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成立了，革命的分子在同一主义下切实地结合起来，革命的声势，顿时震动了全国。孙先生为要普遍地传布革命思想，就一面派冯自由回到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广州等处同盟会分会，并整理《中国日报》的编辑，以扩张革命的势力，一面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正式实行改为同盟会刊物。但临到实现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因登载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被日本当局禁止发行，于是临时改名《民报》，这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刊物。最初主持编辑的，是由孙先生派定的胡汉民、朱执信等。在第一期上面，孙先生自己做了一篇发刊词，开始把三民主义的理论，充分地发挥，他说：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日民族，日民权，日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其缮我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视不远，游五都之部，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比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中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观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环顾欧美，彼且螳乎后也。”
这是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第一次的文字说明，因此，自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伟大的三民主义，如日中天，大家得到了一个规范，对于三民主义的本体，知道了它的内容。那时，正当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以蕞尔三岛，竟战胜了俄国，国内有许多人以为这次战争是立宪政治和专制政治的战争，大家都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仿佛一纸宪法，便可以抵百万雄兵。于是满清政府也想东施效颦，派了五个大臣往立宪各国去考察，保皇党也在那里大大地鼓吹，像横滨的《新民丛报》，就是他们的喉舌。因此这时候，国内外思想界显然划分两个壁垒，就是一面是革命党的民主革命论，一面是保皇党和满清政府官吏的君主立宪论；前者是以孙先生为代表。后者是以康梁为代表。这是显然的，满清政府的立宪，是要缓和革命的空气，但康梁竟和他们一鼻孔出气，替他们张目，在革命的宣传上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吴越在北京车站爆炸满清政府派往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革命党对君主立宪的第一声。
所以《民报》出版了，首先就是驳斥《新民丛报》的君主立宪论，使革命的理论愈辩而愈明显，因此引起了极严重的笔战。保皇党所持的理论，还是说革命可以召瓜分，中国人民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等这些问题。梁启超还引了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满洲是中国领土，满洲人人主中国，不是以异族人寇，是一种内乱的结果，因此连民族革命的口号，都否认了。那时在《民报》上参加笔战的，要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文章，最有力量了。关于革命可以召瓜分的问题，孙先生在檀香山《隆记日报》上的文章和在美国发表的一篇《中国问题真解决》都已说到了；汪胡就以此为根据驳斥梁启超。关于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问题，孙先生在《驳保皇党报》一文，和这次在东京欢迎会中的演说，虽是也有说明，但那时孙先生更有精详的意见，就是：
“察君权与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时用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平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兵事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其议会非遽若今共和国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是其重职。他日既定乙县，则甲县与之相联而共守约法，复定丙县，则甲乙县又与丙县相连而共守约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咸相联合议员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如是则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强，虽至愚者，不内自戕也。洎乎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盘石之安，无飘摇之虞矣。”
