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一所大学的BBS上和网友有这样一小段辩论：
某网友问：“你觉得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法律约束到更严格的法律约束，还是会从法律约束发展到道德约束呢？”
我的回帖是：“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已经用五十年来回答了，前苏联也用七十年来回答了，而杜勒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回答你了。明白了吗？即从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这个逻辑来看，人类社会迟早要进入到最高级的文明阶段，即人人都拥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彼此只依靠道德建立组织，维系社会运转。这从大的宏观历史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依靠部族暴力、民族暴力、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从人治社会到今天的法制社会的过程，法律也从最初的汉谟拉比法典发展到今天的法律体系。可见，也许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终目标，但如果在今天就执行，则就是一场灾难。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至少你所说的依靠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
人类社会的进化逻辑应该是既遵循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又有明显的人类理智的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判断是由潜意识和理智思维共同构成的。人类历史的演化逻辑就是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的任何群落的进化发展或是文明的演进都不是单独地进行的，而是互相影响，交错前进。
早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现代人的祖先——原始人各个部落之间就以一种互相融合而不是完全地消灭其他部落的方式进行发展。当然，各人种之间的竞争则是导致某些人种的消亡，这则是物种选择的自然规律，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竞争法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是一种淘汰制度，与各个部落、国家间的互相学习并不矛盾。
现代基因学证明人类都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那就是来自非洲东非大裂谷的现代人祖先。
“人类进化是特征的进化，不是人种的进化。很多不同之处使各人类种群之间有所区别，但是更多共同的东西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原始社会占了绝大部分，相对原始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瞬间罢了。这种交汇融合既保持了人类总体特征的稳定性又促进了人类各种族民族的多样性。
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从啼哭不止的婴儿到咿呀学语，再到懂得人生是非，最后老成持重，如果你顺着线索来，从头到尾地观察人类社会，你会逐渐发现这条规律——人类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文明也在进步，治理社会的方式也逐渐从野蛮发展到理性地管理社会。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直都在思考，冷战的表面争执也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在争论谁是人类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伴随着人类财富的积累，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整个世界的治理方式越来越先进，尽管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水平，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因而整体水平也一直在提高中。
远古的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在这数百万年中，人类文明的进展十分缓慢，而后进入奴隶社会，这就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在战国时代基本上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一直到1912年，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2000年左右。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存在一个加速度，这是与技术的加速发展一致的，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又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导致劳动力剩余，进而又引发社会存在模式的变迁。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曾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多。而在战后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其漫长的进化历史角度看，真可谓日新月异，数十年的和平已使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时，社会变革好像也在慢慢地渗透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似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在历史中，每当这种时候，其实都是在这方面进行着大量的积累，也就是在等改变的那一天。
从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史看，人类社会的文明每当积累到一定时刻就会发生社会深刻的变革。原始社会由于人口、技术、知识的积累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显得十分缓慢——在那个时代，如果想评价一下谁是大富翁，那么很简单，就是那些制造工具和鞣制皮革能力超群的人。在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的食物、皮毛等东西用于交换，在这个社会中，部族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如果说一个部族是一个小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在生存问题的压迫下取得的共识就是法律，与邻近部落争夺生存资源就是最好的教学模式。
有生活就有压力，而当部族内出现强烈激动情绪时，对反抗者进行野蛮的处置就是管理。就一个社会的管理而言，总是要依赖强力做后盾。如果拿使用这种强力的频率多少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化程度的话，那基本可以将人类社会分成这样几种，即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和理治社会。
原始社会真正的管理模式在今天自然是无法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了。但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社会，就像高山地区存在着垂直分布的气候一样，如在18世纪欧洲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东亚则是封建社会，而非洲大陆在欧洲殖民者没有到来之前，许多地区就几乎仍然处于原始的部族社会。如果要考察原始社会的状态，这里有最好、最完整的文明化石。从他们存在的方式看，部族的酋长是这个社会的首领，他的话就是社会的管理的权威，他在处理内部争执时就是法官，而法律则一半是传统的部族习惯，一半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在处理“违法分子”的时候，他可以依据传统习俗采取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在许多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现代人的眼里往往是极残酷的、不人道的。
当社会进化到了新石器时代后，一些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这样可以采取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有利于节省资源，同时又可以开展原始的农业种植，这样就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因而也就有利于把部分时间和劳力用于其他方面。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的开端，因为这时的人类有了真正的产品节余可用于交易，社会因而有了组织和贸易的雏形，这时就会有人用多余的粮食去换取一件装饰品，他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了。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们开始进入到了奴隶社会。人们已经不再把战俘、负债的人或其它形式的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杀掉，而是开始利用他们天然的价值——劳动力，而管理这些人就需要十分强有力的手段，即一支军队。简单地说，这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是统治者的力量，一种被奴役者的力量，只有当统治者的力量大于被奴役者时才能保证他们能够被使用。这种奴役是一种社会制度，奴隶们要尊重那时的社会道德——毫无反对地服从主人的支配，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而惩罚就随主人的意愿了。对奴隶而言，他们的处境可能还不如原始社会，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公元前1000多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一个历史见证。
