文学品性的角度来作出评定。
其一，它所涉及的人物和所描写的事件皆具有传奇色彩，而传奇性恰恰是民俗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
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涉及的人物有李白、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李龟年，涉及的事件则有玄宗杨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李白醉赋《清平调》、玄宗媚态、杨妃喜怒、高力士谗言、李白失宠等。
李白本人极富传奇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描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醉赋《清平调》之事，可以说是此诗的最佳注脚。他天才豪逸，举止傲岸，以“谪仙人”自居，对于王公巨族乃至当朝皇帝不屑一顾，对于唐玄宗极其宠信的高力士也极尽侮辱调戏之能事。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很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这些性格特点。
玄宗可谓唐代极富传奇色彩的皇帝，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就发生在其在位时期。他早年励精图治，开创了著名的开元盛世，晚年却沉溺于女色珍玩，不理朝政，任用奸邪，不思进取，最终招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成亦玄宗，败亦玄宗。玄宗之成败，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可以说是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代史家将此罪过系于杨妃，虽然有失偏颇，但不能说完全不对。玄宗之成败，杨妃是难辞其咎的。李白醉赋《清平调》之事，将玄宗沉溺于美色，不惜以至尊之躯取媚于杨妃的形象表现出来。高力士为玄宗、杨妃最宠信的奴才，其与杨妃沆瀣一气，干预朝政，对于天宝末年社会总危机的爆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李白本无治国之才，其谗毁李白虽不足以影响唐朝历史，但从这一事件却可窥见其更多劣迹。
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的传奇色彩对于故事的流传具有重大意义，而故事的流传同时也附带地提高了牡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后世牡丹玩赏风习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它的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机缘。
李白醉赋《清平调》三首，据前人考证，发生在天宝二年。我们知道，牡丹在高宗武后朝始移植于后苑，牡丹玩赏之风习最初当局限于皇室成员及部分朝廷重臣，短时间内尚不足以影响到广大市民阶层。唐玄宗、杨贵妃紧随高宗武后之后更加欣赏牡丹，这种持续的热情必然会使牡丹玩赏之风习由宫廷渐入“士庶之家”，渐入市井和民间。如前所述，玄宗曾将牡丹花作为珍品赏赐给杨国忠，国忠踵事增华，至与宫中比美。此为牡丹玩赏风习下达之一途。朝官往往向慕宫中之生活风尚，于是每于自家庭院种植牡丹以为玩赏对象，比如开元末裴士淹从汾州众香寺取得白牡丹种植于私第，遂成“都下奇赏”。此为牡丹玩赏风习传播和兴盛之又一途。牡丹玩赏之风习，在玄宗朝由宫廷波及市井“士庶之家”，表明这种风习正在广泛传播。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这样一件极富传奇色彩的事情。这对于正在传播中的牡丹玩赏风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以上两点可知，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具有重要的民俗学意义。
其三，从后人的诠解和引用情况来看，李白醉赋《清平调》之事也早已超越了文学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兹举宋代诗词中若干引用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这一典故的作品或词句稍加证明：
何须群玉南头见，都似沉香北畔移。
沉香亭北谩相猜。
曾倚沉香作好妆，竹篱茅屋肯深藏。
莫傍沉香亭北看，只宜卮酒对山翁。
沉香亭北压栏干，眩耀荧煌障幄宽。
沉香亭北真一梦，今见宗支亦典刑。
沉香亭北无消息，魏国姚家亦寂寥。
君不见沉香亭北专东风，谪仙作颂天无功。
沉香亭畔无消息，付与扬州十月春。
沉香亭北露华春，曾识霓裳第一人。
沉香亭北梦魂赊，惊见祥云七宝车。
甘露殿中空诵赋，沉香亭畔更无诗。
醉面如醉如有旧，沉香亭北记曾吟。
独乐园中老居士，沉香亭北谪仙人。
高烧烛照御黄衣，疑是沉香夜宴归。
可惜承恩亭北赋，苦无妙语告君王。
沉香亭北空回首，目断关河万里天。
赋诗谁复待沉香，鸿洞乾坤走险忙。
名花与倾国，初著沉香词。
沉香亭北栏干曲，独抱琵琶看牡丹。
沉香宴罢索人扶，重向银瓶睹雪肤。
以上为《全宋诗》中咏及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者。
沉香亭子钩栏畔，偏得三郎带笑看。
对沉香亭北新妆。记清平调，词成进了，一梦仙乡。
玉镜台前呈国艳，沉香亭北映朝曦。如花惟有上皇妃。
试问沉香旧事，应劝我、莫负韶光。
最忆当年，沉香亭北，无限春风恨。
牡丹比得谁颜色。似宫中太真第一。渔阳鼙鼓边风急。人在沉香亭北。
红牙签上群仙格。翠罗盖底倾城色。和雨泪阑干。沉香亭北看。
沉香亭北又青苔。唯有当时蝴蝶，自飞来。
记当年、沉香亭北，醉中曾见。
碧玉阑干，青油幢幕，沉香庭院。
开元盛日，爱名花绝品，浅红深紫。云想衣裳映，曲槛软风微度，群玉山头，瑶台月下，一朵香露凝。嫣然倾国，巫山肠断云雨。借问标格风流，汉宫谁似，飞燕红妆舞。解释春风无限恨，博得君王笑语。七宝杯深，蒲萄酒满，胜赏今何许。沉香亭北，倚阑终日凝伫。
向沉香亭北按新词，乘醉归。
沉香槛北，比人间、风异烟殊。
漫寻思，承诏沉香亭上，倚阑干处。
犹想沉香亭北。人醉里，芳笔曾题新曲。
沉香醉墨，曾赋与、昭阳仙侣。
谁写一枝淡雅，傍沉香亭北。
太白醉游何处，定应忘了沉香。
以上为《全宋词》中咏及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者。
从上引资料来看，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成为后世牡丹文学中习用的事典和语典，无论诗人词人们借这一典故表达的情感志趣如何（如有的借以表达对于牡丹的欣羡赞美，有的则借以表达对于君王荒淫误国的批判），这段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之事，早已成为我国牡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牡丹在初唐尚为一种普通花卉，并没获得世人的格外青睐。高宗武后朝，武则天命人将牡丹从其家乡西河（汾州）之众香精舍移植于上苑，从此，牡丹一跃而成“花中新贵”，牡丹之观赏成为宫廷中一项保留节目；唐玄宗、杨贵妃继承高宗武后朝形成的这一风尚，且有踵事增华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二年（743）春，唐玄宗、杨贵妃于沉香亭夜赏牡丹，李白奉诏醉赋《清平调》三首，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出色的音乐家、极富传奇色彩的皇帝和他的宠妃以及他们的宠奴高力士，汇聚到一起，上演了宫廷文化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所有这些，对于牡丹花知名度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牡丹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由一群特殊的历史人物推上前台，产生深远影响，形成特定民俗，进入我们民族文化体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