这就是说由民族革命到民权革命的过程，是以约法做过渡的，所以民主政体的建立，不在人民政治的实际能力，只要把民权随着军事的力量一面逐渐推广，一面切实训练，等到全国军事底定了，约法也普遍了，就可以由约法而变为宪法，就是民权政治的实现。这是孙先生实际的革命方略，比较以前所讲过的更切实而有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这固然是很好的规则，但首难革命的人，是否有这样优美高尚的人格，汲汲于民事呢？这是一个疑问。假如有这样人格的人了，但只有约法，也是靠不住的；并且附从革命的，是否个个都有这样优美高尚的人格，其他的革命军，能否服从这个宗旨，人民能否相安无事？这都是表现了保皇党的短视和怕事的态度。《民报》也有一篇很长的驳斥文章，最扼要的一句话，就是：“欲决革命之成功与否，当决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之昌明与否。”这是确实的，孙先生对于革命的前提，是在适应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所以约法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理，而转以强制大多数人民的行动，绝不是空洞的理想。此外，梁启超又造了一个谣言，说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实行的时候，必须杀四万万人的半数，对于平均地权的理论，也尽量地攻击，《民报》和《新民丛报》几乎每期都有相互辩论的文章，这是革命史上关于革命理论的大规模论战的时期。
孙先生诸事略略办妥了，又准备离开日本先到南洋，再到欧洲。这一次跟孙先生同行的，有谢良牧、胡毅生等。经过上海吴淞时，安南总督韬美知道了孙先生的行踪，就派了布加卑到船上来访问；这是前年在巴黎交涉的结果；布加卑是直接奉了法政府陆军部命令的，但他和孙先生第一次见面，韬美在法国时，曾和孙先生约定，把他的名片，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孙先生那边，一半就留给将来被介绍的人，以便见面时，拿出来对照，这次布加卑就拿了韬美名片的另一边而来的，因此一见就很融洽。但匆促间没有谈什么，孙先生约下次从欧洲回到香港时再见，于是握手而别。
从上海到香港，在船上又召集了陈少白、冯自由等许多同志，指示同盟会会务。这时候香港《中国日报》和《有所谓报》因为抵制美约的事情，竟见不合，互相攻击；《有所谓报》本来也是主张革命的。孙先生以为都是革命的同志，不应当自己闹意见，就劝他们和解，这是孙先生对于团体革命同志的一贯的态度。船停了一天，就离开香港，孙先生乘道到西贡、安南，对于同盟会的推广，也有很多努力，但住不上几天，就到新加坡。
孙先生这次到新加坡，已是第三次了，前次是从欧洲回来时路过，因为当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了宫崎的事情，禁止五年不许登岸的影响，没有登岸。但新加坡侨商张永福、林义顺等知道孙先生在船上，都来谒见，于是就告诉他们欧洲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这次到日本去准备组织革命团体的总机关，将来在南洋也成立分机关，托他们准备一切。所以这一次孙先生来新加坡，张永福等早已准备妥当，等船一到了，大家到轮船埠头上去欢迎，并且请孙先生就住在张永福的晚晴园别墅。
大约是孙先生到新加坡后的第四天晚上，几个侨商都已被孙先生说得明了了，孙先生就要他们宣誓加盟。这时在晚晴园的有李竹凝、陈楚楠、张永福等，孙先生写好了盟书，就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他们的面前宣誓，大家心中忐忑，觉得革命党的仪式，确有些不同。待孙先生把誓词宣读完了，就由李竹凝起，依照孙先生的仪式轮流做去。大家宣誓完毕了，孙先生就把誓词上的三民主义意旨，解释了一番，并严重地说：
“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假如牺牲到两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
这话是何等悲壮，大家听了精神奋发到了极度，热泪充满了两眼。随着便选举陈楚楠为正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孙先生的誓书就交陈楚楠保存。又一一传授他们握手符号及秘密口号。当大家正在这聚精会神的时候，屋外的风声忽然大起来了，屋内也听得很大的继续不断的声音，晚晴园的茶房杂役都呼喊起来。孙先生等也很惊讶，就大家走出会客厅来观察一下，原来是一百多只乌鸦，在满屋内不出声地乱飞乱窜，把屋子内挂灯书屏冲动搅乱，好似海翻地震的一样。差不多经过了半点钟光景，那乌鸦碰得气力疲了，才渐渐地分飞散去。张永福等看了之后，都莫名其妙，坐下静默了一回，孙先生却先冲破了这沉寂的空气，开口说：
“那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外面要起飓风，这些乌鸦被大风驱逐飞进了这屋子，是在闪避大风的危险，算不得是什么怪异的征兆。”
这本来是很寻常的事情，但孙先生知道他们被从前读史书的迷信观念紧紧地笼罩着。以为这是奇迹。为要打破他们的神怪思想，再不要迷信祥瑞，大家努力工作，不顾成败利钝，要认清一条正路向前去，所以首先拿这句话来解释。但那位李竹凝听了还是絮絮地说：
“鱼跃孟津，武王伐纣。这胜利的故事，欢祝大家，今晚结社，定卜前途成功。”
大家听了相顾而笑。第二天，林义顺、李晓生、谢心准等也来加盟，于是新加坡分会，就逐渐充实起来，晚晴园也从此充满了革命的空气。孙先生和他们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他们好像得到了一位良师，从种种方面都比加盟前不同，大家都非常满意。大约住了十多天，孙先生要到欧洲去了，临行时留下了一个神秘名字，叫做“高野”，预备通讯和电报上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