奴隶社会就是一个力治社会，斯巴达克与克拉苏的较量清楚地描绘了这一力量的较量。起义者中最后被俘的1000人都被钉在从战场通往罗马的大道两边的大树上。克拉苏无疑是在展示罗马人的力量，在清晰地告诉那些奴隶们——无论如何都要忍受、安分守己，否则只有死。而罗马人的另一爱好则又从文化、思想上表达了奴隶主的这种心态，这就是至今仍存在的建筑物——罗马大竞技场。其中的角斗表演，在今天看来，充满了野蛮、血腥，好莱坞的《角斗士》一片就给人们以直观的感觉。奴隶贸易在那时也是个充满生机的商业，这种野蛮贸易甚至一直延续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正是这一贸易为今天最强大的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这个最强大的帝国却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闻名天下，是讽刺吗？不是，只是因为历史是冷酷的。地中海周围，有着各种贸易，如奴隶贸易、粮食贸易、物品贸易等，那时小亚细亚已经出现了货币，并且已经在地中海区域开始流通，那时贵族们的财富象征就是土地、牲畜和奴隶的多少。而对国家而言，这种力治思想外延至国家力量的运用上就是战争，这是因为战争可积累大量的财富，一个是大量的战俘，可用卖作奴隶，二是大量的战利品。其实，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最后手段。只不过在奴隶社会，这种为奴隶和战利品战争目的十分清晰而已，而在以后的时代，通过在战争中获取的赔付、战俘、战利品等已经逐渐成为战争的附带了，主要目的已经变成国家为今后的整体利益而战了。
在公元800年左右，罗马帝国逐渐衰落。而在它衰落前，各种大地主、领主和一些贵族已经成为国家的实权人物，单纯的奴隶制度已经不适应这种社会了，封建社会来临了。
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战争获得直接的战利品，奴隶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重。更主要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已经转到生产效率上，并且经济不断向各个方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分工也越来越多越细。就如同一棵树，已经长到了枝繁叶茂的时候了，就需要更多根系和更多的叶子来吸取营养。从事贸易的人已经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且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并且金融行业逐渐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商业往来、进而影响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的社会管理也就日趋合理，它要求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社会道德也向着人性解放迈进了一步，法律也更加复杂，把神权、君权和民权三者间的关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成了哲学家们的主题。而帝王们则处在这三者的关键位置上，他的意志对国家影响甚大，他的个性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的，是明辨是非还是不问清浊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甚至是存亡。并且，这种方式还体现地方管理上，中国古代就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他的个人行为，判断能力和为官清廉与否，都会影响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因一代明君而产生的盛世不少，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而因昏君主政、贪官当道而影响国家安危的也不少，如慈禧太后时期等，“君子一言，天下兴亡”的现象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尽管各封建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官僚体制建立，但这种官僚体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它的核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法律。个人的意志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这尽管比奴隶社会进步得多，但毕竟没有制衡机制，天子犯法的事举不胜举，与民同罪的时候却不多，所以整个人类的封建历史都有明显的个人痕迹，不合理的地方很多，给社会造成危害也就很多了。
从英国圈地运动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实际上开始迈向法治社会，因为大量的经济活动必须要由严格的法律来保障，个人的统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因为人性中“劣”的一面时常带来灾害，因而以一部更合乎社会要求的法律为核心就成了社会的主题。在权力需要执行的时候，就以法律做规范，以权力制衡为机制，让社会以此为核心来运转起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言论给了法治社会以理论基础，他们共同使王权让位于法律。
法律治理下的社会安定性大为增加，各人的能量得到大力释放，因而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史上，这时期的科学进展成为今天社会的基础，社会对于那些给社会带来技术成果的人也多给予巨大的回报，如通用公司的创始人爱迪生，他的个人专利收入就在美国国家总财政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成了社会的主题，经济学从现实生活到大学理论开始深入细致地发展起来。因经济发展是这样庞大、复杂，以至经济的研究也像科学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而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又反过来指导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人们早已摆脱那种自然经济的状态，已经开始掌握人类自我的经济命运了。法治下的社会就是普遍尊重每一个人，不必因需要维持帝王们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划分出等级，大家不必因生来是什么样的就一生都是什么样，而是要看你一生的努力了——如果你尽力了，你会得到社会的报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面前人人有机会，就是这个社会的特征。尽管在事实上人还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但至少那是因为财富的问题，而不是等级问题了。而积累财富则是社会认可的，只要你有能力，你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享受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机会。
这个社会制度下，也不断创造着奇迹，一个是财富积聚的速度和程度，一个是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在《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上，前三位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之和相当于43个最贫穷的国家的财富总和，富可敌国这句话在这里不是虚言。同时，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向少数国家集中，贫富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近十几亿的人处在饥饿的困扰之中，而报纸、电视等媒体合起来的声音也不会响过任何一家大公司的声音，因为一家大公司的异动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十几亿人口，不过是处在底层的泥土中，他们不会影响整个大厦的，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
似乎和前几个社会制度一样，一方面变革了原来的社会，释放社会能量，另一方面又种下新的矛盾种子。法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处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遵循它的原则，并把它奉若真理，似乎这就是人类社会最终的社会模式了，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冷战结束，美国等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种声音的正确。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人类所历经的各个社会，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也并不完美，甚至十分普通，因为它和以往的社会一样，都存在着分裂社会的矛盾，而分裂现象的存在，就早晚有一天要得到一个解决——每一次社会变迁都要经历一翻争论，甚至战争。人类希望的是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但也许是，也许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探索一种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模式，只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靠说教前进的社会，但并不等于说这种理想毫无可取之处，正相反，它的理想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目标，而社会有一个目标指导前进方向总比毫无目的地乱走要好。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义主义完全彻底的失败，只是上了一课而已，人类社会已到了用理性思考来观察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阶段。实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完全根本的矛盾，因为其一，它们都是法治社会，实则是在同一类社会下形成，只不过权力制衡机制和社会意识上有所区别而已；其二，人性的共同面，人类的希望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最大程度地被社会承认和最大程度地融于这个社会，不希望社会存在敌对的因素；其三，人类竞争与合作这个基本生存、发展机制没有变，还是社会的主题，它的作用远大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类社会还会前进，还会前进到一个更高的社会中。
如前所述，人类都希望有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自然，这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我们这一生能看到的，但它终究是一个真实的目的，这就是理治社会。所谓理治社会，就是以理性来作为社会存在的标准原则——法制社会中法律是制度中心，同时附以道德。理治社会则是将法律与道德统一，以人性中的理性来解决社会中的矛盾。法律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而公平合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其他理想的最基本原则。真正做到公平合理不易，在法治社会中合法不合情理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理治的社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经过一次革命后就完全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有可能先是尽量做到公平或使公平最大化，进而再使社会和谐，尽力做到人尽所能，而人取所需则会是一个长远的目的，因为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满足的一刻，所以人类需要更多的理性认识和积累，逐渐克服人性中负面的欲望。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演化过程中，一直有两点既是人类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纽带，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信仰。
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黑色的语言来理解一下。
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自然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也有贵贱，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做到赋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所以，任何社会都在现实上存有阶级或等级，即使是今天的北欧、美国等所谓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国家，过去、现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达到绝对的平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灾难，矿工、农民与航空客户死亡后的赔偿价格不同天经地义，如果你认为你死后命贱，那么你生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抗争、申辩，如果你没有申辩，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个制度，你的生死、贵贱也应该按照生前你与这个社会达成的契约执行，这就是社会契约。
如果非要说什么平等，这就是社会公平，契约双方力量达到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平等。
下面这张表格很好地说明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与人性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如表1）
社会契约起着维系社会基本制约的作用，而信仰则维系着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一个信仰。信仰也许不是我们生活的坐标，它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尽管结果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同样，构造一个帝国也同样需要一个信仰，无论这个国家是所谓的专制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信仰都是构筑社会秩序、国家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基础。
而当传统的信仰失去威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至于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古老的民族传统还是重新编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仰要起到稳定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领袖是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角色之一，也可以说是导演。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导演。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企图挑战现代民主文明的人。如果说是文明的冲突，那它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希特勒明白，只有重新缔造一个信仰才能将另一个信仰一笔勾销。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三角，欧洲的德国、东亚的蒙古和南亚的印度。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距离远大于他们的联系，但历史的联系往往超越人们的想像——正如西汉对匈奴的打击与罗马帝国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其实所谓的全球化古已有之，并非今天的专利。古印度文明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不久就消亡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是源于雅利安人。印度的种性制度就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血统而构筑的，而这个戏剧的结果就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土著印度人创造了佛教这种普世、从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宗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德国如果需要寻求新的文明思想自然会希望得到印度的智慧支持。1938年，希姆莱命令5名纳粹科学家和纳粹党卫军军官秘密前往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因为雅利安人的祖先曾经来到这里。希特勒需要为纳粹德国寻找到一个能让人信服的、古老的、也将是永恒的新的信仰，以取代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粉碎的基督教信仰，将希特勒的意志转化为一种信仰，一种能相当于基督教地位的信仰。这种新信仰将是一个禁欲的、元首与灵魂统一的、源自古老印度智慧的和具有严格种族意识的全新信仰——显然，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用坦克征服欧洲，用新信仰征服所有人的意志。当这五个人1938年圣诞节到达西藏时，他们用火炬制造了那个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标志——“”，这实际是古老的佛教标志“”的反向，这种标志在佛教里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象征着佛祖的普度之光，它能为信仰者带来幸运、新的生命和勇气。显然，希特勒是一个扭曲的哲学家，既是一个信仰剽窃者也是一个信仰创造者，可惜，佛祖未能将幸运赋予他。
而蒙古人与印度的联系则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至于与德国的联系则是由于蒙古西征对欧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尽管短暂，但这种影响却颇为深远——如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毁灭、诸多王国的烟消云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等，这种征服世界的成功对第三帝国统一欧洲的政治企图来说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设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有蒙古血统，至于真伪则无从考证。
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达赖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
